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底色与人性的回归

张丽军++等

寻找生命的底色与人性的回归

刘仁杰 张丽军

爱情本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它纯洁美好不应该亵渎，但是在焦冲的《无花果》（《人民文学》第9期）中，爱情在金钱面前不值一提，果书仙嫁给丈夫是因为金钱，利益，是看中了嫁给他后的充裕的物质生活。在丈夫死后，本是婚姻结晶的胎儿却成为了她的一块心病，成为了她改嫁的一个障碍。但作为韩家的惟一血脉，她腹中的胎儿又可以为她赚得三十万的巨款。父母，岳父母，都费尽心思地用金钱来衡量她的生活。在郑在欢的《新年噩耗》（《天涯》第5期）中，姑姑、姑父对栋栋的死只关心钱的多少。金钱对人的异化是明显的，亲情、人性都是不被优先考虑的，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的改变却是非常缓慢的，依旧是金钱处于第一位，人性、生命在金钱面前好像又是不那么重要。在陈鹏的《低地》（《天涯》第5期）中，武钢是足球队的一个队员，队友们为了他的事跟人打架，他却临阵脱逃。由此讲述了武钢很多辛酸往事，被人侮辱，被人追赌债，被人欺负，甚至小狗都被人杀了，展现出小市民生活的不如意与人性的悲哀。

社会总有阴暗面，人的内心也有阴暗面，在陈鹏的《小说二题》（《江南》第5期）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两个看似不相关联却有着相同深刻内涵的故事。第一则故事中，作者以狗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孤独的胖女人敲诈的故事，胖女人脾气很大，善于伪装。胖女人利用小狗差点被轧到作为筹码，反复敲诈开车的男人。最后被男人发现小狗根本没有受伤，但男人并没有指责女人，反而是小狗受够了女人的虚伪，叼着钱去了男人家。第二则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开着车在公路上的经过，先是遇上了事故大拥堵，后来又错过了路口，在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迷路，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女人对他层层敲诈，使男人不能找到回家的路，后来男人一无所有了，她又逼着男人发生了关系。在王芸的《局部有雨》（《长城》第5期）中，老黄的儿子为他买了一套高级住宅，他与曾经的大领导成为了球友，却不料曾经风光无限的大领导，最后的结局并不比自己好。社会的丑恶面与人情的冷漠相互交织。满眼富贵只是浮云，内心的安定才是永恒。看似平坦的公路上其实暗含危机，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暗流涌动，社会上的太多人都是一心看钱，不惜违背自己的良心，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在邵振国的《白龙江栈道》（《天涯》第5期）中，昂下在受到欺骗之后流下了泪水。在胡泽晨的《青藏地铁1990》（《天涯》第5期）中，讲述了一个在我们很少关注的地方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也表达了作者的忧虑与怀念。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想被人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多都并不光彩。人性的弱点就是容易把过去的事情当做没有发生过，并且喜欢贬低他人，抬高自己。尹格言的《坠落》（《人民文学》第9期）由堂妹的婚礼引起许多记忆中的事情，飞机却在那次的航程中意外解体，这一事件在无意中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然而拯救了堂妹的性命并不是拯救了堂妹的人生，虚假的婚姻虚假的人生，幻美如飞翔，却最终毁灭。一个有着如此丑恶历史的女子如今冠冕堂皇地站在婚礼之上，将以前的事情抛之脑后，堂妹的生活看似美丽，却如泡沫一般经不起冲击，堂妹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如诚实、朴素等品质遗弃，徒留下看似美丽的外壳。相反，在第代着冬《劈完一根木头》（《长城》第5期）中，憨厚的父亲为了赚钱给老金赶牛，每次能得到一千多块钱，但是老金的牛里面有偷的，警察到来时，父亲想把木头劈完，结果让老金跑了，自己成了替罪羊。母亲为了找到老金穷尽一切办法，最后与窄脸人发生关系换来了老金的消息。地下的木头什么时候劈都可以，母亲心里的木头没那么容易劈开。在果旭东的《乡村教师》（《天涯》第5期）中，老头开着一家小店，想要给一个女孩补课，却被其他人当做变态，最后老头郁郁而终，冷漠的人心，无耻的舆论杀人于无形当中。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赡养老人也是子女的责任，节奏加快的现代生活让都市人的内心变得浮躁。冷漠的现实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迷恋上了物质、金钱，以为有了物质上的帮助、形式上的关心就是真正的孝敬，却忘了人情、人性才是父母之间最重要的东西。在徐衎的《心经》（《人民文学》第9期）通过写子女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以老人的视角展现了当今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子女为母亲戴上手环，以为就可以时刻关注母亲的动向，却不料这根本没有关心到老人的内心。看似平静的小镇中竟然藏着杀人犯，看似孝顺的子女却没有一个能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在赵欣的《谁动了我的故事》（《中国作家》第9期）中，退休的父亲因为两代人的生活观念不同，独自一人居住。后来与一个叫王芳的女人好上了，并为王芳的儿子花了不少钱。两个儿子认为王芳为了父亲的钱来的，并不赞同两人的婚事。后来发现父亲的问题不是身体，而是心理。只有完成了父亲的愿望，老人才能真正快乐。只有理解人情人性，才能获得生命的满足。

