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特朗普政权的未来

郦菁

在11月8日惊天逆转的24个小时之后，世界惊诧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时代所有关于自由民主制想象的终极来源——美利坚帝国，迎来了一位充满异数的领袖。即使是最近的三五十年，要说资本家抛开政治代理人直接入主白宫，有肯尼迪的先例;要说疏离于核心精英网络的局外人，则有杰米·卡特;要说保守和缺乏教养，有小布什;而要说排外和神经质，还有臭名昭著的麦卡锡议员及其主义。但这一切非常规的组合，也许再加上厌女、浮夸和投机等种种流氓特质，真真正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头一遭。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自由阵营都在追问：美国政治怎么了？物质繁荣、机会平等和多元包容的“美国梦”哪里去了？实际上，美国梦从来没有消解，而是转变了：在旧梦几乎崩坏时，一个新美国梦已经吸引羁糜了美国半数以上的人民;与实用主义的旧梦不同，这个梦基于“怨恨”，关乎道德价值和文化身份，并企图建构一套替代性的正义、平等、归属和忠诚。然而，尽管一贯实际的美国人把这个梦做得更加用力、更加热血，但本质上，新梦并没有坚实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支撑——更确切地说，其话语与其政经秩序的内核恰是背道而驰的。它并非诞生于11月8日，也不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要前溯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变化与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集结和发展。如果说保守主义精英创造了新梦，那么特朗普很大程度是窃取了新梦。本文想要阐明的问题正是，前者为何以及如何通过一个广泛而持续的文化工程来造梦，而后者获得政权的政治后果如何，新梦将如何演变收场，又有哪些历史的教训足资借鉴。

新社会运动、两种“怨恨”与政治再联盟

特朗普支持者真的是美国“沉默的大多数”？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社会运动”与民权改革说起。按照李普赛特和罗坎的经典理论，从18、19世纪以来直到二战前后，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几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裂痕，比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等等，不仅主导了重大的社会运动，也是政党的社会基础。然而，60年代之后，由于主要西方国家政治上达成阶级妥协，并转而启动“嵌入性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与福利国家的建设（或完善），这些传统的裂痕——特别是阶级裂痕——在政治上的动员力显然下降，逐渐隐而不彰。与之肩随，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话语的推动下走到了前台。一时间，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环保运动以及一系列新生活方式运动成为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生活的风云所在。而美国民主党自罗斯福时代左转并重建其社会基础之后，也始终在企图驾驭并领导不断变化的自由左翼先锋力量。尽管两者之间也多有抵牾，但总体来说，民主党以及以其政策平台为基础的美国政治，已被新社会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身份政治决定性地改变了。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非意料的结果与保守主义后来居上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新社会运动与民主党的转向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非但没有进一步促进社会妥协，反而带来了不同根源、不同形式的“怨恨”。“怨恨”是舍勒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大约指主观感觉的社会不公，被压抑良久后形成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现代性诸多阴暗面的心理来源。怨恨往往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主要群体生命际遇起落偏畸或“社会失范”的时刻大行其道。并且，怨恨也是民主社会的典型病症，因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各安其位，而民主制反而拉平了个体与他人比较的地位，更容易产生“他人的上升导致我们被剥夺”的错觉。在美国七十年代中后期，新社会运动时代的政治遗产至少激发了两种不同的怨恨：底层的和中产阶级的。

底层如中西部锈带的失业工人阶级、底特律深受种族冲突冲击和经济衰退之苦的白人城市贫民、被北方自由主义城市深深歧视的南方农民等等，是在7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中被远远甩开的社会群体。在这轮全球化中，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空间和资本布局更大的弹性，并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原先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明确的中心--边缘关系从国别之间转变为国家内部，或者说，从纵向不平等变为横向不平等。正如德里克所见，这些被甩开的群体现在沦落为“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传统上代表这些群体的民主党却放弃了政经议题和阶级话语，转而在一些所谓的“虚假议题”上徒耗大量政治能量。而工会作为中下层曾经的重要政治组织（特别是白人男性工人），在产业转移和政治资源重组的情况下也极度萎缩，比如从1973～2007年间，美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工会会员率从34%下降到了8%。

