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与比较

吕 华，罗文剑，b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与比较

吕 华a，罗文剑a，b

（南昌大学a.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b.廉政研究中心，江西南昌 330031）

研究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考察人们的通胀承受力，审视居民通货膨胀的真实负荷状态。文章通过构建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比较分析发现，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但已接近容忍临界点，通货膨胀对农村居民的冲击比城镇居民更为明显，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最强的是河南，最稳定的是湖北。另外，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也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防御通胀风险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经营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最稳定。提升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应该要保障农民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发展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述评

根据人民网的调查显示，2016年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中，居民收入位列第二，仅次于社会保障。与此相应的是，2016年新春伊始，以上海、深圳等地为首的房价涨幅和以肉类为首的食品价格增速，在人们内心深深地烙印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近几十年来，居民增收与物价上涨一直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且多数民众认为物价上涨超过了收入增长，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般而言，当一个经济体的多数商品物价出现持续上涨，就可以认为该经济体正遭遇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国际社会通常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观测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并以CPI涨幅3%和5%作为区分通货膨胀类型的分界点，若CPI涨幅小于3%，意味着经济运行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即出现爬行的通货膨胀；若CPI涨幅介于3%和5%之间，说明经济运行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若CPI的涨幅大于5%，表明经济运行的通货膨胀水平太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CPI的年均涨幅为3.5%左右，总体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状态，但从具体年度数据来看，1980-2014年的35年间，有13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近一次为2011年。而且，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经下降到1.5%，而2016年4月的CPI涨幅为2.3%，在“负利率”的大环境下，居民收入的购买力持续下降，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囊中羞涩”的现实反应似乎比CPI数据更为强烈。

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交替变动的逆向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则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经验关系，认为失业率的上升会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揭示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是经济增长过程伴随通货膨胀的最好诠释。换言之，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伴相生。国外学者关于通货膨胀的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差异较大，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其结果都会增加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Ball，1992）［1］，并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投资等行为（Baker＆Wurgler，2006）［2］。而且，他们认为，通货膨胀会对国民收入再分配产生影响，并可能加大贫富差距和导致失业。Easterly和Fischer（2001）［3］通过研究证实，通货膨胀对穷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对富人的影响更大；Marhubi（1997）［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比正常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更显著；Hayford（2000）［5］则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通货膨胀是失业率的Granger原因，并且未来失业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尽管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政府、个人等经济主体会采用更多的资源来应对通货膨胀，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确定性（Pourgerami＆Maskus，1987）［6］，但一项针对欧洲居民的调查表明，欧元区70%的居民害怕通货膨胀，尤其是日常用品价格的上涨会使居民形成较强的通货膨胀感受（Stix，2005）［7］。国内有学者利用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效应，通货膨胀率上升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仵沛志，2016）［8］，因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带来更高的就业率和更好的就业市场，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渠道影响资本的积累水平和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张华祥等，2014）［9］。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通货膨胀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通货膨胀率超过门限值时，通货膨胀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黄智淋等，2014）［10］，容易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全颖等，2015）［11］，而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必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会降低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造成较大冲击（赖志花、王必锋，2015）［12］，对新农村建设构成直接威胁（张巍、刘崇丽，2008）［13］。基于此，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应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

长期的经验事实也表明，政府一直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两难抉择，并经常扮演通胀“制造者”和通胀“抗争者”的矛盾角色。然而，政府反通胀的目的并不是不喜欢通货膨胀（政府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而是不愿意让通货膨胀发展到超出社会或居民的承受能力（李腊生等，2012）［14］。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存在差异，导致他们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反应呈现较大的区隔，从而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研究通货膨胀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去分析人们的通胀承受力，解析居民通货膨胀的真实负荷状态就显得更有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关注居民通胀承受力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聚焦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文献更是鲜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影响不一，本文将基于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展开比较研究，并提出提升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内涵与测度指标

