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风格是低级的？不，它是融合的

杨聃

那些无性别、无季节性的街头品牌，将号称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设计贴上了不匹配的高昂定价。他们打着反时尚、反繁复的旗号，却成功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年轻潮人来买单。

一件连接亚文化与时尚的夹克

在谷歌根据英美两地热门关键字搜寻发布的《2016年流行趋势报告》中，军装风（Military Chic）是热搜的三个关键词之一。想来军装风上榜少不了飞行员夹克的功劳。这件潮牌必备的单品，能一路从驾驶舱流行到街头又攻占秀场，可不是因为它好看。

MA-1夹克是美国空军为驾驶在高海拔、冷气流、狭窄座舱里的飞行员设计的。1949年它从皮革版升级到了防水的尼龙材质，在保留如袖子上的笔套等功能性的细节同时，增加了一个新亮点，也是当下标志性设计——橙色衬里，如果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橙色有助于目标的发现。

马丁靴以1969年为灵感的视觉大片

后来田纳西州的阿尔法工业（Alpha Industries）签署了一份合同，赢得了美国军用标准夹克的制造权。可以说在1970年以前，人们只能看到官方版本的飞行员夹克，之后从小规模的商业售卖再到1984年的批发成风，飞行员夹克不再是专供了。即便有这等“鱼目混珠”的情况，阿尔法的“官方版本”还是可以一眼就被分辨出来，因为有“飞行前请移除”（Remove before Flight）的红色标签用钢圈连在了袖子口袋的拉链上。

诱发这一转变的根据地不是美国本土而是大洋彼岸的英国。MA-1夹克被一群亚文化部落发现了，他们就是光头党。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菲尔·科恩（Phil Cohen）把光头党的打扮形容为“对典型工人的一种滑稽模仿”：吊带裤或者实用的免烫裤，本·薛尔曼（Ben Sherman）衬衫以及擦得锃亮的马丁博士（Dr. Martens）鞋。这一套行头似乎再现了一种“整个社会流动过程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诞生于摩登族风格中那些显然是对无产者元素的系统性夸大，对如西装、领带、发胶这类资产阶级影响的补充性压抑。

起初MA-1夹克的流行趋势并没有一下子凸显出来，毕竟早期的光头党更喜欢哈林顿或牛仔夹克，时不时在上面溅上一点漂白剂。但到了70年代第二波光头党——前朋克一族，才开始大规模穿上了MA-1夹克，他们被认为是坚定的反建制符号。酒红色或黑色的夹克看起来的超大轮廓创造了一种更加男性化的效果——不成比例的躯干和直腿牛仔裤一如既往地搭配着马丁鞋。

爱雷鬼音乐的光头党植根于英国新兴多元文化，而非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浪潮。他们表面上融合了两种看起来互不兼容的资源：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文化与白人工人阶级文化。可用《通过仪式抵抗》一书中的主题来说：这种风格层面的综合，构成的不仅有父辈文化苦心经营的适应、协商和抵抗等形式，也有对青年及其所处环境而言更直接、更具体的形式。

因此光头党多少化解了或者至少减缓了黑人和白人杂居的贫民区与典型的白人贫民区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当时这种结盟是脆弱的。随着雷鬼乐更公开地探讨种族议题时，一些基本矛盾在生活表面爆发了。正如迪克·赫伯迪格曾在1976年表达的那样：“雷鬼乐已经成年，光头仔却被判定永远停在了青春期……”

自从高提耶开了头，Saint Laurent 和 3.1 Phillim Lim 也推出了女性飞行员夹克

当加拿大的地下导演布鲁斯·拉布鲁斯（Bruce LaBruce）重新研究了光头党的制服并把它用到了其同性恋色情类作品时，光头党风格又增加了部分男性性幻想的标签。由此种种，渐渐地，飞行员夹克演变成了反文化、种族宽容、盲目崇拜和民族主义的矛盾综合体。

让·保罗·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的“再发明”为MA-1夹克在80年代尾声开启了高级时装之旅。他改变了MA-1夹克的性别，把它重新剪裁成适合女性的长度，兼顾了胸部的线条和造型，顺便把衬里变成了红色。事实证明，它成了8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服装之一，频频登陆像《The Face》和《i-D》这样的流行杂志，其中1988年5月那期还被伦敦博物馆收藏了。“那时你已经在任何附近的剩余军用物资店都买不到19.99英镑的飞行员夹克了。”高提耶对《Dazed》说。

谁能想到10年之后，飞行员夹克利落的轮廓又成了极简主义和现代主义设计师的画布，尤其是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和拉夫·西蒙斯（Raf Simons）。前者保留了形状和细节，只是加上了自己的风格，如手腕束带和加长的衬里。这位奥地利设计师将原本看上去笨重的设计，没做过多改变就显得轻便了。

