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6-12-13 03:51汪侠徐晓红
对外经贸 2016年8期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汪侠 徐晓红

摘 要:运用2001—2014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绿色经济效率(GEE)进行测算,与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传统经济效率进行比较分析,考察GEE的地区异质性与演变特征,并进一步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检验GEE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后,长江经济带整体GEE较低,存在较大改进空间;三大区域GEE差异巨大,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梯度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的GEE均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力度、方向以及显著性存在差异。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SBM模型;面板Tobit回归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8-0080-04

[作者简介]汪侠(1989-),男,安徽肥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数量经济;徐晓红(1965-),女,四川泸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

[基金项目]合肥区域经济研究院项目“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Y01002276)。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标志着绿色经济发展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与增长极。然而,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资源和生态环境也正面临严重威胁,如何正确处理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环境与绿色经济共赢已经成为迫切问题。因此,在考虑资源和环境代价的基础上,构建评价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指标,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针对经济效率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利用传统DEA方法对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如Hailu & Veeman(2001)将非期望产出变量作为投入变量纳入到效率分析的框架之中[1];Scheel(2001)将非期望产出取其倒数变换成期望产出[2];Seiford等(2002)对非期望产出的值乘以-1,然后通过一个恰当的转换向量使负的非期望产出变成正值[3]。二是对资源、环境因素指标选取的探究,如Hu & Wang(2006)在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时仅考虑了能源的投入而没有考虑环境的影响[4];杨龙和胡晓珍(2010)在计算绿色经济效率时仅考虑了环境污染而没有涉及能源投入[5];汪克亮等(2013)、汪锋和解晋(2015)在考虑环境污染时仅选择大气污染物作为其替代变量[6-7]。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将资源和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到经济效率的测算框架中,并将其定义为绿色经济效率(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简称GEE);第二,选取工业“三废”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克服单一污染物指标难以全面反映环境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不足;第三,构建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来测算绿色经济效率,解决传统DEA方法对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偏差问题;第四,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片区域,利用面板Tobit模型比较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据此分析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异质性问题。

二、研究方法

将长江经济带每一个省市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元(DMU),考察第j0个决策单元DMU

三、绿色经济效率测算与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01—2014年,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并结合各省市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将11个省市划分为上游(四川、贵州、重庆、云南)、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下游(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区域,以便考察不同区域之间绿色经济的异质性。实证研究中选取3个投入变量和2个产出变量,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1投入变量。投入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劳动投入用当年年末就业人员数与上年年末就业人员数的平均值表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然而其在统计年鉴中无法直接获取,可根据Hu 和 Kao(2007)以及Chien 和 Hu(2007)[8-9]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Kt=It+(1-δ)×Kt-1,其中,Kt、Kt-1分别表示第t、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额,δ表示折旧率,计算中相关变量和参数选取参照单豪杰(2008)的做法[10]。资源投入用能源消费总量折算成标准煤表示。

2产出变量。产出包括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用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市实际GDP表示。非期望产出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衡量,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工业“三废”排放量综合为环境污染指数纳入核算框架。

(二)测算结果与分析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别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1—2014年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为了与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传统经济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用CCR模型测算不包含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值。

表1结果显示,在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时,2001—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整体经济效率基本维持在078左右的水平,并且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当综合考虑了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时,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有显著下降,基本维持在060左右的水平。这一结果说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可见,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被高估了,扭曲了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绿色经济绩效的评价。

从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绿色经济效率看,2001年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经济效率为0577,截至2014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值上升至0689,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表明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逐渐转好。从11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看,上海的绿色经济效率长期保持为1,即一直处于最优生产前沿面上,投入和产出规模达到最佳,绿色经济效率最高,实现环境和绿色经济双赢。江苏和浙江的绿色经济效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距离最佳前沿面较近,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仍有改进空间。另外,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一直牢牢占据绿色经济效率前三名的位置,代表着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的最优水平,绿色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较为和谐,是被“追赶”的对象。安徽、江西、湖北等8个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表明这些地区仍然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特征明显,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产品附加值低,二元经济特征鲜明,绿色经济转型难度较大。

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上游、中游和下游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技术条件和对外开放度等差异明显,导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只有充分考虑这一差距,才能准确定位不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损失的真实根源。图1给出了2001—2014年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动态变化趋势。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差异巨大,下游地区最高,其次是中游地区,上游地区最低,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梯度分布。中上游地区效率值远低于下游地区和整体平均水平,彰显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

四、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在实证测算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GEE的基础上,以GEE值为因变量,以效率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面板Tobit计量经济模型,考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1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GEE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改善GEE有积极作用,因为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吸引较高素质的人才和改进生产技术水平,这些条件为提升长江经济带GEE提供了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力保证。2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中游地区的GEE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是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然而,产业结构对下游地区的GEE却有促进效果,这可能与下游地区所具备的优越的生产条件和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3能源结构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三大地区的GEE影响均显著为负,意味着煤炭消费比重的提升对于改善GEE是不利的。4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及中游的GEE影响效果为负,说明外资进入抑制了长江上游和中游GEE的提高。即使引进外资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增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但是引进外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这两大区域是存在的。然而,下游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GEE的提升,这表明下游地区已经不再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转而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5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三大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促进GEE提高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验证,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为降低成本而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也相应减少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五、政策建议

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差距的三点政策建议:一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

间的经济、技术、产业等方面融合,促进上、中、下游地区产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下游地区的核心辐射效应,使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向中上游扩散转移。二是优化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上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引进外资时要设置资源环境门槛,不能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而应更加注重外资质量,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参考文献]

[1]Hailu,Atakelty,Terrence S Veeman Nonparametric Productivity Analysi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An Application to the Canadi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83(3):605-616

[2]Scheel,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Efficiency Valua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2(2):400-410

[3] Seiford,L M,Zhu J Modeling Undesirable Factors in Efficiency Evalu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2,142(1):16-20

[4]Hu J L,Wang SC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J]Energy Policy,2006(34):3206-3217

[5]杨龙,胡晓珍基于DEA的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差异与收敛分析[J]经济学家,2010(2):46-54

[6]汪克亮,杨力,程云鹤异质性生产技术下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研究[J]财经研究,2013,39(4):57-67

[7]汪锋,解晋中国分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5(2):53-62

[8]Hu J L,Kao C H Efficiency Energy-saving Targets for APEC Economies[J]Energy Policy,2007(35):373-382

[9]Chien T,Hu J L Renewable Energy and Macroeconomic Efficiency of OECD and Non-OECD Economies[J]Energy Policy,2007(35):3606-3615

[10]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责任编辑:乔虹)

猜你喜欢
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怎么样
长江经济带低收入医疗保障基金建立与管控措施
长江经济带产业竞争力现状分析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财政现状
长江经济带环保产业基金建立与管控措施
“互联网+”时代“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模式探索
长江经济带股权交易所建立与管控措施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长江经济带低收入家庭医疗保障基金建立与管控措施
长江经济带战略下江西稀土产业升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