（一）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内涵

通胀承受力反映的是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容忍或承受程度，既包括物价持续上涨对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包括居民对物价上涨预期的心理反应，它是客观经济条件与心理因素综合的一种主观性评价［14］。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指的就是农村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和经济承受力两个方面，心理承受力主要反映通货膨胀对农村居民带来焦虑、恐慌等心理影响的程度，经济承受力则主要反映通货膨胀对农村居民经济能力（如货币收入购买力等）的影响程度。从理论上说，考察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应该注重经济和心理两个层面，但一方面，农村居民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力是心理承受力的基础，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承受力越强，心理承受力也就越强；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对农村居民生活的影响归根到底会通过其经济行为（如抢购等）得到反映。概而言之，考察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关键就是要审视其经济承受力。

（二）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测度指标

由于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关键在于测量他们的经济承受力，而CPI指数又是观测通货膨胀水平及其对居民影响的重要经济指标，因此以CPI为基础构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指数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选择。考虑到对绝大多数居民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经济市场中的物价、货币收入与支出的变动［15］，可以以CPI为基础对应设立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支出通胀承受力系数和收入—支出综合通胀承受力系数等指标来测量居民的通胀承受力。其中，居民支出通胀承受力系数考察的是物价上涨对居民维持上一年度生活水平的压力，但居民的支出变化可能并非是因受物价上涨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因走亲访友、婚姻、疾病等支出范围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用它来解释居民通胀承受力可能有失偏颇；收入—支出综合通胀承受力系数看似比较全面地将收入与支出纳入考量范围，但其实质是收入变动和支出变化的比例更主要的是反映居民的富裕程度以及居民收支变动和支出偏好，对居民通胀承受能力同样解释力也不强；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则不同，由于收入是居民经济能力的最重要体现，而且居民主要根据收入的情况来考虑和预计支出的规模，量入为出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主导价值，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不仅能够简单明了地反映收入与物价的关系，还能够有效地揭示居民的收入“对抗”物价上涨冲击的能力。进而言之，只要居民的收入涨幅高于物价增速，就可以认定居民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也就是说，可以选择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以下简称通胀承受力系数）作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测度指标，公式为：

其中，n为时间（年）；Sn为第n年的通胀承受力系数；Rn为第n年的居民收入；Rn-1是上一年度的居民收入；Pn为第n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然，在收入与支出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如果Sn＞1，即居民实际收入增幅高于物价涨幅，意味着该年居民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如果Sn＜1，即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物价上涨幅度，说明该年物价上涨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或范围；如果Sn＝1，即居民实际收入与物价涨幅一致，则表明该年居民通胀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或临界状态。

（三）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按照测评理论的要求，所构建的测量指标是否合理、可靠、有效，需要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所谓信度，就是指测量指标反映被测量对象特征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通常使用信度系数R来描绘测量指标的信度，其中，Cronbach α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Rα值介于0和1之间，一般来说，Rα越大，说明测量指标的信度就越高；若Rα=1，说明测量指标完全可信、可靠；若Rα=0，则意味着测量指标完全不可信、不可靠。经验表明，当Rα达到了0.70水平，测量工具就基本上符合了测量学的要求［16］。笔者采集了中部六省城镇、农村居民1995-2013年的数据，借助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和计算，得到α信度系数。表1显示，两个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60和0.767，均在0.760以上，意味着构建的测量指标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可靠性较强，符合测评理论的基本要求。

