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13与二战的开始

2016-12-14 20:31俞金尧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抗日战争二战全球化

俞金尧

关键词:抗日战争;二战;全球化;法西斯主义

摘要:20世纪的世界具有整体的特征,在这个时代,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地方性”事件,往往有世界性的意义。法西斯主义从兴起到灭亡都对世界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对法西斯的抵抗都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双重性质。作为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269-04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一性质无人怀疑。但对这场战争的开端,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传统的看法是把1939年9月初的德军入侵波兰,以及随后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看成是二战的开始。近年来,这种看法正在改变,比如在承认1939年9月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同时,有人提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也有人明确表示,二战开始于1931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

新的说法包含着重新评估中国抗日的历史意义的意义。不过,新的意义仍未得到充分阐述,本文将从全球视野进一步说明,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仅仅是一场发生于局部地区的民族战争,它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一场反抗法西斯的世界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

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20世纪,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学者称为“整体世界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很多地区性的事件往往具有全球意义。战争也史无前例地成为世界性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一个偶发的地区事情而引起。战后,国际社会建立了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国际联盟”成为20世纪第一个全球主权国家的政治组织。整体世界的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密切关系,有赖于世界市场作为其基础,世界各国都已深刻地卷入全球经济,它们互相依赖、互相影响。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席卷全世界,这再次说明,20世纪的世界不再是各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位的简单集合,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已经把全球整合在一起。

整体的世界是20世纪世界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为我们用全球视角观察和分析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依据。例如,在20世纪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很多国家发生,直观地看,这些事件大多属于这些国家内的“地方性”事件,或是发生在少数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过,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它们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

法西斯主义一词适用于任何右翼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的运动和政府,强调国家至高地位,个人意志服从由国家体现的统一的人民意志,完全服从代表国家的领袖。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创建法西斯运动。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受其影响,1933年起,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兴起。在日本,以军部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从20年代末就开始抬头。在30年代,法西斯在西班牙也掌握了政权。据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英、法、巴西在内,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过各种名目的法西斯组织。

法西斯主义在各国兴起或发展,虽有各自的原因和条件,但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意、德、日国对一战结局不满,想突破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国际事务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相关联”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泛滥。在日本,到1933年底,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在1932-1933年出现的。在德国,纳粹党大发展也是在危机以后的短短几年里,纳粹党员人数成倍增长。法西斯分子企图通过在国内建立极权体制、发展军事经济,对外进行武力侵略来克服危机。

的确,法西斯主义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希特勒具有以无限“生存空间”为依托的扩张野心;墨索里尼追求对人类的“最高统治权”;而日本则想北进、南下征服亚洲和世界。这使得法西斯主义一经出现便是对世界的一种潜在威胁,法西斯国家就是与世界为敌。1933年2月,日本因为世界各国反对它的侵略行为而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联”。1937年12月,意大利也宣布退出“国联”。不仅如此,法西斯国家还结成联盟。1936年,德日签订防共协定。1937年,德、日、意三国签订防共协定。1940年,这三国进一步结成法西斯同盟。

以上讨论表明,进入20世纪,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示出整体的特点,这使我们有可能用全球视野去认识发生在民族国家之内(或之间)的历史事件的世界意义。

法西斯分子支配下的日本给我们进一步观察其世界性的危害提供了一个样本。

还在20年代末,舆论就曾流传日本首相田中义一(1927-1929年)有一份密奏,即《田中奏折》。奏折上讲,“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这个奏折还多次提到英美对日本的制约,并表示“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不得不与美一战”。

在日本退出国联之前的1932年12月,担任国联全权代表的松冈洋右做了一个长达80分钟、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即兴演讲。在演讲结束前,他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做好接受考验的准备。欧洲和美国的某些人不是想把二十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吗?各位,日本眼看就要被钉到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相信,并且确信,过不了几年,世界的舆论就会因日本而改变,就像拿撤勒的耶稣被世界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世界所理解。”这位外交官的辞令在当时或许只是让人发生某种猜想而已,但现在来看,他的演讲表明,日本决意与世界为敌。

