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尔雅》与《马氏文通》语法观的不同

沈冰

摘要： 《尔雅》是疏通古典经籍中方言古文的工具书，而《马氏文通》是第一部关于汉语语法的系统性著作。本文以《尔雅》和《马氏文通》为研究对象，发现两部不同年代不同书写方式的著作其实都可以被当作语法书来看待，只是两者的语法观有显著差异。《马氏文通》重在通过理性和逻辑建立一个虚假的结构单位；《尔雅》则主要依靠想象力和悟性，体现综合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尔雅》；《马氏文通》；语法观

一、《尔雅》与《马氏文通》

《尔雅》是疏通古典经籍中方言古文的工具书，是传统训诂学的开山之作。《释名》对“尔”、“雅”的解释分别是“近也”、“正也”[1]。而所谓“近正”即“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2]”。

自《尔雅》问世以来，历代都有经学家为其作注，这其中就包括了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唐代陆德明的《尔雅音义》以及宋代邢昺的《尔雅疏》。正是因为有后人不断地为前人的疏漏作补充，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去考证、阐释古文字，传统训诂学才得以继承和发展。

可到了晚清末年，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开始逐渐萌芽。训诂学、小学乃至经学的研究已然都变得毫无意义。马建忠说“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3]”，那些传统的用以承载“道”彰显“理”的经文已经解救不了国难了，能挣脱压迫、摆脱落后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西方的“道”与“理”，即所谓的专门知识。《马氏文通》也由此产生。

《文通》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它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成功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对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深远而持久：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都有沿袭《文通》的体系。连后来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也受到其影响。“筚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泯灭，“削足适履之过”倒也没少提及，几乎都是说机械模仿西洋语法（主要是拉丁语法）有多不合适，只可惜《文通》之后出现的汉语语法书也都被关在西洋语法的框架里出不来。

二、“词本位”的语法书

正如前文所述，《马氏文通》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汉语语法研究至此独立为一门学科分支。但这也恰恰说明汉语语法的研究在《文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被今人当成同义词词典的《尔雅》中，就有组词成句的虚字介绍，如《尔雅·释诂》中的“逮、及、暨、与也。”（第43页），《尔雅》的郭注中也取了《公羊传》的例子“会及暨皆与也”。《文通》中把字先分虚实两大类的做法，就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人在虚字上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包括宋代周煇的《清波杂志》、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和刘淇的《助字辩略》等。而且从《文通》本身也可看出前人对古汉语语法的研究。马建忠在谈到“华文所独”的助字时，便引用了《文心雕龙》（“‘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和《广韵》（‘也，语助也，辞之终也）等等。

然而，这样来谈古代汉语语法，多少受马氏的“词（类）本位”语法所限，最终只能得出一个古代汉语语法成就不大的结论。这是因为马建忠虽然是根据意义划分词类，但是这种模仿西洋语法体系划分的词类更适合有明显形态变化的西洋语言。在西洋语言里，形态不一的词类可以控制句法。所以对于无明显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词”不宜作为语法本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句成分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小句中枢”等。这其中，“词本位”、“句成分本位”、“词组本位”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语言框架中的结构问题而提出，可以说是属于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之内，而“字本位”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汉语的超句法问题，“小句中枢”则从语法研究扩展到当下流行的话语研究。只是，要真正摆脱这种“语素——词——词组——句子”的理性语法的束缚，或者是要让“鞋子穿得合脚”，还需从汉语的自身特点出发，甚至从汉语的源头出发来思考。

金克木先生就曾表示中国古汉语语法是有别于西洋理性如“句本位”语法的“词本位”语法，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即战国末年已开始有词本位的语法即《尔雅》[4]”。为了佐证这一思想，他把印度现存最古的语法成果和《尔雅》作了比较。他谈及了印度的三本著作——《波你尼经》、《尼健豆》及《尼录多》。这三本书中，《波你尼经》是印度古代文法家波你尼所著的梵语文法书；《尼健豆》是一本难字汇，列举并解释印度上古时期《吠陀》经文中的难字；而《尼录多》则是用来解释《尼健豆》的，研究词源学的书，现在一般和《尼健豆》集合成一本书。《波你尼经》定的梵语规范，后来和希腊语、拉丁语和一些现代欧洲语言融合，于是产生以理性语法为框架的梵语语法。而《尼健豆》这种形式则和《尔雅》出奇的吻合，可谓为“词本位”语法正名。但之后，金克木先生马上又补充说明“词本位”的说法有点不妥，仍受理性语法的束缚，真正的古汉语，其词句难以划分。

