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学科合法性:民国摄影记者庄学本研究的另一种解读

2016-12-20 09:41夏羿
新闻界 2016年15期
关键词:摄影记者合法性

夏羿

摘要:本文追踪近年来在新闻史与图像史研究中对民国新闻摄影人庄学本的系列研究,并以这些研究中的立意、观点、评价为考察对象,提示出当下学人如何通过职业偶像与学术先驱的双重脉络建构,最终塑造了有关民国摄影人庄学本的集体话语。这样的研究热潮,一方面最大程度阐发了民国摄影记者庄学本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建构摄影学科合法性的要求。研究表明:其一,对庄学本的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而并非此前研究中所谓“消失”;其二,现实语境中树立的学者权威,建构摄影学科的合法性背后实则蕴含着摄影学者集体擢升学科理论深度的愿景。

关键词:庄学本;摄影记者;合法性

一、引言

近年来,在艺术史与视觉人类学学科中对民国新闻摄影人庄学本的纪念与研究形成了“庄学本热”。《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分别刊出专刊,详细介绍了庄氏摄影经历,发表多篇纪念研究庄学本的文章。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的《庄学本全集》全集,较为完整的梳理了庄学本年表,其后人提供的图文资料多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2009年广州第三届国际摄影双年展整体策划了《庄学本百年诞辰回顾1909-2009》,连州国际摄影节、美国休斯敦摄影节、韩国大邱国际摄影节等影展中展出了部分摄影作品。

几乎有影响力的摄影研究者及与其相关的文学、艺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都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例如,学者邓启耀以“他者”为起点发表文章《与“他者”对视——庄学本摄影与民族志肖像》,探讨影像背后人类学研究应有的视角;李公明发表文章《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对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初探》,评述庄学本影像的意义,回到文本着重诠释影像中的文化内涵;林茨的《<皇清职贡图>与人类学影像》将庄学本与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经明并列;徐新建教授、顾铮教授还分别指导了有关庄学本的论文研究,同时互联网上对庄氏摄影活动的视频讨论、影像展出持续,最终促成了庄学本纪念网站开设。

至此,庄学本民族志影像在摄影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得到重新书写,其作品也在1941年重庆联展后被再次被推崇。之所以称庄学本为“摄影记者”,是因他一生致力于边疆考察,钻研摄影技术并视摄影为民族调查重要手段,而拍摄的民族志摄影作品数量丰富,也因庄氏影像最早被摄影研究者发现,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广泛热议。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由阅读庄学本纪念话语产生,追问庄学本和他拍摄的民族志摄影作品价值到底在哪?同时,追问这些摄影文本为何在尘封多年后被学界推至如此高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回到这些话语本身,以人物为核的历史研究最终应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立体多面的生活,通过话语建构出的“人”则是文学性的。所谓“历史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其中拿捏见仁见智,某一是视角的观看难免有所遮蔽、塑造、强调,而真实的目的往往隐藏在言外之意中。福柯认为,那个所谓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换言之,本文中的庄学本纪念话语是一种实践,实践的意义不在人们说了什么,而在人们为什么这样说。就本文而言,纪念性的研究实践的意义在于如何完成对庄本人作为职业偶像与学术先驱的双重脉络建构,同时由此重塑我们对庄氏的理解。

二、被重塑的职业偶像

首先,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不仅仅是某种工作,还包含了职业的社会价值愿景。犹如新闻工作者经常提及的“专业主义”,精神层面的塑造来自中国传统文人对职业精英的肯定。此处不必繁琐,来看学者是如何评价庄氏的摄影活动的:

“庄学本、孙明经符合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人标准,而一俟手持摄影机,他们便成为谨严的现代科学工作者。”

“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

中国传统文人的标准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根据对传统文人的理解,大致是个人在除去本身的工作以外应该具有关怀超约个人私利,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这种带有知识份子主体特征的拍摄是“独立的人格和立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职业想象的起点。当下学者阐发庄学本职业能力结合了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知识份子意识,总的来说,是一种接近“士”的精神。

与此同时,现实层面的塑造还包括对专业技能的肯定,所谓“自我消失”被解读为对待摄影工作的投入,“境界”一词更充分张扬了一种超凡的能力。显然,庄学本的表率意义还不止于忘我的工作、高超的境界,独自远行去考察“白地”,参加“全国步行团”,更有一种英雄式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样,可以通过以下话语近一步来理解:

