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大西南文学及其离散形态研究的学术意义

朱寿桐

“大西南”，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曾是一个非常振奋的地域概念，它的时代气息和政治气魄不同于我国的其他地区。当年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历史记忆甚至是历史感兴！这样的历史使得“大西南”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包含着太多的政治热情和文化想象。当然，对于一种文学学术概念的把握对象，我们未必一定伴随着这样的振奋或者激动，但它可以彰显我们在把握这个概念之时的胆识和气度。于是，“大西南文学”研究，也从地理、人文和文化等方面彰显了其学术意义。

一、“大西南文学”的文化地理意义

“大西南”首先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地理概念，“大西南文学”包含着巨大而驳杂的文学地理内容，体现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内涵。在中国地理概念中，大西南主要是指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南部地区等巨大腹地。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的大行政区中设有西南行政区，所辖当时的重庆市、川东行署区、川西行署区、川南行署区、川北行署区、贵州省、云南省、西康省、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等十个省级行政单位，直至1954年各大行政区被撤销。此后，西南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样的地理基础概念加以把握。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模块化、区位化渐显新的整合态势，行政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南”在原有的川、渝、黔、滇、藏五省市区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原为华南地区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也更显博大的“大西南”概念。

“大西南”概念中比较稳定的行政地理范畴是传统的云、贵、川，重庆由四川划分出来以后就成为云、贵、川、渝。但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应该将广西、西藏纳入其中。

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入大西南的文学地理之中，体现了这一地理概念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从历史上而言，广西在华南西部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虽然未曾明确将广西壮族算作“西南夷”的范畴，但其“西南夷”包括南越的广大区域，或专称“南夷”，显然包括现今的广西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在中国现代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中国抗日的大后方被迫定位在以重庆为主体的西南广大地区，而广西大部自然纳入这样的地区，其中，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和文化示范作用可与云南的西南联大文派相提并论。

有一种关于大西南地块的理解曾探讨过西藏文化的特殊性，据说这是从西藏民族文化独特的民俗、宗教特性出发加以考量的结果。我们的考察正好相反：不仅西藏属于当然的大西南文学和文化地理范畴，传统的甘南以及现今的青海等广大藏区，从行政地理方面来说应该属于大西北地区，可从地块文化意义和民族文化意义上而言，无疑属于“大”西南文学和文化范畴。这也就是白浩等人从事研究的所谓文学藏区，它在文化属性上包含西北、西南的广袤大地，其在文化精神上应归属西藏为主的大西南区域。也就是说，文学和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西北藏文化，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大”西南文学地块之中。文学艺术的实践就是如此。当“雅拉索”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哪怕是在青海高原，是在标准的地理西北，人们也同样会很自然地把它与大西南联系起来、与西藏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文学和艺术文化的领属主体在西南，在西藏。

这其实也是“大西南文学”概念命名的一种特别的文化地理考量：如果仅仅强调行政地理意义上的“西南”，就无法涵括西北的藏文化区域。大西南文学应该包括离散在其他地区的，其主体领属在于传统的西南区块的民族文学与文化。

二、“大西南文学”的人文学把握

大西南文学的地理内涵也许较容易把握，即使将非西南地区的藏区文化悉数纳入，也还是一个绵延的整体。但大西南文学所包含的各种离散现象，则需要进行超越地理学的人文学把握。

大西南文学离散现象的首要特征是民族文学的离散。这种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离散，需要借助于有待深化的文化领属理论加以阐解。

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以后，特别是在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平和的时代，民族的大规模迁徒已经成为过去，但民族组成人员的离散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大西南地区是民族文化非常集中的特殊区域，大西南民族区域的各构成民族又是相对开放、活跃的族群，于是，其民族成员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离散现象应该更加醒目。有学者观察到，“离散社群是移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离散民族主义是影响当今世界政治关系的重要思潮。以族类根性认同为纽带，离散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格局之中。”这当然并不适合阐述我国的民族离散，更不宜用来分析大西南各民族离散族群的政治文化现实。这样的观察只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民族离散现象的当代普遍性和社会现象的深刻度。对于大西南各民族离散族群的观察，更多地应该从人文和文学的角度进行把握，而不是从所谓“离散政治”的角度加以把握。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地块的离散文学和离散文化，无疑会作为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所在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文化，但其自身的品质与内涵应得以保持，以显示其特性和魅力。西藏、云南的民族文化艺术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都能历久弥新地保持其特定的旋律和身姿，就是这种离散民族文艺拥有健康的生存状态的体现。不过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即便这样的文化艺术能够在离散状态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人们对它的认知和定位，一定与它原来所属的文化区块、民族文明范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原生态文明区域对于离散文化领属作用的体现。