这种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和政治组织力的陡然真空必然带来深刻的失落、危机和恐惧。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出口，以及新的支点。此时，对于“他者”的怨恨诞生了。这个他者，正是前一轮民主秩序扩展的受益人以及民主党新进吸收的政治力量——如黑人、墨西哥移民、女性、LGBT群体等等。于是，一种主观的比较发生了;他者应得的权利现在成了我们不幸的根源。与“他者怨恨”继踵而来的，是格林菲尔德（Greenfeld）所说的“价值序列的重新排序”（transvaluation of value），以期恢复心理而最终是政治上的平衡。因此，当我们看到被抛开被损害的美国底层，在60年代民主运动洗礼之后，竟然重投传统价值、家庭社区以及新世纪福音教派的怀抱，并以此建构自身道德身份的优越性，也就可以理解个中的逻辑了。

相比之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怨恨是另一个面向。社会学家普萨德认为，美国民权运动比欧洲更为激烈，左翼政治联盟力量更强，最终矫枉过正，实行了激进的再分配方案，政府大幅扩张，形成了“隐性福利国家”。而到了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对于经济滞涨和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局面普遍不满，只不过他（她）们怨恨的对象更多是膨胀的国家和高税负支持的社会福利项目：为什么我们辛勤纳税，而“懒惰”的“低保户”坐享其成，政府不断扩张却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这种怨恨情绪促使中产阶级进入所谓的“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并转而支持激进的市场方案和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相较而言，法国和德国建设福利国家起点更早，战后的分配方案也并没有想象中激进，并适度保护了资本的利益，因而并没有激发中产阶级的对抗性政治。即使在80年代后期它们也逐渐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是要温和地多。此外，60年代的反越战和反建制还创造了一种社会伦理，即反对国家、反对制度化，毫无原则地抵制政府的政策和税收。吊诡的是，其后通过各种主流文化产品的渲染和复制，这种亚文化竟然和八十年代之后以市场为中心并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并成为中产阶级的时代精神和话语，为其针对国家的怨恨提供了形式和政策框架。

最终，底层和中产阶级的不同怨恨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选择在70年代之后神奇般地合流了，尽管两者的利益在政治经济意义上其实是矛盾的。在某种程度，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诞生了，它的基础有别于传统的社会裂痕：其中一方是6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遗产，另一方则是反对、怨恨这些遗产的社会力量的大集结。再加上两党精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网络等方面决定性的分离，保守主义上升的道路已然铺就了。

美国政治的转型与保守主义的文化工程

在具体分析这种集结如何可能以及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前，笔者不得不提到新社会运动的另一个非意料后果，即政治竞争的“文化转向”。正如前述，60年代以来的政治动员日益脱离主流的阶级裂痕，转而动用一系列此前处于民主体制边缘的身份，如性别、性向、种族等等。其进步意义当然是“公民权”的扩展;然而问题却是，边缘身份一旦获得政治投资，具有了动员能量，与之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运动组织和民主党本身都倾向于固化这些身份，而不是将之融合到统一的“公民身份”中。[1]这一身份政治路径依赖的局面，最后必然导致左翼政治由传统的效价议题（valence issue）转向立场议题（position issue）。前者主要是一些易达成普遍共鸣的、基于一般公民身份并能够团结广泛政治联盟的议题，比如福利制度和经济发展等政经议题;后者则往往与特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有关，比如该不该堕胎、支不支持同性婚姻等等，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两边站队。在这种情况下，身份、话语、价值日益占据公共空间，压倒了实际的政经利益。换言之，美国政治的逻辑在70年代之后被左翼运动重塑了：政治竞争从有关资源的分配转变为价值的分配，政治的整体图景已大不相同。

