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枪悬案

2016-12-27 19:06封凯明张宝中
啄木鸟 2017年1期
关键词:大军爸爸妈妈

封凯明+张宝中

第一章 我成了杀人凶手

我开着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九洲会所。这时是晚上八点多,因天气寒冷,大街上的人和车都不是太多。九洲会所是迦城市九洲实业集团的内部宾馆,在九洲集团总部的隔壁,装修很豪华,集餐饮、娱乐、住宿于一体。我外出办案时曾多次路过那里。

这次去九洲会所,是为了找我的未婚妻汪莹莹。汪莹莹今天忽然联系不上了。上午打她的电话,关机;下午打她的电话,还是关机。她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平时业务繁忙,手机是很少关机的。她也知道今天我会给她打电话,知道我找不着她会着急。之所以去九洲会所找她,是因为我知道她去了那里,去找九洲集团下属的九洲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康大军。我估计,她可能被康大军限制了人身自由。而康大军是我从小到大十几年的仇人,我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最近莹莹摊上了一件麻烦事。她的公司作为中间商为康大军的房地产公司供应建筑材料,五百六十万元的货款,康大军耍赖不给她结账。向她供货的建材商逼着她五天内将货款结清,不然就起诉她,可康大军不给她钱,她就没钱给建材商。今天她就是为这事去找康大军的。为了确证,我刚刚给康大军打了个电话,康大军在电话里得意地说,他已经给我戴了绿帽子,我要是去晚了,我头上的绿帽子就多得数不过来了。

我简直要气炸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和我们中队的指导员陈剑一起吃饭。陈剑不仅是我的警校同学,更是我的好搭档、铁哥们儿,外号叫“大嘴”。在车上,大嘴一个劲儿地劝我:“哥,冲动是魔鬼,千万要冷静!”

我不理大嘴,把车开得飞快。到了九洲会所,我下了车就往楼上冲,大嘴紧紧地跟在我身后。一进楼门,立刻有一位身穿红色套裙的女服务生迎上来,微笑着说“欢迎光临”。我大声问康大军的包房在哪里。女服务生怯怯地看着我,支支吾吾地不敢说。两个保安走过来,问怎么回事。大嘴掏出警官证,厉声说:“退后,警察办案!”

我瞪着那两个保安:“康大军的包房在哪儿?”

两个保安躲避着我的目光,女服务生躲在保安身后,通过耳麦小声和什么人说话,估计是向会所经理汇报。没人告诉我康大军是哪个房间,那我就一个一个找,先从一楼开始。一连闯进好几个房间,都不是。大概我的样子很可怕,把大家都吓着了,一个身穿深蓝色职业装的女士走过来,自我介绍是这儿的经理,说康总的包房在二楼208,说着就领我们上楼。

到了208门口,没等女经理敲门,我憋足劲,飞起一脚,“咣当”一声就把门踹开了。包间里光线有些暗,我隐约看见六七个人坐在沙发里,边喝酒边唱歌。我的出现肯定让他们大吃一惊,音乐戛然而止,吊灯也一下子亮起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康大军,其他几个年龄稍小,大概是他的小弟。我以为莹莹也在这里,却没有。

康大军不看我,虽然音乐停了,他依旧摇头晃脑,低声哼哼着,很陶醉的样子。我踢了踢他面前的茶几,大声问莹莹在哪里。他白了我一眼,语气里带着挑衅的意味:“俞警官,你踹了我的门,还扯着嗓子吼,怎么这么没教养啊?”

那几个小弟很不友好地瞪着我,其中一个头发焗成灰色的家伙掏出手机,嬉皮笑脸地对着我拍。我又照茶几使劲踹了一脚,上面的几瓶啤酒掉在地上,一阵稀里哗啦。康大军拿腔做调地说:“哇,俞警官酱紫好可怕哟,可吓屎宝宝了。想打架是不是?来呀,俞成麟,快动手打我呀!”

他们人多,真打起来,吃亏的肯定是我。即使打得过也不能动手,因为我是警察,而且我也不是来打架的。我再次大声问莹莹在哪儿。康大军下流地笑着说:“莹莹在哪儿?当然是在床上啦,哈哈哈……”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九洲会所的房卡扔在茶几上,“401房间。刚才她还在那儿,现在走没走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了脑门。我把拳头攥得嘎嘣嘎嘣响,死死瞪着康大军。大嘴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哥,千万别冲动!”

“康大军,你这个烂人不得好死!”我挣脱了大嘴的胳膊,抓起茶几上的房卡,冲出包间向四楼跑去。

找到401房间,我用房卡打开门,进屋前对大嘴说:“在外面等我!”

房间里没开灯,一片漆黑。我借助手机的光亮找到开关,把顶灯、廊灯、床头灯都打开,却没看见莹莹。房间里很乱,地上散落着女人的衣服,是莹莹的。正准备去卫生间找,却看见墙角的窗帘动了一下。我赶紧过去撩开窗帘,正是莹莹。她用毛毯裹着身子,蜷缩在窗帘后面,神色惊恐,看见是我,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却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拉开裹着莹莹身体的毛毯,她只穿了条内裤,胸部、背部和腿上到处是抓痕。我脱下自己的外套给莹莹穿上,捡起地上的几件衣服拿在手里,抱起她离开了九洲会所。莹莹这个样子,我不能带她回我家,不能让妈妈见到她这个样子;建材商催款催得急,莹莹的房子抵押给典当行了,也不能回去住。大嘴开车把我和莹莹送到我们分局附近的海泰商务宾馆,帮我们开好房间,把车钥匙塞给我,自己打车回家了。

我抱着莹莹上楼的时候,她在我怀里睡着了。进了房间,我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然后坐在床边的沙发上,边抽烟边打量着她。莹莹脸上不时现出痛苦的表情,有时使劲皱着眉头,有时撇着嘴要哭的样子,有时还断断续续地低声抽泣。

我心里刀绞般难受。一是心疼莹莹,她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却早早地过世了,她太苦了。她需要爱,却偏偏受到这样的伤害;二是我无法忍受康大军给我的屈辱。当然,我心里也有些埋怨莹莹。她不该去求康大军。她和康大军打交道两年多了,知道康大军一直在打她主意,去求康大军只会自取其辱,这对她对我都是一种伤害。她应该和我一起想办法,而不是一意孤行。

我心里很乱,在房间里坐不住,就拿上车钥匙,轻轻地带上门出去了。此时已过十一点半,在大街上开了十几分钟,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到了一个路口,我准备调头回宾馆,忽然,一辆黑色路虎揽胜从我右侧超过去,我明显感觉车身一阵轻轻的震动,我的车被蹭了一下。可路虎根本没有减速的意思,一溜烟开走了。他姥姥的,开好车就可以欺负人吗?我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于是一脚油门追了上去,倒要看看开车的是个什么烂人。可是,我这辆捷达老爷车怎么是路虎的对手,转眼间就被甩得老远。这时,又有一辆深灰色的保时捷SUV超了我的车,紧跟在那辆路虎后面。我留意了一下,路虎和保时捷都是开往龙湖别墅区方向的,那是迦城著名的富人区。

回到海泰商务宾馆把车停好,我没有马上下车,而是摇下车窗抽了两支烟,然后才回到房间。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此时是零点五十七分。俯身打量莹莹,莹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脸颊上有两道清晰的泪痕。我怕不小心弄醒了莹莹,没上床睡,两把椅子一拼,勉强对付一下。

夜里我做梦,康大军被人杀了。

康大军真的被人杀了。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手机响了。揉了揉眼睛,从椅子旁边的茶几上抓过手机看了一眼,是我们刑警一中队的值班电话。这会儿才早晨五点,这么早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大案子了。果然,值班刑警刘洋告诉我,龙湖别墅区发生命案,110指挥中心通知我们中队出现场。我打着哈欠,蹑手蹑脚地去卫生间洗漱,之后悄悄出门。离开的时候,莹莹翻了个身,并没有醒来。

夜里下雪了,到处白茫茫一片。迦城的冬天,元旦后的半个多月是最冷的,大雪一般也是这个时候下。今天是1月4号,这场大雪提前了。

命案现场在龙湖别墅区里面。龙湖别墅区是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高档社区,里面有一百多栋单体二层别墅,哪一栋都价值上千万元,物业费也极其昂贵,住在这儿的都是有钱人。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周到的“管家婆”式服务,门口有保安站岗,进入需要门禁卡;外人进去找业主,需业主给门口的保安打内线电话确认,比一般的机关都难进。要不是里面发了命案,我还真没机会进去看看。

现场在一栋别墅的院子里。法医已经到了,正在勘查现场;我们中队的刘洋在法医旁边蹲着,好像在查看地上的血迹。车库的门开着,一具男性尸体趴在车库里面的地上,地上的血液早已凝结。

这场雪下得真不是时候,盖住了凶手的脚印,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还好,我看见车库里面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车库门,应该能拍到案发的整个儿过程。刘洋抬头看见我,故意卖关子:“头儿,我估计你做梦都想不到死者是谁。”

我看了尸体一眼,尸体是趴在地上的,看不清脸。刘洋不动声色:“康大军。”

我惊讶得“啊”了一声,急忙上前两步,蹲在法医身旁。没错,真真切切就是康大军。我一时无法形容内心的感受。高兴吗?有那么一点儿。长这么大,我最恨的人就是康大军。昨天晚上他侮辱了我的未婚妻,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可是,看着眼前康大军的尸体,我又有些感慨。本来,我们都是警察的孩子,从小在一个院里长大,又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本应该成为好朋友才对,没想到却成了冤家,积怨那么深……

法医小贾经过勘查,得出了初步结论:凶手用钝器击打死者的后脑,死者丧失抵抗能力后,胸腔、腹腔被凶手连捅六刀,刀刀致命。康大军被杀的时间,大概是半夜十二点左右。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更详细的结论,要到尸检后才能做出。

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康大军在自己的车库里被杀的消息当天上午就在迦城传开了。康大军毕竟是本地比较知名的人物,经常上电视,《迦城日报》还刊登过他的整版专访。那篇专访很励志,说康大军从小左手残疾,但一直品学兼优,还通过自学拿到了EMBA云云。关于他左手残疾的说法我特别感兴趣。文章里说,在一次安全事故中,为抢救施工工人,他的左手不慎被砸伤,留下了残疾。其实,他的左手是小时候被我用烧热的铁管烫的。倒不是记者犯贱没底线,应该是康大军太能吹,把记者给忽悠了。这样的专访其实是软广告,谁拿钱给谁吹,康大军怎么说,记者就怎么写。

康大军是最新一届“迦城十佳企业家”,在地产界的知名度就更不用说了。大街上有很多九洲房地产的灯箱广告,上面是康大军的一幅照片,他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书架。只有了解他的人知道,那个书架上的书只是摆设,他恐怕一本都没看过,甚至根本就没动过。

康大军被杀案给公安局,尤其是我们分局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迦南区的治安是如此不堪吗?老百姓的安全还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侦破。该案发生在我们辖区,作为刑警中队长,我肯定是破案的第一责任人。不过,因为车库里有监控探头,我对尽快破案还是有信心的。在向我的顶头上司、分局刑警大队长李超汇报的时候,我拍着胸脯向他保证。

李超心里有数了,带我去向局长张瑞山汇报。康大军的父母康东升和何久姝也在张局长办公室里。他们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我也面无表情地看他们一眼,没打招呼,甚至头都没点。

打记事起我就认识这两口子。康东升和我爸爸一样,也是警察,而且还是多年的同事。我们两家曾经在迦南分局的同一栋家属楼里住过很多年。后来康东升当了迦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搬走了;去年,我爸爸因为遭康东升的陷害,服安眠药自杀了——这事说来话长。

何久姝早年是个交际花,和别的男人生下了康大军。没错,康东升并不是康大军的亲生父亲。我已记不清多久没见过何久姝了,最少也有六年了吧。她今年大概五十三四岁,早已没有了当年交际花的姿色,眼角和眉间的皱纹很深,头发花白,脸上的皮肤明显下垂,神情呆滞。

李超向张局长汇报案情的时候,康东升脸色铁青,不住地抽烟、咳嗽。从他脸上看不出悲痛和难过,如果他是康大军的亲爹,大概不会这样。何久姝则不停地抹眼泪。张局长下令,举全局之力侦破康大军命案。对此我没有意见,虽然我和康大军积怨很深,但他已经被人杀了,而破案是我的工作。

局里成立了“1·4”案专案组,由分管刑侦的常务副局长马向东挂帅,大队长李超靠案指挥,从其他刑警中队和派出所抽调了十二人,从我们中队抽调四人,专案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中队。

这天上午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莹莹。赶上康大军被杀的案子,我最少要忙十天半个月,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在宾馆里住一天两天还行,多了就不合适了。我决定还是把她带回家,让妈妈照顾她。

在局里忙了一上午,中午饭都没顾上吃,我赶紧去海泰商务宾馆找莹莹。可莹莹已经退房了,打她手机,没人接,再打就关机了。我问宾馆前台莹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服务员说十一点左右。我想确认她是不是回了我家,就给妈妈打了电话。当然,我不能直接问妈妈莹莹回家了没有,而是东拉西扯几句,说又发了一个大案子,得忙活一阵,不能天天回家,让妈妈注意身体。妈妈叮嘱我好好吃饭,注意休息,就挂了电话。莹莹没回家,如果她回家了,妈妈肯定会让她接电话。再往莹莹的公司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她这两天没来上班。

莹莹在迦城举目无亲,能去哪里?昨晚她受了康大军的侮辱,肯定很痛苦,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正不知如何是好,前台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钱包和一个信封,说是那位女客人离开酒店时托前台转交的。信封上有海泰商务宾馆的logo,里面有一张比烟盒大不了多少的粉红色便条,是宾馆房间里的,上面用铅笔草草写着几个字:“成麟,我走了,不要找我。放心,我会一切安好。爱你的莹莹”。

莹莹的意思好像是想和我一拍两散,起码是分开一段时间。我当然明白她的心思,她怕我嫌弃她。我嫌弃她吗?如果说一点儿都不嫌弃,那就太虚伪太矫情了。她被康大军那么个烂人侮辱了,我不可能不在意,我相信,哪怕是再有心胸的男人都不可能。但我也明白,作为莹莹的未婚夫和这个世界上她最亲的亲人,我应该包容她、接纳她。她是直接受害者,她比我更痛苦。现在我要做的,是去把她找回来。

可是,我没时间去找她。下午一点半,我得去局里参加康大军被杀案的专题调度会,现在已经快一点了。我想,和莹莹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好,现在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我能理解,而且,她也的确需要自我调整一下。

赶到分局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到齐了。康大军被杀一案,局党委非常重视,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康东升面子和说法。副局长马向东主持调度会,再次强调要尽快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公众一个交代。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些都是官话,是做给康东升看的。康东升是从我们分局调走的,局里很多人是他的嫡系,这个调度会的内容肯定有人会告诉他。

会上,马向东让我谈谈破案思路。我说,从现场勘查情况看,很可能是仇杀。侦破方案可以分四步走——

第一,既然是仇杀,就要排查康大军的仇人。以康大军嚣张跋扈的个性,他的仇人少不了。据我所知,他的房地产公司拖欠工程款的事经常发生,建筑商无不恨他入骨;还有,这些年他一直混社会,得罪人是难免的。第二,调取案发时间段龙湖别墅区内的监控视频。这个小区是高档社区,路面和各个出入口的摄像探头数量较多,几乎是无死角覆盖。第三,询问案发当天的物业值班人员,小区里是否有可疑人员出现。第四,利用技侦手段,筛查附近基站的可疑手机号码,进而锁定嫌疑人的落脚点。

我的侦破方案得到了马向东和李超的肯定。会后,我把专案组人员分成四个小组,分头展开行动。我以为这个方案万无一失,按照这个路子查下去,应该很快就会有线索。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被停职了。

那天上午,李超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因康大军被杀一案我有重大嫌疑,局党委决定暂停我的中队长职务。没有下发正式文件,是口头决定。

听了这个决定,我气得哈哈大笑——我本来想发脾气,却不知道冲谁发。李超说,我被当成重点嫌疑人是有依据的。他点开电脑上的一段视频文件给我看。这段视频的内容,就是案发当晚在九洲会所康大军的包房里我和康大军发生冲突的一个片断,时长两分十七秒。从拍摄角度看,应该是康大军的一个小弟用手机录的。画面上,康大军无耻地笑着,我瞪着血红的眼珠子,怒不可遏,拳头高高地抡起来,大嘴在后面死死抱住我,我的两脚悬空,想踢康大军却踢不到。我朝康大军大吼:“康大军,你这个烂人不得好死!”

看着画面上自己愤怒的样子,我都觉得很陌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那么可怕的表情。任谁看到这段视频都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我想杀了康大军,我有杀人动机。可是,有杀人动机,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实施杀人行为。身为警察,我知道杀人的后果。如果仅凭这段视频就认定我是凶手,也太弱智了。我问李超:“你相信我是凶手吗?”

“不相信,局里的领导都不相信。可是,康东升和何久姝相信。”

我明白了,一定是康东升给张局长施加了压力。我和康大军有积怨,我爸爸和康东升有纠葛。我爸爸的死,康东升脱不了干系。可惜,我还没查清康东升陷害爸爸的真相,却又成了杀死康大军的嫌疑人。两代人的恩怨纠葛,怎么也掰扯不清了。康东升咬定我是凶手,就是要借机整我。

我对李超说,即使我真的有杀人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只要调取九洲会所和海泰商务宾馆的监控视频,弄清1月4日晚上案发时间段我的活动轨迹,就会发现我没到过案发现场。而在入住海泰商务宾馆之前,我一直和陈剑在一起。

李超说,他已经安排人连夜调取了九洲会所和海泰商务宾馆的监控视频,也找陈剑了解过情况。1月4日晚上,在我和莹莹入住宾馆之前,关于我去过哪里、干过什么,我自己的陈述和陈剑的陈述是一致的,他完全相信。但在陈剑离开以后,我去过哪里、干过什么,谁能证明呢?说着,李超又点开另一段监控视频。这段只有十一秒的视频显示,1月4日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我从海泰宾馆走出来。

我想起来了,那晚莹莹睡着之后,我心里很乱,在房间里坐不住,就拿上车钥匙出了门。李超问我:“你是十一点四十离开宾馆的,十二点十六分,你的车又回到了宾馆停车场。这三十六分钟的时间,你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看来,同事们把我锁定为头号嫌疑人,围绕我没少忙活,真让我哭笑不得。李超继续问:“当晚十一点四十六分,在滨海大道阿里山路口,你驾驶的捷达和一辆路虎发生剐蹭,然后你加速去追这辆车,你想干什么?”

我如实说:“就是想知道开车的是什么人,没有别的意思。但我的车太慢,没追上,然后我就回宾馆了。如果调取下个路口的监控视频,你就会发现我没有继续追。”

李超似笑非笑:“你不是想知道开车的是什么人吗?我告诉你,是康大军。”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真有这么巧的事情?这样一来,我杀人的嫌疑就更明显了,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可转念一想,我不由得嘿嘿笑了。我意识到我被李超绕进去了。其实他没必要问我那么多,也不用让我看海泰商务宾馆的那两段监控视频。为什么呢?因为龙湖别墅区里有监控,康大军的车库里也有,把那儿的监控调出来,一看不就知道了?

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李超不动声色:“可惜呀,案发时间段停电了,别墅区和康大军车库的监控视频都看不到。”

不仅如此,当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供电公司在滨海北区施工,整个滨海北区包括龙湖别墅区在内断电两小时。我的车和康大军的车发生剐蹭以后的下一个路口也在停电区域之内,无法通过监控视频证明我有没有继续追康大军。康大军的车库以及别墅区的监控视频只保留到午夜十二点,车库的视频只记录了康大军开车进去,然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可以确认康大军十二点以前还活着。我是十二点十六分回到宾馆停车场的,如果刚过十二点杀了康大军,然后马上回宾馆,十六分钟的时间刚刚好。

李超说,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推断:1月4日晚上,我和陈剑去九洲会所找汪莹莹,继而和康大军发生争吵。我恼羞成怒,扬言要杀了康大军。将汪莹莹送到宾馆之后,我在康大军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蓄意制造交通事故未遂,又尾随康大军到别墅,伺机将其杀害。

这绝对不是事实,可麻烦的是,这样的推断完全符合逻辑。即便是构陷,也不可能这么凑巧啊,时间、地点严丝合缝,就像电脑程序设计好的一样。我有些抓狂,忍不住爆了粗口:“他姥姥的!”

李超让我冷静一点儿。我叹了口气,问李超:“大队长,你相信我是凶手吗?”

