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种选本

陈思和

徐勇写了一部论著《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我读着文稿，思绪不觉回到了青年时代。上世纪80年代是我求学、任教、开始了学术生涯的时代。徐勇以选本编纂的新视角来解读80年代的文学生产，给了我许多启发。从文学的生成而言，社会环境和人心所向是第一性的，其他因素都是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广义的说，文学选本属于文学传播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正如文学创作的发表可能对社会环境更新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文学选本就能产生更加集中和更加强烈的效果。文学创作不仅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更新，而且对于人心所向也有直接的引导和启发，这是无可置疑的。

为了写这篇序文，我特意回到黑水斋工作室。从一大堆旧书中找出了几种曾经影响过我的文学选本，又一次翻动发黄发脆的纸张，让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与感恩之情。这几种选本都在徐勇的论述中被多次讨论过，但我还是愿意以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来见证这一文学史的现象。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选本大抵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属于年度选之类的，要求从某个历史阶段挑选出被认为是优秀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使之经典化;另外一种是对于某些新兴的文艺思潮，或者被忽视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给以集中的展示，希望唤起人们的关注，以求改变文学史的某些因袭的既定观念。譬如，本论著多次讨论过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种文学选本，一本是《建国以来短篇小说》（1978），三册，另一种是《重放的鲜花》（1979），一册。这两种选本大致上分别属于我说的两种功能，前一种《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就是属于对1949年以来的短篇小说作了经典化的选择，也注意到了方方面面的流派、思潮的代表性，而后一种《重放的鲜花》则是旗帜鲜明地集中选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作者也因此受到迫害的一批优秀作品，事实证明，这批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受到批判后二十年的环境下重新出版，仍然被读者认可，并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在桥梁工地上》 《本报内部消息》《在悬崖上》 《小巷深处》 《红豆》等作品，至今来看仍然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被经典化了。这两类功能不同的文学作品选本，都有传世的意义。但就我当时在求学的过程中，更加受到后一种选本的影响，它直接改变了我原来接受的教育形态，帮助我打破了力求全面、四平八稳的学习思维，产生了某种非常强烈的倾向性。

这两套选本我都是收藏了的，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读前一种选本的印象，可能只是配合文学史学习翻翻而已，但阅读《重放的鲜花》时产生的激动，却一直影响了我以后对当代文学史的认识和选择。只要读过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读者，大约都不难理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徐勇在论著中分析说：“相比《重放的鲜花》，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在编选上的谨慎和偏于保守。在这套选集中，大凡《重放的鲜花》中收录的作品，很大一部分均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下去真的很有意思：《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1978年1月编辑，5月出版;《重放的鲜花》则是1979年5月出版。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的第三册则是下册1979年4月编辑，1980年1月出版。虽然前后只相差一两年的时间，但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启，人们对当代史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很显然，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领域是得风气之先的，当他们编辑出版《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前两册的时候，已经在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可是当这套选本编完付印时，编辑们发现社会进步比他们的思想走得更远，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摘帽平反，原来被批判的作品有可能重新出版。于是就有了《重放的鲜花》这个专题的选本。换句话说，《重放的鲜花》是对《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的补充和纠偏，但是它仍然不是前者的续编，因为前者是一种经典化的工作，而后者是带有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作品平反的意思，还是不足以解决这些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在接着《重放的鲜花》以后编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第三册，才是接续前两册的经典化的工作，在第三册里，偏重的是“文革”后的文学创作，也有限度地选入了“文革”前被批判的作品，而与《重放的鲜花》重复收入的只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可能是考虑两个选本出版时间太近，要避免太多重复）。我们从这两个选本的对照中大致可以了解选本的两个不同功能是怎么被区别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重放的鲜花》后来反倒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的选本。

第二种选本是关于争鸣作品的汇编集。我手里有一种是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争鸣作品选编》，没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是1981年12月。分上下两辑，分“关于反映我们的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关于反映十年内乱中伤痕的作品”“关于反映爱情、婚姻伦理道德方面的作品”以及“关于艺术探索和其他放作品”四个专题。徐勇在论著中讨论了多种文艺争鸣的选本，也包括了这个选本。但是其他的选本都是公开出版的，虽然也保留了很多当时社会和文坛的信息，但终究受到各种限制，没有像这一个选本那么开放和容纳了巨大的信息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选本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将征订单寄到学校中文系，被张贴在系办公室的墙上，我是无意中看到这个征订单，按照上面的地址寄了钱去，由编辑部直接寄给我的。唯有在这个选本里能够比较集中地收录了《假如我是真的》 《苦恋》 《在社会档案里》 《飞天》 《调动》等一系列当时都因为争议性而轰动一时的作品。那是在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使文艺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伤痕文学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文学批判的锋芒从反思“文革”逐渐深化，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的各种阴暗面和精神伦理的探索，在上述的作品里，对于官僚特权的警告，对于党内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揭露，对于“文革”灾难的形成缘由的探讨以及对于传统婚姻观念里的人性、女性、爱情的探索，都已经发端于青萍之末，但这些矛盾都被深深地遮蔽在控诉“文革”、改革开放的激情之下，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些敢为天下先的文学创作以特有的尖锐性惊动了国家上层，以至于胡耀邦出面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我觉得这个选本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选编起来，将这些作品立此存照的意思。因为其中有许多都是没有被放映、被上演的剧本，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结集出版的话，以后真是很难搜集研究。而这个选本却有胆有识保留了伤痕文学的真实信息。为后来者研究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毋庸回避，这个选本也是我主编文学史教程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论著还有一个特点，作者不仅描绘了当代文学选本的流行情况，还注意到同时期出版的大量外国文学的选本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文革”后文学的迅速发展和兴盛，与新一轮的外来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分开而论的。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和传播，直接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趣味和走向，培养了新一代的作家。在这个传播中，我特别要提一个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金子信先生，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又北上跟随唐弢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文革”后回上海担任编辑，此人目光远大，性格活跃，在我读大学时期，他因为结识我的同寝室室友，经常来寝室聊天。他那时候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籍，其中就有著名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 （四册八本，十一个专辑，分别介绍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垮掉的一代、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等），完全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选本。因为金子信来自社科院，他与外文所的许多顶级专家都有密切来往，特别邀请了袁可嘉先生写了洋洋洒洒的长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此书第一册出版于1980年，第三册出版于1981年，都是我在读书的时期，几乎每一册出版，我都狂热地阅读学习，并且结合这个选本介绍的作家作品，再去进一步扩大阅读。我后来曾经涉足比较文学领域，靠的就是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喜爱，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西方现代派文学受到了极左势力的围剿，传播的势头开始减弱，这个选本的第四册拖延了一段时期，到1985年才出版，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振聋发聩了。文学创作开始朝文化寻根方向发展。我看到徐勇在论著里多次讨论这个选本的意义，就想到了金子信先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领风气的人物，也是这套文选的主要推手。

选本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极为复杂，也是极为个人性和私密性的，要真正深入研究就会涉及到具体个人的成长命运和内心经历，非短短的一篇序文所能详尽。徐勇的书，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提出了一个新的考察文学的角度。我愿意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说出来，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作参考，也许这也会激发读者个人的阅读经验，加深对这部书的理解。是为序。

2016年8月14日于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