回忆总是温暖的，当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们再次回首发生过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感悟，体会到人情冷暖，更能明白人的本质。走走的《谎言》（《人民文学》第9期）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在回忆中回味过去的苦难，别有一番风味。母亲一生似乎不幸，贫困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快乐，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无法评价别人。在智啊威的《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天涯》第5期）中，作者通过对四爷的回忆，反思这些年自己的不孝。当一个人真正能大笑自己的时候，他就真正长大了。在曾哲的《不折不扣之蓑衣岭下婆婆》（《长城》第5期）中，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中表达了自己对单纯质朴生活的人与事的怀念。回忆总是温暖的伤感的，告别过去，铭记过去，迎接新的自己。

人是善于伪装自己的，人的品性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如何透过繁复的表象看透人心深处，这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性在权力、金钱下的异化是明显而又深刻的，以致使人忘了生命的本色。在璧如的《白云无心》（《长城》第5期）中，孙茂名与老王是公司里的对手，但是老王好像总是气定神闲的不与争锋。在老王离开公司后，孙茂名更觉得心里的不安。白云是无心遮挡阳光的，只是人心里的风在作祟。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们总是陷入看似美好的感情中难以自拔，对劝告无动于衷。在杨剑龙的《北戴河之恋》（《长城》第5期）中，刘海翔在休假时与老同学戴娜娜相遇，他心里泛起了波澜，加上几年来与妻子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他想与戴娜娜发生关系。但戴娜娜的一个巴掌拍醒了他，人要学会珍惜眼前，往事不可追，不要忘了一直陪伴自己的人。邓一光的《王子厨房的老鼠，或者家乡菜》中，讲述了都市男女面对迷离的爱情是如何选择，提出了男女之间更多的想要一段关系还是一个房子的露骨问题，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在如今成了一个奢侈的代名词。

只有洗尽铅华，才能看见自己生命本来的颜色。一个人想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就要经过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叶迟的《青色蝉》（《人民文学》第9期）中写到，一只蝉最晚需要17年的时光才能从土里出来，而它在世间的时光却很短。年少时候我经常心脏疼，刚开始时候不注意，后来有人说活不久，“我”的内心无比害怕，怕自己会失去生命。后来在影院遇见一个女人，她拿的伞上画着一只蝉，她给我讲了很多的道理，告诉“我”很多道理有多爱就有多恨，心就有多疼，就像蝉蜕壳时撕开身体那样痛。“我”当时对她说的话并不理解，事过多年后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在迷宫一般的水泥丛林里，我们每个人都在艰难地出生、成长，企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为自己取得一席之地。蝉的出土与生存充满了挑战，并且要经历蜕壳的痛苦，人也是一样，只有经历过爱恨情仇，体验过人情冷暖，才能破茧而出，获得新生。才能看得清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人生，明白生命的底色。在吴克敬的《无我》（《长城》第5期）中，无我老师傅坚守生命的底色，留下一片心灵的净土。

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是拥有高智慧的人类，还是不会制造工具的猴子，还是守卫家园的小狗，在生命这个词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但很多时候，猴子、狗都是有情有义，而人却少了几分人性。在夏玉祥的《相依为命》（《长城》第5期）中，虎子不离不弃，在主人死后绝食，用行动表现自己的情义与忠诚。在曹永的《耍猴人》（《江南》第5期）中，冯邦友是个老实巴交的耍猴人，少年时候家境贫寒，让他跟着姑爹学耍猴，并且用耍猴挣来的钱为他讨了个婆娘，但是婆娘怕吃苦，在一次耍猴的时候跑了。冯邦友不远千里，扒火车来到东莞寻找孙子，他发现儿子对此也是无能为力，为了生活苦苦支持。警察局的警察似乎也是办事不力，对这类案件司空见惯。冯邦友带着自己的猴子四处寻找孙子，最后发现孙子被弄成了残废，在街边乞讨，自己想要去救孙子，反而被打成重伤，自己喜爱的小猴也被人摔死。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猴子比人更能珍惜生命，更具有原始纯真的生命意识，比人更有真性。在吴伟剑的《一声乌啼》（《长城》第5期）中，四叔一辈子是个另类，而在他失踪后，作者和其他人对他却又十分怀念，“李白”通人情，也自己离去了，省下一家人四处寻找那个固执的四叔。在李铁的《团体操》（《中国作家》第9期）中，锅炉班班长赵虎死于非命，刑警队队长对此展开了追查。小说解释了某些制度的不合理，也展示了人心的莫测。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爱恨情仇纠缠，人心太多险恶。

