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级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研究取向分析

2016-12-19 01:16王灿发王芳任洪忠
西部学刊 2016年19期

王灿发?王芳?任洪忠

摘要:本文选取《新闻爱好者》为研究对象,统计了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800篇论文,并将每年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和分析,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展示该刊三年来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9-07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新闻爱好者》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河南省一级期刊,也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闻界人士研讨新闻、交流经验的园地,是业余通讯员开阔眼界、自学成才的助手。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3年到2015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面的800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以期从中窥探近几年新闻传播界的发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在《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所采用的类目编码[1],结合《新闻爱好者》自身刊物的特点,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5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和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种交叉性、跨学科性学科,加之当前媒体发展的融合化发展趋势,因此在编码过程中难免存在编码误差。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呈现当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透过三年的统计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由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新闻爱好者》都开设了专栏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名著进行介绍。具有深邃思考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时代的骄傲,也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新闻作品的欣赏有利于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将“名人名家名作”单列一项。

二、2013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论文总共313篇,经过统计分析,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个方面或领域。子类目之间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各子类目论文数量(详见图一)以及各子类目的论文数占本刊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详见图二)如下:

2013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共13篇,均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是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文章“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2]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原因,指出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自己在华更好的生活的谋划”。[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较大,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既有早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新闻研究。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研究论文高达8篇。

新闻理论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别涉及到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职业道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媒体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8篇。郑保章、胡静静对胡锦涛新闻宣传思想进行研究,指出胡锦涛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3]

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数量最多。从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涉及到标题的拟定、新闻语言的使用、会议消息的写作等方面。陈春艳指出,社会语境的变化促使新闻标题变为“言语平实与灵动——务实、求俗、趋利的社会文化心态下的新闻标题”,呈现“日常口语登上大雅之堂——务实性的价值取向”“方言词、俚俗词登上大雅之堂——娱乐性的价值取向”“流行词语登上大雅之堂 ——时尚化的审美取向”。[4]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探讨。从获奖作品中总结经验的文章共9篇。对个案报道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的文章共27篇。

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2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传统媒体的突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探讨纸媒和传统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文章有 17篇。可运领提出地市报业求强的四个路径:“贴中心、接地气、求创新、促发展”。[5]陈学桦提出党报突围的基本路径是“实现两个突破 发挥三大优势”“要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给发展带来的巨大障碍”“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报理念”“公信力是党报最具竞争性的力量”“人才是党报突围成功的基本保证”“对独家新闻的占有是党报决胜新媒体的关键”。[6]

33篇传播学研究文章主要涉及文化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传播效果分析。其中文化传播最多,高达12篇。陈力丹提出“禁果效应”,并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消除信息传播中‘禁果效应的方法。 单靠‘禁止查禁和封锁消息只能使问题激化,产生对立情绪。”[7]杨奕“从‘人内传播的角度分析‘皮格马利翁效应。”[8]严瑜对伯克新修辞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认同”进行研究,提出认同构建的“具体方式包括重复形式、三段论式推进、隐喻和移情等”。[9]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出境信息的传播主要研究了我国华夏文化对外传播、新疆对外传播和深圳卫视国际频道“走出去”策略。这一时期,对国外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日本的新媒体、印度农村新媒体、西方言论自由、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英国电视数字化、新加坡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美国的新闻媒体及其教育都有涉猎。张举玺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时谈到“新闻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闻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0]朱继东指出“言论自由已经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的一根任其随意挥舞的大棒”“阿桑奇和维基解密所憧憬的理想化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希望能够对政府行为实施监控 ,但殊不知一旦触犯美国利益就遭遇到‘围剿和迫害”。[11]