表1 可靠性统计量

效度是指测量指标能够准确测量想要考察对象特质的程度，即测量的有效程度。按照不同标准，效度可以划分为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一般来说，效度值越高，表明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对象特质契合度越高，反之亦然。本文采用内容效度来衡量该测量指标的有效程度，公式为，其中，NX表示该评判专家中认为该测量指标能很好地揭示想要考察对象特质的人数，N为参与评判的专家总数。笔者在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政府等单位中选择了30位专家来评判该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指标能否有效地反映居民通胀承受力情况，其中，28位专家持肯定意见。也就是说，该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为0.87，表明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指标具有较高的效度，用该指标去测量的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三、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实证分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面积约10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4%，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近1/3，是包括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内的四大经济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制定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战略规划，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缓以至出现“中部塌陷”之状态。随后，中共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计划，并于2009年正式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为促进中部地区建立全国粮食主产区、先进制造业基地等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总量已成功跃居为全球第二，但国内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持续不均衡，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矛盾依然显著。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3年，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3 271.3元、2 077.6元、1 661元和2 177元分别增长至12 052.1元、8 376.5元、6 833.6元和9 909.2元，年均增长率对应为10.55%、11.32%、11.49%和12.36%，在欠发达地区中，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最慢。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通胀承受力具体如何？为了客观反映在持续物价上涨面前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面貌，可以从中部六省的城乡比较和分项收入（按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较两个维度进行探索。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建立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标准，2014年以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以前数据不可比，因此本文选择1995-2013年间中部六省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部六省的统计年鉴。

（一）中部地区城乡居民通胀承受力比较

由表2中1995-2013年间的统计数据可知：

首先，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但已接近容忍极限。通胀承受力系数均值体现的是居民平均通胀承受力状况，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均值由大到小分别为河南、安徽、山西、江西、湖北和湖南，说明河南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最强，然后是安徽、山西、江西、湖北和湖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部六省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均值都略大于1，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但最大值也只有1.089 1，意味着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已接近容忍极限。

其次，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稳定性不一。通胀承受力系数标准差能够解释居民通胀承受力的波动大小，反映了居民通胀承受力的稳定性。通胀承受力系数标准差由小到大分别是湖北、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和山西，说明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最为稳定的是湖北，之后是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和山西。而且，山西（1999年）、安徽（2003年）、江西（1998年）和河南（2003年）均出现过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小于1，亦即通货膨胀超出了农村居民容忍范围的现象。

最后，中部地区城乡居民通胀承受力差异性明显。中部六省中，山西和江西的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要小于城镇，其余四省则相反，说明山西和江西两省的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弱于城镇，而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则比城镇强。另外从标准差值来看，除湖北省以外，其余五省居民通胀承受力系数标准差皆为城镇小于农村，表明中部地区城镇居民通胀承受力总体比农村更稳定，或者说通货膨胀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冲击更为明显。

（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比较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且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居民防御通胀风险的主要收入来源。1995-2013年间，中部六省农村居民分项收入的通胀承受力系数均值全部大于1，说明农村居民分项收入总体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在中部六省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中，均值最大的分别为转移性收入（山西，1.149 5）、工资性收入（安徽，1.152 6）、财产性收入（江西，1.139 9）、工资性收入（河南，1.160 4）、工资性收入（湖北，1.150 2）和财产性收入（湖南，1.139 4），工资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总体表现最强。加之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以山西省为例，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56.5%。因而可以说，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防御通胀风险的主要收入来源。

第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波动较大，经营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最稳定。从省际数据比较看，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标准差值即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的稳定性差异显著，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波动较大。中部六省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标准差最小的分别是，山西的财产性收入（0.079 3）、安徽的经营性收入（0.067 5）、江西的工资性收入（0.066 0）、河南的经营性收入（0.049 4）、湖北的经营性收入（0.042 3）和湖南的经营性收入（0.049 0）。总体上看，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比较稳定，说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更不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

第三，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省际差异较大。工资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几乎全部大于1（除了2004年的江西），表明工资性收入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工资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由强至弱分别为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和山西；经营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均出现了小于1的情况，分别是山西6次、安徽4次、江西5次、河南2次、湖北3次、湖南5次，表明中部六省都经历了物价上涨对经营性收入的冲击超出农村居民容忍范围的情况，经营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由强至弱依次为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山西和湖南；财产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也出现了小于1的情形，分别是山西10次、安徽8次、江西5次、河南5次、湖北5次、湖南7次，意味着中部地区也都曾经出现物价上涨对财产性收入影响超出农村居民容忍程度的现象，财产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由强至弱分别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和山西；转移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同样出现了小于1的时期，分别是山西5次、安徽3次、江西4次、河南3次、湖北6次、湖南3次，意味着中部地区物价上涨对转移性收入的冲击都曾超出农村居民承受范围，转移性收入通胀承受力由强至弱分别为山西、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和河南。