“刚才你不是问过了吗?我不相信你是凶手,但目前的所有证据对你很不利。”

作为一名刑警,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要面临刑事拘留。我问李超局领导是什么意思。李超说,马向东的意思是刑拘,但张局长不同意,他的意思是暂时停职接受调查。李超安慰我:“兄弟们是不会冤枉你的,一定尽快破案,查清真相。”

没想到,我还是被刑拘了,案子移交给了市局刑警支队。我想请张局长为我主持公道,可张局长去北京开会了,最少也得四五天才能回来。

办案地点还是在我们中队。市局刑警支队的办案人员老邱和小吴我都很熟悉,以前经常打交道,见了面还喜欢开开玩笑。现在,他们不和我开玩笑了,面对我的时候表情严肃,偶尔笑一下,也是皮笑肉不笑。

老邱和小吴在我们中队的讯问室里提审我。这间讯问室我太熟悉了,每一块地板砖我都踩过。我在这里讯问过很多嫌疑人,现在,铁窗里面的嫌疑人成了我。讯问的内容和李超问的差不多,和李超不同的是,老邱和小吴认定我就是杀人凶手。不知他们从哪里找到了一张我的初中毕业照,老邱隔着铁窗举着照片让我看,问我照片上的同学都还认识吗。我说当然认识。老邱指着照片上一个女同学,问她叫什么名字。我脱口而出:“赵玉兰。”

我很纳闷儿,赵玉兰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自从初中毕业后,我和她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老邱说:“赵玉兰在供电公司工作。她知道案发当晚滨海北区停电两小时,提前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停电通知。”

我脑子有些短路,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用意。老邱提醒我:“你知道当天晚上停电,这可是个作案的好机会。”

我这才恍然。可是,我的同学在供电公司工作,我就必然知道当天晚上要停电吗?这是什么逻辑?再说,我没有赵玉兰的任何联系方式,她发布的停电消息我根本就看不到。我斜了老邱一眼,想说点儿什么,却又什么都懒得说了。什么叫无语?这才是真正的无语。

不过,他们掌握的这些所谓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只能证明我有嫌疑,不能证明我就是凶手。如果没有我认罪的供词,即使到了法庭上,这些证据也不会被采信。怎样才能给我定罪呢?必须要有直接证据。在本案中,能够证明我是杀人凶手的直接证据,一是作案工具,也就是捅死康大军的那把刀;二是目击证人,或者是监控视频。可是,这两种直接证据都没有。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如果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就是无罪的,他们羁押我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老邱当然也想到了凶器的问题:“像这种仇杀的案子我们见得多了。你说实话,你把凶器藏哪儿了?我们调查过了,当晚和你同住的就是你未婚妻汪莹莹,是不是她把刀拿走了?”

“那你们就去找她问问。”我心想,如果老邱他们能找到莹莹,倒是省了我不少事。

二十四小时后,我走出了讯问室。因为还在接受调查,我被要求住在值班室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外出,不能与外界联系。我是被软禁了。当然,对我的大部分约束主要靠我自觉,组织上并没有指定谁整天看着我。我要是想出去透透气,或者回家陪妈妈,也不会有人拦我。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值班室里,反正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加班,不用熬夜,吃了睡,睡了吃,平时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日子——尽管我的心情无法平静。

晚上,我躺在值班室的单人床上半醒半睡,在迷迷糊糊中回忆我和康大军、我爸爸和康东升过往的种种恩怨……

第二章 两代恩怨

我和康大军从小就是一对冤家。

我居住的地方——迦城市公安局迦南区分局家属院,现在属于市区内的繁华地段。可在我小时候,这里还是城乡接合部,旁边就是庄稼地,附近还有客车厂、砖瓦窑厂。客车厂的厂区很大,是个比较规则的四方形,里面有十几个车间,都是一排排宽大的平房。

客车厂的院墙外面有个垃圾站,为了倒垃圾近便,厂里的工人在院墙上砸了个一米多高的大窟窿。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从这个窟窿钻进去,偷点儿废铁拿到废品站去卖。那年月,一斤废铁能卖两毛钱。当然,这事是瞒着爸爸妈妈的。我怕爸爸妈妈发现那些卖废铁的钱,就在书包里面缝了个夹层,把钱藏在那里。那个军绿色的书包是哥哥淘汰下来的,缝了好几个补丁,洗得都发白了。家里人谁也想不到,那个破旧的书包里竟然藏着不小的一笔钱。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四十五元了,一元、两元、五元的都有,厚厚的一沓。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的一天傍晚,客车厂的工人都下班了,我又溜进去偷废铁。这一次,我偷了个大铁砧,大概十二三斤重,估计能卖两三块钱。我抱着大铁砧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从那个墙洞里钻出来。这时,我发现眼前有一双穿着蓝色球鞋的脚。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我抬起头来,挡住我去路的竟然是康大军。康大军比我大四岁,他爸爸康东升长得很帅,他妈妈何久姝也很好看,但他却长得很丑,一张大瘪脸像个发面饼子,眼睛只比绿豆大一点儿。我曾听人说,他妈妈是真妈妈,爸爸是假爸爸;还有人说,他的真爸爸在北京,是个大人物。

康大军这小子一肚子坏水,长得五大三粗的,经常欺负附近的孩子。从小到大,我受了他不少欺负,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我书包里放了一条蛇。今天,这小子又逮到欺负我的机会了。客车厂的厂长何久洲是他舅舅,他觉得这个厂子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俞成麟,你偷我们家东西。”

偷东西毕竟不光彩,我有些心虚,但又不想服软。“你说是你们家东西,你叫它一声,它答应吗?”

康大军指着我的额头:“你这个小偷,偷了东西还嘴硬。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我就不姓康!”

我忽然想起康大军爸爸的传闻:“你就是教训我一顿也不姓康。”

康大军恼羞成怒,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拳打脚踢。我毕竟比他小四岁,打架不是他的对手,只有躺在地上边哭边骂。康大军打够了,抱起那个铁砧子走了。几天后我去废品站卖废铁,看见了那个铁砧子,恨得我牙痒痒。我不能就这么任人宰割,得想办法收拾他一顿。不久,机会就来了。

这天上午,我在家属院楼下遇见了康大军。他让我去客车厂偷废铁,不然就把我偷废铁的事告诉我爸爸。我害怕爸爸揍我,只能答应他,但同时也想出了收拾他的办法。客车厂旁边是砖瓦窑厂。小时候我经常到附近的庄稼地里偷地瓜,然后用粗一点儿的钢丝穿起来,挂到窑里烤,烤出来的地瓜流着紫红色的糖稀,那叫一个香。

我和康大军一起去了客车厂。康大军在厂门口一个小卖部里吃着雪糕等我。这次,我偷到了一根半米多长的铁管子。但我没马上出来,而是翻墙跑到砖瓦窑厂,用钢丝把铁管子穿起来,放在窑里烧得通红。然后,我拖着一溜烟跑到小卖部,把铁管子扔给了康大军。路上我跑了大约五分钟,铁管子已经不红了,但仍然很烫。康大军瞅了瞅铁管子,嬉皮笑脸地说:“估计能卖两块钱,够我吃一个星期雪糕了。”说着,他伸出左手去抓铁管子……

康大军的左手被烫烂了,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惨叫声不绝于耳。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报复的快感早就烟消云散,看着康大军痛苦的样子,吓得目瞪口呆。厂里的工人听见康大军杀猪般的嚎叫,跑出来把他送进医院。

康大军的左手残废了,掌心的肌肉紧紧地聚在一起,五个手指伸不开。如果是右手,估计写字都麻烦。我挨了爸爸一顿毒打,跟着他去康东升家赔礼道歉,爸爸还带了一万块钱。这些钱是爸爸东挪西借凑出来的。那时爸爸每月的工资才七八百元,一万元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了;而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天很热。康东升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板着脸,一个劲儿地抽烟。他的刁钻老婆何久姝穿了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双手叉腰,骂爸爸养了个孽种,还说如果我再动康大军一指头,就剁了我的手。她本来是有名的交际花,这时却是一副泼妇嘴脸。康大军躲在卧室里,把门打开一条缝,我能感受到他毒辣的目光。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去客车厂偷过废铁。一是因为爸爸打过我好几回,禁止我再去;二是因为客车厂倒闭了,没废铁可偷了。

客车厂倒闭,让人们觉得很意外。能在客车厂捧个饭碗,一直以来都是让迦城人羡慕的。有人说,厂长何久洲贪污了厂里的钱,把厂子弄黄了。很多人猜测,何久洲要坐牢了。可是不久,就有人看见他穿得人五人六,出入高档酒店,日子依旧滋润。而客车厂呢,设备都卖了,工人都下岗了,厂区内空空荡荡,到处长满了荒草。

何久洲摇身一变,成立了九洲房地产开发公司,自任董事长。康大军高二下学期没上完,就到何久洲的房地产公司上班了。他经常开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到学校找同学玩儿,西装革履,左手抄进裤子口袋里,和碰见的每个同学都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像市领导似的。不过,一看见我,他的眼神马上就变得恶狠狠的。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事还没完。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八岁,叫俞成麒。我叫俞成麟,我们俩是“麒麟组合”。遗憾的是,我们俩都不太成器。哥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爸爸希望他去当兵,可是他不愿意,想自己创业,当大老板挣大钱。爸爸拗不过哥哥,不再劝他当兵。不过,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本钱从哪儿来?先在社会上摔打两年再说吧。爸爸托了熟人,安排哥哥到一家五交化商场当售货员。

上班后不久,哥哥跟社会上的人学坏了,经常很晚才回家,浑身酒气。爸爸问他和谁喝酒了,他说和几个哥们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买不起皮衣的,可哥哥经常穿一件棕色的羊皮夹克。爸爸问他是哪儿来的,他轻描淡写地说,哥们儿的,穿几天就还给人家。一天下午,爸爸下班路上看见哥哥坐在一个小青年的摩托车上兜风,那小青年穿得流里流气的,头发很长。这天晚饭后,爸爸和哥哥发生了激烈争吵。爸爸问那个小青年是什么人。哥哥不以为然地说,是初中同学,叫李义明。爸爸让他别再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哥哥却说,自己不是小孩儿了,不需要任何人管。爸爸火冒三丈,把手里的玻璃茶杯重重摔在地上。

我和哥哥住一间卧室。第二天早晨醒来,哥哥不见了,我的那个破书包也不见了,里面的书和文具都放在书桌上。爸爸没吃早饭就去找哥哥了,妈妈也在外面找了一天,但一无所获。后来的四五天,仍没有哥哥的消息。我相信哥哥还会回来的,只是担心藏在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

一周后,我意外撞见了哥哥。确切地说,是看见了爸爸和哥哥。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因为那天是冬至。在迦城,冬至是个大节。往年每年的冬至,爸爸都带着我和哥哥回农村老家祭祀,在爷爷奶奶住过的老房子里住一晚上。最近几年,爸爸当了刑警大队长,工作太忙,很少回老家,只能在冬至的傍晚带着我和哥哥到客车厂附近的空地上烧纸、放鞭炮。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在离我家不远的华联桥附近,我看见哥哥在街对面跑,爸爸在后面追,他们俩一个跑一个追,都很专注,没注意到我。我也想跟上去,可大街上车水马龙的,等我跑到街对面,他俩已经没影了。我以为哥哥肯定跑不掉,爸爸是刑警,就是抓人的嘛。

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哥哥这些天在外面肯定没吃好,今天得多做些好吃的。她去厨房忙活了半天,热菜凉菜做了满满一桌子。可是,我和妈妈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爸爸和哥哥回来。妈妈打爸爸的手机,没人接,就饿着肚子去公安局找爸爸。

晚上,妈妈回来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抹眼泪。她在公安局见到了刑警大队的李超,李超告诉她,爸爸和哥哥涉嫌一起杀人案,哥哥潜逃,爸爸正在接受调查。我一听就笑了,爸爸是警察,是抓坏人的,怎么可能杀人呢?肯定是他们搞错了。

三天以后,爸爸的嫌疑被排除了。原来,冬至的前一天,一个线人告诉爸爸,第二天下午五点,在华联桥——华联商厦出资兴建的一座过街天桥——上面将有一桩毒品交易。爸爸带领刑警大队的李超提前赶到现场,没想到,治安大队长康东升带着几个民警先一步赶到了。虽然都是穿的便装,还是惊了毒贩。两个家伙从华联桥上跳下来,没命地逃窜,其中一个年长一些,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另一个年轻的戴着口罩,围着围巾。爸爸和李超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跑着跑着就跑散了。

两名毒贩逃到了客车厂的厂区里。爸爸赶到的时候,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就是那个年长的毒贩,身上被捅了好几刀。爸爸蹲下来查看的时候,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棍子。等他醒过来,康东升已带人赶到。爸爸手里握着杀死毒贩的那把刀,地上散落着几袋海洛因,他的配枪也不见了。

两个毒贩死了一个,逃了一个,有目击者指证,逃走的那个毒贩正是我哥哥俞成麒。康东升认为,爸爸为了掩护哥哥逃跑,杀死了另外一名毒贩。于是,把爸爸带回局里讯问,让爸爸交代我哥哥到底藏在哪里。好在在此之前,哥哥已失踪一个星期,妈妈还去派出所报了人口失踪。这足以洗清爸爸的嫌疑。康东升不甘心,又提取了那个逃走的毒贩的血迹——毒贩从华联桥跳下来的时候摔伤了,一路上留下了血迹。经过DNA鉴定,逃跑毒贩和爸爸并非父子关系。也就是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哥哥。如此一来,康东升的说法不攻自破。

爸爸没事,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觉得诧异,我明明是看见爸爸在追哥哥的,怎么那个人又不是哥哥?

几天后,我又看见了哥哥。确切地说,是又一次看见爸爸和哥哥在一起。

自从废了康大军的左手,我已两年多没去客车厂偷过废铁了。这段时间,我手里的零花钱不够用,就决定再去碰碰运气。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悄悄去了客车厂。天很冷,寒风像小刀一样,嗖嗖地往脸上扎。客车厂的厂区越来越荒凉了,大片大片的枯草有一人多高。我去了好几个车间,连一根铁钉都没看见。最后,我去了三车间。三车间是客车厂面积最大的车间,有足球场那么大。我的目光到处睃巡,终于发现房梁上缠着几根手指粗的锈迹斑斑的钢筋,就踩着一截木桩爬上房梁。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把钢筋解开,突然看见有个人影走了进来,仔细一看,竟然是爸爸。我吓得急忙缩在房梁上,大气都不敢喘。

爸爸站在三车间门口,探头探脑四处张望,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进来了。那人戴着棉帽子,竖起衣领,看不清脸,但我一眼就认出是哥哥。因为他斜背着一个破书包,那个书包是我的。爸爸表情很严肃,小声和哥哥说了几句话,然后给哥哥一个信封,哥哥匆匆走了。我真想叫住哥哥,让他把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还给我,但我知道,那也就是想想而已。等爸爸走了五六分钟之后,我才敢从房梁上爬下来。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说哥哥的事情。爸爸说,哥哥可能是真的失踪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妈妈很伤心。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撒谎。他一直教育我不要撒谎,可他自己却对妈妈撒谎了。

爸爸虽然洗脱了杀人嫌疑,可他的配枪丢了。在警察这个行当里,丢失的枪被称为“鬼枪”。警察丢了枪,是一种很严重的过失,爸爸因此被撤销了刑警大队长的职务,而且调离了刑警岗位,到档案室管档案去了。如果那把配枪找不回来,他就没有恢复职务的可能。

迦南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眼看就要退休,空出来的位子,爸爸和康东升的呼声最高,但论人品、口碑和工作能力,爸爸更有竞争力。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爸爸失去了竞争副局长的资格,康东升则顺利上位。坊间传说,康东升能当上副局长,他大舅子何久洲在背后出了很多力。何久洲当客车厂厂长期间,和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他开了房地产公司,承建区里的经济适用房,所谓“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不光赚得盆满钵满,还捞足了政治资本,成了本地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让自己的妹夫当上迦南公安分局副局长,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爸爸是个很坚强的人,可这次变故之后,他经常在外面喝酒,喝到很晚才回家。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每顿饭都要喝酒。他喝的是从酒厂批发来的散装酒,用十斤装的白色塑料桶盛着。每过半个月,他就骑着自行车去酒厂的批发部,驮回来一桶酒。

喝了酒的爸爸经常冲我发脾气。一天晚上,爸爸突然问起我的考试成绩。我结结巴巴地说,考得还可以,不过成绩要过几天才公布。爸爸的眼睛因为喝酒变得血红,他一把把我摁到床沿上,照着屁股就是两巴掌:“撒谎!你同学的成绩都出来了,你的怎么没出来?”

公安局家属院里有我好几个同学,都考得比我好,不知道是谁说出去的。我只好把试卷拿出来,各科都没有过八十分的,英语还不及格。爸爸看着我试卷上的那一个个红叉,脸红得发紫。我吓得两腿直哆嗦。妈妈要是在家还能护着我,可她这两天发低烧,正在楼下的诊所里打吊瓶。眼看爸爸的巴掌又抬起来了,我急中生智:“爸爸你不能打我!”

爸爸的手掌停在半空:“为什么?”

我就把冬至那天下午放学后在大街上看见他追哥哥的事情说了,但我没敢说在客车厂看见他和哥哥的事。爸爸愣了片刻,举起的巴掌终于放下了:“今天我不打你,但这事你不能说出去,连你妈妈都不能说。你要是敢说一个字,我饶不了你!”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起过哥哥,妈妈有时候念叨他,我也装作没听见。我心里知道,哥哥还活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我更惦记的,是哥哥带走的那个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

第三章 不翼而飞的案卷

哥哥失踪后,我之所以那么惦记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是因为赖晓静。赖晓静是我的初中同学,留着齐耳短发,圆圆的脸蛋,白白的皮肤,高高的身材,走起来风风火火的像个假小子。我很喜欢她,她好像也很喜欢我。她家在客车厂家属院,我家在公安局家属院,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绕一个大圈子,去她家小区门口等她,放学也和她一起走,先送她回家,再回自己家。

赖晓静的爸爸赖玉生是客车厂的工人。我去接赖晓静的时候经常看见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眼睛有些凹。哥哥失踪前两年,他因为贩毒被判了刑,就是被我爸爸抓的,关在距迦城二百多里的监狱里。赖晓静的妈妈长得很漂亮,但表情总是很阴郁。哥哥失踪那年冬天,赖晓静转学到了城市那一头的育才学校,家也搬走了。她的妈妈改嫁了,嫁给了何久洲。何久洲原来是有老婆的,离婚了。据说他老婆长得很丑,也没给他生一男半女。

我所在的迦南中学和赖晓静所在的育才中学相距二十多里路,见面比较难,只能通过写信保持联系。每两个星期,我们见一次面,约会地点是靠近市郊的枫林河边;我提前买了零食带着,到时候和她一起吃。我的零花钱本来就不多,那四十五元又被哥哥拿走了——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可我的手头儿就紧了。赖晓静的后爸何久洲是大款,她的零花钱当然比我多,但我是男人,不能让她花钱。

赖晓静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哭。她说她不喜欢后爸,也不喜欢那个新家,她想她的亲爸。赖晓静不知道她爸爸是被我爸爸抓起来的。她爸爸被抓的经过,我在爸爸和妈妈的交谈中听到过一些。

在华联桥的那次毒品交易中死去的年长毒贩外号“四眼”,是爸爸的线人,曾经因吸毒被爸爸处理过。说来也巧,四眼以前当过兵,和爸爸在同一个部队服役,那时候爸爸是警卫连长,他是普通战士。他认识爸爸,但爸爸对他印象不深。不过,当过兵的人在一起有一种亲近感,何况爸爸还是他的连长。因为这层关系,爸爸就发展四眼当了他的线人。

赖玉生贩毒的事就是四眼告诉爸爸的。很多年前,赖玉生在昆明一家机械厂当销售经理,认识了在迦城客车厂当采购员的何久洲。后来何久洲当了厂长,就把赖玉生从昆明调到迦城来了,安排他在客车厂当采购部经理。赖玉生一家也都搬到了迦城,住在客车厂家属院里。赖玉生经常往来于昆明和迦城之间。他老家在云南省镇康县,那里紧邻缅甸,走私毒品非常方便。后来爸爸发现,赖玉生以采购零部件为幌子,多次在零部件中夹带毒品进入迦城。爸爸怀疑赖玉生背后有人指使,试图挖出赖玉生背后的大毒枭。

四眼提供了赖玉生详细的运毒路线和时间,爸爸带人在赖玉生进入迦城的路上设伏,人赃俱获。可是,缴获的毒品数量比四眼情报中所说的少了很多,关于毒品的来源、去向,以及幕后主使,赖玉生也拒不交代。最后,赖玉生被判处无期徒刑。

赖晓静还经常提到康大军。她妈和何久洲过起了日子,从亲属关系上说,她就成了康大军的表妹。康大军有事儿没事儿就往何久洲家里跑,名义上是和舅舅谈工作,其实是为了见赖晓静。赖晓静觉得康大军喜欢上她了,但她一点儿都不喜欢他。

高三下学期,大家都在备战高考,赖晓静却退学了。她学习一直不太好,考大学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何久洲安排她去北京发展,在一家模特公司做模特。我们约定,我要报考北京的公安大学,我们在北京见面。我心里很清楚,如果考不到北京,我们就拜拜了。北京是花花世界,在那里待久了,她还会看上我吗?我感到压力山大。

好在晓静并没有变心的迹象。我还是学生,爸爸不给我买手机,但晓静有手机,晚自习结束后,我经常偷偷地到校外的“话吧”给她打电话。她的语气很亲热,就像我们坐在枫林河边聊天一样。有时候她也给我写信,夹寄一些她走秀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像大明星一样,我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我说本以为自己还算只麻雀,现在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丑小鸭。晓静笑:“你要是麻雀,我就是麻雀夫人。”

不知怎么,我和赖晓静的事儿被康大军知道了,我的麻烦来了。

五月份的一天晚上,我正上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有人在外面敲窗户,一张陌生人的脸贴在玻璃上,示意我出去。我从教室里出来,对方说有人找我说点儿事,让我跟他去学校操场边的小树林。到了小树林,迎面来了五个人,其中一个是康大军。我马上意识到,康大军这是找茬儿来了,只是不知道他以什么借口找我的茬儿。

康大军右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封信,向我扬了扬。那肯定是晓静寄给我的,除了她没有人给我写信。晓静的信怎么到了康大军手里?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班有几个小子很巴结康大军,他们知道我和康大军的过节,在学校收发室看到了我的信,就替我收了,不是交给我,而是交给了康大军。

我看见信封已经撕开了。康大军居然偷看晓静给我的信,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脑门上,扑过去就抢。康大军一侧身,我扑了个空,另外几个人立刻把我围起来。康大军乜斜着眼:“你个癞蛤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竟然勾引我表妹。”

我知道铁定要挨一顿打了,但我并不害怕。康大军骂我,我就更恶毒地反击:“你这个狗杂种,你他妈的连癞蛤蟆都不如。你看你那熊样儿,让人看一眼都添堵……”

康大军喊了一声“给我打”,几个人一起扑上来拳打脚踢……

我的鼻梁被打骨折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出院后回到家,又挨了爸爸一顿打。我和赖晓静偷偷谈恋爱的事终于曝光,爸爸不允许我这么小就谈恋爱,更何况恋爱对象是毒贩赖玉生的女儿。自打记事起,我没少挨爸爸打,其中有两次打得最狠。这是第二次;上次是六年前我烫伤了康大军的左手。两次挨打竟然都是因为康大军,我恨恨地想,只要有机会,我还要教训这个狗杂种!

