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之子》与别样纳粹创伤记忆书写

石从红

[摘要]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处女作《索尔之子》一举摘得了第88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影片同样以纳粹为犹太人造成的创伤记忆作为切入点，但独辟蹊径地选择从主人公的个人视点出发，书写一个特殊幸存者难以替代的集中营记忆。影片的影像风格极具特色，几乎全部采用前景聚焦的运动镜头完成拍摄，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独特的视听体验。整部影片以索尔埋葬儿子的事件作为叙述核心，讲述极端黑暗的条件下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索与对信仰的追寻，极具反思深度。

[关键词]《索尔之子》；历史；纳粹；个人；信仰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二战结束已经有七十多个年头，而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这句名言依旧被人铭记。的确，二战中的种种暴行，尤其是种族屠杀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事件，任何修饰过的语言都无法轻易地将其替代掉，这一伤痕永远不会痊愈，并以触目的伤疤警示任何可能成为暴行的行径。奥斯维辛中的极端残酷成为人类不堪回首的记忆，但同时也无法被忘记，许多真实的纪录影像提醒着我们那段历史的真切存在，同时一些极具人文关怀的电影导演也拍摄出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以展现出他们对战争与人性的思索。其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如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一位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出发，控诉了纳粹的暴行，他身为德国人却未被纳粹裹挟，持守了人性之光，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一千余名犹太人；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则从受害的犹太人视角出发，讲述一位父亲不愿将他们进入集中营的真相告诉儿子，而为儿子编织一个谎言，告诉他这一切不过是游戏。所谓“美丽人生”对于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而言并不存在，但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全部的善意与爱。除了这两部经典影片，还有许多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佳作，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回忆相同的历史事件，能够提供不同的视点和反思维度。

难得的是，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处女作《索尔之子》依旧寻求到了新的切入点重新介入这段历史，以一个相当独特的视角重新书写纳粹的暴行和犹太人在屠杀之中难以被替代的生存经验。《索尔之子》的故事性并不强，但在简单的情节之下影片却营造出了极强的氛围，影片从群体命运描摹抽离出来，突出个人生存体验，全片基本用长镜头构成，不断运动的摄影机始终聚焦在前景的男主人公头部，辅以少数主观镜头切换，将主人公所身处的狭窄、阴暗的环境完整地复现给观众，大胆的影像手法营造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观影体验。《索尔之子》虽然只是拉斯洛的导演处女作，却一举拿下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奖项，这部强烈风格化的电影在面对纳粹创伤记忆这一曾被反复书写的题材时还能够推陈出新，的确令人感到惊艳。

一、重回历史现场：从个人出发

影片在正式开始之前先做了一段文字背景介绍，囚犯特遣队是纳粹集中营中的特殊囚犯，能够用做苦力的方式延迟死亡时间，影片的主人公索尔就是囚犯特遣队中的一员，这一特殊身份的限定让索尔能够亲眼目睹同胞所经历的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存在并非常态，在集中营中死亡才是每日上演的常态，因此，在苟延残喘之中的主人公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身份经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索尔之子》刻意营造了一种狭窄、紧迫、黑暗的空间影像风格，将观众直接带入那个黑暗的历史现场，随主人公一起感受那充满压抑感的历史空问，将此种无法重述的经验施加给每一个观影人。

《索尔之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对历史进行宏观的场景描绘，没有对关押和屠杀的直接展现，而是通过模糊的背景给出有限的提示，比如人们的哭声和呼喊声，地板上凝固的血迹和尸体的堆积，这些背景还原了那一无法被经历的历史现场，令人切身地体会到犹太人所经历的压抑的气氛。

