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
——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

钟相华 于学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

钟相华 于学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迫切需要武器，于是以生产武器装备为己任的兵器工业，应运而生。它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而扩大，又随着革命斗争的低落而受挫，随着革命限据地的丢失而结束。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疯狂的“围剿”，红军把扩大和发展兵工生产视为当务之急。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又为兵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从无到有兵工生产在各根据地逐步壮大

革命根据地兵器工业，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在敌人反复“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兵工生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时的根据地多处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又无城市作依托，原材料等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加上战斗频繁，流动性大，本不具备发展兵工生产的条件。但红军为了摆脱困境，粉碎敌人围攻，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广大兵工人员硬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因陋就简，以土代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发展到有一定规模的兵工生产。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兵工生产的发展较快，先后建立了40几个兵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官田中央红军兵工厂、湘赣军区兵工厂、鄂东南兵工厂、闽浙赣省兵工厂。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地区连成一片，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1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一些兵工生产组织合并，建成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即官田中央红军兵工厂，是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的一个兵工厂。它的建立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兵器工业的诞生。

1933年3月，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中央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革军委决定将官田兵工厂弹药科迁往胜利县银坑与银坑弹药处合并，成立红军弹药厂。枪炮科的刺刀股、红铁股分出部分人员和设备，搬到兴国县古龙岗寨上村，成立寨上红军杂械厂。留在官田的部分主要负责修理和制造枪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又相继将上述各厂迁往瑞金县江面，合并成为江面中央红军兵工厂，职工发展到1200人。

湘赣兵工厂、鄂东南兵工厂、闽浙赣兵工厂与官田兵工厂、江面兵工厂一样，都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中发展扩大起来的，规模也都在千人左右，技术设备相对较好。

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兵工生产也得到相应发展。先后建立了23个兵工厂，生产了十多个品种的枪支弹药，其中较大的兵工厂有鄂豫皖军委兵工厂、箭厂河兵工厂、余富山兵工厂和红山兵工厂。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也先后办起了9个兵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湘鄂西兵工厂(又称洪湖兵工厂)和躲狮坪(今多土坪)兵工厂。在广东东江和海南琼崖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的兵工厂有15个，其中东江根据地11个，琼崖4个，存在的时间一般不长，它们的特点是规模小，手工操作，机动灵活，随军流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处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战士，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发展了队伍，兵工生产亦随之恢复和发展。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由于不够巩固，工厂也以小型为主，多数随军流动。陕甘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开始，建立了4个兵工厂。

战略转移，兵工生产化整为零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突围长征，兵工厂遭敌反复摧残，已无法生产，化整为零。兵工工人有的跟红军主力长征，随军修械；有的参加当地游击队；有的动员回乡生产。原来的兵工厂不复存在。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于1934年10月突围北上，江面兵工厂工人踊跃报名，随军出征，保证红军打到哪里，就把武器弹药送到哪里。从1934年10月初到12月，先后分三批共560余人，跟随红军出发，他们带一些轻便的修理工具和比较好的机器，其他设备物资，就地埋藏，忍痛炸毁厂房后撤离。

红四方面军主力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地区，12月到达川北，在创建川陕苏区之后，于1935年3、4月间开始长征，兵工厂人员少数留在当地打游击，大部分随军长征，红军第2、第6军团主力于1935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兵工厂技术较好的工人，按连、排编制，由供给部领导，随军修械。

随军长征的兵工战士转战各地，历尽艰辛。行军时，不但要背自己的行李，而且要扛工具，每到宿营地支起门板就修枪，在野外露宿找不到门板，就架起马鞍当工作台，保证把部队打坏的枪支随时修好，经常几天几夜不休息，而且要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许多优秀的兵工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幸存的兵工人员只有20多人。

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执行宁夏作战计划，他们又率主力2.1万余人，西渡黄河，进行西征，称西路军。原通江兵工厂长征到这里的150多名工人，即组成西路军兵工厂随军转战于河西走廊一带。为部队修枪、造手榴弹和鬼头刀等，曾在一条山、永昌县、山丹县、临泽县、倪家营子等地立足生产。冬季的河西走廊，风沙滚滚，天寒地冻，工人们和红军战士一样，穿的是单衣草鞋，吃的是带皮的谷子面和糜子面。在倪家营子时，水池里的冰块吃完了，连水也喝不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大家同仇敌忾，坚持生产，用特制的麻尾炸弹对付敌人的牦牛阵和人海战术，获得了成功。这种炸弹被红军战士称为“救命弹”。

重新组织，兵工生产开启抗击日寇的新阶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地区兵器工业有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总供给部下设军事工业局，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兵工生产。将随军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兵工厂工人与陕甘根据地兵工厂合并，组成中央红军总供给部兵工厂，职工110多人，地点在安定县十里铺，后迁延安柳树店。1936年夏，为配合红一方面军西征，又从厂里抽调工人20多人，组成随军修械所，从陕北到陇东，历时近1年，于1937年4月回厂。此后，大批抗日志士来到延安，兵工厂在技术人才和设备方面均得到补充，规模扩大，生产不断发展，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作战，并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兵器工业打下了基础。

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地区同马步芳军队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2万余人，自己也遭到重大损失，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突围的兵工工人，经新疆回到陕甘宁边区。

留在南方各省游击区的兵工战士，一手拿锤，一手拿枪，边生产，边战斗，跟随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河南、安徽、浙江、贵州等省边界地区的丛山峻岭之中，渡过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视游击队为心腹大患，在加紧军事“围剿”“清剿”的同时，还采取“并村”“联保”等办法实行“车干水抓鱼”的战略，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游击区仅存的一些小兵工厂和修械所也一再遭到破坏，人员逐步减少，但多数仍坚持生产。如闽北红军兵工厂，在红军长征后留下50多人，随游击队活动，多次突破敌之包围，辗转在闽赣边界山区。1935年冬工厂被围困在崇安县桐木北坑十多天，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渴了吃口雪，饿了以树叶草根充饥，但没有人叫苦，最后终于突破敌人包围，重新组织生产，保证了红军游击队枪支弹药的供给。浙江开化县天堂山兵工厂除修械外，还打造一批刀矛等武器，支援了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游击区小型工厂和修械所，按照国共两党协议，走出丛林，改编为新四军的兵工厂或修械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兵器工业，从初期打造刀矛和土枪、土炮为主的作坊式小兵工厂、小修械所，发展到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直到最后结束，走过了10年艰难曲折的道路。从科技和生产发展水平来看，其工厂规模、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产品的性能、品种和质量，当然都不能与现代的兵器工业相比。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红军武器的补给，除战场缴获，自己办兵工也是重要的来源，特别是弹药的补给，没有自己的军火生产，就不能有效地保证战争的需要。根据地兵工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为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为坚持武装斗争，消灭敌人，夺取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武装暴动初期，手无寸铁的工农群众与拿抢的敌人搏斗的时候，它及时地提供了大量刀矛和土枪、土炮，红军战士，凭借革命精神，使用这些土武器，战胜了持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保证了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的胜利，进而建立起一块块红色根据地。

在“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广大兵工战士，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与严密封锁，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修理枪械，还土法上马生产了大量子弹、手榴弹、地雷，并仿造了一批枪支，源源送上前方，有力地支援了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和摧毁革命根据地的图谋。

红军兵工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对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时期兵器工业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战争年代所开创和培养起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是独具特色的光荣传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原兵工史办公室主任 原兵器工业总公司兵工史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