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们”的另类历史

商昌宝

历史上，总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另类历史人们常常羞于提起。

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写道：“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在。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或者不妨来看一下1840年代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亲身感受：“我们与上海官方和人民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定的默契程度。当地人民绝对不会与我们发生冲突，对我们顶撞，他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地位十分满意，我们帮助他们治疗疾病和缔造和平的行为完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相比之下，他们非常平和，不像南方沿海的民众那样粗鲁。他们不会用过激行为来宣泄不满和愤怒。外国人团体每年在这里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这些钱在上海的人民手中流通，他们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我们的存在。”

不只第一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据《檀青引·序》中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后）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载：“据传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注：龚自珍的儿子），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

黄濬在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中引清末文人王闿运的诗作《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1894年清日甲午之战的陆战中，叶志超率领全军6天狂退500多里，鸭绿江防御战中清军各部听闻虎山失陷后马上不战而逃，清军静观日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历时12天却未加阻拦，旅顺的3位守将和士兵将城池丢给日军后潜逃，民众纷纷为日军通风报信，主动送鸡和猪犒赏日军等行径。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守城的清兵和义和团，在人数占优，甚至武器也不落后的情形下，却纷纷落荒而逃，而那些穿布衣长衫的老百姓，不但没有闭户锁门躲避战乱反而竞相帮助联军登梯入城，引导联军从城外的下水道攻入城内。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军攻打天津时，还出现了老百姓用独轮车、运输船为联军运送物资的一幕。

这种怪现象的频发，显然不能用个别人或小群体缺少民族大义和气节来解释，因为它不是偶发的，而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常态。那么，在国家有难之时，民众为何不响应政府号召团结起来浴血抵抗呢？

不妨来看这样的一幕：

甲午海战前的1889年，为筹办光绪帝婚礼花去了500万两银子。1894年，大清帝国举国忙着为慈禧太后过花甲生日，包括筹建颐和园、三海等需要1亿两银子，这笔钱可以组建10支北洋舰队。有人算过一笔账，慈禧太后每天的花销要4万两银子，一个月就要用掉一艘巡洋舰的钱。康有为在一项调查中指出，清廷皇宫的一切费用都是三七开，三成是实际费用，七成被经手人克扣分赃。

但是，世间很多事在纵向对比之外，还应有一个横向比较。也就是说，若相比同一时期的日本，那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为了购买后来在甲午海战大显身手的“吉野号”战舰，日本天皇节衣缩食，皇后把仅有的几件首饰全部捐了出去。战事紧张之际，明治皇后亲上前线，亲自犒赏军士、为伤兵洗涤和包扎伤口。而反观大清皇室，当辽东半岛失陷之时，首善之地的皇城，正歌舞升平、张灯结彩地举国欢度慈禧太后的六十花甲庆典。两相比照，结论自明。

国家存亡之际、民族遭受苦难之时，国家的真正主人既然都不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了，附庸于主子的奴才们哪里会甘洒热血报春秋呢？至于被武力征服和平日受压制的普通民众，指望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岂不是白日做梦？当年久居大清帝国负责勘探铁路的美国工程师柏生士在见闻录《西山落日》中揭示道：“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都没有像中国的鸿沟那样的大、那样的深。就像已经予以解释的那样，统治阶层已经充分明白，他们的权力、特殊待遇和致富的机会都取决于对现存事物状况的维护。只要当前的官宦制度和机关制度继续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巨大或持久的向前发展。”所以，于普通民众来说，左右不过是做奴隶，国家存亡肉食者谋之，清贫老百姓操那份闲心干什么呢？

（摘自《河南日报》20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