“摄影家的思想是隐含在他自己视角里的,他们用自己的镜头塑造出自己所理解的真实,那么摄影的核心价值就是摄影家的行走”

“精神与现实层面的双重想象空间,将一位民国摄影人拉近,也将一个来自上海的有志青年推向内陆边陲腹地。而彼时的上海更让人有种历史的厚重感,一个不容我们小觑的时代。庄学本是生活在民国最开放和繁华的都市上海。”

不难看出当代学人对于庄氏摄影实践的推崇,学者们普遍浪漫化了民国的现代性都市上海,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致给予了庄学本比较高的评价。民国二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由于地理因素和独特的一市三治政治格局,被喻为东亚的纽约,彼时报刊纷呈、都市休闲文化兴起,各方政治势力也盘根错节于此,这为想象中的庄学本搭建了难得的现代性空间: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一个“不容小觑的时代”。

综合理解,庄式的摄影活动在职业实践层面有以下两点贡献:其一,拍摄了大量的西部民族形象,并通过画报媒介把西部的信息传播到东部,生活在城市里的广大市民,通过阅读照片满足了视觉欲望,更重要的是,这种想象同时建构了民族国家意识,研究者们集体认为:文化、报刊、租界、电影、职业团体等等打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其中不少人把庄学本紧紧和民国上海联系起来。其二,庄氏以“民间”身份,仅凭借一己之力,满怀为民族而摄影的精神,在飘摇时局中,掌握技艺、独具慧眼、保持冷静,是摄影记者难能可贵的精神。更近一步来说,庄学本的摄影实践是具有很高专业判断的,是有人格魅力的专业精神,是当下摄影人的学习榜样。

三、被想象的学术先驱

在有关庄学本的研究中,研究者多重视其学术价值,视角各异,内容往往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史等方面。

人类学价值,集中阐发于民族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提倡社会调查,而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学者也被介绍到中国。庄学本生在上海,其后来的行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视野比较开阔,不仅在《良友》、《飞鹰》等杂志自学了摄影技术,还接受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训练。学者李公明指出庄学本在边地民族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学术价值”,包括了“关于土族的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凉山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嘉绒藏族研究等等”。邓启耀则将庄学本拍摄的影像与《山海经》、《职贡图》比较,将其人类学的调查与同时代的著名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相提。除此之外,当下学者还广泛介绍了当时的知名学者:

“庄学本介入摄影,正好在鸟居龙藏考察拍摄的鼎盛时期,那是在一个动荡年代……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受帝国派遣,前往占领地进行全面调查,一个几乎全靠自力前往险地寻找自己幻想的奇趣。”

“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此时更多学者在西南地区做民族调查,如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庄学本的西南考察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有关羌族的研究中多次引用庄学本的《夷族调查报告》内容,包括了有关夷族起源、语言、风俗、体质等等,并客观的指出庄学本的贡献未能获得应有重视。那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庄氏的摄影图片到底有何价值呢,我们不妨细读以下评价:

“与那些记录社会生活的影像与肖像相比在视觉表现力上似乎不在同一水平。”

“这形成了庄学本在影像上的“雅文化”在构图、影调方面追求完整性和完美性,构图严谨、细节保持完整、人物表现庄严等方面,放置在整个中国视觉艺术史中,绝对是跨时代的。”

庄学本的影像作品极其精美,黑白影调和感光材料的质感选择严谨,这是艺术史家的一致看法,被喻为“跨时代”的。但技艺的提高,毕竟不能代表学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当下学人在肯定其艺术价值外,着重强调了“凝视”他者生活意义:

“被拍摄者的眼神通过我们的镜头和著述注视着我们。这种眼神甚至能够延续到后代,只是性质发生了变化——在通过家族记忆和早期人类学家的考察资料捕捉祖先面貌,建构族群记忆,进行自我认识的。”

“从根本上说。民族志工作是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对话,而且来自自我这一方投射出来的问题意识与观察的视线并不是单向的,有一个反身性的问题。”

