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教育消费探析

马燕云

摘要：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体制大致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官学指州、县学；私学指家学、义学、寺学等。官学主要进行的是儒家教育，为国家培育科举入仕的人才；私学则主要承担了敦煌地区启蒙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任务。历史时期敦煌社会“人生仪礼”的核心是文化认同，而教育消费则是这种认同的外化形式之一。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教育消费

教育消费以获取知识、技能为主要目的，是精神生活消费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受教育者或家庭以货币或实物为支付方式的消费，包括成人与未成人教育消费。教育消费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从事的消费行为，是消费结构中的发展消费部分，属于投资性消费。它具有启蒙、益智、教化、发展个性、提高素质等社会功能，是人口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高明士先生认为，所谓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教育，包括官、私学，官学指州、县学；私学指家学、义学、寺学等。[1]P232

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体制大致有官学和私学两种，私学主要承担了敦煌地区启蒙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任务。唐代，有郡（州）学、郡（州）医学、县学，民间有义学。吐蕃占领时期及晚唐宋初，寺学发展，金光明、莲台、灵图、龙兴、净土、永安、三界、大云、显德、乾明诸寺皆有学。官学外，唐末至宋初又有伎术院。先后还有不少私办学塾，例如张球学、白侍郎学、范孔目学、李家学、就家学；又有巷社办的“社学”。学生的称谓有：官学生称学生、学士或上足子弟，寺学、私学、社学学生称义学生、学郎、学士郎或学仕郎。教学内容：童蒙学习《千字文》、《开蒙要训》，归义军时期又有《百家姓》、《太公家教》、《蒙求》；稍长学《孝经》、《论语》、《毛诗》、《左传》、《穀梁传》、《尚书》、《礼记》等；专科教材：医学有医经、医论、方药、针灸、脉诀及医药文学等；伎术学有《葬经》、《宅经》、《灵棋经》、《易三备》、《走天图》、《算经》、《星占书》《七曜历书》等；公牍学有《兔园册府》、《记室备要》、《籯金》、“类书”、“书仪”以及“律”、“令”、“格”、“式”等；佛学教材包括佛家经律论以及佛教文学；蕃占之前，还有道学专业教育，蕃占以后，似被取消。此外蕃占之前还有《史记》、《汉书》、《楚辞》、《文选》、《唐诗选》等作为教材的。[2]P596

唐宋时期前期的教育以官学为主，教育消费也以官学消费为主。京师和地方皆有官置的学校，皇室及功臣子弟就读于京师学校，而敦煌地区的普通庶民子弟则在敦煌郡（州）学、县学内就读。关于唐宋时期敦煌官学的文献记载，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曰：

1. 州学 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

2. 太师苗（庙）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

3. 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4. 县学 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 先圣太师苗

5. 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

6. 秋二时奠祭。

7. 医学 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

P. 5034《沙州都督府图经》又云：

1. 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

2. 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

3.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官学主要进行的是儒家教育，为国家培育科举入仕的人才。进入官学的学费，政府有明确规定，如神龙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疋。四门学，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疋。皆有酒酺。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3]敦煌官学属州、县学，依此每生各绢一匹。蕃占以后，敦煌的教育似逐渐转为以私学为主，教育消费也以私学消费为主。张、王、李、索、曹、令狐、氾、阴等东汉以来的敦煌大姓，唐以前就是人数占优势的姓氏，至开元时期仍在敦煌诸乡中占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统治时期，除了出现一些新的姓氏和家族外，原来的人口比例和姓氏分布并无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央权威日衰，至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再次出现了豪族势力把握政局的局面。这些世家豪族为了保持其优越的地位，很重视对子女的家学教育投资。同样，出于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敦煌的一般百姓家庭也很注意对子女的家学教育消费。如P.2718《王梵志诗一卷》（首题）本言：“欲得儿孙孝，无过教及身，一朝千度打，有罪更须嗔。”S.5655《太公家教一卷》（尾题）云：“养子不教，费人衣食.……养男不教，为人养奴；养女不教，不如养猪。”P.2600《武王家教一卷》（首題，但寫後又塗掉）亦言：“武王曰：“何名为一错？”太公曰：“养子不教为一错。”

但是对于男子与女子的教育，因不同的期许目标教育消费内容还是有所不同。如S.0479《太公家教一卷》言：

武王曰：“欲教子孙如之何？”太公答曰：“……为人恭孝，为父威严……拟待明君；女教针缝，不犯七出。”

