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挑战中寻找新机遇

文昌

10月15日，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召开。论坛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以“世界大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对策”为主题，聚焦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前景、国家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控制与化解、金融变革与结构调整、财税改革、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全面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共同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新机制，凝聚共识，强力推进改革。

重磅声音

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思想市场是科斯对中国经济的评论。科斯在2011年财经年会上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开拓思想市场。

为什么要“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呢？因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用什么发展方式才能保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体制，怎样建立一个好的体制。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回避理论思维和蔑视理论思维，习惯于提出问题和寻找应对方法，而不是深究基本层面问题，因此对问题本身认识不深刻。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长期按照苏联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认识到了呢？看似认识到了，但如何解决呢？我们没有深入的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曾有两次经济调整。第一次是1979年，指导这次经济调整的理论，就是1980年国务院提出的“十大建设方针”。十大建设方针提出要克服苏联式的增长方式的缺陷，并指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效率低，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基本理论分析。

第二次调整是1980年末。我们有一位理论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就叫《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文章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要减速，要把农业、轻工业、商业发展起来。第二次调整也无疾而终。

到1995年，原有的发展方式的问题更严重了。国家计委就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苏联60年代的口号，苏联没有落实。在中国，这个认识也没有在全社会普及，只普及到部分干部和群众。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本书里用生产函数来解释什么叫增长方式，可是读者很少，所以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到底从哪里转变到哪里呢？人们就不清楚了。

2000年以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切实实行，反而开始流行一个很简单的“经验规律”——重工业化。这是根据早期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人据此推道说，后发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这个理论风靡中国，造成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逆转。

因为理论的混乱，基本问题不解决，根据一些现象提出的口号就很脆弱，必要的措施就很难坚持下去。由于“重工业化”的流行，就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2003年、2004年开始调结构，就是要减少落后产能，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越来越糟糕。最初要减少落后产能时，全国钢铁总产量只有2.6亿吨，调整的结果呢，现在钢铁总产量接近8亿吨！

这说明，基本问题不解决，浅尝辄止，就事论事是很难成功的。

现在社会上又一轮讨论产业政策。其实，产业政策的讨论已经好几轮了，早在80年代，国务院研究中心就研究过产业政策。1982年，美国教授约翰逊出版《通产省与日本经济奇迹》，完全肯定产业政策。1984年，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出版《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产业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产业政策通常是帮倒忙的。我记得，1987年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在石油危机后，日本对产业政策是有反思的。可见当时我们的研究部门对基本问题还是有研究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小宫隆太郎教授的《日本的产业政策》。

总之，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加深对于事物的认识。如果基本问题不清楚，有的时候就会退回去，以至于一些正确的措施也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基本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开拓思想市场。只有拥有一个卓越的思想市场，才能防止极端的、错误的思想，才能够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思想。

观点撷英

工业投资占比不能过低

李毅中（工信部原部长）：有效投资仍然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目前投资并不能全部形成资本，投资效率低下。

建议各地要深入调研分析投资现状，从实际出发，因地施策，投向传统产业改造，投向生产服务业。我们要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借鉴国际先进国家的经验。从我国工业化实现看，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前后，各地投资率可以有较大的差异。但工业投资占比应该和工业在当地的GDP中的占比相当，不能太低。工业投资中，技术改造的投资不应低于50%。要注重实现智能制造必须的投资保障。

国有企业深层次体制问题的解决要靠建立企业制度

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国有企业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的解决，要靠建立企业制度。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改革，《企业法》的立意就是政企不分。

当前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

今天很多纠结和争论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缺乏理解，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管理企业，如何用政府力量做强做大，轻视了企业制度转型的重要性，顶层国企的整体转制一直未能实质性进行。

长期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来自效率的提高

伍晓鹰（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当前的产能过剩反映的主要是长期增长方式的问题，是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推动的，粗放式增长的必然结果。短期冲击不是问题的原因，只是使这个问题暴露的更加清楚。长期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来自效率的提高，来自为改善效率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无法解决效率，所以这个增长模式必然是粗放的。

未来经济如何可持续增长？

王小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关键环节：1. 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2. 从过高投资到合理投资，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3. 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行政成本，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不要以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会出现

德地立人（中信证券原懂事总经理、中信证券原国际董事长）：房价飙升，泡沫隐现，中国当前的经济与日本过去的经济情况惊人的相似。德地立人称，当前的中国与过去的日本在经济表现上有多个相似之处，一是经济增速下滑，靠政府拉动投资提高负债率，二是主要大城市房地产市场高居不下，三是非金融企业债务极剧提高，四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五是银行坏账积累增速导致的对中小企业的惜贷。以及结构性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政府补充养老、健康保健费用极大提升。

中国目前资产负债表情况不错，但不是没有问题，不要以为中国金融风险不会出现。中国要严防日本高负债的老路，需要金融体系和宏观调控相配合，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目标。

