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多元经济结构及管理模式探析

摘 要：西道堂商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带动了农、林、牧、副等产业的发展。通过对西道堂经济产业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探析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和产业经济内部的关联性，多元的经济产业使西道堂有了较强的防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其组织内部合理的结构设计和有效的管理模式，组织外部捕获商机、开发市场、开拓商道，逐步扩大产业布局，使西道堂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经济团体。

关键词：西道堂；多元经济结构；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6）09-00-02

[作者简介]丁耀全（1976-），男，回族，甘肃临潭人，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区域开发。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化境域中甘南藏区回族社区发展与变迁研究”（项目编号：YB100）的阶段性成果。

清末，马启西受伊斯兰教“乌玛”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在临潭创建了西道堂，“西道堂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是一个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劳动、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经济共同体”。[1]作为集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于一体的西道堂，除宗教外，其经济成就引人注目。西道堂成功的经济活动源于有利区位、重商传统和善于经营。临潭旧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重镇，是通向川、青、藏等地区的咽喉。早在明代该地就设置“茶马互市”，打开了与藏区贸易的通道，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发展，逐步形成临潭回族“无人不商，无人不农”的传统。西道堂在“宗教至善之心的维系”下，通过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分工合作，努力劳动，使它的商、林、农、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经济结构，成为近代成功的经济团体之一。

一、西道堂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商业的发展是西道堂经济发展中最早的产业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产业。临潭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通向藏区的条件优越，形成了这里重农重商的民间传统，这里自古边境贸易、民族贸易发达。“据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当时旧城的全部资本为64万余元白洋，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有38家商号，20多个省市的商人来此经商。”[2]西道堂自创立以来，受到当地宗教保守势力和商帮的强烈反对，马启西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号召教生将财产归入道堂集体经营，教生中有人将其财产全部或一半归入道堂，并移居道堂集体生活，集体经营各业，逐渐形成了西道堂“乌玛”大家庭。西道堂集体生活，集体经济逐渐形成，其集体经济由于管理有方和善于经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得到快速发展，西道堂最初的产业是商业和农业。

1901年，马启西开始号召教生捐献家产集体经商务农，开发洮河上游。设立“天兴隆”总商号，“天兴亨”分号，并以此为基础陆续开设店铺，发展壮大了坐商。同时，组建多支商队往返于藏地，逐步形成行商。1910年，西道堂的商队深入到洮河上游的藏族部落地区经商，由于经营得当，获得了该地区藏族势力的认同，成为他们的生意伙伴。同时，在卓尼、迭布等地也打开了市场。后逐渐发展，范围遍及甘南、川西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南等安多藏区。至1914年，形成了以天兴隆为总商号，包括诸多天兴隆分号和天兴泰、天兴亨等商号，行商和坐商并举的大型商业团体。“由初期教民捐助的10万两银子，累计发展到百万家财”，[3]在当地已经是首屈一指。1914年，“五一九”惨案后，西道堂教生全部被赶出家门，财产被洗劫一空。

1919年，马明仁出任西道堂第三任教长，开始重整经济，“收拾于灰烬之余，萌芽于剥丧之后”。[4]在开始的困难时期，资金短缺，市场被毁，商道受阻，马明仁派人到甘南、青海、四川的藏区投奔老朋友处求援。当地藏族头人和活佛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给予西道堂财物等支援，这些资金成为振兴西道堂商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同时又重新打开了这些地区的市场，为以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1929年的十年间，西道堂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十年中发展扩建的主要坐商有：在旧城建立了天兴隆、天兴永、天兴泰、永兴隆等商号，在新城、太平寨建立了天兴亨；在四川建立了阿坝天兴隆、松潘天兴隆、甘孜天兴隆、阿坝天兴德；在青海建立了同德天兴德、玉树天兴隆、三哦罗天兴隆；以及岷县天兴昌和兰州天兴隆等。十年中商队逐渐扩大，至1929年，西道堂成为包括坐商、行商和联合经营在内财力雄厚的大型经济团体。坐商包括“天兴隆”、“天兴泰”等诸多商号和15处坐商商铺；行商主要活动在甘、川、青等安多藏区，拥有固定商队14对，驮牛1000余头，马匹200多匹，流动资金达10余万元；同时，西道堂与外界合资经营，如临潭“万镒恒”，陕西“恒顺昌”，山西“永德全”，北京“公记号”等，使市场触角伸向内地，货源类型更加丰富、更具特色，可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资金总额已达200余万银元。