随着世界的发展进步，华人的脚步似乎已经踏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城市。对于美籍华人来说，他们的生命意识、人性意识似乎更令人深思。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身份，他们是否认可中国五千年的古代文明，这都是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品质却不会因国籍而产生大的偏差，勤奋进取，向往自由，追求自我是年轻人的普遍想法。在沈诞琦的《音乐教育》（《人民文学》第9期）中贾斯汀李是个华裔学生，喜欢上了吹单簧管，并且偷偷地与美女凯蒂交往，家庭期望与自我要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享受青春与承接家业似乎很矛盾。在他听了大师傅年少的经历与遭遇后，内心的隔阂一下子打开了，他最终明白了自己始终是一个中国人。尽管金钱对父母亲情、认识冷暖的改变是明显的，但是有些感情，有些血缘的东西是本质的。作为一个心中有情感的正常人，他最终被大师傅的做法所打动，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了新的认识。他最终走进了中国餐馆，要了一碗云吞。

人的出身是不可被选择的，但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但周围的环境与自己的能力不相融合时，个人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跳出这个环境。在甫越辉的《阿童尼》（《十月》第5期中），表达了作者对人生价值观的认真思考。执着于心，不困于情，坚守自己的理想，不忘生命的底色，才能焕发自己生命真正的光彩。

用人性光辉的文字照亮世界

袁 雪 张丽军

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用文学的笔触去呈现它们依然是作家们乐此不疲的事情。羌人六的《无止境》（《滇池》2016年第9期）讲述了柳真和沈美这对好朋友的家庭困境，以此来映射地震之后整个断裂带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也包括精神生活的缺失。一方面，在地震过后，很多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老百姓看开了，想开了，反正，钱留在手上又不会生娃娃。”他们不惜贷款修建房屋，为了还贷又迫不得已外出打工，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发生了变化，“地震后，断裂带的乡亲父老们麻将都快打疯了。”村民酗酒也司空见惯，更是发生了“闹鱼”这种缺德事。在男女关系方面，村委书记觊觎沈美的美色，沈美的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这直接酿成了沈美自杀的悲剧。

《亲家》（马汉《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无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小说中的柳淑惠是市委领导的夫人，她口口声声说自家的宝贝名犬被瞎子草民来娣家的草狗给“强奸”了。柳淑惠和来娣曾经是多年的邻居，官太太以前也乐意施舍给草民一些旧的生活用品，即使是高高在上地故作姿态。柳淑惠觉得不光人要分贵贱高低，狗也有身份差异，自家的名犬萨萨就是比草狗奥巴马高级。为此，她极力骚扰并主张要阉掉草狗，来娣誓死不从，并且凭借群众舆论将柳淑惠的丈夫宝根推向了巡视组，这一结果是来娣万万没有想到的，更让柳淑惠措手不及。小说在这里并未停止，而是饶有趣味地描写了官太太态度的转变，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来娣来娣，我的亲家”让人啼笑皆非。无独有偶，《泡澡》（王季明《安徽文学》2016年第9期）也是一部反映阶层分化的作品。农村女人花儿为老板娘泡澡，被老板娘支使着干一些难以启齿的私活。即使最后老板娘甩给她一百块钱，花儿也觉得尊严扫地。在城里人眼中，农村人就可以毫无怨言地被使唤、践踏吗？

“这么凶/这么快/这就是现代。”作家阿来在作品中借流浪诗人的口吻发出这样的感慨。《门面房》（刘庆邦《上海文学》2016年第9期）就透过居民敬吉东的视角描写了店铺“你方唱罢我方休”的更替场景。位于居民楼一楼的门面房从美泉按摩到含贝牙科，到怡心茶社，再到花莲超市，反映了城市快节奏的时代变迁。

《香火》（曹永《滇池》2016年第9期）这篇小说就讲述了传宗接代引发的悲剧。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描写了王德稳和他婆娘秀米在悬崖边破败房舍的对话。秀米第一胎生了个女儿，为了延续香火，三代单传的王德稳瞒着村里计生办的干部将本不该在四年之内怀孕的婆娘送到山间房舍待产。第二部分描写了王德稳与计生办干部曹村林言语交锋的场面。曹村林这种农村干部，为了罚款全然不顾亲戚关系，并且试图皮笑肉不笑地在王德稳面前拆穿秀米去省城打工的谎言，这就为下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又穿插了王德稳青年时期追求秀米的美好回忆，浪漫的气息与沉痛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得小说张力十足。第三部分描绘了王德稳与女儿英英对话的场景，作为父亲，王德稳是疼爱女儿的，与女儿对话、逗弄女儿都是父爱的体现。面对可爱的女儿，寂寞的王德稳开始想念秀米。第四部分正面描写王德稳与计生办干部们的冲突。计生办干部们不顾秀米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强制她做引产手术，在无情的政策面前，夫妻俩只能低头认罪。引产手术无疑对秀米是绝望而残忍的，当王德稳跳进粪池中打捞起婴儿，发现是个男孩的时候，他精神崩溃了。“他抱着僵硬的婴儿，恨恨地想，事情决不能这样算了！”文中算命先生的话时刻回荡在王德稳的耳边，“他今年有道坎”，什么坎呢？是儿子的得而复失吗？还是满嘴血腥的王德稳会报复这些计生办的干部们？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不免引发读者掩卷沉思，颇有“欧亨利式结尾”的味道。再比如《娃娃鱼》（羌人六《滇池》2016年第9期）中，婆婆让“我们”猜沈美阿姨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我们”猜测是女孩，婆婆的脸就拉得老长。但是，如果猜测是男孩，大人们都夸“我们”懂事。《结着薄冰的古赖河》（边车《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讲述了一个深受传宗接代思想影响的悲惨故事。父母为了让儿子二贵娶上媳妇，延续香火，强迫女儿春妹换亲，嫁给田姑的哥哥。春妹誓死不从，跳河自杀。