表2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通胀承受力系数

续表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物价上涨与居民增收并行的情境下，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到底怎样？本文认为，研究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去分析人们的通胀承受力，解析居民通货膨胀的真实负荷状态。通过构建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进行考察，发现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但已接近容忍临界点，通货膨胀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冲击比城镇更为明显，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最强的是河南，最稳定的是湖北；同时发现，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分项收入都具有一定的通胀承受力，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居民防御通胀风险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经营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最稳定。总之，通货膨胀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并未造成太大负面影响，但无论是出于提防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达到容忍极限或者超出容忍范围的需要，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需要，都应该加大政策支持，不断促进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提升其抵抗风险的能力。

首先，保障农民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通胀承受力已接近容忍极限，且更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而加大震荡，产生不稳定因素。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中部地区是传统劳务输出的重要区域，农民工人口占全国农民工的1/3，外出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越来越大［17］，且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抵抗通胀风险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对中部地区而言，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首先就应该保障农民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一是要大力发展中部地区的中小城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与投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和创业；二是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入，通过加强就业能力培训和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等途径，培养一批文化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经营思维活的新型农村居民，不断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

其次，发展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中部地区是中国粮食供应基地，扮演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是农村居民坚实可靠的收入来源，其对通货膨胀的表现也最稳定。然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幅较慢且近年来逐渐被工资性收入超过的事实已经表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依靠传统农业经营增加收入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促进农业经营转型，发展现代化农业，增加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政府应该在提高或保障粮食价格的基础上，一方面要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鼓励对农产品的深度加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并利用网络时代的机遇创新“互联网+农产品”的经济增长渠道；另一方面要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发展新型“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并加大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以规模经济来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最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虽然通胀承受力水平和稳定性都相对较低，但也恰恰说明了这两类收入应该重视并至少保证其稳步增长以防止出现超出农村居民通胀承受力的现象。转移性收入是国家、单位、社会团体或家庭非常住成员对农村居民的收入转移，包括社会救助、政策补贴、养老金等，其中，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18］。但中部地区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且由于转移性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政绩导向，致使转移性收入的通胀承受力波动较大。基于维护基层稳定和保障中部地区“粮袋子”安全性等角度考虑，中央和地方都应该要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制定更多强农惠农政策和增加对中部地区“三农”的直接补贴。财产性收入则主要依赖于农村居民的动产（如存款、股票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等），当前，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量小、渠道单一，应该以创新农村土地、房产、林权等农村资产要素市场化机制为核心，以开发低风险且收益高于物价涨幅或通胀增幅预期的金融产品为依托，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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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志虎］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Rural Resident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s

LV Huaa,LUO Wen-jiana,b
（a.Center for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b.Center for Anti-Corruption Stud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We should examine people'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and reveal individual burden when we begi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flation.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measurement index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ral resident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s,we found that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regions had a certain inflation affordability,but it was close to the critical point of tolerance,and the impact of inflation on rural residents was more obvious than urban residents,Henan province had the strongest rural resident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and Hubei province was the most stable.In addition,all of the multiple revenues also had a certain inflation affordability,wages income became the main income source for rural residents to defend the risk of inflation,and the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of operational income was the most stabl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ural residents inflation affordabil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s,we should ensure the employment of rural residents to increase the wages income,develop the modern agriculture to increase the operational income,in⁃creas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improve the property income through multiple ways.

central regions;rural residents;inflation affordability

F127；F323

A

1007-5097（2016）12-0063-07

10.3969/j.issn.1007-5097.2016.12.010

2016-04-25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1503）

吕华（1980-），女，江西都昌人，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国台湾中正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三农”问题，公共经济，公共管理；

罗文剑（1982-），男，江西吉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中国台湾中正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