又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也谈到[4]P426：

经道婴孩童子，乃至盛年，讲教礼仪。人家男女，从小至大，须交礼仪。是男即七岁十岁已来，便交入学.……女男渐长成人子，一一父娘亲训示；台（抬）举还图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义。嘱仙（先）生，交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为女身更不异，最先须且教针指，……

再如P.2418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誘俗第六）》（尾題）与北8672（河012）《父母恩重俗文》所载男女自小教养观念的差异：

（一）

女男渐长成人子， 一一父娘亲训示；

抬举还徒（图）立得身， 招交（教）只要修仁义。

嘱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

未待教招一二年， 等闲读尽诸书史。

高低尽道好儿郎， 远近皆言骨气异；

成长身为大丈夫， 风流儒雅真公子。

堂堂六尺丈夫身， 雪色衣裳称举人；

霄汉会当承雨露， 高科登第出风尘。

（二）

为女身，更不异（易）， 最先须且教针指；

呈线呈针斗意长， 对鸡对凤夸心智。

学音声，屈博士， 弄钵调弦浑舍喜；

长大择时聘与人， 六亲九族皆欢美。

天生惠（慧）性异常人， 疑是巫山降段云；

鬓似寒蝉双展翅， 面如蟾月展秋轮。

眉悬柳叶和烟翠， 脸夺桃花带雨新；

聘与他门荣九族， 一场喜庆卒难论。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义学，即民间私塾教育与以前相比，更为普及和兴盛，私塾教育消费也有所发展。据李正宇先生的归纳和考证，文书中能见到的归义军时期敦煌民间私塾共有八所，即郎义君学士〔中和五年（885年）前后〕、李家学郎〔大顺元年（890年）前后〕、张球学郎〔约为晚唐昭宗、哀宗（889年-907年〕前后〕、就家学士郎〔显德四年（957年）前后〕、白侍郎学仕郎〔开宝九年（976年〕一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前后〕、氾孔目学仕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前后〕、孔目官学仕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前后〕、安参谋学仕郎〔雍熙三年（986年）前后〕。据《旧唐书》载：德宗时令狐建诬告其妻子与佣教生邢士伦通奸[5]，文中提到的佣教生可能就是被雇佣的家庭教师，其所得的佣金就是受教育者所支付的学费。民间教塾教育的普及，扩大了敦煌各阶层、各群体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教育消费的发展。

吐蕃占领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极力推崇，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唐朝 “破落官”的不断涌入空门，使得寺院三学变为僧俗兼收、以《经》、《律》、《论》为主兼授佛学儒学的新型学校。归义军统治时期，由于归义军首脑的支持，在原有基础之上，寺学更加兴盛。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统治时期，寺学消费的阶层既包括吐蕃贵族子弟、世家豪族子弟，也包括普通百姓子弟，消费群体比较广泛，寺学消费比较普遍。如曹议金次子曹元深曾就读于三界寺（S.0707《孝經一卷》（尾題））、索勋之孙即张淮深外孙索富通也曾就读于金光明寺（P.3692《李陵与苏武书一首》（首題））。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因此，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子弟均享有进入寺学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在现有的敦煌文献中，并未发现有直接可以证明寺学教育是一种收费教育的资料，因此推断唐宋初时期敦煌寺学教育似有可能是一种免费教育，其物质基础在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其目的主要在于扩大佛教的影响力，是一种带有历史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教育消费风俗。

上述这些私学教育的兴盛，既打破了唐宋时期敦煌世家豪族、官僚群体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增加了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丰富了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教育消费的内容，扩大了唐宋时期敦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进行教育消费的层面。

传统社会中，人生仪礼关系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如生儿育女、接受教化、婚丧嫁娶、生活祭礼等诸方面。关于“礼”，费孝通先生曾经给出这样的定义：“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据此张亚辉先生进一步认为：“而礼和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各自背后既依赖依赖的力量，法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是靠传统来维持的。”[6]P12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仪礼”即为后者，是“靠传统来维护的”。法令可制定严格的消费等级，以国家行政手段维护社会秩序。通过对敦煌文献的解读，我们发现，历史时期敦煌社会“人生仪礼”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并代代相传而延续于敦煌的各历史时期，而与之发生联系的消费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教育消费即为其中之一种。

参考文献：

[1]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J].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编 汉学研究·第4卷，1986（2）.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宋）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5]（五代）刘峋 等.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令狐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张亚辉.历史与神圣性：历史人类学散论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