1933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认为,日本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决战已为期不远。为准备决战,首先要完成东亚的联盟。并认为,“战争之动机,在于出现妨害我国成立东亚联盟国策之敌国,而此敌国无论其为美、苏、英,均难免成为持久战争”。他提出的日本国防政策就是要“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这种思想后来竟演变成为日本的国策。1936年8月日本制定的《国策基准》提出,要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在消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还要备战英、美。“陆军军备能对抗苏联在远东可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要“在对抗美国海军时能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可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仅以灭亡中华民族为目的,对外扩张;不惜与世界为敌,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然而,侵占东北,使资源丰富的东北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张的基地,这是日本征服世界的第一步。石原莞尔在1935年末所写《目前国策的重点》中称:“皇国的经济要求期待于中国及南洋甚多,但特别是期待满洲国能成为对付苏联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据点。目前国策的重点是在于健全满洲,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念头。”1936年6月20日,参谋本部《关于对满洲国的要求》称,要准备对苏战争,“为了准备战争,要求飞速发展满洲的产业”。同年7月23日,参谋本部的《关于为准备战争而开发产业的要求》中声言:“为了准备对苏战争,持久战所必要的产业,要求以昭和十六年(1941年)为限,以日、满、华北为范围完成之;特别要求在满洲国果断地迅速开发。”不久,参谋本部提出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要求在1940年以前“大力发展持久战所必要的产业,特别要迅速开发满洲国”。

日本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还不止是两个国家间的事情。“满洲”在日本的总体战争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认识到今后的战争不单是军队对军队、战舰对战舰的作战,而是“全体国民的战争”,这就是国家总体战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确保原料的自给自足显得特别重要,而中国的东北(满洲)就成了日本为实现总体战体制而必须控制的前提。

日本不仅把东北变成向更广大的世界进行扩张的保障基地,而且也把它变成了一个军事基地。为了落实它的侵略方针,日军在东北修建了十多处军事要塞,其中较有名的如海拉尔要塞、东宁要塞等,为进攻苏联进行准备。1938年和1939年,日军先后挑起了“张鼓峰事件”和发动“诺门坎战役”,但均遭到苏军的迎头痛击。正是在北进无望的情况下,日本才转而“南进”。

可见,日本侵占东北不是其最终目的,把东北、华北变成它向世界扩张的基地,才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至上国策。当然,这反过来也凸显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世界意义,中日之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一场民族战争,又具有反法西斯的世界历史意义。

对于二战的起点,很多人是根据战争的规模来确认的。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随后又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战争。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但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从战争的规模和空间形态上来看,那时,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苏联和美国还未直接介入战争,战事还只限于欧洲,也是一场局部战争,与1931年起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一样,还没有达到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的规模。如果世界大战中的“世界”主要是指战争的规模,那么,1941年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和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苏、美两国卷入战争作为二战的起点可能更合适,但这显然又不是人们的共识。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把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被那些从不接受上次和约的国家发动了起来。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与英、法对德宣战,是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他并特别指出它“不久便演变为世界大战。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和德、意及其他轴心国也跟着向美国宣战,“至此一场全球战争形成了“”。帕尔默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作二战的起点,1939年9月则被看成是战争发展到新阶段的开始,准确地把握了二战演变的外在时空节奏。不过,他的划分主要也是根据战争的规模,不太重视整个战争过程的内在性质。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对于二战进程的划分与帕尔默基本一致。但他注意到战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战争有四种不同的性质,即日德意三国最初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美英法等对日德意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德意侵略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德苏战争以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集团既与苏联结盟,也与中国及其他被侵略民族结盟,于是就产生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这样的第四种性质”。他还认为,日本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侵略战争是“基本的”,从这一战争才发展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井上清对战争性质的观察比任何人都要仔细,但是,他把包括“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在内的日德意三国在初期发动的侵略战争,仅仅定性为民族侵略/保卫的战争,而把德苏战争以后英、法、美、苏、中等国结盟对抗日德意法西斯三国的战争定性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这样一来,他就抹去了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德、意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性质,反而削弱了他把这些早期侵略战争划分在二战第一阶段的立场。

前已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它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国策当中的第一步。对侵略者来说,征服东北及全中国的意义最终体现在其征服世界的策略中。日本侵华,必然激发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抵抗侵略首先表现为民族战争的形式。但这种抵抗又在客观上具有抗击法西斯向世界扩张的意义。此外,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地缘的关系,日本欲侵占世界,必须从侵略中国开始。它首先对中国开战,这与德国首先对邻近的波兰开战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必要把那些最先受到侵略的国家从法西斯主义企图征服的“世界”中分离开来。法西斯与全世界为敌,决定了任何反法西斯的行动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与战争是在“局部”发生,还是全面爆发无关,也与抵抗者在当时是否认识到这个意义无关。当然,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过去70年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所有行动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过程性的历史事件,由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所构成,这个动态的过程在时间上有开端,有发展和演变,有结局;在空间上,它从一个局部扩大到多个局部,最后演变为全面的世界战争。尽管有这种种变化,但有一点不变:反法西斯的主线贯穿始终。

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兴起,虽与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有关,但却是在世界形成整体的背景下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与世界人民为敌,这就决定了任何国家、民族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民族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双重意义,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中国的抗日战争。

责任编辑:汪效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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