舆论学研究方面,有对具体舆情案例的分析。顾明毅在对“表哥”事件的分析中指出网络时代“一旦出现‘光靶事主,就会吸引‘丛林的集中传播,形成舆论场结构化的一次对立情绪宣泄和表达”。[12]在舆情引导和应对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9篇。在谣言研究方面,杨虹认为“图像的话语权越来越突出,以至于那些没有直接图像可用的网络谣言,也要寻找一些资料性或花边性图像加以‘辅证或‘修饰”。[13]

这一年没有发现对广播的研究,对电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电视节目评估系统的建立和应用方面。互联网方面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田宇认为“网络传播极易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是‘信息阶级产生的一大原因”。[14]

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的研究主要涉及微电影、IPTV、电子书、手机等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入“云”。李益在研究手机媒体中指出,“电脑之前的一切媒介把人都拴死了,或拘束在室内,或钉死在椅子上。唯独手机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送到大自然中去”。[15]针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研究共有24篇文章,涉及的主题有传统媒体官微、政务微博、企业微博,对微博的传播特点、危机应对、社会影响力和侵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广告学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共9篇,分别涉及广告创意、广告摄影、广告语言艺术、广告案例分析、公益广告、广告传播和植入式广告研究。新闻传播教育共10篇,主要集中在教育改革方面。

三、2014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刊登在2014年《新闻爱好者》上面的学术论文共248篇,主要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等15个领域。每一类目的论文数量及每一类目论文数量占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如下图:

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论文14篇,时间跨度主要涉及魏晋、元代、民国、东北沦陷和抗战时期。其中,对穆青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精神进行研究的文章有6篇。涂鸣华在研究民国时期女性烫发的媒介呈现时讲到,“身体成为政治和时尚纠葛在一起控制的场域”,“政治和时尚终于在女人的头发上成功握手言和”。[16]

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共14篇,探讨了新闻侵权、新闻客观性、传媒公信力、人文精神、传媒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等内容。哈艳秋对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进行了研究,“在指导思想上,邓小平强调在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新闻宣传实践中,邓小平要求新闻工作者拿事实说话,注重调查研究;办报要关注‘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培养良好的文风和过硬的作风”。[17]

新闻业务研究文章共42篇,涉及采写心得、新闻标题的制作、获奖作品探讨、 “失独”家庭报道、突发事件报道、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和人物报道等。靖鸣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平衡的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负面新闻的正面价值,化解危机。”[18]赵志国指出,“就现实而言,媒体灾难报道的最大考验就是‘控负的边界”。[19]

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研究文章共25篇,研究话题涉及影视产业、纸媒行业、媒体融合、文化创意产业、新闻敲诈治理等方面,其中关于媒介融合的文章数量最多。孟建认为,“在‘官方媒体舆论场和‘民间媒体舆论场 的博弈中,‘民间媒体舆论场中的负能量往往在各种‘抗争运动(活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极大问题”。[20]在产业集群研究方面,陆地指出“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会强化或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一个产业若想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善用四大关键要素,加上机会、政府角色,彼此互动。”[21]

传播学方面的文章共26篇,涉及危机传播、文化传播、体育传播、政治传播。王梅芳在探讨时尚文化时,指出“时尚不停变化的特性决定了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时尚可以用作文明过程的指示器”。[22]张贞贞在对媒介决定论和发展传播学进行分析后指出,“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的”,“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间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来实现的。”[23]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章共13篇,除探讨我国对外传播之外,还研究了美国、苏联、德国、韩国和印度的传播思想和实践。柯泽指出“米德认为一切关系和互动的基础是人人借助于符号而发生的交往和交流,”[24]“米德实际上是从信息交换和交流的角度切入到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之中”。[24]

舆论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8篇,其中四篇是关于舆论引导的研究,其他文章分别涉及舆论的作用、舆论特点、舆情演变。刘建明指出,“诤言、褒扬与曝光执着地追求真理,坚定地捍卫公共利益与正义;浮言、假话、谬理和谣言则套话连篇、颠倒是非,贻害国家和人民”。[25]“从根本上看,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制造了热词,也成为社会舆论的诱因。”[26]他认为,“即使千万种媒体发出同一种声音,连篇累牍,势如燎原,公众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意见也不过是舆论泡沫。”[27]舆论“演变有‘社会燃烧模型‘社会激波模型和‘磁场引力模型三种”。[28]