然而影片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历史的重现，观众随主人公一起被抛入那段历史之中，但历史的概述只是抽象的、凝固的，只有个人生存经验才是具体的、生动的，影片采用了几乎全程虚焦的手法，将索尔以外的人物和世界进行了模糊化处理，让观众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索尔这一个体身上。索尔作为一个个体，在历史之中所处的位置十分普通，他也是灾难的承受者，是纳粹创伤经历的受害者，但他的所作所为和个人经历却是无可替代的，他凭借着自己的坚信不疑游走在犹太人与纳粹之间。

索尔的行为近乎偏执，他在集中营中见证了一个男孩的遇害，就认定他是自己的儿子，但实际上索尔根本就没有儿子，当拉比问索尔他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时他并不能够回答，安葬儿子的念头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出现在索尔的生命之中，或许就在于这个男孩是他在死亡的废墟中唯一发现的信仰之光。他作为一个人，在经历了全部的苦难和残忍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他只是用麻木与机械的劳作来延长自己活着的时间，他本来的命运只是等待个体的生命被残酷的历史事件所吞噬。但埋葬儿子的执念却成为索尔为自己找到的除了“活着”以外值得去做的事情，因此个体的独特性在幽暗的历史中被凸显出来，成为影片所聚焦的中心。

二、去历史化的表述：存在的荒谬

当影片将叙事的重心转移到埋葬儿子这件事之后，历史事件本身就作为一个大背景隐藏了起来，影片不再意图表现犹太人的命运或纳粹的残忍无情，观众的视线被限定在索尔的头上，只能随他一道想方设法埋葬儿子。对于索尔来说，这个已经死去的儿子能否得以安葬比集中营中的许多人是否还活着更加重要。在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之中，活着的人在不断地被推向死亡，索尔早已对此感到麻木，甚至他自己也不过是麻木地活着。同胞的惨状从来都只是影片的背景，甚至对于犹太人组织的抵抗运动他也并不上心，换言之，这些构成历史事件的屠杀或是抵抗在影片中都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它们从未成为索尔所关注的重心，在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之前，索尔的存在已经被黑暗彻底吞噬了。

观众透过索尔的视点不断听到枪声和哭喊声，人问地狱的惨象冲击着观众的心灵，但观众又不得不随着索尔对这些内容加以忽视，而仅仅关注他埋葬儿子的进程，在模糊的视线和模糊的情节中，观众被迫与索尔一起行动，但索尔的行为始终难以被观众从逻辑上认同，因为他不顾一切的行为甚至不顾同胞的安危。然而观众无法认同的同时也无法对索尔的行为进行任何谴责，原因就在于索尔的经验是无法被重新体验，更无法用理性来加以思索的。索尔在奥斯维辛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他只能够用埋葬儿子这件事来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在举目无边皆是地狱的情境之中，历史所讲述的纳粹与犹太人之问的截然对立在索尔那里不再清晰。为了埋葬儿子，他可以贿赂、讨好纳粹的士兵，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换拉比的生命。如果说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还有人性之光的闪现，《美丽人生》中还有绝望之中的善意，那么在《索尔之子》中却只有彻底的无边地狱与黑洞，吞噬着所有可能的希望。

索尔所真切体会到的存在的荒谬瓦解了历史所提供的价值判断。从个人的生存经历出发，历史本身是那样的空洞，在奥斯维辛这个人间地狱中，如何处理死亡比如何活着更加重要，他们活着又业已死去，导演拒绝提供给观众任何虚假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为奥斯维辛寻找温情是一种一厢情愿，导演用索尔的故事告诉我们，犹太人能够在集中营中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索尔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存在从荒谬走向信仰，从空洞走向意义。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并没有让观众去同情索尔这个特殊的幸存者。很明显，《索尔之子》脱离了同类题材电影所预设的价值判断和立场，以往常见的视听语言、情感模式和叙事结构都被《索尔之子》所抛弃，在这部电影之中，索尔反倒成为那个看似无情的人，他的行为逻辑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同，索尔的执拗与极端来源于他亲身经历的苦难，与历史保持距离的观众则只能用理性的方式尝试理解，而恰恰是在理解失败的过程中那种极端情境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在难以理解的叙事之中，观众第一次有可能跳出历史写定的价值判断预设，体味个人经验的复杂之处。

