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体育场馆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吴彩芳

（浙江万里学院 基础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浙江省体育场馆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吴彩芳

（浙江万里学院 基础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采用2002-2012年浙江省各县（市）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体育场馆数量作为指标，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浙江省体育场馆空间特征，通过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指标定量描述2002-2012年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定量的分析浙江省体育场馆分布与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技术水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态势增强，研究期间内高值正相关区域不断发展改变；浙江省体育场馆增长水平也表现出空间相关性；县域人口数与人均生产总值是导致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境内公路里程对体育场馆建设的影响作用越来越突出。

浙江 体育场馆 空间演化 影响因素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进行体育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体育场馆作为居民体育教学、训练等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承担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另外随着各届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各地体育场馆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对体育场馆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陈元欣[1]分析并比较了不同性质的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经营效率以及经费自给率等，探索最适合我国发展的体育场馆性质；闵健[2]等学者则分析了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公益性、功能、经营性关系，研究体育场馆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体制障碍的对策建议。除此之外，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也主要表现在：体育场馆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3]、体育场馆运营管理[4-5]、体育场馆资源利用[6]等。

空间分析是研究对象空间分布及动力机制的有效手段，其本质是基于对象地理数据的分析方法。体育场馆的空间分布不仅有利于居民体育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够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体育场馆的合理分布可以促进城市发展[7-9]。但是空间分析在体育场馆的研究方面还是比较少，李南筑[10]从空间经济学、城市规划学、新地理经济学等角度出发，运用区位理论讨论上海台球馆的空间分布特征；高晓波，陈淑莲[11]等阐述了体育场馆空间布局的依据以及在进行体育场馆空间布局时政府的决策。这些研究仅仅是定性的分析了体育场馆空间分布的依据、构成集聚空间分布现状的原因以及驱动机制，缺乏定量分析，也没有表现出体育场馆空间格局随着时间的动态变化情况。

浙江省不仅仅是我国经济大省之一，也是体育大省之一。作为朝阳产业的体育产业在浙江省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同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一样，浙江省县域体育产业发展也表现出较强的地域差异。浙江省的体育场馆作为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育场馆的兴建一方面繁荣了浙江省体育产业市场，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合理的空间布局限制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研究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浙江省体育场馆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建设的空间演化，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分布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1）全局空间自相关

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将全局空间自相关量化，在本文当中主要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研究浙江省体育场馆在浙江省的空间分布，其计算方法如下[12]：

（2）局部空间自相关

采用局部Moran’s指数将局部空间自相关量化，在区域间空间自相关不稳定的情况下对空间单元的局部空间集聚程度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如下[13]：

（3）NICH指数

采用NICH指数测量每个区域单元在研究期间内相对于整体区域的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2.数据来源

由于浙江省地区面积相差很大，所以不能简单的以体育场馆数量的多少作为评价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是浙江省69个县域（市辖区、县级市、县）每平方公里土地上体育场馆数量即体育场馆密度为指标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其单位是：个/平方公里。数据均来自2003-2013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处理软件为ArcGIS10.2和GeoDa。

三、浙江省体育场馆空间格局演化

1.全局空间结构

利用公式（1）计算2002-2012年浙江省各市县体育场馆密度Moran’s I的估计值，计算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2002-2012年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的Moran’s I值都大于0.1000，说明浙江省各县域体育场馆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即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区域与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区域相邻，密度低的区域与密度低的区域相连。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2002-2012体育场馆密度的Moran’s I值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0.1186上升到2012年的0.3500，说明县域体育场馆密集区与体育场馆稀疏区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集中。

图1 2002-2012年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2.体育场馆密度空间格局

本研究将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数据按照区域统计，得到各个县域及其体育场馆密度数据，利用ArcGIS10.2将体育场馆密度进行渲染，得到体育场馆密度空间格局图，见图2。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观点，本研究按照区域体育场馆密度将研究区域内的69个市、县分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较低水平区、低水平区四级。从图2可以看出浙江省近10年间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浙东北地区，并且体育场馆密度空间格局变化较大。2002年，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区域有：舟山市辖区、嵊泗县、岱山县，体育场馆密度较高的区域有：宁波市辖区、绍兴市辖区、慈溪市、洞头县；到2007年，宁波市辖区、绍兴市辖区由2002年的较低密度区变为高密度区，岱山县、舟山市辖区由2002年的高密度区变为较高密度区，另外绍兴县、绍兴市辖区在2007年也升级为高密度区，较高密度区由2002年的4个变为2007年的7个；2012年，高密度区降低为杭州市辖区、绍兴市辖区两个，绍兴县变为较高密度区，宁波市辖区变为较低密度区。