不过,还没等我找到机会,赖晓静就替我出手了,差点儿要了康大军的命。

我挨打的事没告诉赖晓静,可她还是知道了。

这天傍晚,妈妈来医院给我送饭。妈妈刚走,护士叫我去病区的医生办公室接电话。我很纳闷儿,不知道谁会给我打电话。没想到,竟然是晓静。她告诉我,她住在医院附近的七天快捷酒店,是专程回来看我的。我的伤快好了,晚上也不用打吊瓶了,就跟值班医生打了个招呼,医生说只要明天早晨主任巡查病房之前回来就行。

好长时间没见到晓静了,照片上的她都惊艳得我心脏扑通扑通的,真人比照片还要时髦漂亮N倍。她穿着淡绿色的短裙,腰间扎了一条宽大的牛皮腰带,两条修长的腿白得晃眼;头发焗成了亚麻色,扎了个马尾辫;脸像剥了皮的鸭蛋,白里透红,吹弹可破。站在她面前,我立刻觉得矮了半头。

站在她面前,我立刻觉得矮了半头

我还在发愣,晓静一把把我拉进房间,伸手轻轻摸我的鼻子。我的鼻梁骨折了,戴了几天面罩,现在虽然不用再戴了,但还是很疼。看我龇牙咧嘴的,晓静眼圈红了,狠狠骂道:“康大军这狗东西!”

晓静还想看看我身上的伤,让我把衣服脱了。我乖乖地脱了上衣。晓静的手轻轻地在我的胸膛和后背上滑过,我觉得浑身麻酥酥的,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晓静没在房间,她的衣物、化妆品也都不见了。床头柜上有一张字条,是酒店房间的信纸,上面字迹潦草:“北京是个花花世界,我怕守不住底线。与其守不住,不如趁早给你。记住,你是我的,你不能喜欢别的女人。麻雀夫人。”

我以为晓静回北京了,去追逐她的模特梦了,万万没想到,她没去北京,却进了看守所——她用刀子把康大军给捅了,差点儿要了康大军的命。赖晓静捅伤康大军的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和我在酒店幽会之后,她回家(何久洲家)去看妈妈,准备在家吃过午饭就回北京。正是上班时间,她以为只有妈妈和保姆在家,没想到,和妈妈说了一会儿话,康大军来了,嬉皮笑脸地向晓静炫耀他和几个小兄弟是怎么打我的。晓静一开始只是听,康大军越说越得意,晓静忍无可忍,不动声色地去了客厅,拿来一把水果刀,照康大军身上狠狠地捅去……

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康大军的小命就没了。康东升不想追究晓静的责任,何久姝却不依不饶,向派出所报了案。赖晓静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晓静的妈妈求何久洲找警方通融通融,把晓静放出来。可何久洲举棋不定,毕竟康大军是他亲外甥。赖晓静的妈妈又跑到康东升家,向何久姝求情。何久姝不但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还大骂赖晓静的妈妈是破鞋,说她图何家的财产诸如此类。不光骂,还动了手,把晓静妈妈的脸都抓破了。康东升下班回家,却控制不了局面,只好打电话把何久洲叫来。何久洲板着脸一顿呵斥,何久姝才偃旗息鼓。

何久洲和第一个老婆没生孩子,那么大一份家产,在何久姝看来,自然都是自己儿子康大军的。何久洲娶了赖晓静的妈妈,赖晓静就成了何久洲的继女,说不定还要分走老何家的财产,何久姝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赖晓静居然捅伤了康大军,何久姝就想借机把事情闹大,逼迫她们母女离开何家。虽然她害怕自己的哥哥,不敢打晓静的妈妈,但嘴里仍然不干不净,骂晓静是野孩子,有人养没人教。晓静的妈妈哭肿了眼睛,当着何久洲、何久姝和康东升的面,说出了一个隐瞒了十九年的秘密:赖晓静的亲生父亲不是赖玉生,而是何久洲。

何久洲一直怀疑赖晓静是他的女儿,现在赖晓静的妈妈亲口承认,他自然确信不疑。这样一来,赖晓静就是何久姝的亲侄女,是老何家唯一的血脉。她有些后悔报案了,想让康东升把赖晓静捞出来,但已经来不及了。这起故意伤害案事实清楚,很快就侦查终结,移送到检察院,不能撤诉了。

赖晓静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变得更大更美了。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别墅区拆除了防尘网,露出了真容,把穷人的眼珠子磨得生疼。何久洲作为迦城市最早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在这一波造城运动中赚得盆满钵满,他的企业由最初的房地产公司,发展为涵盖多领域的九洲实业集团;康大军也越来越像个人物了,成了集团旗下的九洲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而爸爸的死对头康东升,则由迦南公安分局调到迦北分局,当上了一把手。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和赖晓静曾经有个约定,她在北京当模特,我报考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我们在北京见。可结果是,她进了监狱,我也没考上公安大学。康大军带人打我是我上高三那年的五月份,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在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我的学习被这事耽误了很多——当然,即使没有这事,我也未必能考上。爸爸妈妈都不希望我当警察,但我填志愿的时候,还是偷偷报了省公安专科学校。我的分数超出本科线一大截,上一本难,上个二本还是没问题的,但为了当警察,我选择了这所专科学校。毕业回到迦南,我和爸爸成了同事。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赖晓静的任何消息。大学期间,我往监狱里写过十几封信,但一封回信都没收到。我还去她家——何久洲家——看过她妈妈几次。她妈妈虽然只有四十几岁,但头发却过早地白了。她将一个房间布置成佛堂,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身青衣,盘腿坐在蒲团上,听着佛教音乐,嘴里念念有词。我每次去都向她打听赖晓静的情况,但她根本就不接我的话茬儿。

哥哥也没有任何消息。他失踪两年后,爸爸去派出所把他的户口注销了。妈妈把他的照片放大,镶了黑框挂在客厅里,前面摆一只香炉,早晚三炷香。妈妈确信哥哥已经死了。不过,如果有人问我哥哥是不是死了,我只能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最让我难过的是爸爸的去世。他去世前是有征兆的,但我没有在意。大概从一年前的秋天开始,他总是梦见故人,比如我的爷爷奶奶和他的爷爷奶奶。爸爸的情感是很内敛的,那段时间,却经常提起小时候的事情。入冬以后,爸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总是睁着眼睛到天亮。妈妈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想麒麒,也就是我哥哥。

爸爸去世那天是前年的圣诞节。当时我刚到西安,正准备调查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突然接到分局政治处的电话,说爸爸死了,让我尽快回去。我立即给妈妈打电话。妈妈的语气非常平静,只是让我早点儿回去。我在宾馆里一夜没睡,第二天乘最早的航班回到了迦城。

分局领导告诉我,爸爸是自杀的。那天早上到了单位,他去理发室理了发,刮了脸,换上常服。分局档案室除了爸爸,还有一名协警,可是那名协警那天请假了,没人看见档案室里发生了什么。爸爸下班后没回家,妈妈打单位电话和爸爸的手机,都没人接。又把电话打到分局值班室,值班民警到档案室一看,爸爸在地上躺着,身子直挺挺的,已经凉透了,办公桌上有一个安眠药的空瓶子……

哥哥的遗像旁,又多了爸爸的遗像。妈妈把客厅布置得像个灵堂,哥哥和爸爸的遗像前,香火一天到晚不断。妈妈每天都搬把折叠椅坐在爸爸和哥哥的遗像前,和他们唠家常,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就会哭出来。从小到大,我印象中妈妈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可这时候她的腰开始弯了,白头发也明显多了。

妈妈说,这个家太冷清了,要添人气。我知道妈妈的意思,她是想让我尽快找个媳妇。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想把赖晓静娶回来,可她还没有出狱,我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妈妈开始张罗我的婚事,发动七大姑八大姨为我留意合适的姑娘。隔壁的王阿姨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到处给我划拉女孩子。为了让妈妈高兴,不管什么人给我介绍什么样的女朋友,该见面我就见面。平心而论,不能说这些女孩子不好,其中真的不乏漂亮可爱或大方体贴的,遗憾的是,她们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的心一直被赖晓静占着,根本腾不出地方给别人。

我算着日子,终于熬到赖晓静出狱。可是,依然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去找她妈妈,她妈妈还是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有件事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就是哥哥“贩毒”的案件。因为这起案件中爸爸丢了配枪,我就把这起案件命名为“鬼枪悬案”,当然,这是我私下的叫法。警校毕业后,我要查清“鬼枪悬案”的愿望更强烈了,但爸爸不让我管这个案子。直到爸爸去世,我才咬着后槽牙在妈妈面前发誓,一定要还爸爸和哥哥一个清白。妈妈是赞成我的,她也相信儿子有这个能力。为此,她还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哥哥俞成麒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

爸爸高中毕业后参了军,在南京军区某炮兵团。因为文化程度较高(那个年月,高中毕业就算有文化的了),为人踏实,当上了团长的勤务兵,又在团长的帮助下转了志愿兵,不到两年当上了警卫连长。其间,爸爸和妈妈结了婚。团长通过个人关系,在部队驻地附近某机关服务中心为妈妈找了个工作,解决了他们两口子两地分居的难题。

两年后,团长带着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儿子回浙江老家探亲,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车辆被毁,三十一人遇难,其中包括团长夫妇。爸爸闻讯后火速赶往浙江,找到了团长的儿子。为报答团长的知遇之恩,爸爸和妈妈商量,要将团长的儿子抚养成人。第二年,爸爸转业回了老家,在迦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并给团长的儿子报了户口,取名俞成麒。爸爸和妈妈结婚已经两年,妈妈又随爸爸在部队,其间很少回来,没人怀疑那个孩子是他们生的,甚至有人觉得,俞成麒长得挺像爸爸……

哥哥的身世让我惊讶,同时也解除了一个多年来的疑惑。那年从华联桥逃脱的年轻毒贩真的是我哥哥,爸爸之所以一口否认,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的DNA不匹配,康东升拿哥哥的血迹去做鉴定,当然什么都查不出来。

尽管爸爸生前从不提及鬼枪悬案,但我相信,他一直都在暗中调查,遗憾的是,他至死也没有查清真相。而我,要为爸爸弥补这个遗憾,还他和哥哥一个清白。当然,我不能大张旗鼓地查。局长张瑞山曾是爸爸的战友,他也不希望爸爸蒙受不白之冤,如果他知道我暗中在查这个案子,应该不会反对。可是,要查这个案子,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绕不过的,那就是康东升。康东升现在是迦北区公安分局局长,在迦城地面上能量很大,不要说明目张胆地查到他头上,就是一不小心惊动了他,我的调查就会寸步难行。因此,我必须谨慎从事。

我首先要查阅这个案子的卷宗。那时候的案卷还都是手写卷,存在分局档案室里。可是,我在档案室里没找到这份案卷。档案管理员小陈是个女同志,也是爸爸的老搭档,对我很热情。据她说,她从来没见过我说的那份卷宗。按照规定,像这种没破的案子,卷宗应该长期保存。爸爸管了那么多年档案,倒是有销毁这份卷宗的便利,但他为什么要销毁呢?况且,如果哥哥是冤枉的,为哥哥洗清冤屈还需要这份卷宗,他不可能销毁。

没有卷宗,这桩旧案涉及的人,除了爸爸、哥哥和死去的四眼之外,其他的我一个也不知道。有人指证那个逃脱的年轻毒贩是哥哥,这个人肯定知道很多秘密,他是谁,我又该怎么找到他呢?

我想到了一个人,李超。李超是刑警大队大队长,我的顶头上司;爸爸当刑警大队长时,他是爸爸的下属。当年,他是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之一,跟着爸爸参与了对毒贩的抓捕,对案情应该很熟悉,也许他知道一些情况。

这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以汇报案子为由,去了李超的办公室。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汇报的,我东拉西扯说了说手头案子的进展,李超盯着电脑,听得有些心不在焉。我装作随意地问,还记不记得当年指证哥哥的人是谁。李超说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了,印象中好像是个年轻人。他建议我去档案室查卷。

看来,李超并不知道那份卷宗已经没了。既然如此,我只能从四眼查起。我问李超是否了解四眼的情况。李超的目光从电脑上移开,警惕地问我:“四眼?他是赖玉生的小弟。你还想知道什么?”

赖玉生利用工作便利,多次前往云南,勾结金三角的毒贩,贩卖海洛因到迦城。爸爸调查了两年,才查清赖玉生是这个团伙的重要人物。后来,爸爸根据线人提供的情报把赖玉生给抓了,那个线人就是四眼。

我很疑惑,四眼作为贩毒集团最底层的人物,他怎么会知道赖玉生进行毒品交易的具体信息?李超说,四眼一直是和爸爸单线联系的,细节他也不清楚。赖玉生被抓后,迦城的毒品犯罪活动倒是消停了一阵子,但不久又猖獗起来,和赖玉生被抓之前没什么两样。照这样看来,赖玉生应该不是贩毒集团的老大,但当时四眼一口咬定是赖玉生,不知道他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有意撒谎。而且,赖玉生被抓后,也承认自己是贩毒集团的老大。当时因为没有别的突破口,赖玉生又不肯交代其他团伙成员的情况,案子就匆匆结了,对这个贩毒集团也没有继续追查。

我判断,赖玉生应该是替人顶罪。四眼是贩毒集团的小人物,不可能掌握赖玉生毒品交易的具体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知道他是警方的线人,故意把情报透露给他,目的是让警方把赖玉生抓住,从而掩护真正的老大。

那么,这个藏在幕后的老大到底是谁?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人就是何久洲。多年前他就和赖玉生关系密切,赖玉生贩毒,他不可能不知情。而且,他的著名企业家身份,非常适合给贩毒活动做掩护。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支持。

第四章 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

妈妈急着抱孙子,可我还惦念着赖晓静。我们有约定,她是我的麻雀夫人。可赖晓静出狱后,我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想,即便和别的女孩儿谈恋爱,也要等有了赖晓静的消息之后再说。没想到,我和赖晓静还没了断,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儿。

迦南分局刑警大队一共六个办案中队,分布在六个基层派出所。我们一中队,包括我和指导员陈剑,一共有八名正式民警、四名协警,和香江路派出所合署办公。香江路是迦南区乃至整个迦城市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刑事发案率比较高,中队每个民警手里都有几个案子,忙得不可开交。

去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我和一位同事到财富大厦调取一桩盗窃案的监控。财富大厦是一幢豪华写字楼,聚集了众多的公司总部和跨国公司的办事机构,在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职业装的男女白领。调完监控准备离开的时候,在一楼大厅里,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太像赖晓静了。那女孩儿穿一身深蓝色套裙,身材窈窕挺拔,披肩长发像瀑布一样。走路的姿势更像晓静,步子迈得很大,风风火火的,走向电梯的方向。

我的脚定住了,心狂跳不已。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这才缓过神来,说了句“去车里等我”,立即小跑着跟了上去。可是,女孩儿已经进了电梯,电梯门随即关闭。我盯着电梯指示灯,想知道那女孩儿去了几楼,然后去找她。可电梯一路走走停停,根本没办法判断她是在哪层下去的,这幢楼这么大,让我怎么找?我安慰自己,也许她就在这幢楼里上班,我没事经常来看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碰见她。

我低着头,失魂落魄地向大门走去。经过大厅一侧的咖啡屋时,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身上。那也是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孩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咖啡洒在女孩儿的衣服上。我赶紧道歉,同时做好了挨骂的心理准备。现在的女孩子,尤其是这种白领丽人,没多少好脾气的。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儿并没发火。她皱着眉头,有些嗔怪地说:“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又连声说对不起。女孩儿打量我几眼,摆摆手:“算了,没事。”

自从在财富大厦偶遇那个酷似赖晓静的女孩儿,我一天到晚坐卧不宁,甚至牙都有些疼了,大概是因为着急上火的缘故。我总是想象着赖晓静坐在财富大厦的某个房间里。我要找到她,一天都不能等。

一连一个星期,我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往财富大厦跑,在一楼大厅的咖啡屋里坐一坐。坐在咖啡屋门口,可以看见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其中一次我穿了警服,服务员知道我是警察,从此对我很客气,总是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我说,我只是在这里坐一会儿,不用管我。有时候我在那里坐十几分钟,有时候坐半个小时,装模作样地玩着手机,不时抬头看一眼进进出出的人。

我再也没看见过那个酷似赖晓静的女孩儿,却遇见了那个被我撞过的女孩儿。远远地看见她走过来,我想起几天前弄洒了她的咖啡,弄脏了她的衣服,觉得有些尴尬,赶紧低下头,希望她没注意到我。她却径直朝我走过来,语气有些惊喜:“咦,你怎么在这儿?”

看她没有怪罪我的意思,我松了口气:“出来办案路过这儿,坐一会儿。”

她买了两杯卡布基诺,我以为她会端着咖啡上楼,没想到她向我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还把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笑着说:“请你喝杯咖啡。”

我有些惶恐,早知道是这样,应该我请她才对。她的普通话软软的,柔柔的,有点儿江浙一带的味道。长得也很精致,感觉再胖一些或再瘦一些,再高一些或再矮一些,再黑一些或再白一些,都不如现在好。看人的时候,她的眼神很专注,黑黑的眼珠像两泓深潭,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总是微微笑着,腮边有个小酒窝。如果说赖晓静像个假小子,那么她就是属于小鸟依人的那种。

闲聊中,她好像对我这个警察挺感兴趣,问我破案好不好玩,我就随口说起我们中队刚刚破获的几起盗窃和抢劫案件。她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情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故事一样专注,嘴里不时“哦”一声。

喝完咖啡,她问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又自报家门说,她叫汪莹莹,在这座大厦的某公司工作。其实,在她自我介绍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她的上衣左胸处别了一个胸牌,上面有姓名、部门、职务和编号。她所在的公司叫“润沃贸易公司”,所在部门是总经理办公室,编号是001,职务一栏是空白。她的编号很牛,一般是一把手才用,当然,也有的一把手喜欢用006、008之类。但这至少说明,她在公司的职务不低,也许是总经理秘书之类的角色。我问她工作忙不忙,她说挺忙的,经常加班,不过还好,是自己说了算。我惊讶得“哦”了一声,脱口问道:“这么说你是老板?”

她笑着点了点头。

真是人不可貌相。眼前的汪莹莹,年龄和我差不多,稚气未脱,看上去毫无城府毫无心机,和我心目中的老板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正暗自感叹着,她接了一个电话,好像是有人找她签字,她站起来,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匆匆上楼了。我又盯着她的空咖啡杯愣了一会儿神,心里居然莫名其妙地有些兴奋。发了半天呆,直到手机短息提示音响起,我才意识到该走了,中队还有一堆事儿呢。

我往财富大厦跑得更勤了。好在距离比较近,骑摩托车只需五分钟左右。仍是坐在咖啡厅门口,盯着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那个酷似赖晓静的女孩儿一直没有出现,倒是经常遇见汪莹莹。她要是忙,就和我打个招呼,买完咖啡后马上端着上楼;要是不忙,就坐下来和我一起喝咖啡。我不好意思总让她买单,有两次看见她走过来,就赶紧把咖啡买好。卡布基诺一杯三十八元,我觉得挺坑爹,如果是我自己喝,三块钱一杯我也不要,我情愿花两块钱买一瓶矿泉水。但在女孩子面前,我不能太小气。

这段时间,同事们说我变了,爱开玩笑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皱着眉头板着脸,人也精神多了。而我却发现,我的变化跟汪莹莹有很大关系。如果遇见了汪莹莹,我一整天都兴高采烈的;如果没遇见她,就会隐隐约约有些失落。后来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一次都没遇见她,那些日子我就闷闷不乐。有一天,当我在咖啡厅里苦等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问题:我坐在这里,是为了等那个酷似赖晓静的女孩儿吗?好像不是,我已经等了将近一个月了,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既然如此,我每天往这儿跑,又是干什么呢?是为了等汪莹莹。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欢上她了。

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再去财富大厦等汪莹莹了。可我的摩托车好像认路了,只要我一骑上它,它就把我带到财富大厦。转眼间,和汪莹莹认识一个多月了,她请我喝过好几次咖啡,仅仅出于礼节,我觉得也应该请她吃顿饭;如果她不去,我的礼数也到了。没想到,汪莹莹很痛快地答应了。

那天下班后,我骑着摩托车,驮着莹莹去了一条老巷子里的“迦城老菜馆”。这家菜馆的店面很小,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口味很正宗,本地人都爱吃。我们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面对面坐下来。桌椅都是原木的,看上去都有年头了,但擦得很干净,她的椅子靠背上不知被谁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好”字。

这天晚上,莹莹说起了她的经历。她是苏州人,生活在单亲家庭,从小就没有爸爸,被妈妈抚养大。我不知道她说的“从小就没有爸爸”指的是爸爸去世了还是父母离婚了,但我没问。大学毕业不久,她妈妈又因病去世了。大概因为无依无靠,她比别的同龄人更坚强更独立。后来,她只身来迦城闯荡。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渐渐积累了一些人脉,就成立了一家服务外包公司,叫润沃贸易公司。

莹莹的创业经历让我刮目相看,同时,也有一种自卑心理。莹莹和我同岁,大学毕业才几年啊,就成了“白富美”。而我呢,依然是穷屌丝。但莹莹也有苦恼,她说支撑那么个摊子真累,经常有心力交瘁的感觉。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有事业,也不缺钱,只是缺少一个坚实的臂膀为她遮风挡雨。我也知道,她向我倾诉这些,从心理动机上说,是想得到我的安慰;也许,在潜意识里,她希望我就是那个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人。

可在她面前,我有点儿自卑。实事求是地说,我长得还算周正,身材也算得上伟岸,如果叫我“帅哥”,字典上“帅哥”这一词条的释义也不用修改。警察这个职业很辛苦,薪酬不算高,但毕竟是公务员,比较稳定。警察也和军人一样,能带给女孩子一种安全感。以我的条件,想找个不错的女朋友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莹莹的条件有点儿太好了。如果她只是个普通白领,我倒觉得和我比较般配。

于是,我有意说了说我的家庭情况,诸如哥哥失踪,爸爸去世,我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没有工作,我的薪水不高,我们母子俩住在公安局家属院,那还是爸爸的福利房。汪莹莹对我说的这些好像不感兴趣,听得有些心不在焉。也许因为她太有钱了,才不在意我的穷。

此后,我们的约会越来越勤了。只要晚上不加班、不值班,下班后我就骑着摩托车去财富大厦等莹莹,然后驮着她钻小胡同找便宜的饭店吃饭,饭后一起压马路,或者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坐,最后,骑摩托车把她送回家。在她家楼下道别的时候,她总是频频向我挥手,一副柔情缱绻的模样,让我心里既甜蜜又忧伤。

回到家,我经常仔细回忆着几个小时里和莹莹说过什么话、去过什么地方,回忆着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意识到,我带她去的那些那方,都是以前我和赖晓静一起去过的。我虽然和莹莹谈起了恋爱,心里却一直放不下赖晓静。我还记得我对赖晓静的承诺,那么,我现在和莹莹的关系,又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承认,我很喜欢莹莹,一天见不到她,心里就没着没落的。可是,为了赖晓静,为了我对赖晓静的承诺,我必须尽快和她了断。

可是,我和莹莹的关系已经无法终止了,就像一辆车驶上了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既无法调头,也倒不回来,只能往前开。

有一天下午下班后,我骑着摩托车驮着莹莹去迦城老菜馆,路过附近一个公交站牌时,我听见妈妈叫我的声音。停下车一看,妈妈和邻居王阿姨,还有另外三个老太太正在站牌下等公交车。我从没跟妈妈说过莹莹的事,不知该怎么解释,妈妈却笑盈盈地冲我招手。我只好推着摩托车过去,莹莹跟在我身后。王阿姨和几个邻居老太太都瞪大眼睛从头到脚打量莹莹。尤其是王阿姨,她给我介绍过那么多女孩儿都无果而终,此时,我可以想象她该有多恼火。

妈妈说,她和几个阿姨来附近一家药店听健康讲座,正准备回家。说话的时候,目光不住地往莹莹身上扫瞄。没等妈妈开口问,莹莹向妈妈微微鞠了一躬:“阿姨好!我是成麟的朋友。”

妈妈连声说:“好,好。”笑得合不拢嘴,又嗔怪地对我说,“你这孩子,也不带姑娘回家吃顿饭!”