需求膨胀如何化解？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部研究员）：中国的改革周期与需求的转型升级，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膨胀，政府拿不出钱来办医院。需求膨胀靠财政不能完全满足，一方面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职责以外的支出。另一方面，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在需求方，通过教育、医疗或保险养老，即可以实现公平，又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余地。

国内去杠杆是大势所趋

管涛（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向前。人民币具有成为全球避险货币的潜力，关键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我国对外负债总体是安全的，关键是增加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抑制无风险套利活动。“贸易顺差、资本流出”是我国何以的国际收支平衡结构，扩大民间资本输出渠道是必然选择。此外，国内去杠杆是大势所趋，政府要考虑降杠杆，也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把杠杆对外转移。中国目前股权融资不发达，股本融资过低，债务融资过高。要解决中国企业融资难问题，就要发展多层次的融资渠道。

G20杭州峰会对于强劲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光耀（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G20杭州峰会成果正在得到全球高度重视的情况下，认真贯彻。达成的重要共识共29项——《杭州共识》。G20杭州峰会对于强劲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具有历史性和里程碑式意义。

中国主持杭州峰会在主题议题的设计方面，突出了中国特色和贡献，顺应了全球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推动力的要求。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就反映了这一要求。得到了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全球的重视和欢迎。包容性发展受到了越来越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支持杭州G20峰会。

需增大对科技基础研究的投入

徐冠华（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人才的优势和潜力是中国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优势，我国科技人才资源，中小学和大学生总量都已经居世界前列，这是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我国独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优势。投资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素养和进取精神的创新人才，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使中国成为在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是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希望所在。

应对科技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思维的转变；第二个方面是，大力支持创新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创新的生态系统，就要把创新变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第三方面就是要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科技经济结合体制，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觉得社保太高？因为你还在帮别人交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原来是计划经济，企业养老，不用交社保，但是现在改了，可是退休的那批人仍然要领社保。所以就规定，你后面这一批人，不仅要交自己的社保，还要负责前一批人的社保。

国家已经决定了降低宏观税库决定减六千多亿税库，这种情况下，社保还要进一步减。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有进一步的减税措施出台。

地方对政府的依赖度偏高，那只有一个办法，中央上收一部分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税制。建议用国有资本划交社保基金，不过前提是需要全国统筹。

什么叫金融高端化？

杨再平（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金融高端化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广覆盖。重要的是地域广覆盖，还有客户的广覆盖。更广的去覆盖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三农企业；第二，多样性。这包括对各种各样类型的客户，各种类型的项目，各种类型的风险都能做得有效；第三，智能化。智能化不只是指最大程度地使用高新技术，还有一点就是不断创新；第四，追求高能效。

经济的结构产业高端化和金融高端化是一个两位一体的重大课题，只有破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才能有发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新经济战略是中国制造+互联网

黄群慧（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新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一是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各个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日本从今年开始提到，日本社会5.0。第二是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独立的生产效率。第三是不断创新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更适应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由于信息技术，使数据的可获得性提高，一定程度的解决了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了交易成本。第四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是新经济的产业体系特征。

中国现在新经济战略是中国制造+互联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中企业家角色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政府主要任务，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教育培养。

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

王沅（国开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降杠杆的实施方式包括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优化债务结构。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纳入对企业的考核体系。转股对象坚持择优，坚持市场议价原则，不仅仅是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原则上禁止银行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降杠杆的配套支持政策包括，财税，社保，提高行政执行率，强调多部委统筹协调。债权股的相关市场主体，包括银行与债权人，企业与债务人。

不存在政府事权之外的财政事权问题

贾康（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要有合理的财权要有合理的稳定的税收，必须有标准的、规范的、严格执行的问责制度。各级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财政事权只能是政府事权。我认为不存在政府事权之外的财政事权问题，有一些事情没有什么外溢性，中央没有什么必要越级去管地方的不动产，应该去管辖区的税收问题。

如何才能根治政府官员腐败？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要国家长治久安，要根治政府官员腐败，就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怎样才能建立起使“官员不敢腐败”到“官员不能腐败”的现代国家制度？老话重提：一个方面必须是在控制政府如何“收税”和如何“花钱”上做文章，必须建立现代民主的国家预算制度、审计制度和反腐败制度。

营改增对地方财政不太有利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科学首席专家）：目前的财政体制仍然只是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的分税制体制，制度的内核仍然基本上是传统体制在起作用，1994年分税制，是变法而不是变政，是抑地方而助中央。

营改增也对地方财政不利。五五分成，很明显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做法，一刀切显然对发达地区更有利，相对贫困地区肯定吃亏，这就进一步加大本已十分严重的地区间的财政资源的不平等。而且这是一个收入分成的体制，而不是更符合分税制本意的的税基分享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