通过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说低密度区县域个数较多，高密度区县域个数较少。2002年体育场馆密度低的县域占总数的76.81%，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县域占4.35%；2007年体育场馆密度低的县域占总数的44.93%，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县域占5.80%；而到了2012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40.58%、2.90%。第二，从2002-2012年高密度区和较高密度区的分布情况看，浙东北各市、县体育场馆密度要高于浙西南地区。2002年到2012年间较高密度区的市、县数量不断增加，较高密度县域个数由2002年的5.80%上升到2007的10.14，这个数据到2012年变为26.09%，表明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三，从浙江省两大区域来看，浙东北体育场馆密度变化幅度较大，浙西南体育场馆密度变化幅度较小，浙东北成为浙江省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

图2 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空间格局

3.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

为了更好的表现出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的空间集聚态势，本研究利用ArcGIS10.2和GeoDa软件，计算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的LISA值，并绘制LISA分布图（图3）。

图3 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LISA集聚图

图3中不同图例代表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空间集聚类型，分别将H-H，L-L，H-L，L-H命名为高值正相关区域、低值正相关区域、高值负相关区域、低值负相关。从LISA图可以看出，2002-2012年间体育场馆建设呈现出相关性的市、县并不多。在2002年，嵊泗县、岱山县、舟山市辖区、宁波市辖区为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这4个地区在2002年体育场馆密度高，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是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集聚中心；衢州市辖区和杭州市辖区在2002年为高值负相关区域，表明自身体育场馆密度较高，但是周边地区体育场馆密度较低，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另外桐庐县、开化县、金华市辖区、武义县等10个地区为低值正相关区域，说明这些地区及周边空间单元的的体育场馆密度较低，地区之间相关性强，空间差异较小。2007年浙江省体育场馆的空间集聚现象表现出较大的变化，高值正相关区域数量减少，低值正相关区域数量增加2个，并且位置发生一定的改变。绍兴县与绍兴市辖区成为高值正相关区域，体现出在此时绍兴县、绍兴市辖区体育场馆数量迅速提高，对周边市、县的正辐射作用日益增强，龙泉市、泰顺县、苍南县等由于对周边地区的正辐射作用增强，成为低值正相关类型区域；2007年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的高值负相关区域数量不变，只是由衢州市辖区、杭州市辖区变为衢州市辖区、丽水市辖区。2012年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LISA集聚图变为同样明显。高值正相关区域位置完全改变，变成嘉兴市辖区、桐乡市、海宁市三个地方，低值负相关区域位置变动不大，同样集中在浙西南地区。

4.体育场馆密度增长格局

由于体育场馆建设过程是动态变化的，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必要探究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的空间格局，以更加准确的了解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的发展变化。运用公式（3）计算出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的NICH指数，结合ArcGIS10.2绘制增长空间格局图，见图4。

图4 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空间格局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2-2007年低增长区分布在嵊泗县、岱山县、舟山市辖区、洞头县，较低增长区分布在慈溪市、余姚市、宁波市辖区、奉化市、象山县、宁海县、衢州市辖区、温岭市、温州市辖区和平阳县，高增长区仅有义乌市、杭州市辖区、绍兴县三个，剩余52个县域为较高增长区。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相比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格局发生较大的变化。位于高增长区的县域数量迅速增加，嘉善县、嘉兴市辖区、平湖市、海宁市、富阳市、浦江县、义乌市、金华市辖区、永康市、武义县在2007-2012年间由于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修建较多的体育场馆，成为高增长区；较低增长区的数量变动最大，由2002-2007年间的10个变为38个，这可能是由于2002-2007年大部分地区体育场馆建设较快，位于较高增长区，到了2007-2012期间内部分市、县仅仅是对之前建设的体育场馆进行维修等工作，并没有建设新的体育场馆，所以在2007-2012年间，浙江省大部分市、县处于较低增长区，与此同时，较高增长区也由2002-2007年的52个变为2007-2012年的19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市辖区和瑞安市由于城市规划等问题，拆掉不少体育场馆，体育场馆密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同时，比较图2图4两种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发现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空间格局与县域体育场馆密度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即高水平区不一定是高增长区，低水平区也不一定是低增长区。这主要是各县域体育场馆建设的基础水平不同，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的空间也不相同。

为了更好的变现出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的空间格局，本研究计算出NICH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值，通过GeoDa和ArcGIS10.2软件得到反映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的LISA集聚图，见图5。

图5 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LISA集聚图

与上文一样将LISA集聚图中的H-H、H-L、L-H、L-L分别命名为高值正相关、高值负相关、低值负相关、低值负相关。2002-2007年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的LISA集聚图中只有H-H、L-L两种类型，L-L集中在：嵊泗县、岱山县、舟山市辖区、宁波市辖区；H-H集中在：嘉兴市辖区、海宁市、桐乡市、湖州市辖区、德清县、杭州市辖区、诸暨市、安吉县、永康县、武义县，表明区域之间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区域具有相似性。2007-2012年体育场馆密度增长的LISA集聚图中高值正相关类型区域由2002-2007年的8个增加为11个，地区也由嘉兴市辖区等地方变为嘉兴、金华等地；低值正相关区域由2002-2007年的4个减少为3个，余姚市、奉化市、温州市辖区成为新的低值正相关区域；另外，在此期间内，出现一个高值负相关区域：舟山市辖区，一个低值负相关区域：诸暨市。

