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文学的红薯和少年的眼泪

冯杰

我处的年代阅读物匮乏，少年时代能读到的文学书籍种类不多，书店柜台上摆放的一律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毛泽东选集》《太行志》《西沙儿女》。每次我上学放学穿过小镇西头那一个书店，看到柜台里一年四季摆放的那几种书，拿出来翻翻，再让那位卷发的售货员放进里面去。

相对课本而言，我们把连环画叫“画本”，把那些长篇小说叫“大本书”。父亲一直不喜欢我看这些“大本书”，他认为除了课本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安邦济世的正经书。父亲一直想让我考上大学，出人头地。

北中原小镇或乡村的学校里，躲不过那个年代刮起来多种多样的风，某一时期，会忽然流行手抄本，会在学校流传一些长篇小说。我借来的那些长篇小说被翻得没头没尾，因为人多书少时间紧迫，下一位要催促，一本厚书往往要赶着一两天甚至连夜看完。

我在学校上课时偷偷看，放学回家点一盏煤油灯，接着挑灯夜读。我把灯焾子捻大，黑烟上升，开始曼妙的深夜阅读之旅。煤油烟把鼻孔熏成了两条时光隧道。

那些年，母亲在公社一家被服厂加工衣服，长期借用厂里的缝纫机，夜晚拉来早晨送去。后来父母咬咬牙，凑钱买了一部“蝴蝶牌”缝纫机，母亲每天晚上能在灯下赶活，一盏30瓦的灯泡如莲花垂落，瓦屋里布满温馨的灯光，窗棂外的风呼呼吹响，冬天的手指敲打着玻璃。

我就借着母亲的灯光在缝纫机边读长篇小说《大刀记》。母亲的缝纫机在灯光里咔咔地响着，灯光仿佛也是在深夜里走动赶路，棉布的味道弥漫在“大本书”的字里行间。

我读到里面一个细节，奶奶就要饿死了，小孙子为了救奶奶，偷偷跑到村外一块红薯地里，刨了一块红薯带回来给奶奶吃。奶奶说，一个人要做到人穷志不短，非要让孙子重新把那一块红薯送回原地，当孙子顶着星光处理完重新回到家时，奶奶已去世了。

那时以为小说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哭了。那是一个乡村少年碰到了文学的眼泪。

多年后，知道评论家有个说法，那一块红薯的力量叫“文学的力量”。

为了生计，我高中肄业当上一名乡村信贷员，奔波在黄河边的村庄，业余时无事可做，我开始摸索诗歌写作，想用文字铺就一条温暖的小路，返回内心家园。

我在放牧自己的文字，在一片纸上虚构的“北中原”里，日出放羊吃草，日落牵羊回家。现实里，我在豫北基层生活工作将近30年之后，人到中年了，才在45岁那一年调到省城从事专业文字工作。在这一条寂寞之道上行走着，时不时地会被那一块“文学的红薯”撞伤。

摘自《广州日报》2016/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