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鸣冤当忏悔

■文亦鸣/文

莫将鸣冤当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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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不少官员从高空跌落到深渊后，留下了忏悔的话语。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其言辞恳切，令人心折，起到了“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但由于心态不一，不少落马贪官名为“忏悔”，实为“鸣冤”，且形形色色，类型多样，较为典型的有：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中着重描述自己的“辉煌业绩”，以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如因受贿17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的安徽省六安市卫生局原局长杨阳，无论从官员级别还是受贿金额上来讲，都算不上典型，甚至连作案手段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忏悔”时认为自己“功大于过”。如在主持盖医院综合大楼时，亲自动手设计图纸，自行采购部分原料，至少为医院节省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受贿所得。用他的话说，这叫“贪赃而不枉法”，构不成犯罪。

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两者不能相抵。至于“贪赃”和“枉法”，从来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其实，杨阳本人也并不笃信自己的说法。不然，为什么一会儿贪贿起来肆无忌惮，一会儿觉得形势不妙，又赶紧把赃款退回？所谓“功大于过”，所谓“贪赃不枉法”，只是自欺欺人，为贪贿找托词而已。

“不升即贪”型。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在法庭上“忏悔”说：“自己在县委书记位子上坐得太久了，感觉工作干得不错，但一直得不到提拔，心态开始失衡，既然升官无望，那就捞钱吧。”最终因一亿多元的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现实生活中，奉行“不升即贪”的官员，这并不是个案。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悔过书中称，自己贪污受贿的重要原因，就是“仕途多年原地踏步，职务提升没有指望。”南京市江宁区交通局原局长王平落马后也说，感觉“政治前途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渺茫，就想在物质上得到弥补，于是大胆收受贿赂”……

古人十分推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今日为官诸君，更应有此襟怀。官能升上去，就挑起更重的担子，为更多的人谋福祉；官升不上去，则应淡泊名利，恪守本职。如果当官动机不纯，则位子越高，危害越大，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巨贪就是典型。

“矫情戏谑”型。山东省烟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14年。他的一段“忏悔”，引发广泛议论：“2005年10月，烟台市政府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我作为代表，参加颁奖仪式，央视《新闻联播》曾为此专访了我。也就从那时开始，我有了骄傲情绪。”

央视的一次专访，就能让王国群忘乎所以、自我放逐，为官多年，怎会如此不淡定？更大的可能是，他的贪念由来已久，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合适的由头，来说服自己、放纵自己。或者是在落马之后，忏悔之时，为自己的堕落找个遁辞而已。

“被迫无奈”型。江苏省睢宁市水利局原副局长张新昌，因受贿罪被判刑13年。庭审中，张对收受多位下属钱款的行为辩称：“当时他们都是含着眼泪求我把钱收下的，要是不收的话，实在对不起他们。”

如此让人“泪奔”的场面，真是太有“创意”了。这边厢眼含热泪送贿款，那边厢百般无奈收赃款，“哈哈镜”里的贪腐场面，何其惺惺作态。

“人人如此”型。新近落马的一名副市长，五年间受贿300余万元。他作自我辩护时反复强调:“当今官场人人如此，若非如此，我就成了另类，就会得罪那些有来头的送礼者，别说工作没法开展，就连副市长的位子也会不保。”曾在离任时自导自演“千人送人民的好儿子”的松原市原市委书记蓝军，面对前来“拜年”的人，认为“坚拒门外是不可能的，收礼是个普遍现象，自己何必‘假清高’，平白无故得罪人？”

贪官鸣冤的名堂还有不少，如“以为运气不好才会出事，自己不会撞上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心存侥幸”型；“我贪的并不多，要贪的话，机会太多了”的“良心发现”型；“受贿是为母亲治癌买进口药”的“二十五孝”型；“贪腐的钱都捐给了寺庙”的“积德行善”型……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最终都由自己选定。廉洁的勤政者，敬畏党纪国法，恪守底线不逾矩，出淤泥而不染。而诸般贪腐者，视党纪国法如儿戏，台上大谈廉，台下大捞钱，最终必定沦为“如戏人生”中的丑角。至于落马后的鸣冤叫屈，百般狡辩，只不过成了贻笑大方的拙劣表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