这一变化是自由左翼和民主党肇始的，但有意思的是，却在70年代之后被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很快学习并超赶。这并非事出偶然。实际上，左翼的问题恰是其成功带来的。因为身份政治固化的另一个后果是，自由左翼本身被多样的边缘身份分裂了，不同阵营和组织各自抓住一个单一议题，少有统一的行动。之前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一个例外，但也没有进一步的制度化。并观互见之下，70年代后重新复兴的保守主义由于站在所有边缘身份的对立面，所以更容易统一，也更有政治能量。新世纪福音派教会、保守社会组织联同共和党敏感捕捉到了普遍存在于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怨恨情绪，制造出了一种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价值图景：他（她，当然更多是他）往往是白人，在过去的政治历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成为受害者，然而并不能改变他的道德优势和对美利坚民族的忠诚。他热爱家庭和社区，他要拯救美国，复兴传统价值，重建已经崩坏的市场和自由社会，恢复昔日的荣光，找回正义。

如果用著名左翼专栏作家托马斯·弗兰克的话来说，保守主义的这一文化策略“仿佛为其拥趸提供了一个平行世界，其中充满了各种（可以替代主流左翼价值）的伪精神产品……因此不啻是一个烧糊涂的人的迷梦”。他对了大半。这的确是一个想象中的平行世界，也是一个“梦”，但绝不是弗兰克所说的短暂的迷梦，而是接近半数的美国人一起做了近三十年的梦。某种程度上，这个梦已经替代了机会平等和多元包容的旧美国梦，因为在这些美国人民看来，旧的镀金时代及其梦想在60年代边缘与主流的文化大反转之后已经结束了。而这个新美国梦之所以在碎片化的后工业时代如此有凝聚力，并团结了一个广泛的跨阶级联盟，也许又和以下两点有关。

首先，这个梦、或者说这套话语，把超越性的道德价值和文化身份认同推到前台，从而掩盖了一个实质的经济政治方案，即新自由主义范式。新自由主义至少包括以下政策主张：激进的市场化、减税（特别是针对中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放松行业管制和收缩福利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最近30年的经济实践都说明，这一范式对于大部分的底层和一部分的中产阶级是不利的，很多时候增加了收入差距和失业率，并破坏了保护性的社会福利网络，恰是这部分美国民众剥夺感和怨恨的经济根源。然而，在一个成功的道德方案和文化身份的吸引下，他（她）们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真正利益，进入了和中上阶级、资本与保守政治精英的政治联盟。并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保守主义道德话语的捆绑，这些民众在观察经济绩效时也更容易意识形态化，忽略反面例子和实证证据。马克·史密斯就指出，尽管70年代以来民主党执政期间经济表现略微好过共和党，但大众的印象始终是共和党更擅长管理经济，促进发展。

第二，这个梦背后还涉及一个巨大的组织和制度工程，包括政党内外组织力的重建、筹款模式的改变、话语的建构和传播、动员策略的改变、话语平台的开拓、调整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大多数的方面，共和党和保守组织也胜过了自由左翼。例如，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美国政治动员依靠复杂的地方网络，因而是一项“劳动力密集”的工作;而之后随着电视（再后来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媒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组织和政党基层机构运营的专业化、职业化，政治动员已经变成了“资本密集”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更多企业捐款和保守主义基金会资助的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社团显然是占优的。虽然资本往往也同时给民主党一方下注，但他们只资助特定成功的候选人，而较少资助一般组织能力和政党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比如，保守主义还适时开辟了新的话语平台。从7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基金率先抓住并改造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智库，通过貌似中立和科学的渠道来为保守主义经济理念代言。当时影响最大的几个智库都是保守主义倾向的，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凯托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等。这些智库对于共和党，正如进步社会组织对于民主党曾经政治霸权的重要性。再比如，共和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貌似草根的运动，还有很多所谓的“人造草皮”社会组织（astroturf organization），实际上是共和党输送资源和操纵议题的，就算是席卷全国的茶党运动也不例外。[2]这些策略的目的无非是使保守主义在表面上看来更具社会基础，而共和党的动员渠道也更多元有效。本质上，这是模仿并最终攫取左翼运动社会合法性的高妙招数。