四、影响因素解释与分析

1.多个因素影响体育场馆建设

影响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两大类，先天因素包括地理区位、文化差异等，但是由于先天因素不能系统的进行测量，所以本研究当中主要分析便于测量的因素对县域体育场馆建设的影响情况。

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因素会对区域体育场馆建设产生影响，而经济条件与技术水平的优劣也会对体育场馆建设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14，15]。社会因素对体育场馆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方面，其原因主要是体育场馆建设的目的是满足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需要。在本研究当中，通过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表示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社会因素，其中人口质量用在校大学生人数衡量；本研究拟用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反映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经济因素的指标；用各县域境内公路里程数和建筑业从业人数作为反映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技术因素的指标。因此，本研究以县域体育场馆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县域人口数（X1）、境内公路里程（X2）、建筑业从业人数（X3）、在校大学生人数（X4）、人均生产总值（X5）5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运用SPSS17.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影响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因素。

2.实证结果

本研究以2002、2012年作为研究节点，研究影响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因素，分别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输入SPSS17.0中进行回归分析。

2002年分析结果显示，R2=0.746，表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F=58.538，说明回归方程成立，回归方程的VIF值均小于10，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回归分析的相关检验结果和回归系数情况见表1、表2。

表1 2002年数据相关性检验

表2 2002年数据回归系数及显著性

表2中，只有解释变量X1、X5的t值大于2.571的临界值，表明回归系数显著，即解释变量X1、X5对Y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在2002年，县域人口数和人均生产总值是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因素。境内公路里程、建筑业从业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对体育场馆建设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浙东北地区尤其是杭州、宁波等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高，居民有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消费能力进行体育竞技活动，决定着地区对体育产业的筹备和发展的经济供给，因而体育场馆密度高的地区集中在杭州、宁波等地区，这也与前文的分析较为一致。

2012年分析结果显示，R2=0.835，表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F=69.717，说明回归方程成立。回归方程的VIF值均小于10，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回归分析的相关检验结果和回归系数情况见表3、表4。

表3 2012年数据相关性检验

表4 2012年数据回归系数及显著性

表4中，解释变量X3、X4、X5的t值大于2.571的临界值，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在2012年X3、X4、X5对Y产生显著影响，即在2012年，影响浙江省区域体育场馆建设的因素是建筑业从业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人均生产总值，这与2002年的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解释变量X1的t值小于2.571，回归参数并不显著，表明2012年县域人口数量已经不会对体育场馆建设产生显著影响。在此期间X2系数提高最多，即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多少对体育场馆的多少的影响提升最为明显，表明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重要因素。同时，建筑业从业人数对地区体育场馆建设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回归系数与2002年相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公路里程对体育场馆建设的影响作用增大。

五、结论

本文选取浙江省2002-2012年各市、县体育场馆建设密度作为指标，采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利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各市、县体育场馆数量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的结论：

第一，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空间相关性较强，表现出空间集聚态势。2002-2012年间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逐年上升，说明体育场馆高密度地区与高密度地区相连，低密度地区与低密度地区相连现象逐年增多。空间格局图也表现出了浙东北地区尤其是杭州、宁波地区体育场馆密度高，浙西南地区体育场馆密度低，与浙东北地区的差距明显，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表现出两极化发展的态势。LISA集聚图显示出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空间集聚态势日益明显。2002年嵊泗县、岱山县、舟山市辖区、宁波市辖区为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核心区域已经形成，2012年，核心区域发展转移，嘉兴市辖区、桐乡市、海宁市成为高值正相关区域，低值正相关类型区域也日益集中。

第二，浙江省县域体育场馆密度增长同样表现出空间差异性。2002-2007年嵊泗县、岱山县、舟山市辖区、洞头县的体育场馆密度增长幅度最小，义乌市、杭州市辖区、绍兴县则成为体育场馆密度增长幅度最大，浙江省共有52个市、县体育场馆密度增长较快，这主要是因为2003年以来，浙江省贯彻科学发观的要求，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努力实现文化、体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2007-2012年与前一阶段相比，浙江省体育场馆密度增长速度减慢。当然，这并不是表示，浙江省在此期间不注重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可能是目前体育场馆数量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综合考虑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没有大肆兴建体育场馆。

第三，2001年影响浙江省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因素是县域人口数和人均生产总值，2012年影响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因素是建筑业从业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人均生产总值。可以发现人均生产总值是推动浙江省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地区经济情况直接制约着政府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值，也制约着当地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和体育场馆建设的水平。所以，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等经济发达、人居生产总值高的地区体育场馆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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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彩芳（1976-），女，浙江诸暨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产业、教学改革。

浙江省社科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Z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