广播电视方面的文章共14篇,研究广播的论文1篇。电视研究内容涉及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电视发展、节目主持人方面。有一篇研究农民形象的论文。

互联网方面的文章共11篇,研究内容涉及网络时尚传播、网络政治传播、网络危机传播、网络文化传播、网络谣言、网络舆情等方面。

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2篇,主要涉及新媒体的界定、新媒体的作用、新媒体的发展和微电影。谭天认为,“‘媒体 是一个传媒经济学的概念”“新媒体其实不是‘媒体,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29]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8篇,主要涉及政务微博、微博舆情、微博营销,还出现了微博时尚传播研究。这一年开始出现微信研究。陈燕霞指出,“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推送内容之外,还充分利用平台的自动回复和后台解答用户问题的功能,实现了与用户之间的沟通”。[30]

广告学方面的文章共4篇。以个案的形式研究美国的公益广告、整体关照研究中国广告业,还有2篇分别研究广告文化责任和高校广告伦理教育。

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文章共10篇,分别涉及高校影视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文化礼仪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方面分别探讨了新闻教育改革、新闻实务教育、新闻人才培养。

四、2015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5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学术论文共有239篇,主要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微博微信、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等14个领域,广告学领域的文章没有。每一类目的数量及每一类目占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论文比较少,共4篇,一篇探讨五四时期报刊的发展动因,一篇探讨抗战时期民营报纸与政党报纸联合经营模式,一篇是《历史就在你的脚下——读台湾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剩下一篇研究古代舆论,提出了“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31]的古代十大舆论定理。

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共15篇,主要涉及媒体的地位、主流媒体的认知、媒体公信力、新闻自由、专业主义、党性原则等方面。黄何风涛指出,“近年西方新闻学者认为,每一种新闻媒介的信道,越来越被定义为控制手段”“新闻场是西方学者分析权力控制新闻、影响受众的一个概念”“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反对新闻媒介的公共化,主张媒体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和报道的独立、自决和自行负责的原则,反对国家对媒体的干预。”[32]

新闻业务研究文章共40篇,主要探讨了新闻采写、新闻标题制作、新闻策划、医患报道、调查报道、会议报道等内容。黄淑敏指出,“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媒介技术如何更新,报道理念如何跟进,报道方式如何创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新闻本体、不离新闻本位,遵循客观真实、多元价值、人文关怀和报道平衡这几大原则”。[33]

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体产业研究文章共38篇,主要探讨了传统媒体的发展、媒介融合、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动漫产业、电影业、出版业等。在关于自媒体版权问题的探讨中,王志刚提出“寻求版权利益平衡是媒介变迁的必然阶段,需要制度和平台双管齐下,平台运营商将成为重构版权利益平衡的主力”。[34]在数字化图书营销的研究中,他提出“数字化图书市场交易中的‘柠檬问题不仅会损害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引发图书行业间的恶性竞争,还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市场失灵,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35]

传播学方面的文章共30篇,主要涉及到传播理论和健康传播、公共传播、文化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张美静在研究网络表情符号emoji爆红的原因时指出,“表情符号‘生长于文字表达的体系之外,掌管着语尽词穷后广袤的情感丛林”“在网络沟通及时便捷、表情符号又高度发达的当下,人们越来越少地深思熟虑、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一个情绪的表达,我们越来越习惯把情感表达让渡给表情符号,把自己变成一个在电脑屏幕前表情冷漠而在网络世界里热情奔放的怪异动物”。[36]郑保卫、王亚莘对习近平的宣传艺术和传播技巧进行梳理,总结出八大特点:“注重细节,善讲故事”“崇尚简洁,倡导新风”“善用俗语,朴实无华”“巧用典故,彰显厚重”“区分对象,讲求效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37]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章共13篇,主要是对国外的新闻传播进行研究。研究的国别主要是日本、美国,研究的范围涉及传播心理、文化传播、新闻传播等多个方面。罗彬在研究国外公共媒介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提出,我国公共广播电视管理制度建设要“分类管理”“重点放在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制作上”“加快国家立法”“加快健全广播电视体制机制”。[38]

