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点

新锐观点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爱。只有自爱的人，才会去爱人，也才会被人爱。一切都要从自身做起，才是中国文化自觉自律的理念。（《北京日报》9月12日）

楼宇烈

我们到了一个所谓的“怨恨式批评”时代，遇到任何不公，都一股脑归咎到制度本身；但如果想要成就一个正派社会，每个个体同时也要成为正派的人。

——作家周濂接受采访时称，无论是成就正派社会还是正义社会，制度的德性与个体的德性之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叙事，不能只要求制度而不考虑个体。（《经济观察报》9月12日）

周濂

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当事人自以为机关算尽，手段高明，实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海南省二中院日前公开宣判了海口市原副市长李杰（副厅级）受贿一案。值得一提的是，李杰受贿十分谨慎，一有风吹草动，马上会退回收受的好处费。待风平浪静后，他又会要回“属于自己的好处费”。媒体人胡印斌认为，李杰之所以一再玩退赃、要回的游戏，与其对当下反腐的力度、广度认识不深刻有很大关系。在他的知识谱系中，不仅有“富贵险中求”的侥幸，也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新京报》9月14日）

胡印斌

无论“劫富劫贫”，还是“劫富不劫贫”，都是一种手段，不是试图“花钱买心安”，就是妄图混淆视听。

——去年，广东潮州市纪委查处了潮州市湘桥区委原副书记、原区长陈鹏严重违纪案。在纪律审查期间，陈鹏写下10份悔过书，文中多次出现“穷人的钱不能收，老板的钱收一点也无所谓”“不收钱是不近人情”“劫富不劫贫”等字眼，评论员毛建国认为，所谓“劫富不劫贫”，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险考虑。（《中国青年报》9月13日）

让货真价实的追责机制捆缚“翻烧饼”的权力任性，才能留下穿越历史的经典建筑。

——被戏称为“变形金刚”的武汉大学工学部第1教学楼轰然倒下，变成一片废墟。这座当时耗资近亿元修建的高层教学楼，因为破坏了整个东湖的风貌，竣工之后就饱受诟病。而今仅仅过了16年就被拆除，而且为了拆掉它，又耗费1300万元。评论人孔方斌认为，这背后折射出“一任书记一座城，一个市长一新区”的“规划换届”现象。究其原因，既有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短视，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也有规划设计与执行的任性，反映出长官意志之下的“政绩考量”和“利益追求”。（《京华时报》9月13日）

一些“艺术作品”成了权力的“代金券”，这表明，不轨的权力寻求变现，是种必然；通过哪种“代金券”变现，则是偶然。

——媒体调查发现，近年来公布的官员贪腐案中，涉及书法、字画、古董等风雅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多，有些古董、文物贿品甚至占了官员受贿总额的一半以上。评论员马涤明如是说。 （《新京报》9月11日）

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魄力不在于逞一时之勇，也不在于气势上的蛮横霸道，更不能以破坏纪律规矩为代价。

——评论人李壹观撰文称，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错误的“魄力观”密不可分。（《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3日）

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守规则，而是把规则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来解释。

——作家侯虹斌认为，因为大家觉得人品无所谓，职业伦理无所谓，所以，抄袭剽窃、假冒伪劣才那么多，而诚信，却那么少。每一步的开头，都不过始于小小的破坏规则。（《新京报》9月14日）

侯虹斌

当企业公然违反法律，存在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报酬等行为时，依法对企业进行惩罚并不太难。真正难的是，现实中更多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由潜规则主导，不容易被发现。

——评论员连海平认为，目前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不足。除了法律法规、行政力量给普通劳动者撑腰，还要给劳动者还权、赋权。（《京华时报》9月14日）

有人把当官看成是表演，台上慷慨陈词、正气凛然，台下则马上变脸，满嘴粗话、行为恶俗。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米博华撰文称，有些官员话就是讲给人听的，自己从不走心。（《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8日）

米博华

载体可以改变，但报人精神不能死。

面对风起云涌的新媒体，《南方周末》评论员朱迅垚认为，新媒体本身问题在于它丢掉了报人传统，具体来说就是：汉语规范和编辑传统，文化生产的社会认可体系及身份认同，报人精神和社会责任。（《南方周末》9月2日）

制度不精准，就不管用，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制度叠床架屋，这就不止是不管用的问题，更会带来内耗、莫衷一是等，走到了制度建设初衷的反面上去。

——《南风窗》执行副主编赵义撰文说，制度很重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但我们不要迷信制度，反而要认真研究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南风窗》第18期）

赵义

比慢不是比懒，慢工出细活，慢是为了对人民、对历史负责！

——某些官员有求“快”心态，往往许多好事办坏了，祸了国家，殃了人民。中山市原副市长吕伟雄提出官员要向蜗牛学慢。（《南方周末》9月2日）

吕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