莹莹礼貌地说:“哪天有空,我一定登门看望阿姨。”

妈妈只见了莹莹一次,就喜欢上她了。得知莹莹的身世,妈妈很心疼;得知莹莹是个老板,妈妈又担心我配不上她。她说莹莹太有本事了,咱这个破家盛不下她。不过妈妈相信,莹莹是个懂事的孩子,有教养,脾气好,如果我们成了两口子,将来肯定能好好过日子。妈妈恨不能马上就把房子收拾好,让我把莹莹娶回来。我只能敷衍妈妈说,这事儿不能急,我们还得相处一段时间。妈妈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把莹莹带回家吃顿饭。

从那以后,莹莹经常跟我回家陪妈妈。妈妈则喜欢上了电视里的美食节目,每天都雷打不动地收看,学会了很多菜品的做法,这些菜,爸爸一辈子都没吃过。因为莹莹是江苏人,妈妈还专门学了很多淮扬菜。

莹莹确实很懂事。她不会做饭,也没时间学做饭,但每次跟我回家,都系上围裙下厨房,给妈妈打下手,择菜洗菜,饭后抢着刷锅洗碗。我经常嘴里叼根烟,斜倚着厨房的门,看妈妈和莹莹说说笑笑。莹莹围着围裙的样子,真像个贤惠的小媳妇儿。如果莹莹真能做我的媳妇儿该有多好啊,可是,说说笑笑、一脸幸福的妈妈和莹莹,谁都无法想到我心里有多么纠结。

第五章 欲罢不能

莹莹多次邀请我去她的公司“视察”。我不愿去,确切地说,是不敢去。这意味着我在她的员工面前公开亮相,等于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而是否和莹莹继续下去,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这是其一。其二,我不想让她的员工嚼舌头。大老板喜欢上了一个小警察,这个大老板会让人觉得掉价;而小警察傍上了大老板,就是个吃软饭的,这个小警察就会让人瞧不起。因为这些顾虑,莹莹每次邀请,我都找借口搪塞。

周五下午,我和几位同事去财富大厦附近的一个小区查案。查完案是四点半左右,几个同事先回了中队。我本和莹莹约好,下班后在财富大厦门口接她。现在时间还有点儿早,我就把摩托车停在财富大厦对面,打算抽支烟,等一会儿再给她打电话。

刚把车停好,一抬眼,却看见了康大军。确切地说,是同时看见了康大军和莹莹。康大军是我长这么大最恶心的一个人,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地球上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那么很快就会只剩下他一个人。可没成想,曾经那么不堪的康大军,如今人模狗样的,竟然成了社会名流,让我情何以堪。我废了他的手,他打断了我的鼻梁,晓静捅伤了他,他让晓静蹲了六年监狱……我们之间的恩怨,恐怕一辈子也解不开。

接下来的场景,更是让我气炸了肺——莹莹和康大军从财富大厦的旋转门里走出来,说说笑笑的。两人在财富大厦门口站住,康大军的左手抄在裤兜里,向莹莹伸出了右手。莹莹和他握了握手。他咧着嘴,表情下流,右手在莹莹脸上摸了一下。莹莹向后退了一步,他跟了一步。两人又说了几句什么,康大军笑着钻进一辆奔驰轿车,扬长而去。

整个过程中,我仔细观察莹莹的表情。她和康大军从旋转门里走出来的时候,脸上是笑盈盈的;她和康大军握手的时候是面带微笑的;康大军摸她脸的时候,她仍然是笑着的,并没有恼怒的表情。由此我断定,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我喜欢的女孩儿,居然和康大军这么一个超级烂的烂人有一腿。我越想越搓火,骑上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

半小时后,摩托车把我带到了郊外的枫林河边。深秋时节,河边的青草地已经泛黄。我在草地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望着河水发呆。手机响了,是莹莹:“成麟,你到了吗?”

我真想冲莹莹发一通脾气,但想想马上就要分手了,何必呢?于是语气冷淡地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刚发了个案子,我得去现场。不好意思,晚上不能一起吃饭了。”

估计莹莹听出了异常。正常情况下,如果我因为单位有事不得不爽约,会提前告诉她。莹莹沉吟片刻:“好吧,那就改天,别影响你工作。”

我能听出来,莹莹很失望。挂断电话后,想象着她失望的小模样,我又禁不住一阵心疼。放眼四顾,附近有一小片竹林,竹子大概三米多高,竹叶有些发黄了。我忽然想起,这里是我和赖晓静以前经常来的地方。我的思绪停留在赖晓静身上。她现在到底在哪里?和莹莹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和赖晓静在一起,和她在一起心里不累,什么都不用多想,毕竟我们知根知底。

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和汪莹莹其实一点儿都不合适。在内心里,我并不希望她是一个身家上千万的老板,我也不想过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我这个人疑心重,想想汪莹莹赚了那么多钱,如果那些钱来路不正,甚至可能和男人有关,我是无法接受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犹犹豫豫,今天,她和康大军亲昵的举动被我看见,正好算是一个借口。如果说当初的相识是一个错误,那现在悬崖勒马还不算晚。这个时候分手,彼此之间都没有伤害。妈妈当然会很难过,但我相信她能理解我的心情。

常听人说放下即自在,我一直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有了切身感受。不是你的情,再痛也要断。相识两个多月以来我内心的纠结和欲罢不能,这一刻终于放下了。

可是,放下莹莹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枫林河边又坐了一会儿,眼看天黑透了,我决定回家。快爬上河堤的时候,在淡淡的月光下,我看见一个娇小的身影站在我的摩托车旁,是莹莹,她的那辆灰色奔驰就停在不远处。莹莹背对我站着,冻得瑟瑟发抖,她手里抱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却不知道穿上。

我急忙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衣服,披在她肩上。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件阿玛尼男士羊绒外套。这种款式的外套我在一家大商场见过,标价两万多元。我问莹莹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她说,今天下午和我通了电话,觉得我的语气很不对劲。打手机我不接,就去中队找我。我不在中队,就又去了我家。妈妈告诉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枫林河边坐坐。她就开车来到这里,果然看见了我的摩托车。因为天黑,她有些害怕,不敢去找我,只能在这儿等。她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看着莹莹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忍不住把她拥入怀中。她的脸埋在我的肩头,我低下头,脸蹭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有一股淡淡的松香气息。莹莹没问今天我到底怎么了。即使她不问,我也要给她一个说法。她问我愿不愿意去她的住处好好聊聊,我想,今天这个坎儿好歹要迈过去,就骑上摩托,跟着她的奔驰去了奥海新城她的住处。

以前因为送莹莹,奥海新城我来过多次,但莹莹的住处却是第一次进。这套复式结构的房子装修豪华,客厅简直可以用辽阔来形容。我脱了外套,在沙发里坐下来。莹莹换了一身玫瑰红色的真丝睡衣,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我认不出牌子的红酒和两个高脚杯,把两个杯子都倒满:“今天的事情你解释一下吧,怎么说都行,哪怕是骗我。”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说我看见她和康大军在一起了,看上去关系不一般,因此我吃醋了。甚至,康大军这三个字我都不愿说,怕脏了我的嘴。我也不能说突然发案子了,我和中队的同事去了现场,这样撒谎也太拙劣了。我只能告诉莹莹,我配不上她。

听我解释的时候,莹莹表情很平静,端着酒杯,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等我说完,她淡淡一笑:“你说的这些,我只能部分理解,不能完全理解。我相信你不是那么庸俗的人。”她举着酒杯向我伸过来,碰了一下我的酒杯,抿了一小口酒,“看来我们的关系遇到了难题。我想和你一起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我希望咱们都敞敞亮亮的,把话说明白。”

我心里有些矛盾,一方面想知道莹莹和康大军到底是什么关系,另一方面,我又有些害怕知道。万一他们真有某种暧昧关系,我会气得拿脑袋撞墙。转念又想,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放下莹莹,她和康大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相识两个月以来,我和赖晓静的事一直没告诉莹莹,怕她有想法。现在,我已经决定和莹莹分手,也就不在乎这些了。于是,我把我和赖晓静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赖晓静是毒贩的女儿,还因为我蹲了监狱,也许,她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儿,但她对我是真心的,我不能辜负她。在财富大厦偶遇莹莹的那天,我看见了一个酷似赖晓静的身影。后来一连很多天我都去财富大厦,并不是为了等莹莹,而是为了等那个叫赖晓静的女孩儿……说这些对莹莹有些残忍,却可以让她对我死心。

我和赖晓静的事,绕不过康大军。但说到康大军的时候,我没提他的名字,只说是一个男同学。莹莹绝不会想到那个男同学就是康大军。

莹莹是个让我心疼的女孩儿,我愿意用全部的柔情去呵护她。可是现在,我却极其残忍地伤害了她。她原以为找了个警察做男友,就可以有一个依靠。没想到,这个警察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女孩儿,她只不过是备胎而已。

我希望莹莹冲我发脾气,或者把酒泼在我脸上。可她只是静静地听我说我和赖晓静的事情,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一句话都不说。最后,她把一杯红酒一饮而尽,大颗大颗的泪珠无声地滚落下来。她张了张嘴,努力想笑一下,可她的笑容比哭还难看:“你走吧。”

天这么晚了,我怕打扰妈妈休息,就直接回了中队。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行军床,每逢办案加班晚了,我就睡在单位。但今天我怎么也睡不着。

在枫林河边独坐的时候,下决心放下莹莹,当时心里是很轻松的。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她是多么不舍。我和莹莹虽然相识只有两个月,但她就像长在我的身体里一样,此刻,要把她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出去,那份疼痛真的难以忍受。我看看床头的手机,盼着她能给我打个电话。同时又担心,如果她真的给我打电话,我又该说些什么呢?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坐卧不宁,去趟卫生间都带着手机,就怕错过了她的电话。我甚至出现了幻听,好几次听见手机响,可拿起来一看,却什么都没有。我把她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除,不到五分钟又添加上;我打开微信和QQ,把她拉进黑名单,几分钟后,又把她从黑名单里移除;我在微信里编了很多话,准备发送的时候,又把那些话都删了。最后,我打开她的微信朋友圈,把她所有的照片都保存到手机上。我有点儿懊悔,相识两个月,我们居然连一张合影都没有……

胡思乱想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再睁开眼,已是下午一点多。这天是星期六,楼道里静悄悄的。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回家陪妈妈,这时候,手机响了,竟然是莹莹的号码。我看着手机发呆,任由铃声响着,不知道该不该接。手机铃声是我最爱听的《东风破》,这时却显得那么刺耳。铃声停了,片刻,又响起来了。我终于按下了接听键。

“成麟,你今天有空吗?”莹莹的语气就像平时一样,仿佛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嗫嚅着说:“有空……”

“有空来我家一趟好吗?”

“好的……”

她没说让我过去有什么事,我也没问。

我骑上摩托车去了奥海新城。一进门,莹莹就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莹莹是个情感比较内敛的女孩儿,如此热烈,我们相识后还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她这是唱的哪一出,任由她抱了一会儿,轻轻掰开她的胳膊,两个人一起坐到沙发上。

莹莹说,听我说了和赖晓静的事情,她心里很难受,没有哪个女孩儿希望自己爱的男人还在爱着别人。但同时,通过这件事情,她认为我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这样的人值得她爱。考虑来考虑去,她决定还是继续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一天那个女孩儿出现了,她就离开我。在此之前,她要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每个日子。不管最终是什么结果,她都会坦然接受,与有情人做欢喜事,不问是缘还是劫。

我对莹莹那么残忍,她都没有放弃我,这足以说明我在她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她和康大军之间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我误会她了;以她的个性,也不可能喜欢康大军那样的烂人。我很想知道她和康大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又实在不愿提那个烂人的名字,忍了又忍,还是没问。

莹莹对我一片真情,我心里十分感动。也许我应该给她一个承诺。我对赖晓静是真心的,我等了她六年多了,她已经出狱好几个月了,却一直躲着我。也许她有自己的苦衷,但她应该向我说明白,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等了她这么多年,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轻易放手。我决定继续等她,但不能太久,最多半年,如果半年后她还没有出现,我就要和莹莹谈婚论嫁了。当然,在这半年时间里,如果莹莹遇到了更合适的人,也可以离开我。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莹莹。莹莹笑着,眼泪却哗哗地流。忽然她站起身去了衣帽间,拿出了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还有衬衣、领带、腰带,用命令的语气让我穿上试试。衣服很合身,像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莹莹也跟过来,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打量着我。接着,她又从衣柜里拿出昨天晚上带到枫林河边的那件深灰色羊绒外套让我穿上。外套也很合身,我照了照镜子,简直不敢相信镜子里那个帅小伙儿就是自己。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帅。我甚至担心,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走在大街上,会被女流氓抢了去。

站在她面前,我立刻觉得矮了半头

莹莹也换上了鲜艳的红色晚礼服,我的眼睛简直被亮瞎了。怎么形容呢?高贵,典雅,端庄,大气,绝对不亚于一个大明星。我不明白,莹莹把我打扮得像个男明星,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明星,这是要干什么呢?难道是去参加国际电影节,手挽手走红地毯?这时莹莹才告诉我,晚上她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酒会,想让我跟她一起去。我有些惶恐,我以什么身份参加这个酒会呢?她调皮地一笑:“当然是男朋友了。”

这天晚上的酒会在财富大厦宴会厅举行。这是迦城地产界的一次盛会,财富大厦辽阔的停车场停满了各式豪车,满眼都是宾利、世爵、兰博基尼。

我和莹莹乘电梯到了三楼的宴会大厅。宴会还没开始,人到了一大半;有的桌子已坐满了人,大家热烈地交谈着,看起来都是老熟人。参加宴会的大部分都是中青年人,一个个衣冠楚楚,踌躇满志。

我和莹莹一进去,所有人都向我们侧目,有些人还冲我们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知道,是莹莹惊艳全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主要是看她,顺便看看我。莹莹虽然没有赖晓静那样的模特身材,但她高端大气,气场很强大。我觉得莹莹很适合出入这种场合,她能hold住;如果换成赖晓静,效果可能会打一些折扣。

大厅角落的一张桌子是空着的,我和莹莹向那里走去。到处都有莹莹的熟人,我们经过时,不断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也大方得体地回应致意。几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儿猛夸“莹莹真漂亮哦”,还亲热地和莹莹拥抱。然后又打量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哟,这位帅哥是谁呀?”

这时莹莹就挎紧我的胳膊:“我男朋友。”

莹莹被几个女孩儿缠着,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不时爆出一阵大笑。我走到角落没人的桌子边坐下来,端起一杯红酒小口小口地喝。宴会大厅墙上电子屏幕的滚动字幕显示,酒会的主办单位是迦城市建筑行业协会,承办单位是九洲集团,协办单位有二十多个,都是迦城的知名地产商。至于酒会的主题,应该是一个联谊活动。说白了就是,以前不熟悉的今天熟悉熟悉,以前熟悉的今天再喝两杯,加深一下感情,以后好好做生意。

九洲集团已是迦城实力最雄厚的民营企业。董事长何久洲从客车厂的业务员,成长为厂长和大企业家,拥有了资产数十亿的商业帝国,真是不可思议。能掌控这么一个上万人的大企业,何久洲在能力、水平、品行等方面应该是可圈可点的。做小事可以靠聪明和投机,做大事就要靠人格、境界、智慧、修为和情怀了,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品质,何久洲真的具备吗?

何久洲的财富传奇是我所不能想象的。现在我感兴趣的是,莹莹参加今天这个迦城地产界的盛会,那么她公司的业务一定和地产业有关。既然如此,她和九州集团,和康大军有没有业务关系?联想到她和康大军看上去那么亲密,估计是有关系的。而且我有预感,今天这个酒会,癞蛤蟆康大军一定会出现。果然,我上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就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左手抄在裤子口袋里,矜持地站在莹莹和那几个女孩儿一旁,正在和她们说说笑笑。我的情绪忽然恶劣起来,早知如此,我是不会来这里的。

宴会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莹莹和几个女孩儿又应付了几句,来到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儿,酒会开始了。酒会的主持人是九洲集团的一位副总,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他首先介绍了出席今天酒会的六十多位嘉宾,其中包括莹莹。之后,由迦城市建筑行业协会会长、九洲集团董事长何久洲致辞。酒会的主办单位是建筑行业协会,承办单位是九洲集团,合着这酒会就是何久洲办的。

何久洲手里捧着一份发言稿,照着念。我已记不清多少年没见过他了。现在的何久洲身板不像以前那样直了,戴着一副老花镜,讲话的时候有气无力,神情也有些呆滞。他先谈了一通房地产行业的形势,希望业界同仁抱团发展,有序竞争,加强自律,增进沟通,实现共赢。然后简要介绍了九洲集团的情况,并把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新任总经理康大军隆重地介绍给大家。

康大军得意洋洋地上台鞠躬致意,嘴都快咧到耳朵后头去了。他这个熊样要是走在大街上,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提着一根棍子把他从大街的南头打到北头。我忍不住鼻子里“哼”了一声。莹莹看我一副不屑的神情,悄声说:“他叫康大军,是何久洲的外甥。这人老是缠着我,我都烦死他了。”

莹莹脸上是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直到这时,我终于确信,莹莹和康大军之间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暧昧的男女关系。我没告诉莹莹我从小就认识康大军,她也绝对不会想到我和康大军的纠葛是多么复杂。

何久洲致词结束,主持人宣布酒会开始。音乐响起来,男女嘉宾们纷纷步入舞池。我不会跳舞,莹莹就陪我坐着。有几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邀请莹莹跳舞,她都礼貌地谢绝了。没一会儿,康大军朝我和莹莹走过来。他只看莹莹,没看坐在莹莹身边的我一眼,就像我是一团空气。自从高中毕业,我已经六年多没和这个烂人见面了。确切地说,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看见过他很多次,但他没看见过我,估计他已经认不出我了。而且我今天这身打扮,别说是他,就是和我最熟悉的同事也未必一眼就能认出来。

康大军向莹莹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请她跳舞。莹莹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康总,今晚我只和我男朋友跳舞。”

“男朋友?”康大军脸上的表情僵硬起来,目光这才转向我,“什么人这么有福气,能当汪小姐的男朋友?”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男朋友就是我。”

康大军瞪着我愣了片刻,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俞成麟?没想到……汪小姐怎么会喜欢一个小偷?俞成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么高大上的场合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赶紧滚!”

我也不客气地回敬:“早知道是你这个烂人办的酒会,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会来!”

莹莹看着我们俩斗狠,十分吃惊。她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袖,我顺势搂住了她的肩膀。康大军看见这样的场面,脸都气歪了:“赶紧滚,这里不欢迎小偷,不欢迎杀人犯的儿子!”