1929年地方变乱时，西道堂虽然再次遭到浩劫，但多数行商远在藏区营生，各商队和开办在外的商号的资本，基本上全部保存了下来，迁回临潭后，对原有商业布局根据需要作了必要的巩固与调整。大部分效益好的坐商商铺保留了下来，还增加了张家口商栈一处，部分效益较差的商铺关闭。行商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了7个商队，同时，新建驮骡商队，有骡30余头，走四川成都、松潘和汉中贸易，扩充专往绥远、包头等处经商的骆驼60峰。总计行商20多队，驮牛1700多头，骑马二三百匹，流动资金达20万余元银元。至此，西道堂商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坐商店铺诸多，货源充裕，品种丰富，行商“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东至察哈尔等地，操这一带的经济大权”。[5]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丰厚资财，西道堂开始关注本地优势资源的开发，林业和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开发。林业的发展较早，也最具经济价值，从马启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置仓科林，后马明仁时期逐步发展并购置森林14处，西道堂单独成林的林场15座，共计60多处，7万余公顷。由于资金雄厚，购买的林场面积大，而且都是木材积蓄量好的原始森林，开发洮河沿岸丰富的森林资源，通过洮河水运销往省内各地木材缺乏地区，收益颇丰。随着市场规模和林场面积的扩大。西道堂于1937年在兰州和马步芳合办西北木工厂，和马步芳的合作保证了战时市场的畅通和扩大。通过洮河水运到达黄河上游的兰州，再从兰州销往全国各地，通过水运最远到达包头。

牧业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西道堂13个农庄为依托，以各农庄自有土地和草场，蓄养家畜，主要是一些牛、马和羊等，以备各乡庄平时出行、耕地、生活时自用和道堂举行大型活动时统一调用；另一种是专门经营的牧业，草场是自购和在牧区租借的，西道堂主要有夏河买务、碌曲拉勒关和卓尼什路建立的三个大型牧场，主要的家畜有耕牛、奶牛、马和羊等，三大牧场除了自有的牲畜外，当商队归来时，大量的驮牛、马等在此代牧，有一些草场较小的农庄的牲口也代牧在大牧场。据现有资料统计，专门的牧场有三处，草场数千亩，有耕牛2000余头，奶牛300余头，马400余匹，羊两三千只，而各农庄和商队代养的牲畜未计，其余各林场也有规模可观的家畜。

西道堂农业和副业是由各农庄教民集体生活的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西道堂各农庄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副业，生产设专人负责管理，组织农庄教民集体劳动，各农庄劳动力在农忙时进行必要的调配。生产的粮食自给为主，余粮上交道堂集体核算调用。从1890年西道堂旧城农庄成立，到1943年西道堂尕路田农庄建立，“共计13个农庄和4个农业点，农业人口700多人，耕地771182亩，近500头耕畜”。[6]西道堂农业从贫瘠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以集体经营的方式发展壮大，年产200多万斤的粮油收入。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成就。解决了教民的吃饭问题，“因其几任教长的精明经营，居然能够维持小康水平”[7]

副业的发展是为农、林、商业的发展及教民的生活服务的，生产在保证自给的情况下，对外销售，开创了多种经营渠道。建水磨15盘，油房6座，砖瓦窑2处，此外，为保证西道堂运作的小厂房很多，如设醋房、粉房各1处，还有皮匠行、木工行和缝纫行等，其副业经营的盈余也归西道堂集体所有。

西道堂的经济以商业发展为主，进而带动林、牧、农、副各业的全方位发展。西道堂经济立足本地发展产业，开发洮河上游，最终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各产业之间联系紧密，西道堂经济有“农牧兼营、农商并重的显著特点”，[8]以解决生计的农牧业为基础经济，积极发展商、林、副等各业。商业是本区的优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的提升，推动了林业的发展，积累的雄厚资本反过来推动了农业、牧业、副业的快速发展成熟。

这种具有互补性的经营策略促进了西道堂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布局，形成了多业共生、同步发展的集体经济，这种多元产业结构比单一的产业构成优势明显，提高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际上，经济产业的多元化经营策略，为西道堂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它使西道堂实现了跨产业经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获得资源和市场，区域劣势被最大限度地消减，积累起大量财富，为西道堂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西道堂经济产业的管理模式

（一）宗教观念影响下的科层制

西道堂按照管理工作的需要，将教民划分成三个层级，教主是最大管理者，但教主不管具体的管理工作，具体的管理工作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管理道堂大家庭的大掌柜们，管理商业经营的正副经理，管理农业的各农庄负责人，这是西道堂管理的第二层级，广大的教民处在第三层级，作为被管理者，他们自觉配合管理者完成任务。这样使管理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运作系统，管理工作特别规范。为保证西道堂这个复杂的组织整体运作，所有人员都被明确地划归到各个部门，这样各管理者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所有个人都有明确的上级领导，西道堂建章立制，靠完整合理的制度管理人；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西道堂在经济上利用个人对道堂的贡献和能力大小用人，利于调动人员积极性。西道堂在宗教至善思想影响下，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较高，教民之间的平等使信息的上通下达的渠道并没有受到影响，科层制的缺点被消减到了最小。