《培训》（晓风《广州文艺》2016年第9期）则关注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者群体。小说塑造了罗处长这种表面“比女人还要女人”，“好色”，实则尊重女性，具有真性情的干部；白校长这种道貌岸然，虽学术成绩卓著，却心术不正的干部；“老太太”这种表面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实则贪污受贿的领导；讲课流于庸俗或低俗的教授；喜欢在课堂上吹嘘自己的教授……就像《微服私访》（杨少衡《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中，陆地作为副市长，为了保佑自己顺利通过中央巡视组的调查，竟然“微服私访”到庙宇里烧香拜佛，要知道，中共党员可是无神论者啊，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作者们通过塑造这些形形色色领导、从事教育事业的教授们来批判当下的不良风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间消息》（李约热《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中，唐俊及他的徒弟对人类灾难史的执着探索，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境地。

《还俗》（苏诗苗《广州文艺》2016年第9期）中，寺庙的管事对投钱入香油箱的、花钱布施的香客都十分热情，对背包客却极其不耐烦，典型的见钱眼开者。《一九八八年的忧伤》（朱幸福《长江文艺》第18期）中，李郅作为老一辈的乡村教师，那份清高之气在送礼成风的新社会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为了顺利办下商店执照，儿子怂恿李郅去给工商局王秘书（李郅教过的学生）送礼，秘书夫人表面和气，背地里却把李郅送的生日蛋糕扔到了鸡圈里，那句“穷教师就是一辈子也放不下臭架子！”也随之飘进了他的耳朵。李郅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羞辱。作品反映了老一辈的人民教师面临着尴尬的社会地位。

爱情永远是文学青睐的主题。《扎根树》（柏祥伟《广州文艺》2016年第9期）中，宋小桃和刘地瓜做了半辈子的夫妻，可是，在宋小桃的心里一直住着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李常藤。李常藤为表扎根农村、奉献自己的决心，在村里种下了一棵扎根树。殊不知在他心里是厌恶乡村的，宋小桃钟情于他，他却无时无刻不想着调回城里，最终如愿以偿。多年之后，城里人为了在村子里建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要砍掉这片树林。宋小桃为了年少时懵懂的爱情誓死捍卫扎根树。刘地瓜气急败坏也无法阻止，意外摔成了脑中风。面对这突发状况，宋小桃对这个和自己厮守了半辈子的男人竟然产生了一种踏实感。李常藤作为局长干部去慰问刘地瓜，砍伐树林的命令就是他下的。那一刻，宋小桃的心情早已回归平淡，连仅存的美好记忆也碾碎了。人在年轻时容易激情澎湃，年老时则喜欢追忆，强不爱以为爱是很悲哀的，年老的宋小桃终于意识到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敌不过数十年相濡以沫的感情。当然，爱情永远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一段“黄昏恋”同样感动世人。《美丽的晚霞》（残雪《长江文艺》2016年第17期）就讲述了基于热爱文学的共同爱好，苇嫂与老玉浪漫相爱的故事，那种无需言表的默契羡煞旁人。