而西蒙斯对伦敦北部非常痴迷，所以更倾向于保留夹克的亚文化历史。比如2000年春夏的Pyramid Bomber，衣背图案来自荷兰亚文化群体“Gabber”组成的音乐组合“Rotterdam Terror Corps”;2001年秋冬，他又通过贴布迷彩MA-1“Riot Riot Riot Camo Bomber”来表达青年反叛的态度;2003年的Consumed Parachute Bomber把降落伞的绑带元素加到了夹克的设计中，这件解构重组的夹克也成了西蒙斯的经典作品。

认同与差异表达

今年7月Vetements受邀“客座”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它和MA-1夹克的“正版”供应方阿尔法工业联名出品了一个Vetements x Alpha Industries MA-1（17 SS）系列。虽然夹克差不多被改得面目全非，还是没有改变其“阶级属性”。另一方面，Vetements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的亮相也预示着，那些传统高定品牌似乎不再是时尚的独裁者了。

“现在有新一批的设计师来代表奢侈品文化了。”英国塞弗里奇百货（Selfridges）男装与科技总监宝仕·迈尔（Bosse Myhr）这样认为。他所谓的新一批设计师都出自当下号召力爆棚的街头品牌，Hood By Air、Off White、Supreme都成了各大媒体竞相研究的“成功案例”。当每周四上午Supreme推出新品的时候，纽约门店外的队伍可以排满整条街，有点像当年在音像店门口等着买流行乐队最新专辑的情形。“Drop”这种远远高于传统周期，严格控制节奏的新品推送，让街头品牌牢牢把控住了消费者的兴奋度。他们像“粉丝”一样收集着新品。

“现在李维斯古董衣与爱马仕手袋地位平等，甚至还能出现在同一造型里。”Off White设计师维吉尔·阿布罗（Virgil Abloh）表示，“消费者已经发号施令，告诉我们他们喜欢什么了。”这多亏了潮人（Fashion Hipster）消费群体的崛起。

Vetements x Alpha Industries MA-1（17 SS）系列

“潮人”这个称谓并不新鲜，他们的自我意识与“凡勃仑”学说的“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差不多，可他们不会穿着有香奈儿Logo的“开司米”，而更可能穿着印有Champion标志的非Champion运动服。这些热衷讽刺、刻奇（Kitsch）的年轻人热衷于某种圈内人才懂的幽默。

何为圈内人才懂的幽默？比如说一件仿似体育场馆安保人员身穿的超大尺寸雨衣，只是背上写的不是“安保”（Security）而是“Vetements”。这件雨衣具有所有潮人时装的必备要素——即刻能被辨认出来的标识。然而，这种讯号只能被那些站在时装最前沿的队伍接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如此地不知所谓。它既是一件“安全又有保障”的雨衣，又完全不是普通的“安保”雨衣，是不是有点刻奇的幽默。

正是因此，这件零售价为185美元的雨衣数周内销售一空。信息的高速传播让潮人现象的崛起成为全球现象而不仅局限于伦敦东区或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每日电讯报》时尚版负责人认为：像“安保”雨衣和DHL T恤这样将Logo的文化挪用，把曾经穿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时尚圈内的身份标识，“这是对企业利用时尚创意大量吸金的叛逆回应”。

无论是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还是毛衣上印着“愿我烧毁的桥梁能点亮前路”（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the way），街头风格一直在四处挪用以达到最佳状态。有人觉得这很有趣，有人感到被冒犯;评论家褒贬不一，消费者喜爱不已。

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拼贴形式改写和延伸了我们的话语形式，让一些夸张又无意义的东西转变成一种态度。记得1977年9月《Vogue》刊登的一篇关于桑德拉·罗德斯最新系列的报道，称其怪诞的女装完全是朋克的变体，模特们佩戴着大量的曲别针和塑料片，影影绰绰地现身，其配饰旁出现了一句名言——“让人震惊就是时髦”（to shock is chic）。

所以杜尚的“现成物”那些最不起眼和最不合时宜的物品都可以纳入时髦的清单了。同样地，只要能在“自然的”与被构建的语境中造成清晰的断裂，就能被理解为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所说的“对抗性穿着”。

当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不见得是朋克文化的追随者，但他们喜欢街头风格与主流传统的“背道而驰”，并且愿意付出同样高额的价格。Champion与Hanes全球首席设计师内德·芒罗（Ned Munroe）也买账了：“那些风头正盛的街头风格品牌设计师对已经建立成熟的东西，持有某种反叛和亵渎的态度，但相互间又有独立且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本文参考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和《Dazed》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