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差异

徐晓红+汪侠

摘 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实现区域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其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的GTFP及其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绿色经济；区域异质性；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91-08；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成就了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和政府主导型投资，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短缺与环境严重恶化，似乎走向了一条“要经济舍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1][2]。为了避免重复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发展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标志着绿色发展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如何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环境与经济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随着区域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区域间相互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考虑资源和环境代价的基础上，测度中国30个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区域比较，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源泉的核心指标，其测算方法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总体看来，这些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各地区TFP的变动进行分析和研究[3][4][5]。这种方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测算中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其函数形式往往是隐形的；另一方面，其估算的传统TFP只考虑了劳动力与资本，忽略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资源环境因素，因此难以准确度量相关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二是运用索罗余值法来测算TFP[6][7]。这一计量模型无法考虑被评价单元无效率的存在，另外，其仅仅将环境污染纳入生产率核算框架，没有考虑能源投入问题，结果必然会扭曲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经济绩效的评价[8]。三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9][10]。这类文献在计算距离函数时，都是采用径向、角度的DEA方法，当存在投入或产出的非零松弛时，将会导致效率值失真。近年来，为了研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一些学者在传统的TFP分析中将资源与环境要素纳入到生产率测算中，并将考虑了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投入产出效率定义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11][12][13][14][15]，但在污染物指标的选取上，一般以单一污染物指标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显然难以体现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关系，从而导致经济体的生产率评价产生偏误。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将资源和环境因素同时纳入生产率的测算框架中，并将其定义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它是在原有生产率的基础上综合资源利用和环境损失之后获取的“绿色”生产率，能够全面系统反映地区绿色经济的综合竞争力。第二，在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上，选取能够代表各省份整体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并运用熵值法将其综合为一个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第三，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省际GTFP及其来源进行了估算，据此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异质性特征。

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要素投入。投入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劳动投入：由于劳动时间数据不可获得，同时鉴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该指标统计口径的变化，为了保持指标的一致性，故选取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量指标，然而资本存量没有现存的数据资料可以使用，需要对其进行估算，本文使用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和参数选取可以参考张军等（2004）[19]的做法，最后将估算的资本存量数据都统一调整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相应值。能源投入：选用各省份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

2.期望产出。由于GDP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林伯强和孙传旺（2011）[20]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在现阶段至关重要，并且实现GDP的稳定增长是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因此，选取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份实际GDP来表示期望产出。

3.非期望产出。与现有文献仅采取一种或几种环境污染排放指标不同，本文利用熵值法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综合成一个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衡量环境污染排放非期望产出。

本文研究时间段为2000—2014年，研究对象为中国30个省际经济单元（因数据原因，剔除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另外，由于区域经济差异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表现出的特征不同，不同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GTFP测度结果往往存在一定差异性，故本文按照刘华军和杨骞（2014）[21]的做法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两大区域、三大区域以及四大区域①①两大区域分为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其他省份为内陆地区；三大区域分为东、中、西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大区域分为东北、东、中、西部，东北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多种空间尺度的选择有助于从多个层面更加全面地探究资源环境双重规制下中国GTFP增长的区域异质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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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投入产出数据，利用ML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该指数进行分解以便进一步考察效率来源。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样本考察期内，全国30个省份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GTFP指数出现上升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3%，其中，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2.5%，由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上升幅度大于绿色技术效率下降幅度，故导致GTFP的正向增长。这可能归因于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外资大量涌入，而FDI有助于先进的技术水平在中国传播，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的技术进步率实现稳步增长，代表创新能力的技术进步将绿色生产前沿面外移进而推动GTFP稳定增长。从各个省份看，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有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6.7%、6.1%、5.9%、4.6%，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实现正向增长。这表明这些省份一方面不断进行绿色技术的革新，使得绿色生产边界不断外移，另一方面不断缩小其与最佳生产边界的距离，即发生了明显的“追赶效应”，这两方面因素成为驱动GTFP较快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最终实现环境与绿色经济的共赢。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福建、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云南的GTFP指数均呈增长态势，而这些省份中的绝大部分都主要依靠绿色技术进步来实现生产率的增长，忽视了绿色技术效率的提高，这样势必会出现资源配置失衡和资源浪费现象，从长期角度考虑，并没有很好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GTFP指数增长率为负值，表明这些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代价，并且很大程度上与这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有直接关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距，GTFP增长也极有可能显示出显著的差异性，并且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GTFP测度结果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分析中国GTFP增长的地区异质性有利于考察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表3给出了不同区域划分尺度下的ML生产率指数测算结果，图1、图2、图3显示了不同区域划分尺度下的GTFP动态变化趋势。从全国层面看，绿色生产率的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2—2006年，GTFP均呈现负向增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本世纪初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显著加速，重化工业化浪潮再现，政府主导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矿、火电、钢铁、水泥等资源环境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节能减排压力剧增，阻止了绿色生产率的上升通道；2006—2008年，GTFP实现正向增长，这应该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能源强度降低20%和主要污染排放物总量减少10%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以及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策的出台有密切关系；2008—2010年，由于受到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迫于保持经济增长的压力，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更偏向经济增长，而能源环境问题被“选择性忽略”，这导致GTFP再次出现负向增长；2010—2014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的提出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强化为绿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引致GTFP的上升。