圆满的爱情总是令人艳羡，但是，爱情中那些遗憾也会让人回味无穷。《结着薄冰的古赖河》（边车《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中，生亮为了自己的前途，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和家庭成分不好的春妹白头偕老，只是觉得在空虚无聊的日子里有美人陪伴也是件乐事。面对生亮的背叛，当春妹受家人胁迫嫁给莫大有时，她只能以死抵抗。《浅缘》（秦冰蕾《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则讲述了现代年轻人的爱情遗憾。通过qq群“我”和叶子熟识，约会见面，相谈甚欢，甚至没有守住最后的防线。可是，“我”是有女朋友的，叶子也有男朋友。迫于家人的压力，双方只能将这份迟来的爱情埋葬，各自与正式男女朋友结婚生子。《行前》（周战生《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中，年老的她在弥留之际一直挂念着自己的青梅竹马六六，见到他之后才得以瞑目。现代社会中，有些爱情总是掺杂着金钱，冷雨一般浇灭了天地间本该纯而烈的感情。《一场冬梦醒无痕》（彭胜发《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中，她以崇拜他的诗而爱上了这个人，随着感情的深入，“诗又不能当饭吃，”他俩的爱情消解于现实，她以鄙视他的诗而结束了这段感情。《婴儿肥》（田耳《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中，“我”爱上了同样都是婴儿肥的夏丽。可是，最后才知晓她被哥哥卖给了申老板。当身体成为交换的筹码，尊严也就荡然无存，这种女人或许不配得到爱情，可是“我”却难以忘怀。《无持续风向微风》（张漫青《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讲述了一个画家高反的感情经历。他为了功成名就娶了个有钱的老女人，后来离婚，继续玩弄女性。在他心里，女人都是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作者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女性报以同情，高反则无疑是孤独的，在他寂寞的时候也只能是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

爱情如陈酒，越久越醇。一旦丧失自己多年的爱人，其中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她的湖》（唐俏梅《安徽文学》2016年第9期）中，子可在妻子丁玫去世后精神崩溃，终于忘掉了“她的湖”。《刺桐》（周李立《江南》2016年第5期）中，“我”在丈夫死后去见婆婆。婆婆一直絮叨自己当时生子的艰辛，“我”心里则一直怨恨婆婆年轻时为了自己的官运前途没有照顾好儿子。其实，两个可怜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深爱着故人，都无法安慰彼此，也只能互相原谅。

《向着黑夜呼喊》（宋迪非《广州文艺》2016年第9期）以“我”的意识流动为主展开故事。“我”在舅舅去世之际返回家乡，与久未谋面的弟弟相见，尴尬到无话可说。“我”在梦境中回忆自己的奶奶、母亲、邻居，回忆儿时的往事。梦境与现实在作者的笔下巧妙地转换，画面感极强。弟弟似乎在心里有点怨恨年轻时的“我”不告而别，将生活重担全抛给了他。黑暗、寒冷充斥全篇，“亲爱的弟弟，保重”这种暖心的话只能在心里说了。《娃娃鱼》（羌人六《滇池》2016年第9期）中，父亲与幺爸关系恶化，竟然不顾伦理规范与幺爸的妻子偷情。《伙牛》（赵宏兴《安徽文学》2016年第9期）中的小叔生性暴戾且不讲情理，用棍子打“我”母亲、暗中勾结老文圣卖掉耕牛，简直目无兄长。

《告状》（谢德裕《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则讲述了王五生夫妇与儿子、儿媳之间的矛盾摩擦。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王五生夫妇将儿子、儿媳告上法庭。经过法庭调解，双方矛盾渐渐缓和。亲人之间哪有什么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善后》（章缘《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中，友兰和友竹是亲姐妹，从小到大，友兰安静少言，友竹能说会道。外人都把友竹错以为是姐姐，友兰也喜欢将错就错。友竹习惯替家人善后，比如逼迫未婚先孕的友兰领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然而，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友竹也变成了植物人，这时候终于轮到友兰善后。“善后”似乎成了亲人间约定俗成的责任。《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智啊威《天涯》2016年第5期）是一篇90后作家的作品，他并没有写自己正在遭遇的现实，而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他对一些社会现状的思考。四爷爷的腿真的是被鲶鱼咬断的吗？四爷爷、天成、铁蛋是祖孙三代，铁蛋不小心溺死，天成却将四爷爷毒打一顿。儿子打老子这么大不敬的事情用荒诞的手法得以表现，引人深思。

《小街典故》（白积缘《南方文学》2016年第5期）中，胖嫂的眼睛瞎而复明，在这个过程中，往日谈笑风生的朋友各有不同的表现，透过作品看尽人情冷暖。《莫尔道嘎》（徐则臣《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讲了一个血腥的故事，老哈提议和巴图共同追逐一匹公狼，老哈在发现母狼追上来的时候临阵退却了且没有提醒巴图，毫不知情的巴图被母狼咬断了腿筋。《三只铁碗和三只汤勺》（尹学芸《上海文学》2016年第9期）中，“我”和安慧、乔是三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却是牢固的“铁三角”，相识三十年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相互支撑。《足球仇人》（永城《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中，“我”的父亲从事毒品生意，身为警察的巍子将“我”不知情带出来的毒品掉包替“我”顶罪，救了父亲和“我”，自己却深陷囹圄。双方只能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

《大学》中强调“君子必慎其独”，在人的社会生存关系中，除了亲情、爱情、友情外，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市井小品》（刘庆邦《上海文学》2016年第9期）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蛮不讲理的、老不正经的、自私自利的老头、老太太们。《乡村教师》（果旭军《天涯》2016年第5期）中的老人本来是一位语文教师，后来村里的学校关闭，他成了卖衣服的王老板。可是，他一直想念教书的日子，喜欢教育孩子们。后来，他以奖励本子为由为一个小女孩补习功课。众人想入非非，认为他是变态，将他痛打一顿，老人因此丧生。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酿成了这一悲剧。