康大军说我是小偷,我可以不往心里去,可是他竟然侮辱我爸爸。我浑身的血都往脑门上涌,上前一步,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高考那年他打断了我的鼻梁,也许在潜意识里,我一直希望能找回来。

莹莹吓得花容失色,会场一片混乱。康大军的鼻子见了血,他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向我扑过来。从前他能欺负我,是因为他比我个头大,如今,他可不是我的对手了。我身子一闪,脚下使个绊,他就像一袋土豆一样摔在地上。

周一上午,我被分局督察大队叫去谈话。督察大队的耿大队长告诉我,经过司法鉴定,康大军鼻梁上的伤为轻微伤。这个鉴定结果和我预想的完全一致,动手的时候我也知道分寸——打人致轻微伤不需承担刑事责任。耿大队长向我宣布分局党委对我的处分决定:停职检查一星期。

康大军的爸爸康东升现在是迦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我把康大军打了,我们局无论如何也要给康东升一个交代。我的底线是不能脱掉警服,当然,轻微伤也不足以让我脱掉警服。虽然康东升是局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报复我。

我和康大军打架以及停职检查的事是瞒着妈妈的,我不想让她添堵。在我停职的五个工作日里,我像平时一样每天早早出门。妈妈以为我去单位上班了,其实我没去单位,而是去莹莹的公司。莹莹只要有时间就陪着我,周四那天,莹莹没什么事,干脆也不上班了,让我去她家里。闲聊中,我跟莹莹说了我和康大军的过节。莹莹这才知道,赖晓静捅伤的“那个同男学”就是康大军。

到了周五,我觉得晃荡了好几天,应该关心一下中队的事情了,就给我们中队的指导员、“大嘴”陈剑打电话,叫他出来喝酒。在我这个中队长停职检查期间,由他主持中队的日常工作。

“哥,你这下可是出名了。”大嘴一边撸着肉串一边说,“‘警察和商界巨子为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你听听,这头版头条的标题怎么样?”

“别忽悠我,什么头版头条?”我心想,这么点儿破事不会成新闻了吧?

“不信你就打开迦城新闻网看看。”

我拿出手机,点开迦城新闻网,果然,这个帖子跟帖过万,帖子里还有一张我和康大军扭打在一起的照片。当时宴会厅里人很多,我忙着揍康大军,没注意有人拿着手机拍。发帖人把矛头指向了警察,这是要借助舆论的力量整我。如果这事被炒作起来,舆论发酵到一定程度,组织上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会对我做出更严厉的处理。那样的话,我这身警服也许穿不了了。

我问大嘴局里现在有什么动静。大嘴说,本来,局里对我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康东升接受了。后来网上出现了这个帖子,康东升又不依不饶了,给局里施加压力,说是为了保持警察队伍的纯洁性,建议局里对我作出“更恰当”的处理,言外之意就是要让我脱掉警服。康东升刚调走没几年,局里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现在除了局长张瑞山挺我,其他几位局党委成员都倾向于接受康东升的建议。

张局长曾经是爸爸最亲密的战友,他挺我可能是看爸爸的面子。为此他要顶着循私情和得罪康东升的巨大压力,这让我十分感动。至于其他几位局领导巴结康东升,我也完全理解。山不转水转,都在迦城地面上混,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一起共事。组织上调整岗位,康东升再调回来当一把手,或者去市局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也不是不可能,谁也不会为了保护我这个普通民警去得罪康东升。

关于我和康大军打架的原因,大嘴和其他同事都以为是为了争一个漂亮的富姐。除了我们三个当事人,外界大概都是这么想的。大嘴嬉皮笑脸,问那个富姐是干什么的,到底有多漂亮。我懒得跟他解释,只有左一杯右一杯和他喝酒。大嘴嘿嘿笑着,说我城府深了,学会装逼了,以前不是这个熊样。接着,他提醒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这身警服。

这话说到了我心里。张局长的压力很大,也不知他能坚持多久。可我能做什么呢?现在,我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只有任人宰割。从生存的角度说,我并不怕丢掉警察这个饭碗,我有手有脚,饿不死。我对法律感兴趣,通过司法考试当个律师也不算难事,而且当律师的收入比警察高多了。但我还不能脱下警服,不仅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我还要利用工作便利查鬼枪悬案,还爸爸和哥哥一个清白。只是,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根本无法掌控。这时候,我多少有点儿后悔,那天不应该这么冲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为这事纠结着。没想到,情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第六章 半年之约

周日晚上,我接到了分局督察大队耿大队长的电话。耿大队长说,今天下午,分局党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做出了对我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决定,从明天开始,我可以恢复工作,正常上班了。

康东升刚刚叫嚣着要把我清理出警察队伍,现在却给了我这么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我都觉得难以置信。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去了耿大队长的办公室。耿大队长自然要教育我一番,让我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还说能有这么个处理意见,是分局主要领导顶住各方压力,在市局领导面前力保的结果。我当然知道张局长肯定是求爷爷告奶奶,费了不少劲儿,只有不住地点头称是。让我感到别扭的是,耿大队长要求我去找康大军当面道个歉。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事,但领导们已经给足了我面子,我也只能放下架子,委屈一下了。

从耿大队长办公室出来,我想去趟张局长的办公室,当面表个态。在走廊里,我接到了秘书科的电话,说马向东副局长要找我谈话。真没想到,这么点儿小事,马副局长也对我关怀备至。

我硬着头皮去了马向东的办公室。马向东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局党委为了我的事,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进行专题研究,听取了各部门的意见,鉴于我这几年工作业绩出色,还是初犯,决定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政工部门已经代表分局向康大军道了歉,张局长也出面做了何久洲和康东升的工作,这才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人家表示不再追究,云云。我又是一顿点头,尽量让自己的态度显得很诚恳。离开的时候,马向东送我出门,有些漫不经心地问:“你和乔副市长认识吗?”

我脱口而出:“乔副市长?不认识。”

我只知道乔若林是迦城市的常务副市长,在电视里见过几次,印象不深,如果迎面遇见,肯定认不出来。

马向东拍着我的肩膀,似笑非笑:“你小子,跟我还见外。认识就认识呗,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接着,我又去了张局长的办公室。一路上,我琢磨着马向东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他认为我是认识乔若林的。我还猜测,在我和康大军打架这件事情上,局里之所以对我从轻发落,应该是乔若林发过什么话。可是,我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和正厅级的常务副市长扯上关系?他恐怕连我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我一头雾水,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走进张局长办公室的时候,他正低着头看文件。他的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折叠椅,但他没说让我坐,我也不敢坐下。我叫了一声“张叔叔”,又马上改口叫“张局”。他是爸爸的战友,确切地说,曾经是爸爸的下属——爸爸当连长的时候,他是排长。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脸黑得像包公,但人品很好,我对他的尊重和敬畏是发自内心的。每次见到他,我心里都很紧张。这次我闯了这么大的祸,站在他面前更是如芒刺在背。

“这次就当是个教训吧。从积极的方面考虑,也算是你的一次成长。”张局长抬起头,叹了口气,“我曾经答应过你爸爸要带好你。我不希望你在我的任期内脱了警服,那样我对不起老连长。不过,这次能对你从轻发落,多亏了乔副市长。”

张局长向我透露,昨天下午,乔副市长给市局韦局长打电话,请韦局长做康东升的工作。韦局长把康东升叫到市局,当面和他谈了话,希望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康东升不能驳韦局长的面子,这才松了口。可是,我想不明白,乔副市长为什么要帮我?张局长也不明白这里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好在这事算是摆平了,他也能松口气。

平时我很少来张局长的办公室,今天来了,他又提到了我爸爸,我就想趁这个机会问问鬼枪悬案的一些内幕。可是,他就像明白我的心思似的,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了两句话堵住了我的嘴。第一句话是,爸爸去世之前曾和他专门谈过我,爸爸希望他多关心我的成长,干好本职工作,简简单单地生活,永远不要调查那个老案子。第二句话是,那个老案子很复杂,即使我想调查,也是自不量力。

看张局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调查鬼枪悬案不能指望他了。张局长还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他不会想到,我早已打定主意,鬼枪悬案是一定要查的,而且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当初我也不会选择警察这个职业。也许,张局长是怀疑我的能力吧,总有一天我要证明给他看,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离开张局长办公室的时候,他嘱咐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不要给爸爸丢脸。他还说了一句在我看来最富情怀的话,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动得差点儿落下泪来。他说的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去给康大军当面道歉,这对我来说简直比吃屎都难——这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可这是督察的命令,我没有条件可讲。耿大队长不放心,还跟着我(或者说是押着我)一起去了九洲集团总部。

九洲集团总部位于闹市区,曾经是区政府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共六层,看上去有些旧,但院子很宽敞,办公楼内的装修也很豪华,办公楼后面还有能容纳上千人的会堂、食堂,配套设施齐全,在这里办公比在高档写字楼里都舒服。

康大军的办公室是个大套间,他在里面办公,外间是秘书室。年轻妖冶的女秘书问明来意,给里间的康大军打了电话。康大军让耿大队长进去,让我在外面等。呵呵,给他脸了,他还端着呢,谱摆得这么大。女秘书起身到饮水机那儿,用纸杯子给我接了一杯水。喝完了一杯,耿大队长还没出来,我又接了一杯,问女秘书这里能抽烟吗。女秘书笑笑不说话。其实我已经看见走廊墙上挂着“办公场所,请勿吸烟”的警示牌,但还是掏出一支烟点着,把烟灰弹在喝水用的纸杯子里。

抽完了烟,套间的门开了,康大军送耿大队长出来。耿大队长满脸堆笑地对康大军说:“代我向康局长问好。”

康大军皮笑肉不笑:“一定,一定。”又转头对女秘书说,“小柳,你带耿大队长去找赵经理办一下手续,告诉赵经理,耿大队长的房子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再打八五折,就说我说的。”

这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无非是想在我面前卖弄一下。他这么卖弄不要紧,却牺牲了耿大队长的脸,耿大队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我心想,康大军这二货真不会办事,耿大队长买你的房子,想让你便宜点儿,厚着脸皮巴结你已经够掉价的了,你呢,偏偏还要说出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少收了他的钱还让他在背后骂你。

女秘书带着耿大队长出门,临走,耿大队长虎起脸对我说:“要真心实意向康总道歉,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耿大队长这是在给自己找面子。我点点头,应付着,给足他面子。

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康大军。康大军看都不看我一眼,大摇大摆地进了里间,坐进宽大的老板椅里。我也不客气,进去之后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康大军撇着大嘴,两眼看着天花板:“道歉!”

“行了,别装了。”我跷起二郎腿,“这屋里就咱俩,这么清静,还是好好谈谈吧。”

反正我是不会向康大军道歉的,以他的智商,我只要转移一下话题,他就忘了道歉的事儿了。果然,他瞪着眼珠子:“谈谈?咱俩有什么好谈的?”

“我想知道赖晓静在哪儿。”

康大军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俞成麟,你脑袋瓜子让驴踢了吗?居然问我赖晓静在哪儿,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我和康大军之间的积怨,赖晓静是催化剂。康大军在知道赖晓静是他的亲表妹之前,一直把我当他的情敌。如今,这个烂人又缠上了莹莹。我们俩这辈子算是掰不开了。康大军不告诉我赖晓静的情况,我就故意激他,他一生气,脑子就会短路,该说不该说的往往都说了。我不动声色地说:“晓静是九洲集团的法定继承人。对了,你高中没上完,没多少文化,法定继承人你懂不懂?”

康大军不屑地说:“你还真是狗眼看人低。我再没文化,法定继承人我也懂啊,不就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我向康大军竖起大拇指,“晓静是九洲集团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说,如果哪天何久洲死了,遗产都是晓静的,你屁都捞不上。别看你现在人模狗样,到那时候,你狗屁都不如!”

“你他妈少忽悠我!”康大军果然被激怒了,脸都涨红了,“我舅舅说过,这份家产有我一半。”

“嘁,说你傻你还不承认。”我看康大军桌上有一包中华烟,就过去抽出一根点着,“何久洲口头上说给你一半,你就真能得到一半了?真是个法盲。法律规定,何久洲死了,全部遗产都是赖晓静的。你让她坐了六年牢,她不赶你滚蛋就不错了。”

遗产继承问题并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继承形式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继承人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有第二、第三顺位继承人。如果何久洲想把自己的遗产给康大军一部分,立个遗嘱就可以。只要立遗嘱人意识清晰,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就是有效的,要是经过公证,那就更没问题了。

但康大军不懂这些,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谢谢你这么为我操心。不过,最后的结果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晓静她不会回来了,她……”说到这儿,康大军忽然打住了。他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我靠,差点儿上了你这个熊人的当。你个狗东西,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赖晓静是因为你才进去的,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还勾搭了汪莹莹那个贱货。”

康大军侮辱莹莹,我恨不能扑上去把他掐死。但今天是绝对不能动手的,我强压住怒火:“你说人家是贱货,还上赶着追人家,你不是更贱?”

康大军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也就是能说会道,嘴上占点儿便宜而已。我说不过你,但我会毁你。我要告诉赖晓静,你又勾搭了一个女人。等着吧,她再也不会理你了。”

我倒真希望康大军这么做,那样的话,赖晓静会和我联系的。只要能和她联系上,我就把我和莹莹的事跟她说清楚,相信她会理解。于是我说:“行啊,你要是真有种,现在就给她打电话,你看老子怕不怕?”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不要以为有乔若林撑腰,我就怕了你。”

乔若林给我撑腰?马向东提起过乔若林,张局长提起过乔若林,现在,康大军也提起乔若林。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贴上了乔若林?可是,我和乔若林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呀。

康大军一脸鄙夷:“你以为汪莹莹是什么好女人?她整天在你面前装纯,背着你,她是乔若林的小三儿。你捡了人家的破鞋,还整天当宝贝。”

我突然间明白了,是莹莹在乔副市长面前为我说了话。她刚出道才几天,能和副市长有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没工夫考虑这些,康大军对莹莹的侮辱简直太恶毒了,我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我捡破鞋?那也捡不过康东升啊。他不光捡了个破鞋,还捡了个便宜儿子,自己啥事都省了。”

康大军气得脸都变形了,脸红得像猪肝,猛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两步走到我面前,撸起袖子就要动手。和我打架,他可没便宜可占。我也站起身,他只要敢先动手,我十秒钟之内就让他趴地上。

剑拔弩张的时候,耿大队长跟着女秘书回来了。一看我们这架势,耿大队长赶紧和稀泥:“你们两个老同学,站那么近,要拥抱还是咋的?”说着,他拽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拉,一边对康大军点头哈腰,“俞成麟就这熊脾气,康总多担待点儿。”

我心里有气,堂堂督察大队的大队长,康大军给你点儿甜头儿,你就一副奴才相,真够恶心的。气呼呼地离开康大军的办公室,我忽然想起今天是来向他道歉的,结果不光没道歉,又差点儿把他揍了。

我的工作恢复了常态。我手里的案子很多,蹲守、抓捕、讯问、调监控……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偶尔闲下来,比如中午靠在汽车座椅上打盹儿的时候、在居民小区里守候嫌疑人的时候,我都会琢磨康大军那句话——“晓静她不会回来了”。听康大军的意思,晓静应该不在迦城。那么她去了哪里?去外地发展了?如果是在国内,她回来一趟应该很容易。难道她出国了?

我马上给市局出入境管理处一位大学同学打电话,请他帮我查一下有没有赖晓静的出境记录。那位同学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四个月前,赖晓静去了美国,持学习签证。我马上想到,很有可能是何久洲送她去美国读书了。至于她去了美国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这些就没办法查了。一般来说,去美国读书,两年三年很正常,四年五年也可能。赖晓静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连句话都不留给我,她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不知道我一直在等她?我只能认为,她是故意不和我联系,这是挑明了要和我分手。

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心里既失落又轻松。失落是因为我满怀希望地等了晓静那么多年,结果等来等去一场空。轻松是因为我终于可以放下她了,放下她,我心里就可以“格式化”了,把所有的空间都给莹莹。失落和轻松,如果分别放在一架天平的两边,我不知道哪边轻哪边重。当然,除了失落和轻松,也有那么一点儿伤感和心痛。

既然晓静想和我分手,我就不用再等她了,我和莹莹的那个“半年之约”也可以终止了,可以正儿八经地谈婚论嫁了。不过,我感觉我和莹莹的二人世界里不够干净,有一个人的影子老是晃悠来晃悠去,这个人就是乔若林。乔若林和莹莹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在网上查了乔若林的履历。他今年五十二岁,江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曾经在苏州政府某部门任职,五年前调到迦城市任常务副市长,分管国土、城建、规划等。按照常规,下一年人代会换届,老市长到退休年龄,他极有可能被扶正。

从履历上看,乔若林是苏州人,莹莹也是苏州人,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交集,况且年龄差距很大,都可以做父女了,但显然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同乡。康大军说莹莹是乔若林的小三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否则康大军不会打莹莹的主意,乔副市长是分管城建的,这不是自找麻烦妈?但至少两人应该有很亲近的关系。莹莹大学毕业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能赚那么多钱,不一定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背后肯定有人帮忙。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乔若林。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我很想问问莹莹,但上次的误会已经伤害了她,我不敢再问了。我相信,什么时候莹莹认为该告诉我了,她会说的,我应该信任她。

我自己说服了自己,再和莹莹在一起时,心里就舒坦多了。于是,我开始张罗我们俩的婚事。出于男人的自尊,我和莹莹结婚,不会把奥海新城她那套复式结构的大房子当成我们的小家,我必须自己买一套。可是我手里连十万块钱都没有,首付都不够。莹莹明白我的心思,她说婚房可以两个人买,一人付一半。这个方案我可以接受,本来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每逢周末,只要我手头没有特别重要的案子,莹莹就开车拉着我到处看房。莹莹和很多地产商都有业务联系,可供选择的楼盘多的是。

圣诞节那天也赶上周末,但我没和莹莹去看房。这天是我爸爸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买了祭祀用品,骑着摩托车去茂宁山公墓给爸爸上坟。奇怪的是,我赶到时,爸爸的坟前已经摆上了供品,墓碑前有鞭炮的纸屑,烧过的纸钱尚有余温。还有谁会来给爸爸上坟?我向四周张望了一圈,附近的墓碑前有三三两两正在祭祀的人;一百多米外,有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正向外走,小男孩儿身上的蓝色羽绒服有些肥大,很不合身。难道是他们?可我并不认识他们呀。也许是爸爸的故人?我不能确定。

我和莹莹跑了一个多月,终于在海边一个叫“听涛苑”的小区选中了一套房。开发商给了最大的折扣,面积一百二十平方,总房款八十万元。这房子比莹莹在奥海新城的房子小很多,但这已是我能承受的极限。八十万,首付百分之三十,就是二十四万,我和莹莹各付十二万。先交了一万元定金,一个星期之内交齐剩下的二十三万。

婚房选定了,意味着我和莹莹的未婚夫妻关系绑得更紧了,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没高兴几天,却遇上了一件很闹心的事,好心情全没了。

我自己那十二万首付款凑不够,想向大嘴借点儿。这小子目前是光棍一条,连女朋友都没有,这几年应该攒了些钱,暂时用不着。没想到,电话里我一提借钱的事,他就打断了我:“哥,我正想管你借钱呢。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问大嘴怎么回事,大嘴说:“局里今天上午刚下的通知,我给你好好念念哈——为切实落实好从优待警工作,着力打造警心工程,提高民警的满意度……”

大嘴念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就像播音员一样。我让他掐头去尾说干货。他笑嘻嘻地告诉我,局里要给民警分团购房了。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专门为分局推出了五百套惠警房,市场价是一平米八千元,九洲集团以低于市场价三千元的价格出售,算下来,均价一平米不到五千元,是真心划算……

听大嘴的语气,我都能想象出他眉飞色舞的样子,但我却皱起了眉头。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这不是康大军的房子吗?别说五千元一平米,就是倒贴五千元给我我也不要。局里给民警搞点儿福利是好事,可那么多房地产公司,和谁合作不好,为什么偏偏和康大军合作?我不由得骂了一句“他姥姥的”。

听见我骂“他姥姥的”,大嘴更兴奋了:“哥,我就知道你有志气,绝对不会要康大军盖的房子,真是太好了!”

我没好气地说:“我要不要康大军的房子,关你毛事!”

“亲哥哎,这事和我关系可大了。咱局的民警,不管什么岗位,只要是在职的,一人一个名额,可以不要,但不能多占。房子你不要,你那个名额给谁呢?我想来想去,除了我,还真没有你舍得给的人,对不对呀哥?我呢,自己买一套,再给父母买一套……”

全分局在职民警一共四百八十六名,五百套住房还剩下十四个名额。那十四个名额不知道多少人盯着呢,大嘴资历尚浅,这样的好事轮不到他。我把我那个名额给他,这个人情可不小。大嘴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挺不容易的,不过,我也不能太便宜这小子,于是我吓唬他说:“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那个名额要是给了你,我不就得罪了一大片人吗?这样吧,拍卖,谁给我好处多我给谁,这样最公平。”

大嘴果然急了:“我的亲哥哎,你怎么能说出这样伤感情的话?我们俩还什么钱不钱的,要不这样吧,有空我请你撸串,算是补偿,怎么样?”

我说:“他姥姥的。”

有钱就是任性,康大军这次干的事真是大手笔。这下子,他在迦南区公安分局可赚足了人气。虽然我不屑要他的房子,但真心感激他为民警干了件好事。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确实帮助很多民警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再烂的人也是人,有时候也能办出点儿人事来。

没想到,我刚对康大军有了那么一点儿好看法,他接下来做的事又让我对他有了差评。惠警房通知下发的第二天,我去局里办事,好几个同事在走廊里遇见我就开玩笑:“俞成麟,还不赶紧给康大军道歉去!”