从区域层面看，在两大区域中，东部沿海地区的GTFP指数年均增长率达到2.3%，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内陆地区的GTFP指数年均增长率仅为0.2%，与沿海地区差距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数为经济发达省份，无论在内部的研发经费投入、环境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增长等方面，还是在外部具有技术进步外溢效应的国家贸易、FDI和无形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内陆省份主要以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环境治理技术较为落后，为了获得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就导致内陆省份虽然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凸显，最终使得绿色经济受到较大负面冲击。

在三大区域中，GTFP增长率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即东部地区的绿色生产率增长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的GTFP出现了年均0.2%的负增长，反映出该地区经济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增长质量低下，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但从2010年开始其绿色生产率已经表现出增长趋势，环境管制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在西部地区得到初步验证。

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GTFP指数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2.8%，说明东部地区已经能够协调好能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东北部与中部的GTFP表现为正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和0.1%。由于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过去经济发展主要靠资源密集型产业驱动，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征导致其更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困境，使其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绿色经济发展步伐相对缓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东北地区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措施，东北地区不再盲目追求GDP总量，转而更加重视绿色经济发展的质量，故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绿色生产率起到显著正向推动作用。然而，中部地区的增长率较为缓慢，没有实现强劲提升，整体表现疲软，这是因为中部地区多为农业大省，第二、三产业起步较晚，近年来大量承接了东部地区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导致该地区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污染程度加重。此外，西部地区的GTFP指数增长率比其在三大区域划分中更低。这与区域划分标准有关，在四大区域划分中，西部地区包含了内蒙古和广西，这两个省份资源较为丰富，能源成本低，导致能源消耗比重大和利用效率低，加上经济水平不发达，环境控制技术相对落后，使得作为绿色经济持续增长主要动力的GTFP受到较大冲击，进而拉低西部地区的GTFP增长率。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从各个省份的层面还是从不同区域层面来考察GTFP的增长情况，东部经济发达省份都是“引领者”与“先进者”，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则扮演“追赶者”和“学习者”的角色。不同区域绿色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四、结论与启示

在能源和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刚性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已迫在眉睫，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实现绿色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两大区域、三大区域和四大区域，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省际GTFP及其来源进行了估算。研究结论如下：其一，中国2000—2014年间的整体GTFP年均增长1.3%，且G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其二，中国GTFP在省际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样本考察期内，GTFP指数增长率最快的省份分别为天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其GTFP增长表现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双轮驱动模式，实现环境与绿色经济的共赢。其三，不同的空间尺度选择标准下的GTFP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东部经济发达省份都是“引领者”与“先进者”，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则扮演“追赶者”和“学习者”的角色。

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提高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继续加大绿色技术进步的支持力度，诱发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绿色技术进步一方面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能够节约能源和减少环境污染，是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二是应该通过资源整合和要素重置的方式，坚决淘汰绿色技术效率低、污染特别严重的“僵尸企业”，实现产业重新优化组合，将资源配置到生产效率高、环境效益好的企业中去，进而实现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三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应该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向中、西部省份扩散，逐步缩小区域技术水平差距。四是考虑到区域的异质性，应该实施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东部和中部省份应该继续保持现有环境规制强度，特别是中部省份绝对不能一味追求GDP的上升，否则将出现经济与资源环境难以协调发展的局面，而对于西部地区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强环境管制，进而逐步实现环境和绿色经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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