人类虽已步入生态文明，然而并没有完全形成善待动物的习惯，人与动物的关系岌岌可危。《伙牛》（赵宏兴《安徽文学》2016年第9期）中，小叔使唤耕牛小趴角耕地，气势汹汹，无情的鞭子抽打在牛身上，最终耕牛被累死了。无独有偶，《驯牛记》（陈集益《长江文艺》2016年第18期）告诉我们，牛并不是刚出生就会耕地的，耕牛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兴国却不以为然，驯牛不讲究方法，一味的鞭打，包公发飙了……更可恶的是，兴国“用盐水在牛耕田前淋刷牛的肩膀，盐水渗进长茧开裂的皮肉，牛会感觉刺痒难忍，这时套上牛轭，牛就会觉得解痒，就会越拉越卖力。”这种缺德办法激怒了包公，用牛角顶伤了兴国，兴国当即就断了包公的一条脚筋。牛自古以来就是农人任劳任怨的好伙伴，可是，有些人并没有用真心去善待它们。无情的人连自己养的宠物也不过是当做寂寞时候的消遣。《小说二题〈一旦〉》（陈鹏《江南》2016年第5期）中，作者别出心裁地用狗的视角来传达它真实的想法。主人最初许诺给它吃最好的狗粮，实际上只喂它吃臭牛肺，还把它变成骗财的工具。《杀死一条会说话的狗》（梁艳波《滇池》2016年第9期）中，“我”甚至萌生了杀死狗的想法，只因它比“我”聪明。与此形成对比，重情义的人则真心将动物看成自己的伙伴甚至弥补亲人的位置，比如《耍猴人》（曹永《江南》2016年第5期）中，冯邦友将自己亲手带大的三只猴子当成自己的儿孙。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丰富的痛苦”

妥 东 张丽军

胡学文的《一九四零年的屠夫》（《芒种》，2016年第9期）的触角回旋在历史之中，但又不无现实之中的思考，小说讲的其实是两个屠夫之间的故事，赵六是杀猪为生的屠夫，典狱长宫本一郎则是杀人为快的刽子手。由于他特别的嗜好——爱吃猪大肠，于是这两个“屠夫”便有了交集，赵六负责给宫本一郎送新鲜的猪大肠，顺便“处理”监狱里的死人。原本稍显平和的日子，却随着一具女尸的复活而紧张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在正面战争硝烟之外，普通人的智慧被调动起来，陷入到一场对抗之中。最终，女人被成功解救，而赵六的老婆翠花却因此牺牲。小说末尾胡学文将营救过程一笔宕开，将那个未被揭开的解救过程，“顺着赵六手指的方向落到了远处的高尔山”，这一笔延展再加上小说放置的一九四零年的背景，让这个原本普通的故事有了更深的意味。

同样，刘继明《回沿河》也是沿着这一条线路行军的作品。小说开头，慕容秋意外看到三十年前就熟识的马垃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学会高峰论坛的议程表上，旧时的回忆便慢慢地成为了这部小说的氛围，回沿河实质上是走进内心还未遗忘的过去，追随着记忆在找寻那个曾经的自己。小说像是一幅游览图，在慕容秋的带领下览尽沿河的变化。老知青可能会对此有强烈的共鸣。重返沿河事实上是主人公慕容秋的一次清理，如今的争名逐利与旧日的自在纯真，这其中既浓缩着像慕容秋一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时代的思考，也是慕容秋重回沿河是心灵的救助，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的错落命运的回溯。王学谦的《年关》（《鸭绿江》，2016年第9期）着力所表达的则是居于城市的农村知识青年与故土亲缘的某种分歧，“年关”是两种不同生活轨迹汇集在一起，不同的生活节奏所形成的反差，以及父亲老四喜对儿子金柱在“养儿防老”这个传统观念上的看法所产生的分歧，都预示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体系的对抗正在形成，小说结尾的寂静让人物原本复杂的心绪放松，年味寡淡的氛围中，是一种面对生活变化和观念嬗变的失落和无奈。

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曹军庆的《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山花》，2016年第9期）。故事发生在马坊街，“四十三岁的刘晓英把十八岁的张亚东给强奸了。”小说所强调的过去，看似是带有疑问的调侃，实际上表达出一种秩序的荒谬。现实的逻辑是十八岁的张亚东不论他主动与否，都是法律名义上的强奸犯。而四十三岁的老女人刘晓英则属于被法律保护的一方，不构成犯罪。这样的逻辑似乎是女人可以随便“强奸”男人。这是一种对秩序规则的质疑，如同鲁迅的“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有趣的是，当三十年后原本是“强奸犯”张亚东成了县法院院长后，这样的质疑又成了“回忆中的加减法”，通过张亚东的回溯，“认罪”在对法律的思考之中也包含着道德上的拷问。