视觉体验是不言自明的,但解读视觉却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庄氏摄影中那些民族面孔是被强调出来的“充满族群特征”。以当时的历史来看,西人不断进入藏地考察,边疆各方势力逐鹿,怀揣着不同政治目,对是否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讨论甚嚣尘上。与此相反,国人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并不统一,文化层面更缺少基本的认知。庄氏的图片考察恰好为时人认识国家民族提供了注脚,在认识论层面解决了“知”的困惑。在构建族群记忆方面,学者们往往强调,庄学本用图片在大众传媒上建构起了一幅少数民族图景,强调了国家的统一,将深处西部的族群信息与东部地区的都市人勾连在一起,想象的共同体得到张扬。

此外,一些研究更多提及“民族志”工作来源于庄氏撰写的《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对彝族不同年龄、性别、特征的记录,符合民族志撰写的基本要求,而庄氏日记中例如跳锅装、咂酒、婚娶、官司等记录,更多具有立体的经验性史料价值。当下学者们,习惯于从跨学科的学术资源中去寻找庄学本的价值,这样既解决了“知”层面的认识,也阐述了“识”层面的意义。

综上两点,从“知”到“识”的话语转换,体现了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不仅具有艺术审美的哲学美学意义,还具有“诠释”性的文化研究表征。其中,突出的人类学价值对理解羌民、戎民、西番、野番、黑水民族等民族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这些意义集中体现在解释了“他们是谁”、“他者与我们的关系”、“生成这种联系的原因何在”、等等、这些问题,都被当下学者视为具有学术价值的议题。

四、摄影的学理张力与合法性

1861年之前,中国摄影活动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外国人,之后的摄影集中于香港、厦门、上海等通商口岸的照相馆内。真正进人大众视野的摄影术,来自早期画报。也就是说,摄影的繁荣即依赖物理化学技术工艺,也得益于报刊书籍等面向大众的现代刊物。民国时期摄影研究刚刚起步,也主要是在技术方面做一些探讨,如镜头、光影、化学药品的使用。在此之后,摄影也一直以“技艺”示人,近年研究中也难逃有关审美、形式、流派论的藩篱,“摄影没有理论”仿佛一把时刻悬于头上的利剑。学者李媚对庄氏的评价颇有影响,也是研究者们广泛转引的一句评价:

“庄学本的图片是其中最具有艺术与人类学双重价值的。”

众所周知,和所有的新兴学科一样,学术空间广阔,跨学科的学理张力丰富,但同时也存在过分依赖器材,视野集中于技术,学理深度不足的现实困境。当研究者集体发现“庄学本”后,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通过一系列研究将“摄影史上失踪的大师庄学本”重新建构。

结论是庄学本完全有足够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而我们应当通过寻找这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摄影师,来展示摄影人的水平和学术史应有的尊严。这种解读,一方面是对庄学本摄影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则通过庄学本提示出历史上已有高水平的摄影研究者,这样合法化的过程最终指向合法性的确立。

尽管,有关什么是合法性众说纷纭,但无论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大多包括:“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换言之,合法性的获得是通过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也就是说摄影的科学合法性需要在学理上得到自身以及其它研究者的价值认同。之所以选择庄学本来宣示摄影的合法性,主要是因为庄氏摄影考察有“学”的价值,这种价值凸显在庄氏用摄影的方式拍摄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影像民族志的行为上,这样来说既有影像文本的含义,也有田野工作中科学调查法的展示。但究其一点,无论田野工作还是主观诠释的民族文化,都充满了治学之识。

客观来说,在庄氏身上我们不仅找到了照片,还发现了一位研究者身上应该具备的执着精神、求真情怀。这有别于同时代的殖民者摄影、文人小品摄影和政治宣传摄影,庄学本的摄影过程是科学的白地探索。庄学本对羌、戎、藏、回等族的民族志摄影有不可争辩的人类学价值,而人类学在当下中国大学中有良好的声誉,优秀的研究成果、知名学者比比皆是,这便能够将摄影学放在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中审视,互为表里。