这玩笑开得我一头雾水,我问怎么回事,一个同事告诉我,康大军放出话来,说惠警房本来打算一平米优惠四千元的,可刑警大队的俞成麟打了他还拒不道歉,让他对分局警察队伍的素质产生了怀疑,因此降低了优惠幅度。

这下可好,合着全分局的民警都跟着我倒霉了。按康大军的说法,一百平米的房子,仅仅因为我没向他道歉,就得多花十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不知道康大军说的是真是假,但我知道很多民警会相信是真的,这些民警会在心里恨我。大嘴甚至提醒我:“哥,你算是栽了。全分局四百八十六口子——不,四百八十五口子,你不算——估计只有一个人说你好,那就是我。现在要是搞民主评议,你不倒数第一就烧高香了。要是竞争上岗,我当了副大队长你可别意外,我人缘比你好。”

我说:“滚犊子!”

第七章 一百万元汇款单

惠警房的事让我觉得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惠警房所在的楼盘,地段是真心不错,配套也不错,价格又那么便宜,但出于自尊方面的考虑,我不能买。换成其他人——比如督察大队的耿大队长,可能也就厚着脸皮买了。我的顶头上司大队长李超出于好心,劝我买。他语重心长地说:“听人劝,吃饱饭,惠警房机会难得,应该买。和康大军较那个劲,是意气用事,吃亏的是自己。康大军就知道你不会买,但如果你买了,既得了便宜,又窝囊了康大军,你看起来是败了,其实是胜了。”

我承认,李超说得很有道理。买与不买,就看自己更在意什么,怎么权衡利弊,这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我在意的是骨气,它高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所以我丝毫没有动摇,不买就是不买。老子缺钱,但不缺骨气。

不过,如果真像康大军说的那样——我向他道歉,他就一平米再便宜一千元,为了让我的同事们少花钱,我会向他道歉的。让我怎么道歉我就怎么道歉,如果让我喊他三大爷,我就喊他三大爷。我不觉得丢人,反而觉得欣慰。这其实也是价值观的问题。

这天晚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莹莹。莹莹嗤之以鼻:“你就是喊他亲爹,他也不会再优惠一千了。”莹莹对房地产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她说,“康大军推出的那些惠警房,成本大概一平米四千元,卖五千还能赚一千,卖四千就赔本赚吆喝了。虽然客观上是为民警办了一件大好事,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他自己。现在房地产销售有所回落,康大军这一招能够快速回笼资金。房子还没开始建,他肯定先让你们交首付款。每套房按十五万元算,五百套就是七千五百万。然后,他找建筑公司承建,让建筑方先期垫付资金,等房子建好了,再向你们收尾款,来支付建筑方的费用。因为是惠警房,建筑方信任你们公安局,愿意先垫资。这样,他一分钱没出,楼就盖好了,手里还多了七千五百万的流动资金。这是他的第一步。”

我问:“还有第二步?”

“当然。据我所知,惠警房所在的这个社区面积不小,最少要建十五幢高层,你们的惠警房只是其中的三幢。有惠警房这个噱头,他一定会做足广告,说住在这里就是和警察做邻居,这个小区是最安全的小区。你们买他的房子,就等于给他做广告了,一定会带动他后期的房子大卖。这是第二步。

“如果说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能看得见的,第三步就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惠警房其实是资本向权力献祭,九洲集团由此就和警方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这对何久洲、康大军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甚至,对康东升来说,都是晋升的筹码。市局今年换届,因为这事,他进市局班子的呼声会更高一些。”

莹莹条分缕析,句句在理,让我信服。康大军这样的烂人,一肚子坏水,他才不愿做什么好事呢。他没有那个胸怀。推出惠警房这样的大事,康大军可能说了不算,背后的决策者应该是何久洲。但我觉得,何久洲也不是什么好人。当然,我所谓的“好人”,是道德层面上人格高尚的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人。

说到康大军的公司,莹莹说,其实康大军的公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牛,他们欠了银行很多钱,也欠了她很多钱。当然,她也欠了供应商的钱。她做的是无本生意,倒倒手,从中赚个差价。

莹莹的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虽然不懂经商,但我知道,这种三角债,一旦资金链断裂,她作为中间商会很被动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说出了我的担忧。莹莹很自信地说,没事,康大军支付她的钱还是比较及时的,欠也不会欠太久。

这可不是康大军的风格。康大军不敢欠莹莹的钱,肯定不是怕莹莹,而是还有让他害怕的人。我忽然想到了乔若林。我还从没在莹莹面前提过乔若林,今天想试探试探她,于是就问:“是因为乔若林吗?”

莹莹愣了一下,目光躲躲闪闪的,抿着嘴点了点头。我希望她能说说乔若林,可她沉吟了一会儿,却什么都没说。我也不能再问什么了。

九洲集团和迦南分局团购房的意向已经达成,过段时间就签合同。分局所有民警都欢天喜地,的确,这是大家多少年都没遇到过的大好事。莹莹说的没错,康大军果然借机炒作了一把。为了扩大影响,提高宣传效果,他专门搞了一个庆祝仪式,除了邀请分局领导和民警,还邀请了不少社会名流和媒体记者。仪式在财富大厦的宴会厅举行,据说很热烈、很成功。当然,我没参加。张局长也没参加,副局长马向东代表分局讲了话。张局长也没要那里的房子,把名额让出去了。除了我和张局长,没听说还有谁没要。张局长见了好处不伸手,这一点让我很佩服。

我和莹莹买婚房的事也有了进展。我的十二万元首付凑够了,而且绰绰有余。妈妈给了我一个存折,上面有五万多元,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妈妈没工作,在我工作之前,全家就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妈妈能攒下这些钱,真的不容易。我本来不想要,但妈妈说这钱就是为我结婚买房攒的,她一个老太太也花不着。有了老妈的这五万元,我打算给莹莹买个钻戒,郑重地向她求婚。我不是个浪漫的人,但该讲究的绝不能含糊。

交了婚房首付的第二天下午,秘书科给我打电话,说张局长有请。在局长办公室里,张局长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他刚刚得知一个消息:今天上午,乔若林被“双规”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有机会和莹莹好好谈谈乔若林了,终于可以弄清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大概我的反应让张局长有些搞不懂,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你和乔若林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好像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挠了挠头,如实说:“我不认识乔若林。”

张局长很惊讶:“你不认识乔若林?那他为什么为你出头,还得罪了何久洲和康东升?”

我脑袋“嗡”的一声,一下子大了,难道说乔若林被“双规”和我有关?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捋了捋,很快就厘清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因为我打康大军的事,乔若林为我说了话。康东升虽然表示不再追究,但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他舅哥何久洲更不是吃素的。紧跟着没多久,乔若林就被举报了,据张局长说还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手里有他受贿的确凿证据。这样说来,乔若林落马,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我打了康大军。

我嗫嚅着告诉张局长,我真的不认识乔若林,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张局长叹了口气,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

张局长说到乔若林落马的时候,语气里有惋惜的意思。我也感到惋惜,如果他不落马,下一步很有可能当上市长,那可是副省级高官。但我心里没有愧疚。法律是公正的,他如果违了纪、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惩处。自身不正的人,地位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他对我有恩,我感激他;要是他进了监狱,我会去看望他。但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不能是非不分、善恶不辨。

乔若林今天上午被“双规”,莹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从张局长办公室出来,我给莹莹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打她办公室的座机,是她的员工接的,告诉我说,莹莹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了公司。我预感到,她可能已经知道了。

下午下班后,我赶到了奥海新城莹莹的住处。在车库里看见了她的车,知道她在家里,这才放下心来。我有她房子的钥匙。开门进去,屋里没开灯,很黑,我隐隐约约听见了细微的啜泣声。我开了客厅的灯,看见莹莹蜷缩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面巾纸,不住地抹眼泪。我走过去,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

过了一会儿,莹莹终于不哭了。她说,她遇到麻烦了。今天下午,一个向她的公司供应建筑管材的供应商找她要货款,可康大军欠着她的钱不给,她也没钱给那个供应商。供应商当场发飙,威胁说如果五天之内不把货款结清,后果自负。我问莹莹,那个供应商和康大军是否认识。莹莹说,当然认识,就是康大军介绍给她的。我明白了,供应商受康大军指使,故意刁难莹莹。

我安慰莹莹说,不要怕,有困难我们一起扛,一切都会过去的。我问莹莹,她和康大军签没签合同。莹莹说,她和供应商签合同了,但和康大军没签。她每次给康大军供货,康大军只开收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运作的,没出过什么问题。可今天上午,她的会计拿走了收据不知去向。她去找康大军要钱,康大军说,只要给他收据,他就给钱。

事情明摆着,康大军在耍赖。问题的关键在于乔若林。如果乔若林不落马,即使没有收据,钱也一样给;康大军肯定知道乔若林倒台了,所以没有收据就不认账了。莹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没有证据,官司都没法打。

我问莹莹欠供应商多少钱,莹莹说五百六十万。听到这个数字,我心里“咯噔”了一家伙,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刚才我还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扛。可是,即使我砸锅卖铁,连老妈的房子都卖了,恐怕连个零头都凑不够,拿什么和莹莹一起扛?

我问莹莹能拿出多少钱来。她说,现在她能支配的钱有二百多万,如果把房子和车卖了,估计能凑够五百万。我没有多想,马上咬着牙说,剩下的那六十万我来想办法。

这天晚上,我很想和莹莹聊聊乔若林,弄清她和乔若林是什么关系。可是她心情不好,一直愁眉不展,我也不好开口。她知不知道乔若林已经被“双规”了?我猜测,她可能只知道乔若林出事儿了,但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儿。我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她。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到了中队,把工作上的事情向大嘴交代了几句,让他好好盯着,然后和莹莹一起去了典当行,抵押莹莹的房子和车。手续很繁琐,需要在十几份文件和协议上签字,我和莹莹甚至都没有时间仔细看。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那套房子的房产证和那辆奔驰车都留在典当行了,抵押的五百万元三天以内打到莹莹的银行卡上。

我和莹莹约那个管材供应商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供应商五十岁左右,五短身材,龇着一嘴黄牙,莹莹叫他“王总”。王总还带了一位律师,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我和莹莹提出,三天以内给他五百万,剩下的六十万在半个月内结清。王总龇着黄牙不耐烦地说,半个月不行,时间太长了,如果五天以内不把货款全部结清,他就要起诉了。莹莹求他再宽限几天,他就是不答应。

莹莹的房子抵押给典当行了,她只好暂时住到我家。妈妈安慰莹莹,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还有精气神,再苦再难的日子都能熬过去。熬过去之后再回头看,现在的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莹莹请妈妈放心,她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她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我也相信总会有办法的。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借钱。我可以借钱的人有两部分,一是同事,二是同学。我在单位里人缘还是很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人不坏,对人也热情,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只要我开口借钱,没人驳我的面子,只是数额多少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借钱的人并不多,交情不深的不能开那个口。而且,现在借钱也不是时候,大家都要买惠警房,手里都不宽裕。

我向二十多个同事借钱,只借到了八万多元。我的中学同学里倒是有几个当老板的,可是,我讨厌他们的土豪做派,平时和他们联系不多,这会儿更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我骑着摩托车挨个儿去找他们,他们都很热情,问我今天怎么有空了。我说出来办案,路过这里,顺便看看老同学。他们也真的以为我是去看望他们的,都请我吃饭。结果,我跑了大半个城市,只是分别看望了几位老同学,弄了几肚子酒,一分钱都没借到。我发现我这个人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太爱面子,倒驴不倒架。

这几天莹莹也到处借钱。她不是本地人,在这儿认识的人少,无非是生意场上的七八个好姐妹。平时她们谁买了好衣服,谁做了新发型,谁吃到了少见的美食,都在微信里晒一晒,相互交流一下心得,或相约一起去。但她们的交情也仅限于此,莹莹借到的钱少得可怜,才九万多。

王总给的期限是五天,转眼就到第四天了,我和莹莹才凑了将近十八万,离六十万还差得远呢。这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发现莹莹已经回来了,在卧室的床沿上坐着,唉声叹气的。妈妈悄悄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小声跟我商量:“要不,把咱家的房子卖了吧?”

我一听就急了:“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

妈妈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示意我小点儿声。我说:“咱家这老房子也值不了多少钱,再说,明天就得还款了,现卖也来不及呀。如果去典当行,最多能抵押三十万,六十万还是凑不够。”

妈妈说:“那明天就去典当行抵押了吧,能抵押多少算多少,先给人家一部分,剩下的再想办法。”

妈妈还叮嘱我,抵押房子的事不要让莹莹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在中队处理了一些事情,正准备去典当行,传达室来电话,让我下楼去拿一个快递包裹,除了包裹,还有一张邮政汇款单。看了一眼上面的金额,我吓得差点儿跳起来——一百万元!

我以为在做梦。回到办公室,我把门从里面反锁上,把那个快递包裹放进橱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张汇款单。没错,上面的金额就是一百万元,汇款人的地址是“迦城市希望大街8号”。可是,迦城就没有什么希望大街。汇款人的署名是“李强”。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根本就没有叫李强的。难道收款人的名址写错了,这钱不是汇给我的?似乎不大可能,地址和姓名一个字不差,哪能那么巧?

事情很清楚,有一个认识我的人——我不敢肯定我认识他(她),不想让我知道他(她)是谁,用一个假名字和假地址给我汇了一百万元。而且,他(她)好像知道我现在急需一大笔钱。

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这些问题我现在没时间去想,我要做的是马上告诉莹莹我们有钱了,然后和她一起去找那个王总,把六十万元货款还上。

我打莹莹的手机,关机了。这很不正常。给妈妈打电话,问她知不知道莹莹去哪儿了。妈妈说,我上班走了之后,莹莹帮她收拾了碗筷,也出去了,说是再找朋友想想办法。

莹莹去找朋友了?她能找的朋友都找遍了,还能去找谁?我脑子里马上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她去找康大军,向那个烂人求情去了?可是,以她的个性,应该不至于吧?

我不断打莹莹的手机,她的手机一直关机。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打电话约王总在一家邮局见面,结清货款。我没给他现金,而是通过邮政储蓄办了转账手续。他打了一张收条,他和莹莹之间就两清了。临了,他点头哈腰的,要和我握手,我没理他。他龇着黄牙,一副讨好的表情:“俞警官,我不想得罪你,你也不要把我当坏人。我活了大半辈子,真没干过什么坏事。”接着,他的声音压低了,“我也是身不由己,千万别记恨我。有些人得罪不起呀,你懂的。”

我问:“是康大军吗?”

他没回答,只是咧着嘴嘿嘿地笑。

下午,我继续打莹莹的手机,还是关机。平时,因为业务繁忙,她的手机是很少关机的。今天是和王总结清货款的日子,她肯定知道我会打电话给她,也肯定知道我找不着她会着急。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她被限制人身自由了,手机在别人手里。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她真的去找康大军了?

下班后,我叫上大嘴开着车和我一起走。大嘴问我去干什么,我说:“给我当一回车夫,不该问的别问。”

大嘴一边开车一边打量我,说我的脸色不好,看起来像长了一层锈。我没理他,他撇了撇嘴,自言自语:“我靠,中队长就是比指导员牛,耷拉个脸,吓唬谁呀,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有什么事儿,跟弟兄们说说,起码心里舒服一点儿。”

我知道大嘴是好意,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莹莹有可能去的地方并不多——财富大厦,奥海新城的住处,枫林河岸边,我们去过的咖啡厅、饭店。可是,这些地方都去了,都没有。

不知不觉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我听见大嘴的肚子咕咕叫,我也觉得有些饿了。于是让大嘴停下车,找了个小饭馆。吃着饭,大嘴再次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就把联系不上莹莹的事情简单说了说。大嘴打着嗝,瞪大眼珠子:“哥哎,你脑袋让门挤了还是让驴踢了?那么聪明个人,怎么弱智起来了?我敢肯定,莹莹就在康大军那里!你让我给你当车夫,我可以任劳任怨,可咱们到处瞎转悠耽误事呀!”

听了大嘴的话,我出了一身冷汗。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其实我早就确信莹莹是去找康大军了,之所以还到处找她,从心理上来说,就是不愿或不敢面对现实,还抱有那么一点儿侥幸心理。昨天晚上莹莹可能听见了妈妈说要卖房子的话,她不愿看到妈妈那么大岁数了还居无定所,这才去找康大军求情。

大嘴焦急地说:“哥,还等什么,快去找康大军啊!”

我没有康大军的手机号,大嘴把康大军的手机号告诉我,我给康大军拨了过去。

“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康大军的声音很大。我听见他那边声音嘈杂,像是在KTV里。康大军大概也不知道我的手机号,不知道给他打电话的是我,说话很客气。

我说我是俞成麟,质问他莹莹是不是去找他了。康大军阴阳怪气:“啧啧,俞成麟啊俞成麟,你小子不向我道歉也就罢了,现在还跟我耍横。我就不明白了,你哪来的优越感?你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

我冷笑:“你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优越感了。是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优越感。”

康大军歇斯底里:“你他妈的也就嘴上占点儿小便宜而已,要是真有本事,别让你的未婚妻求我呀!今天我就送你一顶绿帽子!”

这时我终于确认,莹莹果然在康大军那里。我大声吼道:“康大军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动莹莹一指头,我让你死得连渣儿都不剩!”

康大军大笑:“吓唬人谁不会,老子不吃这一套!我在九洲会所等你,要来就赶快来,不然的话,你头上的绿帽子就多得戴不动了……”

我对着手机骂了一句“王八蛋”,骂完了才发现,康大军那边已经挂断了。

接下来,我大闹九洲会所,扬言要杀死康大军。巧的是,当天夜里康大军真的被人杀了,我成了头号嫌疑人。康大军要是晚死几天,可能就没我什么事了——最起码,我杀人的嫌疑会轻一些。当然,他早死几天更好,那样就没有后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偏偏不早不晚,我刚说要杀了他,三个小时后他就被杀了,就像凶手听见了我的话,故意给我挖坑似的。什么是“无巧不成书”?这就是,他姥姥的。

不过也好,我被软禁的这几天,在值班室里闲得无聊,把从小到大和康大军的那些纠葛细细地捋了一遍。现在他死了,那些纠葛也随之一笔勾销,我终于可以清静了。

第八章 锁定凶手

我知道,康大军被杀的案子最终还得由我来办。我在值班室里吃了睡、睡了吃,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时间从我身边溜走,觉得很可惜。只有张局长能救我,但他去北京开会了,在他回来之前,我只能耐心等待。

五天后,张局长才从北京回来。大嘴来值班室告诉我说,张局长听说我被拘留了,和市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拍着桌子吵了一架,两人都脸红脖子粗的。张局长对支队长说了一些狠话。他说,我们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要是有证据,尽管抓他。我们不能靠主观臆断办案,你现在掌握的这些间接证据能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吗?“呼格案”,多么深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我们要对法律负责,对我们的兄弟负责。在证明他有罪之前,他毕竟还是我们的同志,你说拘留就拘留?支队长被张局长呛得哑口无言。不过,话说回来,两人私交还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吵。

这天下午,张局长、支队长和李超一起来值班室看我。看见张局长,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使劲忍着才没流出来。张局长板着脸问我:“你是不是凶手?”

我说:“不是。”

张局长又问我:“你想不想破了这个案子?”