于德北的《城事》（《鸭绿江》，2016年第9期）则是通过对一个小城市里平常市民的描写，将“小城大爱”的主题以一种神秘的情绪嵌套在这部作品中，然而笔锋又很平淡，读完却又有一种难以弥合的落差，在小说中，松城仿佛是故事的中心，但在鲜活的人物如杜大刀杜其实以及他的四位弟子平俗而又精彩的人事中，却又成为了故事的边缘，《城事》中的爱情、亲情、恩情，友情是“人在城中，情因人生，城因人成”的循环表达。松城的历史在固守松城传统的人事中得以保留，这种回顾式的书写，填满了正经的历史所隆起的空壳，让讲述不再单调乏味，也让“城事”显出一种饱满和圆润来。

当然，除了深入历史反观现实的挖掘，现实本身的深度探索也是目前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创作新鲜感和时代感是最大的特色，李铁的《团体操》（《中国作家》，2016年第9期）即是这样的代表。《团体操》表面上在写一个电力公司的企业文化，实则揭开了普通之中发人深省的内幕，小说讲述了一个电力公司复杂的内部关系，随着电力公司职员赵虎发生事故意外死亡，刑警支队一队大队长杜雷石的介入，引出了一系列情感纠葛，电力公司内部的矛盾纠纷也被一一暴露出来，李铁让我们看到，在一片所谓进步和文明的企业文化建设当中，那些鲜明的口号和响亮的话语，在集团式的应用当中演化成一种编织严密的权力符号，在所谓的员工和谐当中，被控制被约束的人已然成了透明的躯壳，“一把手管理起来，得心应手多了”，这其中的反思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让我们在经济关系和利益链条中，窥见处于底层的职员无奈悲凉的命运。近似荒唐的“一帮一”，成为了一个企业的“团体操”，每个员工都迈着并不情愿的步伐，进行着悲哀的劳动者的自纠，每个人都彼此掌握着对方的要害，为了利益，随时可以损害对方，壮大自己。堂而皇之的企业文化所编制的“团体操”，不仅压抑了人的个性，也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任损失殆尽。

杨立秋的《远行的火》（《鸭绿江》，2016年第9期）所着力展现的同样是商场之上的竞争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远行的火》是一种期盼和遗留，爱情在故事中成为坚守到最后那道壁垒，直到崩塌的那一瞬间，人的最后一点与社会竞争的气力消失殆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守护孤独而落魄的强者的灯塔，不是信任而是卑微的爱情。与之相对，任胜才的《花豹》（《北方文学》，2016年第9期）却反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任的力量，而这种信任竟然是在动物园饲养员与一只花豹之间所产生的，它是一种超越一切的信任，与人类缺失的信任相比，这种信任足以让我们感到羞愧。值得一提的是，《花豹》对小说技巧也有自己的开拓，它采用的是双视角写作，既有饲养员的叙述视角，又有花豹内心深处的表达，足以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望。

王开的《青山隐》（《鸭绿江》，2016年第9期）所关注的是城乡互动中那些近乎残酷的利益冲突。“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原本宁静的转水湖却因为开发建设而变得风起云涌，利益的纠葛和博弈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两派，一派以乡村居民九叔为代表，竭力维护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而另一派以城市为代表的开发商朱四儿，意图承接转水湖进行经济开发。很明显这是目前大多数僻远的农村所面临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经济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水平的发展在面对经济开发的诱惑下，毫不犹豫地倒向一端，而像九叔一样维护生态环境和家园的老人，则像落伍者一样被甩在了后面，被当成障碍清“除掉”。

刘庆邦的《生人》（《北京文学》，2016年第9期）所展示的也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它所传达出的农村与城市在“生人”观念上的分歧，在城乡二元的互动发展中，并未得到解决。

另外，像《花豹》一样对小说写作技巧的探索和关注的还有赵欣的《谁动了我的故事》（《中国作家》，2016年第9期）。在这篇小说里，作家的小说创作过程被细致地记录下来，通过小说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作者日常的工作，以及在面对繁杂的社会工作时写作者的取舍和坚持。毕竟在当下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当中已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了。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紧张密集的生活，也让一个文学创作者在寻找间隙的过程中遇到多种可能，《谁动了我的故事》就是展示这一复杂过程的一个横截面。廉世广的《西伯利亚蝴蝶》（《北方文学》，2016年第9期）小说在叙述故事方面也是别出心裁，可以注意到的是，小说的叙述者时常会站出来提醒读者故事的进展，或是预告情节。这种方式颇有点像先锋文学的写作路子，但小说的出彩之处并非在叙述方面，而是在它整体的气质上，让人感受到鄂伦春族、额尔古纳河畔的优美和谐。小说似乎自始至终带有某种诱人的感觉，超脱了故事情节，让人在张弛有度的安排之中忘却了小说的虚构本色。透过《西伯利亚蝴蝶》，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条新的小说的路径，即追求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方式，在其空白点上可以有离奇的命运、虚置的时空背景、浓郁的民族风俗、美妙绝伦的传奇故事等等，这就是《西伯利亚蝴蝶》，更多地说，它是小说的另一种可能。