我们常用“消失的摄影大师”来指代庄学本,可能是一种强调的策略。提醒我们注意民国摄影史上还有庄氏这位人物,他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学人,甚至不逊色于各色来到中内陆考察的国外民族学学者。回到历史史料中不难发现有关庄学本的各种记录,《申报》一直跟踪报道了有关庄氏的“全国步行团”实践,之后还报道了《考察边疆庄学本返沪》谈了过落克地方风土人情。以消息的形式发表了多篇考察报告,中华艺学社设宴欢迎了考察西北的庄学本,新闻人黄天鹏、摄影家郎静山等多位名流都有出席。考察照片刊于《申报》图画特刊,并集结刊出。民国学人顾颉刚,更是把庄学本的图像文本与国家、民族、民族主义、国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学人姜蕴刚则看中庄学本民族志拍摄的真实力量,对视觉的传播力量尤为重视。1941年的影展更是盛况空前轰动一时,举市若狂,连日参观,万人挤挤,极一时之甚,上自政府社会领袖,下至一般民众,无一不一振精神。

以上大致得见,庄学本已经和很多社会精英有所交集,其后来为赴西藏远走印度也得到了时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大力帮助。也就是说,庄氏并不是一个从未被提及的摄影人,更非在街头巷尾以拍婚丧嫁娶换取金钱的影楼经营者,对他的关注和报道一直存在。现在所说的“消失”,其实是为强调学术价值上的“发现”。

从学科体系来说,摄影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后,始终在新闻学与艺术学的边缘,虽然陆续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科研院校在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下设方向,但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摄影大多在它人屋檐之下。在越发强调操作层面的本科教育理念中,关注于摄影的学者希望摄影研究能够跻身更高的学术殿堂。如果把视线稍微拉的远一些,这有点类似施拉姆整合了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为学科奠基人来赋予传播学合法性。

翻开中国摄影史,为大师者寥寥,以朗静山为代表的画意摄影、集锦摄影因战争中断;以沙飞为代表的左翼宣传摄影,因其政治色彩鲜明且很多史料难以获得处于停歇状态;以王小亭为代表的新闻摄影,因王远赴海外在中国的职业行为有限难以挖掘其深度,只有庄学本一直立志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在文化层面考虑民族国家关系致力摄影报国。将庄氏视为职业偶像学术先驱有据可依,以修史的方式确立学科合法性,这样来说当下的“庄学本热”便不难理解。

五、结语

民国以降,随着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俄国地理学会、美国考察机构、传教士等进入中国腹地,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话语不仅仅是科学层面的探索,往往与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认知相伴。1932年《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弗曼进入藏区四年后,出版探险游记《穿越藏区禁地》,这一时段也恰是庄学本在《申报》、《良友》等杂志发表大量摄影作品的时期。弗曼对拉卜楞金碧辉煌的建筑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认为“藏区有着取之不竭的黄金,这些黄金足以引起周围势力对她的垂涎”。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庄氏的作品用平等的视角客观展现了边地族群的生存状态,对其文化特征进行科学解读,从这一层面来说,庄氏的民族志摄影有人类学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在一系列对庄学本的学科研究中,通过话语将其塑造成为职业偶像与学术权威,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及知识信仰体系的建构性功能成为一种动因,各方学者们共同阐发庄氏价值,并达到学术赋权的目的。

似乎可以设想,庄学本被尘封原因是:其一,庄氏的摄影调查追求学理价值,在以革命、抗战为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潜心工作难有发声。其二,庄氏归根是一位社会上的摄影人没有在大学等学术机构师承、有关方面的研讨多和他没有关系(但多方资料来看庄学本还是和学者圈比较密切,只不过密切的关系没有社会事件般的传播力而已)。再者,他的考察文献未能更进一步研究,目前研究多停留在梳理介绍层面。因此,庄学本的社会传播力不及同时代新闻人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而学术影响力未能及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对苗族的调查和费孝通与王同惠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

图片多已碎片化、形象化、技术流示人,当下学者集中对庄学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摄影为“学”的愿景,领略了过往学人的精神与当下学者的努力。客观来说,学术领域的“热点”是流动的,学科的持续活力离不开学者共同体的集体努力。识的积累,学养的沉淀,保持自身的主体性,都非常重要。当下,摄影学科开始把摄影系统,整体放置在社会科学整体中考察。发挥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理论的基础,通过摄影认识社会也通过社会整合摄影的趋势还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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