舆论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6篇,主要研究了网络辟谣、意见领袖、舆论监督、舆论思想和舆论引导。刘建明认为,“舆论辩论是思想达到真理的必经之路”“合法的舆论一律就是民意同化的一律。[39]”舆论传播中,存在“恐惧孤立与追随声势的众意增减律”。 [40]雷扬、荣翌、王灿发认为,网络舆论场中舆论势力博弈存在四个新表现和新特征:“网络舆论势力的博弈展现出蝴蝶效应”“对抗性的舆论力量公开较量”“舆论势力博弈阵地转向社群媒体”“社会思潮参与网络舆论博弈”。 [41]

广播电视方面的文章共18篇,研究范围涉及电视节目创新、节目主持人和广播评论。陈沫认为,弹幕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电视媒介的娱乐性”“提升电视观众与电视媒介的互动效率”“增强电视观众的黏性”,还“可以为电视媒介提供‘增值功能”。[42]

互联网方面的文章共14篇,主要探讨网络发展给社会、新闻业等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陈力丹认为,“互联网凭借强大的连接功能,正在重新整合社会、市场等资源,重构新闻机构组织流程与商业模式,实现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所说的‘无缝体验。”[43]

新媒体(不含微博微信)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9篇。肖艳怜对少数民族新媒体研究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失衡特征”“研究偏重于泛化的现象描述,多数研究缺少对社会环境、政治框架及制度的分析把握”“相关研究中使用理论作为研究支持的成果少”“忽略了电脑传播系统实现的跨边界数据传输与使用者也是信息发布者的特征,主要视点集中在新媒体的单方面信息生产、传播与控制。”[44]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0篇,主要涉及微博微信运营、传播功能、大V的传播行为、传统媒体入“微”等内容。李凌达指出,“农产品电商的蓬勃发展,新媒介与商业的标签捆绑在一起,通过农产品的载体,实现了对农民消费文化的灌输”。[45]王铙对《今日消费》微信公众号进行研究后指出,它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利用原创内容、有效活动黏粉、深耕传播效应、合理商业化四大支点,将微信平台的运营打造成一个合理化的闭环”。[46]

广告学方面的文章没有。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文章共1篇,研究的是自媒体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应用。

五、2013年至2015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对比分析

从数量对比来看,新闻业务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一直占据当年最高比例。新闻理论和狭义传播学研究稳中稍增,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的研究稳中有增,三年间增长了6个百分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研究一直在增长,新闻传播史、广播电视与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有一定波动,广告研究一直在下降。

从研究主题来看,新闻获奖作品的研究是新闻业务研究的重点;新闻职业伦理道德、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成为每年舆论研究的重点;在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的研究方面,媒体改革与媒体融合是研究重点,这跟当前的媒介发展形势相吻合,同时也跟中央精神保持一致。文化传播成为三年间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文化产品的传播进行研究。三网融合的推动,手机媒体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途径,这三年间对手机媒体的研究是新媒体研究的重点。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微博微信处于发展的井喷状态,新闻传播学界对其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但作为新生事物,对它的研究还处于不断探索之中,研究范围也比较分散,对微媒体的理论创新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几乎没有。

2013年至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后三年,围绕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新闻爱好者》在推动媒体改革、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的选题稳步增长,研究主题不断细化,研究深度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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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灿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芳,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访问学者。

任洪忠,作者单位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