除此之外，也有表现“清新的日常生活”的作品，如关洪禄的《秋天水长》（《芒种》，2016年第9期）。贫困偏远的苇村，破天荒的考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村人在欣喜之余，面对天文数字似的学费，却陷入苦恼中。几经周折，女孩带着全村人拼凑的积蓄走出家乡，上了大学。苇村人的平凡朴素“善举”也在一次特大洪水中以苇村的有惊无险得到了“回报”。颇有文化寻根的意思。让人不由得想起王安忆的《小鲍庄》。小说虽然故事很平淡，但是却给人一种冲淡的美感，和谐而又宁静。冉正万的《十字弩》（《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9期）在这方面也很突出，小说开始，主人公细灰在近乎原始的狩猎中自信而勇敢，在一次押送俘虏的过程中因为看到保安兵残忍地射杀俘虏转而营救俘虏，智慧和力量在细灰和喜芹以及更多的敬畏生命的猎人之间展开。生为猎人虽然杀生，但他们对生命是敬畏的。细灰与喜芹之间朴素真实的爱情，也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于一种原始的剽悍和朴素之中，道出了人类最普遍的高贵的善。

此外，李师江的《爷爷的鬼把戏》（《青年文学》，2016年第9期）以近乎戏谑的手法来表达“我”对鬼这个形象的理解，小说以“我”的童真的视角去演绎爷爷的死，在不无神秘的力量中间，“我”的小小心愿得以满足，但从中能够探知到的隐秘，更多的可能是孩童面对亲故死亡的场景之外的异常，一种天真之外的警觉和顿然领悟人生的契机和能力。而吴营州的《野女人》（《北方文学》，2016年第9期）似乎是在对自然与人伦之间的神秘力量作了某种探索，小说中那种未被展开的“神秘”被搁置在“野女人”与山民之间，成为这篇短小的文字之外的潜在文本，使得小说本身不那么单薄，也给读者在讨论小说之外内容的路子上多了一种选择。另外，张伟的《铁打的营盘》（《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9期）则展示了新入伍士兵的日常生活。透过我的视角将部队子弟兵的训练素质，经历了抗洪抢险、战友高爱军的牺牲、司令员的“点破”，使得“我”最后认识到一名士兵的真正意义，也让“我”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历史漫溯到现实，往往是苦涩的。尤其是在面对都市繁杂快速的生活节奏时，往往是压抑和烦闷。各种各样的冲突在酝酿，形形色色生活也在上演。阿袁的《苏黎红小姐》（《北京文学》，2016年第9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小说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了知识分子在当下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女儿的眼中，母亲只是那个叫苏黎红的女人，传统的母与子之间的关系被消解，甚至有被颠覆的可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生活极平凡又有些庸俗，俗世之中的人不断证实现实生活的琐碎，而现实也以它的快步运转而消损人的生命。与之相近的还有周洁茹的《抱抱》和她的非虚构作品《一个人的朋友圈》（《莽原》，2016年第5期）所展现的则是城市生活中那些失意落魄的青年最直白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爱的缺失，生活处在一种无爱也无激情的状态。写作成了一种无奈的反抗，因为生活本色如此，讽刺也变得相当无力，最终，人仍然被生活的锁链拖着在走，行走的动力无关幸福无关爱。相比周洁茹的反抗，祁媛则更多地展现出一种令人惊惧的生活状态，她的《翻车》（《作家》，2016年第9期）似乎特意把节奏强烈的现代生活放慢了来审视，在小说里个人的感觉是破碎的，“我”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的激情可言，整个世界也是无爱的。

在同类题材中，鲍光满的《谋婚》（《莽原》，2016年第9期）的故事“营构”可以说“最具规模”，小说对于故事结构的把握和叙述手段的运用，让整篇小说看起来有一种相当精细的整合感，故事的中心围绕着一件文革时期流转的红木柜子展开，随着袁杰、肖凡与舒畅之间的感情纠葛，红木柜子的历史背景也被揭开，而原本为了得到肖凡爷爷的红木柜子而接近修车工肖凡的舒畅精心设计的“谋婚”，其计划却又意外地在肖凡的爷爷掌握之中，随着双方利益的角逐，这场“谋婚”最意外的“收获”是舒畅的奶奶与肖凡的爷爷这对老相识的结合。相比较故事情节结构的引人入胜，我更喜欢它的相对集中的视角，透过一件流转的物件而带动故事情节结构的发展，又不乏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这种表达尤其值得借鉴。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