金克木先生把《尔雅》视为“词本位”的语法书，作者以为这是种反对理性语法框架而不反对理性的认识。当代学者一般对《马氏文通》是一部“词本位”的语法书这样的表述不会觉得不妥，且一般只把《尔雅》当作一部最早的辞典，最早的训诂学作品，最早的同义词词典，或者是对语义学研究有巨大价值的古籍。语法，从狭义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是组织自然语言中词、词组、小句的结构上的规定。许国璋说“语法是制约句子里词与词的关系的规则[5]”。支持这种狭隘的观点的汉语研究者们，很多只能因循《马氏文通》的老路，却很难超越《马氏文通》。但从广义的真正理性的认识下，或者说从语法书的功能角度谈，语法书，除了教人学外语，不外两类：一是讲解本国古文；二是给通行语言定规范[6]。照这么说，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同义词罗列在一起的《尔雅》即是语法书。而对于金克木先生所言的“词本位”，虽然他自己表示这种说法是受“理性语法”束缚所致。但考虑到上古汉语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的事实和汉字字形的限制，基本上可以说一个“字”等同于一个“词”，即“字（词）本位”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7]，所以金先生的判断有一定道理。

如此一来，《尔雅》与《马氏文通》皆成了“词本位”的语法书。只不过，《尔雅》是广义上的语法书，而《马氏文通》是狭义上的。《尔雅》的词是“词音——词形——词义”里的“词”，如“希、寡、鲜，罕也。”的“希”；而《马氏文通》的词是“词——句读”里的“词”，如实字卷之二名字二之一的“公名”。

三、实证语法vs唯理语法

“实证语法起源于古希腊，目的在解释远古时期的著名诗篇。它的作用与中国的训诂学和小学相近。[8]”实证语法的两大特点是举例和分类。《尔雅》除了列出了古时候重要经籍中出现的字，以及将这些字以同义词的形式放在一起之外，并没有举任何字的任何例子（排除《尔雅》的注疏）。没有例子似乎就意味着达不到实证的效果。然而，《尔雅》这一本难词汇的奇妙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没有举例，更准确的说是，经史子集哪里都有它的范例。能给《尔雅》作注的皆是大学问家，而没能力给《尔雅》作注的一定也自幼把《论语》、《孝经》之类的书烂熟于心。这样，有了一定文言的基础再读《尔雅》，之前学的才能变得脱口而出。《尔雅》作为阅读经书的“户牖”，本来便是与经书配套使用。同样的，即使《希腊语法》在每个类别中都添加了例子，也不能脱离远古诗篇。在分类方面，除去前三篇，从“释亲”、“释宫”、“释器”直到 “释鸟”、“释兽”、“释畜”这后十六篇的分类完全依照事物的真实类别。相比于《希腊语法》自创了八大用于区分词性而和现实事物关联不大的类别，《尔雅》的分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语法的功能，它更像是一本百科辞典的分类。所以，晋代经学家郭璞在为《尔雅》作注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解释了一些古代动植物的名称，使《尔雅》对后来的本草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所以，《尔雅》作为实证语法，无论是在实用性上还是在分类意义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而被当成“唯理语法”的《马氏文通》，它的意义在于普遍原理的探索，并要在分类列举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各类词的理性依据。许国璋先生已经从分析《文通》的序、后序、例言、界说以及与《普世唯理语法》的比较多个方面，证明了《文通》语言观的现代性，证明了马建忠做到了“明理”。然而，“明理”并不能掩盖他在实用性和分类意义上都比《尔雅》薄弱的缺点。

《尔雅》在实证、分类，甚至是隐含的文化价值上都是与古典经籍契合的。而《马氏文通》则要求读者在读经书的同时，额外学一套依靠分析的抽象的体系，倒不论这套体系是否“合脚”，至少是多花了工夫。另外，马建忠于后序说到“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9]”。西洋语言的容易学习是否该归功于西洋语法暂且不论，《马氏文通》对学习古汉语的帮助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四、浅谈语法观

《尔雅》和《马氏文通》的共同点有二：一是都选材于古汉语著作；二是它们都是规矩，或者依此文说的，都是语法。而本文主要探讨两者语法观的不同。总的来看，《马氏文通》体现的语法观里，除了普世性外，就是理性和强调分析的逻辑思维。用福柯的话说，这种语法“只是在表面上构成了一个一致的形态”，而当你发现了这个形态束缚住了语言，变得不合适时，你必须得“承认陈述的、分析的、描述的、原则的和结果的、推断的整体是一个虚假的单位” [10]。

而《尔雅》则没有建立虚假的结构，没有“词——句读”，只有“音——字——义”。如果说“词——句读”的关系需要依赖人造的“起词”、“语词”的话，那么“音——字——义”的关系符合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同义词的集合主要依靠的是想象力和感悟，如，“首”（头）、“祖”（宗庙之始）、“胎”（人成形之始），皆为“始”。当然，因为想象力和感悟的不同，人的认识会有偏差，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给马建忠建立统一的“规矩”提供了一个理由。最后从《尔雅》完整的分类和不举例（或者例子就是五经和其他古籍）的角度看，《尔雅》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思维。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释名疏证·释典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314.

[2]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

[3][9]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

[4][6]金克木.文通葛郎玛[J].读书，1998（6）：129-130.

[5][8]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41-44.

[7]姜仁涛.《尔雅》同义词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2.

[10]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