特朗普政权的性质和未来

简单来说，新社会运动浪潮过后，美国民众的基本心态与政治联盟的结构已经截然不同了。继而自由左翼政治力量又非意料地制造了自己的衰落，削弱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相比之下，保守主义运动则更好应对了美国政治的“文化转向”，成功创造出了一种基于怨恨、超越道德和文化身份、并遮蔽了背后政经方案并有相当组织力支持的新美国梦。然而如果就此认为特朗普无非是另一个里根或布什，那也许就太天真了。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狡狯的机会主义者，这从他过去十几年多次变更党派就能管窥一二。他与共和党的关系至多是貌合神离的，因为他从来不是党内精英挑选的总统竞争者，甚至也不是新兴财阀网络如科氏家族网络（Koch network）费心拉拢和培育的政治精英。实际上，后者一直支持的是保罗·莱恩。而特朗普的成功，大抵是作为一个政治局外人，能够更加无所顾忌地承诺、渲染和夸大保守主义建构的新梦，把它临空蹈虚的一面发挥到了历史的新高度。然而愈是如此，这个蜃景内在的矛盾——即其道德话语和政治承诺与背后政经方案的背离——也愈发显著，愈发无法弥合。

在不远的未来，特朗普政权也许有两种典型的命运。其一是在国会和政党掣肘频仍，始终无法解决这个内在矛盾，最终导致政务雍滞，国计绌乏，民意下降。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很快就会被既有的共和党精英网络吸收，或至少被科氏这样的新网络拉拢吸收，重回政党政治的老套路。实际上，他本来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专家队伍来应对政策改革的庞大行政任务，必然要假以外求。根据此前的报道，他的前任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本来就是科氏网络中最重要的机构“繁荣美国”（AFP）训练出来的。

其二是仿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路易·波拿巴，用流氓的政治手腕逐渐压制主要的社会群体和政治经济精英（包括政党旧精英和华尔街），在激烈的政治内耗中获取政治资本和权力，挟民意一步步把美国带向更为保守的境地，甚至不排除类威权主义。当然，美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本来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从林肯到罗斯福再到里根，美国的总统权的确也是大大扩展了。在这种情况下，新梦的幻象可以依靠总统的强权维持不坠。而其中最为简便的补救矛盾的措施，就是通过剥夺移民或剥夺一个弱势的经济精英群体来补贴底层。当然，即使是最坏的情况，美国也绝不会像某些左翼所预言的那样走向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固然也标榜超越庸俗资产阶级伦理的高妙道德，排斥少数族裔并在经济上补偿中农和小资产阶级（当时受全球化冲击最厉害的群体），但其极端的国家主义、泛军事主义和种族屠杀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经济体系的地缘限制以及失败的宪政实验破坏旧国家机器的特殊结果。毕竟，特朗普还在国家和政党机器的樊篱中，美国也从没有地理局限的问题。

最后，请让我再次用托马斯·弗兰克的话来结尾：“即使这个国家将要牺牲一切，这个蜃景也不会很快消失……它邀请所有的美国人民加入，要求我们匍匐下来，以便身居高位的人可以兑现他们的财富;要求我们永远放弃中产美国的繁荣之梦，以便换取一个中产美国的正义之梦。当然，这无非是一个深红色的幻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政治学系）

注释：

[1] 当然，这是需要做出政治妥协和让步的。

[2] 当然，事实表明，很多时候共和党也未必可以控制茶党，而是反过来被茶党推向更为激进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