（二）为公忘私的劳动精神

“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因为只有人能够左右其他要素的功效，管理工作只要把人的内在潜能发掘出来，只要能够使人们在工作中心情愉快、愿意干好并且能够干好，企业管理的根本任务就算完成了。”[9]西道堂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以“两世吉庆”为纽带，鼓励每个个体在经济生活中努力劳动，“应知藏两世于一身，此生及后生”，“人当以为永远继续的永生而努力，固此生虽是过程，此生毫不虚度”。在具体的劳动中，由于西道堂教民受“大家庭”集体生活的影响，每个人在劳动时只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被认为是为集体做了贡献，这样在精神层面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劳动既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西道堂大家庭，有很强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个人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劳动中，几乎没有人偷懒或怠工，有很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当地有“道堂院里无闲人”的美誉。可见人人为集体而努力劳动的场景，这一精神在商业上称为“马鞭子精神”，所谓的“马鞭子精神”是指跟商队外出做生意的人，当他们满载财物回到西道堂时，将一切财物，包括座骑全部交给道堂内的管理者们。自己只留一根马鞭，以便下回外出经商时备用。这种一心为公、没有私有的观念，推动了西道堂各业兴盛，为在近代纷乱的社会中西道堂经济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扬长避短，开发优势资源

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着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临潭所处的甘南草原是全国十大草原之一，饲草丰美，营养价值高，南部洮河流域是省内森林资源富集区。西道堂牧业、林业的发展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开发洮河上游，利用比较优势壮大产业，使资源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优势资源影响初始产业布局和结构，西道堂因势利导，开发多元产业，利用丰厚的商业利润，立足当地经济发展，关注当地资源开发，积极布局相关产业，林业、牧业的发展是西道堂产业更广，经济的横向联系性更强。由于立足当地，其经济的安全性也得到了保证，丰裕的自然资源又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富集的牧业、林业资源，使西道堂林业、牧业利润丰厚，得到了快速发展

（四）重视公共关系，统一开发市场

临潭自古商业发达，但市场主要在路途遥远、环境险峻的藏区，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小商队在路途中被劫事件时有发生。西道堂集体商队和其他小的商队相比较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在通往藏区贸易的安全性方面，西道堂巨大的商队进过藏区时，由于商队大、人数多，受到的骚扰较少，而且还有护商队，出于安全考量，当地一些小商队常依附于西道堂商队同时出入。西道堂通过交朋友、共同经商等方式，与当地的大小首领和寺院喇嘛势力友好相处，使西道堂商队在藏区受到相应保护。“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西道堂教主马明仁先生前往阿坝会晤了买家如土司花儿工成烈，为双方贸易事业进行了友好协商”。 [10]西道堂在当地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尤其重视和当地汉、藏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储备了较广的人脉。“1945年，第十一世班禅在塔尔寺举行册封坐床仪式时，西道堂马明仁教主也被邀请参加庆典”。[11]这种良好的民族交往，增加了友谊，畅通了商道，扩大了市场，推动了西道堂经济的发展。

（五）公推的选人机制提高了工作效能

西道堂作为集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为一体的社会经济团体，其大家庭由于组织结构复杂，人员庞杂，必须用运有力的管理措施、管理方法，获得大家大家庭成员的支持，进而团结教民，推进西道堂事业的发展。西道堂从教长，到道堂各业的负责人，都由教民商议推举，按照自己的能力大小，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最大的贡献。在用人选人上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只按能力大小选人，如卓洛农庄后期的农业管理者付拉海曼，原为红军伤员，滞留临潭后加入西道堂，由于吃苦能干，后被推举为卓洛农庄的管理者，商业的管理者们，自年轻时就跟随商队出入，经历练有才能者逐渐选用为管理者。这样上到教长下到一般的管理者，都经过严格的推举才能成为西道堂的管理者，他们了解西道堂，且有实干精神，更熟悉自己的业务，这样保证了道堂事业的发展。

西道堂的产业发展和管理模式来自于实践活动。西道堂因地制宜，从事多种产业开发，通过商业的发展，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率，积累起丰富的资本，从而保证和推动西道堂农、林、牧、副等各业的发展，这是西道堂经济发展的脉络。由于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人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才干、了解了市场需求，为西道堂储备了大量的经营人才。西道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权衡利弊，量力而行，稳步实施，它在历史的风潮中几经迭起，毁而复生。在宗教感召下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和一心为公的思想是西道堂在困难中不断前进的法宝。西道堂从创教初期集体经济的萌芽状态，到鼎盛之时经济文化的蒸蒸日上，无不倾注了每一位成员的甘苦和心血，其成功的经济管理模式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哈吉·穆罕默德·奴伦丁·敏生光.星月之光[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3.

[2]哈吉·穆罕默德·奴伦丁·敏生光.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3卷）[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150.

[3] [4] [6] [10] [11]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道堂史料辑（内部资料）[M]，1987：24，134，29，53，55.

[5]范长江.中国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48.

[7]马平.我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寺院经济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2）.

[8]党诚恩，陈宝生.甘肃民族贸易史稿[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57.

[9]喻晓航，齐善鸿.管理学原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99.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Xidaotang commercial economic growt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deputy industry. Through carding of Xidaotang economic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nalysis of diverse economic structure formation process and industrial economy inside the relevance and the multi economic industry with strong anti risk ability and profit ability.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organiza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 external captu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evelop the market and develop business， and gradually expand the industrial layout， Xidaotang development become a successful social and economic groups.

Key words： Xidaotang；Multiple economic structure；Management model

（责任编辑：郭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