三、“儿子”与信仰之光：存在的意义

身处极端环境下的索尔凭借着埋葬儿子的执念而不断奔走，但从影片所提供的信息来看，索尔根本就没有儿子，他无法回答任何有关他儿子的问题，因此索尔之“子”只是一个象征物。重点并不在于这个男孩是否真的是他的儿子，而是索尔相信这个孩子必须得到埋葬。这种埋葬行为本身是一种信仰，为他自身的存在找到了意义。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索尔之子》并非着眼于讲述一个亲情的故事，而是尝试讲述在黑暗之中寻求信仰的故事，这让影片本身放弃了感性的叙述，转而进入更深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思索之中。

信仰之光被点燃的契机就是索尔见证了男孩从毒气室幸存的场景，这个原本对死亡已经麻木的人开始意识到即便在人间地狱之中奇迹依旧有可能降临，本已被消灭殆尽的信仰重新成为值得坚信的东西。或许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情感转变难以被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因为观众是跟随着影片设定的开头才进入索尔的世界中，至于索尔之前经历的苦难则只能依靠想象，实际上导演所设计的这种距离感起到了更强的掌控作用，有意让怜悯、同情的情绪不被施加于索尔这个人物身上，而是直击索尔这个追寻信仰的行为本身。

埋葬儿子这件事情对于索尔来说如同一次救赎，为了一个完整的犹太葬礼，他首先要千方百计地隐藏和转移尸体，其次要找到一个拉比。为了隐藏儿子的尸体，他甚至不顾同伴的安危，而为了一位拉比他更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对于他而言，拉比的存在是仪式的标志，仪式则又证明了信仰。

为了找到一个拉比索尔历尽了千辛万苦，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穿梭于集中营的各个地带，最后在枪声中逃脱，随找到的拉比在树林中尝试埋葬儿子。但在索尔为儿子挖掘坟墓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找到的拉比是个连悼词都说不完整的冒牌货，这对于索尔的信仰追寻来说无疑是幻灭般的打击。在影片的结尾，一个金发的小男孩突然出现并对他微笑，可是他却迅速地跑开，最终消失在了树林之中。镜头首次从索尔的主观视点转移到男孩身上，并跟随着男孩一起运动，男孩则最终隐没在森林中。这一开放式的结局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或许男孩的消失象征着信仰的破灭，但也可能意味着信仰的存续，因为只有孩子是超越种族和敌我仇恨的，他们代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纯洁的心灵，也只有他们才是残酷战争之后的希望所在。

孩子的闪现就如同上帝的灵降落人间，索尔用信仰之光点亮黑暗，完成个人的救赎。但影片并没有止步于此，其更深刻的思考在于，由于索尔专注于埋葬儿子的事情而没能成功为起义的组织弄到炸药，而德军的部队也已赶到，这群犹太人将面临必死的命运，那么索尔所获得的个人的救赎是否还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这一问题近乎无解，因为面临真实的人间地狱之时，信仰与救赎是那么遥远与无力，每天有无数无辜的生命惨死，却没有任何拯救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从暴行之中解脱出来。《索尔之子》对纳粹创伤记忆的书写之中最深刻的一点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战争与种族屠杀所带来的彻底的毁灭，在人性泯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之时，一切寻求信仰与救赎的行为可能都是无力和无效的，人类用千年时间祭奠的文明与理性竞也是如此脆弱，在极端的情境下完全失效而成为废墟。纳粹的种族屠杀是整个人类发展史的黑洞，无情地吞噬掉人类引以为傲的一切构建。因此，在影片充满可能性的结局中，导演选择让孩子隐没在森林中，他在留给人类希望的同时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仿佛时刻在提醒我们文明的根基是如此脆弱，人类只有谨记历史的教训才不会让悲剧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