我说:“想,做梦都想,如果按照我的侦破方案,一定能破案。”

张局长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支队长和李超,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转身就往外走。

张局长问我的这两个问题让我一头雾水。他的意思,好像是让我参与破案。可是,我的杀人嫌疑还没有排除,让我进专案组不符合相关纪律。

张局长和支队长走了,李超没走。他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慢腾腾地吸了两口,在屋里打量了一圈,有些阴阳怪气地说:“挺舒服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暖气还这么足,老老实实待着吧。不过呢,吃单位的,喝单位的,住单位的,得对得起单位,身子闲着,脑子可不能闲着。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思路,要及时跟大嘴通气。”

我明白了,张局长来看我以前,应该和李超沟通过。张局长信任我,默许我参与破案,但我暂时还得住在值班室里贡献自己的智慧。

没有谁比我更想破这个案子。案子破了,才能还我清白。案子仍由市局刑警支队主导,专案组除了增加支队的三个同志,还是原来那些人。侦破进展很缓慢,那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杀人凶手,侦破方向一开始就错了。

我认为,康大军被杀,肯定是有预谋的仇杀,凶手肯定是康大军的仇人。排查康大军的那些仇人,就能找到凶手。大嘴说,他已经带人排查过了,和康大军有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莹莹。社会上有一些混混儿,心里并不喜欢他,却都盼着他身体棒棒的,财发得大大的,盼着他长命百岁,没有一个想杀他的,因为这些人都得跟着他混饭吃。

我问大嘴,何久洲和康东升的仇人排查过没有。大嘴说,何久洲现在是个大慈善家,无数人对他感恩戴德,他和生意伙伴的关系也都不错。康东升身为迦北公安分局局长,行事低调稳健,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除了我之外,也没和谁结什么怨。再说,谁都知道康大军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即使和他有仇,也不会通过杀康大军来解恨。

如果真像大嘴说的那样,康大军没有仇人,那么案子的线索就断了,也就没法破了。我在心里感慨,凶手选择的作案时机真是太巧了,如果康大军在夜里十二点之前回家,车库的摄像头就会拍到凶手作案;这场大雪也是下半夜才开始下,飘飘洒洒下了一夜,将凶手的痕迹都抹掉了。

我有点儿困惑,难道我对仇杀的定性是错误的?如果不是仇杀,又会是什么呢?抢劫杀人?康大军身上的钱包和手机被凶手抢去了,如果是抢劫的话,凶手图财的目的已经达到,按说没必要再杀人。在这起案件中,单从抢劫的情节看,作案者一旦被抓,顶多判个十年八年;但杀人的作案成本就高了,抓着就是死刑。这个道理,凶手不会不知道。经法医鉴定,康大军身上的六处刀伤,刀刀致命。这表明凶手就是奔着杀人去的,就是想要康大军的命。没有巨大的仇恨,下手不会这么狠。

想到这些,我更加坚定了对仇杀的定性。我相信,没有排查到康大军的仇家,并不是他没有仇家,而是目前还没有掌握,我们还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

线索还是有的。康大军被杀显然不是激情杀人,而是有预谋的。在此之前,凶手一定会去康大军居住的龙湖别墅区踩点,弄清康大军的别墅是哪一栋,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在家,等等。康大军工作忙,应酬多,不像朝九晚五的工薪族那样规律,要弄清这些情况,去一次两次远远不够。凶手多次踩点,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我问大嘴,龙湖别墅区内各个路口的监控视频调了多长时间的,大嘴说是案发前半个月的。我说半个月不行,时间太短,再去调,时间越长越好。很快,大嘴就把案发前两个半月的监控视频调回来了。我让大嘴把这些监控视频分别拷给我们中队的每一位民警,大家分头看,我自己也在值班室的电脑上看。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我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盯着电脑显示器久了,我的眼睛发涩,还不住地流泪。我让大嘴给我买了两瓶眼药水,时不时滴两滴。有时候,我看着看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电脑里的监控视频还在播放,等醒过来,不得不再倒回去重新看。我恨不能找几根火柴杆,把眼皮撑起来。

第三天凌晨三点多,我终于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是个收废品的老头儿。直觉告诉我,找到这个老头儿,案子就可以破了。

监控视频显示,在案发一个半月之前,也就是11月中旬,有个老头儿连续三天来龙湖别墅区收废品,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老头儿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破外套,戴一顶破帽子,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车斗里有成捆的报纸以及家电包装纸箱等。三轮车停在别墅区外面的路边,老头儿是常见的老头儿,三轮车是常见的三轮车,但我却觉得这个老头儿很可疑。

第一,龙湖别墅区住的都是有钱人,那些业主都不指望废品卖钱。业主将生活垃圾和废品扔进垃圾桶,物业管理人员把废品收集起来,集中在一个临时仓库里,定期联系废品收购站的人开车来拉,卖废品的收入计入物业公司账目。也就是说,这个小区不需要那种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

第二,那个老头儿没有废品可收,那他是干什么的?我认为,他是来踩点的。

第三,那个老头儿在康大军的别墅周边出现过。

我让大嘴去龙湖别墅区找物业人员调查那个老头儿,结果一无所获。那个老头儿太不起眼了,物业人员对他没有一点儿印象。这个老头儿究竟是不是杀死康大军的凶手,无法判断。但我相信,即使他不是凶手,也是帮凶,专门替凶手去踩点;而且,他肯定知道凶手是谁。

这个凶手太狡猾了,11月中旬去踩点,1月4日杀了康大军,当中隔了一个半月,可谓用心良苦。一是,他要等到可能看见过他的小区物业人员慢慢忘记他,还要让监控慢慢“忘记”他。二是作案时机。龙湖别墅区一带因线路维修停电,案发那天还下了雪,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是个作案的好时机,作案后可以不留痕迹。作案时机好,还体现在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不早不晚,恰巧那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这样可以把警方的视线引到我身上,为真凶逃跑赢得时间,安全系数更高。

我判断,那个收废品的老头儿既然去康大军的住处踩过点,也应该去康大军的公司踩过点,以便摸清康大军的活动规律。于是,我又让大嘴去调了九洲集团公司门口以及周边的监控视频。果然,在案发前三天,每天上午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老头儿都骑着那辆电动三轮车路过公司大门口,甚至他和康大军还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康大军开着那辆路虎进了公司大门,他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公司大门口经过,伸着脖子往公司大门里瞅。但那个老头儿戴着帽子,看不见脸。

这些监控视频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老头儿在龙湖别墅区出现三次,是想摸清康大军的住所;在公司门口出现,则是想摸清康大军的上下班时间。凶手非常有耐心,就像一头捕猎的鳄鱼,为了等到猎物的出现,它会守株待兔,潜伏很久,就像我们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蹲守一样。

凶手的耐心最终让他等到了机会。那天晚上,康大军进入车库的时候刚好是午夜十二点,刚从驾驶室出来,车库里的灯突然熄灭了。他摸索着走出车库,忽然,有人在背后给了他一闷棍,他昏倒在地。凶手上前在他的胸部和腹部连捅六刀,之后从他口袋里翻出手机和钱包,匆匆逃离现场。不一会儿,下雪了,掩盖了凶手作案时留下的痕迹。

但是,有个问题我不明白:这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凶手这天晚上把康大军杀了,时间上仅仅是巧合吗?换句话说,凶手到底知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和康大军发生了冲突?如果知道,是不是故意选择在这天晚上作案?是不是要故意嫁祸于我?

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脊梁沟子发冷、头皮发麻。凶手故意陷害我,有这种可能吗?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但直觉告诉我,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一个星期前,供电公司公布了龙湖别墅区所在区域断电的信息;一个星期前,乔若林被举报,莹莹被追债。如果莹莹没有欠债,她就不会去求康大军,我也就不会大闹九洲会所,和康大军发生冲突。至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对凶手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即使没有大雪的掩盖,抹掉作案痕迹也并不难。

收废品老头儿的出现,可以证明杀死康大军的凶手不是我。得知这一线索,张局长马上让李超解除了对我的强制措施,让我正式参与案件的调查,不用再住值班室了。在值班室里住了一个星期,我的皮肤好像白了些,好几个同事见了我都说我帅了。

住在值班室里的那几天,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天前,我同时收到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汇款单和一个快递包裹。当时一看汇款单上那么多钱,激动加上忙乱,竟然把那个包裹给忘了。脑子里一直觉得有个什么事,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住在值班室里的一天深夜,才忽然想到那个包裹。

我被解除强制措施后,马上回办公室,打开橱子拿出那个包裹。快递单上寄件人的姓名一栏只有一个“吴”字,寄件人地址一栏是“迦城市”三个字。显然,寄件人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住在哪里。黑色塑料袋里面是个牛奶箱子,很沉,用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当我用剪刀剪开胶带,打开牛奶箱子时,两眼一黑,差点儿晕过去:里面竟然是一摞摞的百元人民币。我急忙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锁上,颤抖着两手,鬼鬼崇崇地数那些钞票。一共是四十五捆,每捆一万元。我的个神哎,足足四十五万元!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包裹的底层放着一件东西,比那四十五万元还让我惊讶。那是一个旧书包,我曾经用过很多年的缝着三个补丁的旧书包,藏着我辛辛苦苦攒的四十五元钱的旧书包,十二年前被哥哥俞成麒拿走的那个旧书包!

看到那个书包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我即使是个傻子,也能猜出来这四十五万元是谁寄给我的。没错,我哥哥还活着,而且就在迦城。

我忽然想起半个多月前给爸爸上坟时的情景。那天在我之前,刚刚有人来给爸爸上过坟。我还看见一个身穿绿色军大衣的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离开了。当时我没有多想,现在看来,那个穿军大衣的人应该是我哥哥,至于那个小男孩儿,也许是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子。

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给我寄这么多钱。但我知道,他把书包寄给我,肯定是想让我知道他还活着。哥哥失踪十二年了,他的遗像在客厅里也挂了十年了,如果妈妈知道哥哥还活着,而且就在迦城,该有多么高兴!

我一分钟都不愿等,这天中午,我利用饭后休息的时间开车回了趟家,我要把好消息告诉妈妈。到家时,妈妈正坐在沙发里,织一顶绒线帽子。我端着一杯茶,坐在妈妈身旁。妈妈埋怨我出差这么久,连个电话也不打——她一直不知道我被调查的事。我说这是保密的案子,不能打电话。妈妈对此很理解,因为爸爸以前也经常这样。妈妈又问,莹莹怎么这么长时间连个信儿也没有。我说,莹莹这几天回苏州老家了,她老家的房子要拆迁,回去办手续。妈妈的眼睛从老花镜上面看着我,对我的话半信半疑。

我琢磨着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妈妈,直接说,怕妈妈太激动,心脏受不了;事先做个铺垫,但我手里还有一大堆事,没多少时间。沉默了一会儿,我装作自言自语地嘀咕:“半个多月前给爸爸上坟,看见一个人,还带个小男孩儿,那人真像我哥。”

妈妈低着头织帽子,不理我的茬儿。我又说:“真是太像了,真后悔没仔细看看,说不定真是我哥呢。如果是,那个小男孩儿就是您孙子了。”

妈妈听出了异样,摘下老花镜放在茶几上,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我说我哥还活着,妈,你会相信吗?”

妈妈嘴唇哆嗦着:“你个小兔崽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快说,不说我打死你!”

我记不清已经有多少年妈妈没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了,大概是小时候因为调皮捣蛋,她才说过这样的狠话。我不敢再做什么铺垫,赶紧告诉她,哥哥还活着,就在迦城。

妈妈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身子向后靠在沙发里,两手揉着太阳穴,嘴里喃喃自语:“成麒还活着,成麒还活着……”

现在看来,那个穿军大衣的人应该是我哥哥,至于那个小男孩儿,也许是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子

一边说着,她起身去了卧室,不一会儿,穿了一身新衣服出来,还围上了厚厚的围巾,边擦眼泪边向门口走。我问她去哪儿,她冲我一瞪眼:“小兔崽子,你磨蹭什么,快走呀,快去把他找回来!”

我急忙过去扶住妈妈,告诉她说,现在我还不知道哥哥在哪儿。不过,我很快就会找到他的。妈妈眨巴着眼睛愣了愣,还是要往外走,说她这就去买鱼买肉,一会儿再去超市买两瓶好酒,晚上一家人好好吃顿饭;再给莹莹打个电话,看她回来了没有,她要是回来了,也叫她过来。

妈妈高兴得有点儿糊涂了。我对她说,哥哥还没找到呢,现在不用去买菜买酒。妈妈这才坐回沙发里,抽了张面巾纸不住地擦眼泪。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该回单位了。可妈妈这个样子,我又有些不放心。这时,隔壁的王阿姨在外面喊妈妈,叫妈妈一起去街道听健康讲座。妈妈有点儿犹豫,说那些专家讲到最后都推荐保健品,不买又不好意思。我鼓动妈妈去,同时叮嘱她不要听那些专家的忽悠。有王阿姨陪着妈妈,我这才放心地回了单位。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第一件事是找哥哥。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他藏身的地方肯定也很隐蔽,我只能慢慢找;第二件事是继续找莹莹。失去自由的那几天里,我心情很坏,总是渴望和莹莹说说话,倒是很少想起赖晓静。我这才发现,我在情感上对莹莹很依赖,没有她的日子简直漆黑一团。这些天大嘴也在找莹莹,当然,是把她作为康大军被杀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找的,但也是一无所获;第三件事是尽快查清那一百万元是谁汇给我的,该偿还偿还,该感谢感谢,不能不明不白地据为己有。

以上三件事都是私事。更要紧的是我手头的案子,找到那个收废品的老头儿,这是公事,绝对不能耽误。

可是,那个老头儿不太好找,目前根本就没有线索,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不是摄像头拍不到他的脸,而是他故意躲避着摄像头,还戴个帽子。看来,他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和经验。如果在监控视频里能看见他的脸,哪怕只有一帧比较清晰的画面,也可以打印出照片来。此外,通过技侦手段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案发现场附近没有可疑的手机信号。这说明老头儿踩点时没带手机或没开手机,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难道案子就这么进入死胡同了吗?我不信这个邪。别墅区大门口的监控视频里没有留下凶手的身影,那么他是从哪里进出的?只能从监控死角的铁栅栏翻进翻出。那么,铁栅栏周围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还有,杀人后他的衣服上也许会沾上血迹,他把这些衣服藏在哪里了呢?

我带了中队的几个兄弟绕着龙湖别墅区转了好几圈。别墅区的铁栅栏外面是一圈绿化带,宽约四米,在距离康大军别墅大约三十米的铁栅栏外面,我发现了灌木折断的痕迹,草坪上还有来回踩踏过的痕迹。这个地方恰巧是监控的死角。于是,我带领兄弟们仔细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一片冬青叶子上发现了黄豆粒大小的血迹。我让法医采集血迹进行DNA鉴定,看是否和康大军一致。

距离龙湖别墅区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坡,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柏树。我安排几个兄弟到山坡上看看,有没有新翻动的泥土。果然,在几棵松树间的一堆乱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把长约三十厘米的匕首、一副沾满血迹的手套,还有一件深蓝色羽绒服,上面也有血迹。

DNA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冬青叶子、手套以及羽绒服上的血迹就是康大军的。这是案件侦破的一个重要进展。我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也证明了我的办案水平。

李超第一时间向张局长做了汇报,张局长又马上向市局韦局长做了汇报。张局长从市局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办公楼一楼的电梯口照面。张局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韦局长这次记住我的名字了,还说让我在专案组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周围很多同事见了我也都笑眯眯的,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确实有点儿骄傲。我已经憋屈很久了,这种感觉都有点儿陌生了。

趁着办案的间隙,我还在想方设法找莹莹。没想到,多日遍寻不着的莹莹突然现身了。

那天,我去殡仪馆参加康大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康大军死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没有火化。他的父母康东升、何久姝原本坚持,找不到凶手,遗体决不火化。对此我只能认为,这样做无非是想给张局长施加压力,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凶手,还是要把我当成凶手,再制造一起冤假错案。如今,凶手已经确定了,也不能再陷害我了,康大军的臭皮囊留着没意义了,不火化也没有理由了。

康大军活着的时候我都不愿见他,死了更不愿见。可副局长马向东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务必去一趟;除了我,分局还派了十几个人。我心里暗暗不平,全分局几百口子人,派谁去不好,为什么偏偏派我去?我本打算拒绝的,可马向东的语气很强硬,说这是张局长的意思,我要是不去,就跟张局长解释去。没办法,我只好从命。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我和去参加康大军追悼会的十几个同事在局办公楼下集合,乘坐一辆中巴前往殡仪馆。在这些人当中,我的级别最低,其他都是中层以上干部,甚至还有两位副局长。

参加康大军追悼会的人很多,二三百平米的告别大厅里都站满了。除了我们分局和迦北分局的同事,大多我都不认识,我猜应该是九洲集团的。我忽然想到,赖晓静是康大军的表妹,康大军死了,她也应该来送送他。我伸着脖子四处张望,但没看见赖晓静的身影。

为康大军致悼词的是何久洲。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悼词,把康大军说成了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积极进取、博学多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好青年。我就纳闷儿,何久洲的嘴一张一合,那么肉麻的话也能念出来,睁着眼说瞎话,就不脸红吗?他的脸皮是用铁皮做的吗?

康大军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那种馥郁的香气平时觉得沁人心脾,现在却觉得有些反胃。我站在人群的中间偏后,也没人注意我,实在不愿遭那个罪,就偷偷溜出去了。

从告别大厅里出来,我东瞅瞅西望望,忽然想起,爸爸的追悼会就是在这个大厅举行的。当时除了爸爸生前的十几个好友、局里的一些领导和同事,就是一些亲属了,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在大厅里稀稀落落地站着,和康大军今天的场面根本没法比。我想,张局点名让我参加康大军的追悼会,也许是想让我看看,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和一个痞子商人的葬礼有多么不同。什么叫有钱有势,这就是!

我想早点儿回单位,可是我得和同事一起走,只能等着仪式结束。闲着没事,我就到处溜达。忽然,我看见不远处的另一个告别大厅门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悬挂白色条幅,上面是“乔若林同志千古”。

我愣住了。乔若林不是被“双规”了吗,怎么突然死了?他受贿的事实被检察机关认定了吗?这几天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听说乔若林的死和康大军——或者说九洲集团脱不了干系,他和九洲集团的权钱交易由来已久,而且他是被康大军实名举报后才落马的。现在倒好,一个举报者,一个被举报者,同一天被烧成灰。他们到底谁赢了,谁输了?赢了什么,又输了什么?

正感慨着,忽然,我看见了莹莹。没错,是莹莹。她穿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头上戴着白花,胸前也别着一朵白花,正站在告别厅的门口,向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深深地鞠躬致意。她脸上没有悲伤,很平静,脸有点儿红,大概是穿得少,冻的。她应该没看见我,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往外看。

我一下子蒙圈了。从莹莹对前来吊唁的人的礼数看,她应该是乔若林很重要的亲人。紧接着,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仔细打量莹莹,忽然觉得她和乔若林长得有点儿像。我在迦城的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乔若林,仔细比较他和莹莹的五官,都是双眼皮,眼窝有些深,鼻子都很挺,皮肤都很白。我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乔若林和莹莹是父女,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这一瞬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关于莹莹的公司,关于她和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的业务往来,关于乔若林被“双规”后康大军明目张胆地欠账不还……

康大军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不一会儿就要烧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往外搬花圈,准备下一场仪式,那些参加仪式的人从门口鱼贯而出,还有不少人等着进去——殡仪馆的告别厅也像流水席一样,等着告别的人得排队。我看见同事们向停车场走去。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单位了,我得作为莹莹的未婚夫和乔若林的准女婿参加乔若林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走进告别大厅,走到莹莹身旁。她面无表情地打量我片刻,又面无表情地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冻得冰凉。我心里一阵难过,眼眶立刻就湿润了。我真没想到自己会流眼泪,是为乔若林,还是为眼前无依无靠的莹莹?

擦干眼泪,我找了一朵白花别在胸前,和莹莹并肩站在门口,向前来吊唁的每一个人深深鞠躬。让我感觉有些遗憾的是,我穿得不太庄重,一件灰不溜秋的羽绒服,里面的羊毛衫居然是深红色的;昨天晚上也没洗澡,头发有点儿乱糟糟的。

乔若林的追悼会比较隆重,毕竟,他生前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省里和市里的重要领导来了很多,他们乘坐的轿车没有停在殡仪馆的停车场,而是停在告别厅门口。那些黑色的小轿车整整齐齐地排了好几排,每个车牌号都是平时很难看到的。那些省市领导我在电视新闻里都见过,但这么近距离还是第一次。他们一个一个进入告别厅,从我和莹莹身边走过,我和莹莹向他们深深地鞠躬致谢。平时总觉得这些大人物很遥远很神秘,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在电视上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老人斑,这时都看得清清楚楚。

乔若林的追悼会由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罗,我和莹莹该做什么、怎么做,都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中年人在我们身后小声提醒。我和莹莹像木偶一样,不需要思想,甚至不需要表情。想着这些天莹莹受了不少苦,我的眼泪不由得又流了下来。我没带面巾纸,莹莹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她的这个小动作让我的泪水更止不住了。

乔若林的家属只有我和莹莹两人,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想,可能张局长知道今天为乔若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才有意让我参加的吧;我毕竟受过乔若林的帮助,从情理上说,应该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猜测,莹莹失踪的这些天,应该是忙于处理乔若林的后事。她在迦城没有亲人,我就是她最亲的亲人。可是,在她最艰难、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在她身边……

第九章 前女友是“拉拉”

乔若林的遗体火化后,我挤出时间帮莹莹处理一些后事,往茂宁山公墓跑了好几趟,安葬了乔若林的骨灰。乔若林在市直生活区有一套面积一百八十平米的房产,我和莹莹晚上住在那里,收拾遗物,每天都到深夜。

乔若林的衣物不算多,都是正装,一件休闲装都没有;四双皮鞋都是黑色的,五件衬衣都是白色的。让我惊讶的是,他的一双皮鞋打了补丁,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袜子也磨出了洞。真的难以想象,一个正厅级高官居然这么节俭。可相对照的是,他抽的一包烟就几十块钱,能买好几双袜子。看来,节俭首先是一种习惯。

乔若林的藏书比较多,大多是经济管理、行政学、哲学方面的,文学类图书除了《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只有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和莹莹感兴趣的书不多。莹莹说,乔若林的遗物,我们俩能用的就留着,其余能卖的就卖,能捐的就捐,该扔的就扔。那些书可以让市政府机关事务局的人拉走,捐给市图书馆。

遗物中还有莹莹的十几张照片,从光屁股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前,都是七寸的彩照,都压了膜,装在一只档案袋里。档案袋放在卧室的床头柜里,上面写着“会议照片,妥存”几个字。那些照片,其中最少有一半,莹莹手里都没有;其中光屁股的照片,看上去刚满月,她从来没见过。莹莹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蹲在地上哭成了泪人。

我和莹莹还一起去办理了奥海新城的房子和那辆奔驰车的解除抵押手续。晚上,我陪她住在奥海新城的房子里,从莹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乔若林的经历和他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莹莹是乔若林的私生女。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莹莹的妈妈叫汪心琴,是苏州人,早年在苏州认识了还在苏州市政府某部门任职的乔若林。那时他们还都年轻,二十多岁,两人一见钟情。可是不久,有人给乔若林介绍了一个女孩儿,是个高官的女儿。乔若林并不喜欢那个女孩儿,但又不敢得罪那位高官,不得不和汪心琴分了手,娶了高官的女儿为妻。后来,乔若林的仕途非常顺利,在岳父大人的庇护下,两三年一个台阶,十多年后,他已官至副厅。几年后调任迦城市副市长,进了常委班子,继而出任常务副市长,成了正厅级。

现在看来,那个穿军大衣的人应该是我哥哥,至于那个小男孩儿,也许是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子

当年,乔若林虽然没娶汪心琴为妻,但汪心琴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汪莹莹。汪心琴没有成家,独自抚养莹莹,十分艰辛。二十多年来,乔若林一直明里暗里照顾她们母女。莹莹小时候见过乔若林几次,那时她大概七到十岁,上小学。每次都是妈妈带她去饭店和“乔叔叔”一起吃饭。乔叔叔对她很好,喜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摸她的脸,还给她买书包、玩具。妈妈和乔叔叔一起吃饭的时候,两人都没笑过,很少对视,也不称呼对方什么。当着莹莹的面,妈妈和乔叔叔都哭过。

