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软环境建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准”、“教科文卫协调发展”、“规范社会化媒体行为”和“加强协同治理制度性建设”等软环境建设方面作出努力。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软环境建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前提下，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制度化渠道，按照法定组织程序有层次地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了较大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愿意并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今，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结构仍将发生变化，利益取向多元化和利益分配不均衡现象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将进一步促进公民利益意识觉醒，促进其政治参与的利益要求。

2015年4月30日，党中央审议通过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邢台、邯郸10地市协同发展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规划事关重大，涉及复杂的消除行政壁垒、整合要素资源、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等多个层面，既包括产业、项目等“硬件”的一体化，也包括区域行政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等“软件”的一体化。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关键。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软环境建设首先包括教育、卫生、通讯、金融、户籍等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多个方面。这些软环境建设对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提高群众生活水准，是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京津冀区域城市发展差距很大，河北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一方面，收入低，生活水准就低，生活状态相对较差；另一方面，收入低，消费水平就低，意味着市场狭小。京津冀地区人口超过1亿，其中河北省有七千多万人，但是这70%的人口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市场需求小，必然对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民只有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良好心态去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影响与监督公共权力的运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落后对公民参与政治形成刚性制约，人们如果连吃穿用住等生活层面的问题都没能彻底解决，也鲜有心情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保证公民具备参与政治的条件和能力，是促使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首要基础。

提高京津冀区域70%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通过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协同发展中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在转型升级中实现绿色崛起。同时，河北省与京津实现交通设施的全面对接，打造京津冀“一小时经济圈”，从而带动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及人才的发展与转移，缩小与京津的贫富差距，缓解边缘化问题。

另外，在金融服务方面，京津冀区域内探索“异地同城业务”；在通讯方面，扩大固定电话区号010范围，使这种“软区划”设计拉近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际；在户籍方面，探索优秀人力资源在近京津的河北省辖区内的小城市就业也能够享受京津优势资源的“软区划”政策，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区域要素在京津冀大范围内均等化布局的目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 教科文卫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环节

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才能明确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才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是京津冀三地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极大地影响到协同发展的实质推进。

一直以来，北京对外来人口及周边区域形成巨大“虹吸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京津冀区域之间的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太大。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近三年平均值分别为24.42%和24.05%，河北省只有10.42%；医疗资源方面，河北省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三级医院的数量比北京少24家，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更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来自河北的最多，占1/4。此外，河北省的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也比北京和天津低很多。在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北京的人口疏解必然面临着户籍、高考、医保、社保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要在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下大力气，逐步缩小区域间的落差，着力解除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促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例如，在教育资源方面，京津的优势教育资源可以考虑向周边基础较好的小城市疏解，例如以建立分校的方式，提升京津周边的教育水平以实现教育的协调发展。

3 规范社会化媒体行为，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可靠平台

社会化媒体是指以web2.0技术为支持，允许用户创造、分享与传播信息的实时互动平台。最常见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如博客、微博、论坛、播客、QQ空间、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外界约束少、个人自由度高的领域，不妥言论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被追踪和控制的。这就会弱化个人在社会化媒体的自我约束，使其中的人们较少考虑行为后果，从而容易突破规范。

2015年12月28日，北京一高校某教授在参加媒体访谈节目谈到京津冀雾霾问题时，直言不讳河北省在京津雾霾问题上应承担绝对责任。视频一经传播，激起千层浪。某教授不够客观且情绪化的语言激起了河北人的强烈反感。于是，经由微信、微博展开骂战，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现实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规范社会化媒体行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为个人利益诉求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表达氛围，但是社会的发展更需要的是协商基础上的“共识”，而不是多元化意见间的相互争执。

社会化媒体时代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要求是理性包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首要条件是公民应具备政治理性。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必然是一种文明的政治，而文明的政治也必定是理性的政治。这种理性并不是哲学观念中的理性主义，而主要是源自于经验观察而积累起来的理性。理性的人想问题、办事情不冲动，理性的社会有利于降低社会关系的调节成本而达成和谐。同时，包容的心态是必须的。包容心、同理心是避免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关键。

毋庸讳言，社会化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责任完全缺失的地带。参与者恰恰应该自觉规范行为，对自己的社会化媒体行为承担责任，理性考虑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样，社会化媒体才能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可靠平台。

4 加强协同治理制度性建设，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机制保障

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京津冀协同治理也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目标。

第一，制度的全面性。京津冀协同治理制度目标是指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涉及协同发展稳定、民主政治协商、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各方面的治理体制。只有健全各种体制和制度，才能保障公民充分行使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使其行为有章可循。

第二，制度的稳定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治理水平是检验体制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这一目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通过改革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体制机制。

第三，治理的民主性。治理是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人大、政协等多元主体互动推进的治理，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协商民主是促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政治协商的过程，也是公民经历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培训的过程。例如，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纳入协商范围，通过平等对话和酝酿求证，让基层民众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上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用这样的方法处理问题，既突出政府作用，又密切干群关系，体现治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

第四，制度建设的法制化。京津冀协同治理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方成员应该首先做到摒弃门户之见，实现平等对话，做到应商尽商、阳光透明，避免主观臆断、事后告知，在关照公约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结果实施上做到法定刚性，在监督制约上厉行奖优罚劣，在发展历程上力保长远持续。

京津冀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软环境建设的推进，涉及面广，内涵丰富，意义重大。软环境建设务求真实反映群众诉求和期待，加强调研，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势利导，大胆尝试，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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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0.

[责任编辑：田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