从离散文学和文化主体方面言之，一定民族和一定区块文化影响下的文学虽然处在离散状态，但从价值理念到思维特性乃至语言方式，都会对故国、故土及原生态文明产生“明确的、深刻的甚至是难以逃避的文化归宿感”；而从民族文化和区块文明那一方面说，它对于自己所属的各种离散文化和文学都拥有无法剥夺的领属权。于是，远在海外的汉语文学创作，都是汉语文化对外离散的现象，汉语中心的祖国对其都有明显的领属权，这也就是汉语新文学理论并未削弱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意义和价值优势的原理之所在。同样，大西南文学对于自己所属区块中的各民族文学，即便是离散在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学，都有明显的文化领属权。这种文化领属权的确认以及在学术意义上的行使，使得大西南文学研究必须对各民族离散文学的现象负起学术责任。

于是，大西南文学并不仅仅是行政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南六省市区各民族的文学的集合，它还是离散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西南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集合。通过大西南文学的学术把握，能够使得大西南文学和文化对各种相关的离散文学与文化负起领属的责任。

三、“大西南文学”的文学文化阐示

毫无疑问，大西南文学主要是指大西南地块的文学。大西南六省市区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聚焦之地，集散之地，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学五彩斑斓、七色纷繁，犹如各民族服饰之争奇斗艳，各民族语言之各领风骚。大西南文学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有下里巴人的古老吟唱，有蜀山秀水的文学写照，有鲁迅笔下的老远的贵州，还有多姿多彩的云南、浪漫秀美的广西、雪域高原的西藏等等，这个广大的地域充满色彩、充满神秘、充满多民族的绚烂文化，它与西北的苍凉、与中原的肃穆，与东南的柔媚、与东北的遒劲、与中南的昌茂形成鲜明的对照，大西南充满着神奇与灵性，从文化生态、地域、气候，甚至经济、民族等诸多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大中华文学的伟大板块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无法替代的地块。如此巨大的地块容纳如此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学和文化，正是大西南文学丰富、壮丽特性的精彩体现。

这一文学区块为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汉语新文学贡献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文学大师，如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李劫人、白先勇、阿来，他们从大西南神异的山水奇观和风土人情中吸收丰厚的养分，通过各种文体各种题材和各种方法投射到汉语新文学的宇宙之中，带着西南的温热与凉爽，在历史的景屏上大放异色，溢彩流光。

根据文学家的通行经验，也根据文学心理学家的反复分析，文学家应用于文学创作的有效经验一般是在其童年、少年和青春期阶段获得的，过了这段时间，人生的体验往往就不足以成为文学创作的有效经验。如果这样的理论、经验和分析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有理由相信，从大西南地区走出来的各民族文学家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常常与其生于斯成长于斯的西南文化、民族生活的体验有极大关系，因而也都是大西南文学的合理延伸，是处于离散状态的大西南文学板块。

伟大的小说家巴金自19岁离开四川，先后在上海、南京求学，又赴法国深造，并在此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一开始，他试图通过外国文学的修养以及外面世界的体验与想象走进文学创作殿堂，也确实写出了诸如《灭亡》这样的罗曼蒂克名作，但终因此类体验的单薄与想象的枯竭而使得创作之路越走越窄。正在他写作资源陷入困顿的时候，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生活体验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他终于找到了最为有效的人生体验作为自己最可靠的创作资源，因为他可以借此调动自己最初的人生感兴和情感初态，正如他在1957年所写的和读者《谈（家）》一文中所披露：“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曾经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正是在青少年时期四川的人生体验中他找到了创作的自信：“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这城市有封建遗老遗少的奢侈、闲懒的生活，有大小军阀割据，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更有年轻的一代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的冲动。这正是大西南特定都市特定时代的人生写照。这样的文学从写作地点到作家当时的主要生活空间都疏离了四川和西南，但却应该属于大西南文学的离散形态。

类似的大西南离散文学现象在郭沫若那里也能得到印证。郭沫若在《今津纪游》中曾经表述过对于故乡“峨眉天下秀”的向往与惦念。虽然他在与蒲风等人对话时曾说过他在日本时期的作品大多写的是日本福冈博多湾的情境，然而即便是在《女神》中，许多作品都带着峨眉天下秀的感兴。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人生体验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力常常至为关键。1928年，在阔别家乡15年之际，郭沫若连续写了《梦醒》《峨眉山上的白雪》《巫峡的回忆》等诗，对故乡山水人情加以深情讴歌，其中有些诗的感性是西南文学极其宝贵的体验，如“月光下”“巍峨的山岳好想要化成紫烟”，正是大西南风物与精神的精彩的诗性传达。

与大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山川、民情风俗、风土人情直接相连的所有西南人士的文学写作，都可以视为大西南文学的离散状态；与大西南原生态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各地各民族离散文学和文化，都是大西南文学概念所领该领属的对象。这样的人文学和文学文化把握，不仅有效地拓宽了大西南文学的空域范畴和文化范畴，而且也突破了原来地块文学、乡土文学的一般定义，使得文学研究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内发掘应有的深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