每次吃完饭,乔叔叔都把母女俩送到小区门口,从来不进去。但有一次,学校因为开运动会提前放学,莹莹回到家的时候,乔叔叔正好往外走,走得很快,她在他屁股后头叫“乔叔叔”,他都没回头,就像做贼似的。莹莹上了初中以后,男女之事多少懂了一些,曾经问妈妈乔叔叔到底是什么人,妈妈说是她的同学和好朋友。莹莹鼻子里“哼”了一声,根本就不信。不久,妈妈告诉她,乔叔叔调到外地工作了。

莹莹再见到乔若林,是大学毕业以后。她就业的事情,妈妈让她和乔叔叔联系,一切都听乔叔叔安排。莹莹就这样来了迦城。她去市政府乔若林的办公室里找过他,看到别人对他都毕恭毕敬的,还叫他乔市长,这才知道乔叔叔当了大官。乔若林本打算让莹莹当公务员,但为了避免是非,最终安排她进了一家企业工作。

每隔十天半个月,乔若林就在市政府所属的一家酒店请莹莹吃顿饭。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问她的工作情况。在公众场合,乔若林说话总是高声朗气,显得踌躇满志。但在莹莹面前,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喜欢皱着眉头,说话声音也是低低的。每次说到莹莹的妈妈,乔若林的眼神总是很柔和,但很快又把话题岔开。这时莹莹确信,乔若林是妈妈的情人。不久,妈妈去世了。但直到去世,妈妈也没告诉她,乔若林是她的父亲。

有乔若林罩着,莹莹的工作顺风顺水。乔若林还暗中授意何久洲对莹莹多予关照。因乔若林分管国土、规划、城建等重要部门,何久洲自然拼命巴结。乔若林没告诉何久洲他和莹莹是什么关系。一开始,何久洲以为莹莹是乔若林的小三儿——乔若林夫妇没有生育,他找个小三儿生个孩子也很正常。但何久洲毕竟阅人无数,在男女关系上有敏锐的洞察力,猜到了莹莹是乔若林的私生女,于是,他打起了莹莹的主意。

倒不是他对莹莹有什么想法,而是想撮合莹莹和他的外甥康大军,以便和乔若林结成更坚固的联盟。他煞费苦心地安排康大军和莹莹频繁接触,还授意康大军帮莹莹开公司,给了她很多外包业务,等于是让康大军帮莹莹赚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莹莹轻轻松松地赚了好几百万。

可是,何久洲那么聪明的人,在这件事上却犯了傻。他傻就傻在不了解莹莹,不知道莹莹根本就看不上康大军这样的货色。像康大军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业务关系,莹莹都懒得看他一眼;如果在大街上相遇,只会绕着走。结果,无论康大军怎么处心积虑,莹莹一点儿都不动心。何久洲是不能吃亏的人,眼看着康大军为莹莹付出那么多都成了担雪塞井,心里很窝火。

何久洲决定放弃乔若林,不再抱他的大腿。虽然乔若林风头正劲,是市长一职的热门人选,但他并没有绝对优势。随着市人代会的临近,市长候选人之间都在暗地里较劲,不光去上边走动,还得在下边笼络人心。这时候,作为迦城市人大代表和商界重要人物的何久洲,就成了一个市长候选人笼络的对象。笼络他的人是谁,坊间有很多说法,都是小道消息,不好确定。他把宝押在那个笼络他的人身上了。他给那个人的“投名状”,就是借莹莹打击乔若林,削弱他的竞争力。他故意制造舆论,说乔若林养了个小三儿。

乔若林的老婆听说此事,恼羞成怒,反映到省纪检部门,随后和乔若林离了婚。省纪检部门派人来调查,找乔若林谈了话,这才知道莹莹并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他的私生女。纪检部门也找莹莹了解过情况,直到这时,莹莹才知道乔若林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乔若林是被上级力挺的市长人选,私生女事件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影响,毕竟是年轻时的风流债。何久洲暗地里忙活了半天,没看到什么效果,又授意康大军对乔若林进行实名举报。如果说私生女事件是何久洲暗地里搬弄是非,那么实名举报等于公开和乔若林撕破了脸皮。乔若林确实收受过康大军的财物,于是被“双规”了。

乔若林倒台,莹莹失去了靠山。康大军在她身上一直没占到什么便宜,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莹莹管理公司缺少经验,尤其是财务管理不规范,让康大军抓住了机会,唆使供应商逼债。莹莹无力招架,公司几近破产。

就在我和莹莹为筹款四处奔走的时候,莹莹接到了康大军的电话。康大军厚颜无耻地说,乔若林就是他举报的,他有乔若林受贿的视频,这些证据足可以让乔若林蹲十几年大牢。但如果莹莹和他上床,那些证据他可以毁掉。为了救父亲,莹莹只能牺牲自己。

我想起来,莹莹去九洲会所见康大军的时间,正是我收到一百万元汇款单和装有四十五万元现金的快递包裹那天,也就是1月4号的上午。如果我早一天收到这些钱,或者康大军晚一天约见莹莹,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想到这里,我在墙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当然我也知道,莹莹是救不了乔若林的。即使康大军不向司法机关提供他受贿的视频,也会有其他把柄掌握在别人手里,他倒台是早晚的事。

乔若林和康大军是同一天死的,一个是上午,一个是夜里。乔若林受贿的事情不再追究,他的追悼会是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规格举行的。他跳楼自杀的消息也被封锁得很严,对外公开的死因是突发心肌梗塞。莹莹作为乔若林的家属、迦城唯一的亲人,享有知情权,市政府派人向她通报了相关情况。

大概是职业习惯,对生活中普通的事件,我也总是像破案那样条分缕析,弄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我考虑的是,康大军给莹莹打电话让她去九洲会所,为什么偏偏是1月4号,而不是早一天或晚一天?那天夜里有些不同寻常——龙湖别墅区停电两个小时;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康大军被杀。康大军被杀和乔若林落马,这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联?会不会有一个人躲在暗处,掌控着这一切?第一步,利用康大军陷害乔若林;第二步,乔若林的倒台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莹莹资金链断裂;第三步,我和莹莹四处筹钱时,莹莹为了救乔若林献身于康大军;第四步,莹莹被康大军侮辱后,我放狠话要杀了康大军,而他真的被杀了。

如果幕后真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能量也太大了……

我脑子有些乱,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困扰我的问题。目前我要面对的情况是,莹莹要回苏州。她本来是苏州人,为投奔乔若林才到了迦城,现在乔若林自杀了,她留在迦城也就没意思了。我是她的未婚夫,她本应该为我留下来。可是,因为康大军的事,她觉得无法面对我,想终止我们的关系。

苏州还有她的爷爷奶奶,两位老人还不知道有她这么个孙女。乔若林去世后,市政府办公厅的人征求过她的意见,是否通知她的爷爷奶奶。她担心老人经受不住那么大的打击,没有同意。她想替父亲在爷爷奶奶身边尽尽孝,找机会再慢慢告诉他们。我问莹莹还回不回来,她说现在还不好说,如果爷爷奶奶需要她,她就不回迦城了,即便回来,也是为了把爸爸名下的房产以及自己在迦城的财产处理掉。

至于我们的关系,莹莹说,她心里很累,想静一段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我打定主意等她——赖晓静我能等六年,莹莹我也能等六年。再者,我手头的事情太多,让我有些焦头烂额,即使莹莹不走,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暂时分开也好。

我的屁股后面有一团火,我必须快点儿跑,跑慢了就会被烧着——我是说,寻找杀死康大军的凶手这事,弄得我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康大军入土后,他妈妈何久姝又来分局闹了几次,对迟迟没有抓到凶手表示不满。每次来,她都是坐在张局长办公室里,哭哭涕涕的。张局长给她倒茶、递面巾纸,赔着笑脸叫“嫂子”。局里的压力很大,再加上这个案子引起的社会影响极大,被市局定为今年的重点督办案件,必须尽快抓到凶手。

我已洗脱了嫌疑,案子自然又交到我手里。市局领导都相信我的能力,都等着张局长早点儿去汇报,这无形之中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抓到凶手哪有那么容易?

这个凶手非常狡猾,反侦查能力特别强,踩点和作案的时候他没带手机,先进的技侦手段基本上用不着;车库里面没有脚印和指纹,车库外面的痕迹则被大雪掩盖;凶手作案时戴着手套,即便找到了凶器和血衣,上面也提取不到有价值的痕迹。要在全市几百万人口中找一个伪装成收废品老头儿的人,简直是大海捞针。何况,从案发到最后确定凶手,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如果凶手作案后潜逃外地,抓捕就更难了。

但也不是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恰恰因为他的反侦查能力特别强,为我锁定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他应该是个老手,有犯罪前科,被警方打击处理过,系统里应该有他的案底。我安排专案组的同事在系统里比对年龄五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的有前科人员;同时安排法医再次细致检查凶器和血衣,如果能提取到凶手的毛发,就可以进行DNA鉴定,和有前科人员的DNA进行比对。我预感到,凶手很快就要现形了。

第二天上午,法医小贾兴冲冲地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告诉我说,他在凶手作案时戴的手套上提取到一枚皮屑。经DNA鉴定,皮屑不是死者康大军的,继而和有前科人员进行比对,终于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小贾说出嫌疑人的名字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经常见到他——赖玉生!赖晓静的父亲!当然,是户口本上的父亲,法律关系上的父亲,而不是生物学上的。

赖玉生不是因为贩毒被判了无期徒刑吗?我曾以为他会死在监狱里,出不来了。我马上安排大嘴调查赖玉生的情况。调查结果是,赖玉生在狱中表现良好,被多次减刑,又因为身体多病,于三个月前提前释放。

我还是不放心,再次仔细察看监控视频,收废品老头儿的体貌特征和赖玉生真的很像。没错,就是他!他是三个月前出狱的,一个半月前,他在九洲集团附近踩点。按照这个时间推算,最晚在出狱一个多月后,他就开始筹划谋杀康大军了。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和康大军有什么过节?他入狱的时候,康大军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做过伤害他的事情。如果说是给赖晓静报仇,也有点儿说不过去,康大军毕竟已经被晓静捅成了重伤,差点儿没命。

我要抓到赖玉生,一秒钟都不想等。除了谋杀康大军的案子,他和鬼枪悬案也有关系,肯定知道这桩旧案的很多秘密。

当年在鬼枪悬案中死去的四眼是赖玉生的小弟,是他把赖玉生运毒的路线告诉了警方。可是,我一直怀疑,赖玉生不是四眼出卖的,陷害他的人很有可能是何久洲。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何久洲和赖玉生早年是兄弟,赖玉生入狱没几年,何久洲就和原来的老婆离了婚,娶了赖玉生的老婆谭慧。他会不会是为了得到谭慧,故意把赖玉生弄到监狱里?

想到这里,我脑子里忽然又冒出了一个念头,当年参与贩毒的,或许不只是赖玉生,还有其他人。赖玉生被捕后,一个人顶了罪,很可能是和何久洲达成了某种交易。也就是说,何久洲让赖玉生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交换条件,应该给了赖玉生一些承诺。可是,赖玉生出狱后,发现何久洲不但没有履行承诺,还霸占了他的妻子。他恼羞成怒,这才决定报复何久洲,杀死康大军。

要揭开鬼枪悬案的真相,首先要弄清赖玉生与何久洲之间的恩怨。赖玉生自以为很聪明,杀康大军不留痕迹。但他对现在的侦破技术不够了解,不会想到因为一枚小小的皮屑露出了破绽。现阶段能做的,一是在网上通缉,二是到何久洲的别墅外面布控。赖玉生的前妻谭慧现在是何久洲的妻子,他如果想念谭慧,说不定会偷偷地去看她。

这天晚上,我和大嘴穿着便装,开着一辆挂民用牌照的破捷达,守在何久洲的别墅外面。何久洲的别墅也在龙湖别墅区,距离康大军的那栋别墅大概二百米。因为是以调查康大军案件的名义进来的,门口的保安并没有阻拦。我们坐在车里,尽管穿着大衣,还是觉得很冷。在车里坐一会儿,我和大嘴就下车抽支烟,活动活动身体。

这种蹲坑守候很无聊,我们俩一边观察着周边情况,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大嘴告诉我说,他听说最近市局禁毒支队跟了个案子,好像和何久洲有关系,他们怀疑何久洲是个大毒枭。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儿惊讶。我惊讶的倒不是何久洲有贩毒嫌疑,而是自己的判断能力,居然又被我猜中了。

夜里十一点多,我的眼睛有些涩了,哈欠一个连着一个。大嘴也有点儿蔫了,不愿说话了。我们准备再等一个小时,如果赖玉生还不现身,就打道回府。正仰着脸打哈欠,忽然,大嘴在我大腿上掐了一把。我不由得“嗷”了一声,大嘴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另一只手指着何久洲别墅的门口。

我揉了揉眼睛,顺着大嘴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一看不要紧,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脑袋“咚”地撞在车顶上。我看见的人不是赖玉生,也不是何久洲,更不是谭慧,而是我日思夜想了六年多的赖晓静。虽然六年多没见,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凭什么?走路的姿势。长相、身材相近的人很多,但每个人走路的姿势都各不相同。赖晓静走路时步子迈得比较大,脚落地时很重,一点儿都不像个淑女。

赖晓静穿了一件深色的羽绒大衣,胳膊上挎着一只不大不小的包,两手抄在羽绒大衣的口袋里,脸部被羽绒大衣的帽子盖住,一点儿都看不见。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距离何久洲别墅的门口大约七八米。我看见她走向别墅大门,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铁门进去,又轻轻地关上门。

大嘴不认识晓静,不知道这个深夜进入何久洲别墅的女人是谁。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女人,我说不知道。大嘴是我的好兄弟,按理说我不该瞒着他,但要说清楚这些事需要时间,现在显然不是时候。大嘴打了个哈欠,下车抽烟去了。我睡意全无,盯着何久洲别墅门口发呆。真没想到,赖晓静居然就在迦城。

我忽然想到了那张一百万元的汇款单,那些钱是赖晓静汇给我的吗?我脑子里把从小到大认识的人过了一遍,都一个个排除了,只剩下赖晓静。我们相爱过,她有钱,也愿意给我钱。如果那一百万元是她给我的,那就说明她在迦城少说也有好几个月了,其间一直在关注着我,知道我和莹莹的事情,知道我们急需要钱。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赖晓静为什么躲着我了。一个自己深爱的人,一个发誓要等她的人,却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我是在等了她六年以后才爱上汪莹莹的,可她是否知道我等了她六年多呢?她会不会认为我违背了约定?

大嘴抽完烟上了车,打着哈欠说,这么晚了,赖玉生不会来了。如果谭慧一个人在家,他有可能半夜来,现在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他铁定不会出现了。于是我们打道回府。回中队的路上,大嘴问我明天晚上派谁来,我说谁都不用来了。大嘴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个办法不好使,还得再想别的办法。

其实,别的办法我已经想到了。之前,我一直以为赖晓静不在迦城,自然也不会想到通过她打听赖玉生的情况。赖玉生毕竟是晓静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对她有养育之恩,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赖晓静也许知道赖玉生的藏身之处。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赖晓静呢?总不能去何久洲家里吧?她不喜欢何久洲,不会长时间住在何久洲家里,在迦城一定有别的住处。第二天一早,我又开着那辆破捷达去了龙湖别墅区,把车停在何久洲的别墅附近。果然,八点刚过,赖晓静从别墅里出来了,上了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宝马。

我紧随其后,一直跟到了市中心繁华地段一个名叫“英伦花园”的小区。

英伦花园是一个西式建筑风格的住宅小区,大约有二十多幢高层。我在小区物业查到,赖晓静住在十四号楼二十一层。我在楼下抽了一支烟,磨蹭了一会儿,摁下了对讲门铃。她在对讲电话里大声问:“谁呀?”

我说:“俞成麟。”

接下来是沉默。

我又说:“晓静,我是俞成麟。”

十几秒钟后,单元的楼门“咣当”一声开了。

赖晓静打开房门看见我的时候,眼睛发亮,充满了惊喜,那种惊喜是装不出来的。她手里拿着一个苹果,看上去刚啃了两口,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冲我嘿嘿傻笑了几声,一手扳过我的脑袋,一手拿着苹果往我嘴里使劲塞。我咬了一大口,她又摸着我鼓鼓的腮帮子傻笑。

我想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可是我刚张开双臂,她就像害怕似的,身子往后撤了撤。她倒退了几步,坐进客厅沙发里,用手拍拍沙发,示意我也坐。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来。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正嚼着苹果,胸腔里忽然“咕噜”了一声,眼泪随之流下来了。晓静的眼睛也一下子红了。

我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对着镜子叹了几口气。等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才从卫生间出来。这时,晓静已把一壶咖啡冲好,倒了两小杯。她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把玩自己的指甲,看起来有些矜持。她的手指修长绵软,指甲盖上涂了紫色的指甲油,紫得发亮。

我悄悄地打量她。六年多不见,她依然美得让我怦然心动。只是,她的眼神不像以前那样清澈了,隐约多了一丝疲惫。恰恰是这种疲惫让我心碎。我在等了她六年以后,又爱上了莹莹。这是背叛。而现在我是莹莹的未婚夫,不能再背叛莹莹。

晓静看起来很平静,但我知道那是装的。刚见面时的惊喜过后,她脸上的冷漠简直让我坐不住。我没话找话,问她在美国生活还习惯吧。她淡淡地说:“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监狱的生活都能习惯,何况美国。”

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说,在我到处借钱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一百万元真的是她汇给我的。

我说:“谢谢你,晓静”。

晓静仍淡淡地说:“不要谢我。很遗憾,最后还是没有帮到你,你的未婚妻和康大军……”

晓静没有说下去,但她的这半句话向我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她知道我和莹莹相爱了,莹莹是我的未婚妻;二是她知道莹莹被康大军侮辱的事。她不知道的是,莹莹并不是因为钱去找康大军求情,而是为了救自己的爸爸。我也不想向晓静解释,我觉得这个时候谈莹莹不太合适。

晓静的房子里暖气很热,我头上和身上都出汗了。我从沙发里站起来,想把外套脱了。可是,我刚脱了一个袖子就停下来了——脱下外套意味着我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晓静愿意吗?我下意识地看了晓静一眼。晓静很短促地笑了一声,马上站起来,伸手帮我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客厅门口的衣架上。

晓静帮我脱外套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右手手腕上文着一只小鸟,很像美国的红眼雀。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她在胳膊上贴了一只麒麟。我问她:“这只美国红眼雀也是贴上去的吗?”

这句话里的“也”字,我加重了语气,意在提醒她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美好时光。果然,晓静的表情活泛起来了,显得很可爱。她打量着右手的手腕,笑嘻嘻地说:“这不是美国的红眼雀,是中国的麻雀。也不是贴上去的,是文上去的。”

她说到“麻雀”两个字时,也加重了语气。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上高中的时候,我因为自卑,以麻雀自嘲,晓静就叫我麻雀,还自称是麻雀夫人。她是在提醒我,她没有忘记过去的好时光。

我心里热辣辣的,像涌过一股暖流,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她轻轻靠在我肩头,微闭着眼睛,脸颊绯红。我低下头来要吻她,她却猛地推开了我,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了下来:“成麟,对不起,我已经很努力了,可就是不行……”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有心理障碍,怎么都克服不了。接着,她向我承认,她已经无法和男人在一起了,她是个“拉拉”。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第一次听说“拉拉”这个词儿,知道是女同性恋的代名词。我总觉得“拉拉”很神秘很遥远,没想到,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女孩儿,我曾经最爱的女人,居然是个“拉拉”。

我并不歧视同性间的情感,但这事发生在自己心爱的女孩儿身上,我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想说点儿什么,却不知说什么好,更不知从何说起。为了缓解尴尬,我把玩着晓静的右手,轻轻抚摸着她文在手腕处的那只麻雀。我问她这只麻雀是什么时候文的,她说是出国前一个星期。文这只麻雀的那一天她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她在财富大厦一楼大厅看见了我,还看见我撞到了一个女孩儿。

她这么一说,我记起了第一次见到莹莹时的情景。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那个酷似赖晓静的女孩儿竟然真的是赖晓静。可是,她为什么躲起来不见我?如果她没有躲起来,我们就可以继续相爱,就不会有后来我和莹莹的事。我问晓静:“难道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六年多?”

晓静带着哭腔说,她何尝不知道我等了她六年多。她没想到我会等她这么多年,她出狱后打听过,知道我一直单身,也没谈过恋爱。她感动得哭了好几天。其实她不希望我等她,希望我能爱上一个好女孩儿。她觉得自己蹲过监狱,人生是有污点的,已经配不上我了。在监狱服刑期间,她一直努力忘记我,出狱后也故意躲着我。那天在财富大厦一楼大厅里看见了我,她马上躲进了洗手间。看到我那么焦急地寻找她,她很感动。为了纪念这份情感,那天下午她去了一家文身工作室,在右手上文了一只麻雀。

不久,她就去美国了,为的是考察模特培训方面的事情。前些日子刚刚从美国回来,就听说我和莹莹已经准备结婚了。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突然间,我觉得晓静很陌生。我们算是什么关系呢?兄弟?不是。恋人?更不是。在来找晓静以前,我还抱着侥幸心理,如果莹莹在苏州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不再回来,我就和晓静重新开始,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从今天起,我们之间只剩下了同学关系。这么一想,我心里忽然轻松了很多,觉得我们的那些情感经历已经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了,晓静也变成了一个“旧人”。

我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这才想起我来找赖晓静是为了打听赖玉生的情况。听了我的来意,赖晓静很吃惊,她说她并不知道爸爸已经出狱了,也没和他联系过。我告诉她,康大军死了,就是被赖玉生杀死的。赖晓静再次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我仔细审视着她的表情,赖玉生出狱并杀了康大军,这么大的事,赖晓静居然不知道,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对我撒谎,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她。我由衷希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事,她依然是以前那个天真单纯、毫无城府的赖晓静。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季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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