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在小说中折叠北京,在现实中打开折叠

2017-01-04 19:29方澍晨
看天下 2016年35期
关键词:郝景芳空间

方澍晨

知名科幻作家、中国第二位雨果奖得主郝景芳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2013年以来,她一直在这里工作,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领域是宏观经济研究,她和同事们形成的研究报告可以直接递交国务院。

几个月前,她写的《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对很多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但郝景芳并没打算在这条道路上走太远,“我不是全职作者,以后也不会是”。

大部分日子,她在北京的雾霾中乘坐拥挤的地铁打卡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她会出现在一些高端会议上,见到不少能改变世界的大人物。有时候,她也会到某个偏远山村的贫困农家,聊着这家小孩前途的问题。2017年,她计划做一些过去认为“特别有钱”后才能去做的事,将那个在小说中折叠起来的世界,重新打开。

两个“钓鱼台国宾馆”

2016年3月中下旬有几天,郝景芳经常得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去。

几百名“大人物”在这里讨论着城镇化、中国未来五年大趋势之类宏大话题,他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政要,还有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沃尔沃集团总裁、英菲尼迪全球总裁等商界精英。

这是“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常规会议。看着眼前的这些政要精英,郝景芳不禁感慨,对于他们,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是喝咖啡那么容易”。

郝景芳见过很多命运需要被改变的人。

郝景芳1984年出生在天津,父母是大学教授,生活环境不错。上世纪90年代末天津大规模的下岗潮,她的一个姨妈和两个舅舅都受到波及。“一个舅舅下岗后,早上3点多就起床做豆包、炸春卷,5点钟就上马路摆摊,到10点钟收摊,回家睡觉,然后重复前一天。二姨曾经同时在两三户人家里做家政,甚至埋怨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是男孩,因为觉得女孩一般更喜欢吃菜,可以省下不少买肉的钱。”

这是她对现实中生活艰难的最早认识。“不过他们到底都是天津人,还不至于过得太差。”对贫困最真切的认知,来自大二时的一次支教。

那是200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郝景芳来到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镇。与一切常见的学生支教组织一样,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一共三周,工作内容是教初一、初二学生英语、美术等课程。她发现这些学生家一天三顿都吃土豆,家里教育意识弱,很多女孩考上高中,家里都不让上,要求她们打工供弟弟上学。几年前台湾企业家捐来的电脑几乎没有人会用,白白闲置在那里。“他们出路太窄。”临走时,她觉得非常无力,因为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

博士毕业后她决定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是因为实习时“觉得这单位的会议好高端,可以见到很多重要学者”,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教育的项目,她希望做相关的事。郝景芳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正在做的项目是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研究。包括对公平的探讨,比如找弱势群体谈他们的困难感,另外也会搜集城市中产对质量的不满,然后向中央政策层面提供改善的建议。”

郝景芳在北京清河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学区房价格已经很高,但旁边还有个棚户区,遍布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她有时吃饭时会跟店主聊天,听他们讲着家乡的孩子、在北京看不起病的艰难。

这些场景在她眼前交替循环。2012年年底,她用三天时间写了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随手发在了一个网络论坛水木社区上。

在那篇小说的设定里,北京由三个空间交替折叠,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 48 小时周期。第一空间每一次折叠有24小时的时间,享受着最好的工作与待遇。第二空间每一次折叠有16个小时,拥有中等的权利与待遇。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人只能靠处理另外两个阶层的垃圾为生。每次只能是一个空间的人在活动,此时另外两个空间的人进入受控制的睡眠,他们的建筑物会被紧紧折叠藏于地底下。三个空间的居民被禁止相互流动。

小说中,来自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初涉第一空间时所到的那个园子,原型正是钓鱼台国宾馆。

“如果我有很多钱”

2016年8月,郝景芳到湖北国家级贫困县鹤峰出差,考察农村儿童“免费营养包”项目的实施情况。

营养包是国家卫计委研制的补充钙、铁、锌和维生素的套装,免费发给贫困县里2岁以下的孩子,以解决普遍存在的贫血和生长迟缓问题。她所在的基金会选了300个贫困县实验,验证有效性,希望能推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

郝景芳与同事们一起与省、县两级卫生、妇女部门座谈,然后进入乡镇,召集相关家庭做问卷,检查孩子发育情况。她发现这里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意识:“多数家长并不了解婴儿营养知识,不知道微量元素,也不想去了解。如果医生不通知,他们不会想到缺营养。会买少量玩具,基本不给孩子买书。”

和一个村医聊到留守儿童时,对方表示“没办法,老人不可能提供教育”,而在外打工的父母工资低,在所在城市无法承担养小孩的成本。

郝景芳知道,工资低,是因为孩子留在农村,打工者不用在城市里负担家庭,“因为有这些孩子,才有人口红利,才有我们整个国家的三十年繁荣”。但她张张嘴,并没有对那名医生解释这些。

回到北京后,郝景芳仍会想起这段经历。她把这次下乡的经历,写了一篇分析,发在微博上。在文末,郝景芳列举了“如果我有很多钱”可以做的事:在城市为打工者建托儿所,并从打工者群体中培训育儿师;拍简单通俗的电视片,讲怎样与婴儿沟通、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在那些美丽的贫困山乡建舒适的度假村,有儿童运动场、图书室、游乐项目,旅游旺季给城市家庭带孩子度假,淡季给当地孩子免费使用。

“可是我没有很多钱,可能也不会有。”发出这篇文章时,郝景芳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梦:当时她没想到,几天后,那篇几年前写下的《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令她的这些幻想具备了变成现实的可能。

雨果奖为她带来了许多此前没想过的资源,各种邀请纷至沓来。奥迪找到她,答应赞助100万人民币把她此前度假村的设想具体化,一起做一个不会分红的公益项目。中央美院的一个学院计划为郝景芳的项目设计幼儿艺术创意课;中科院心理所计划派督导参与,建立留守儿童心理案例库;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听说她要做教育方面的创业,找到她,决定免费为项目所在贫困地区的老师提供远程培训……

打开折叠空间

“好啊,可以先谈30年租约。”2016年12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五道营胡同的一家咖啡馆,郝景芳对电话那头说。

此时,几个月前的设想已经变成了一个名为“童行书院”的项目,目前已确定第一个试点:在黔东南的楼纳村,一个正在做旧村改造的建筑师团体与当地政府签了协议,拿到了1.6平方公里的地设计了各种建筑,希望“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乡建模式”。郝景芳会在那里建一个图书馆。

按照郝景芳的计划,暑假里,她会在那里接待城市家庭,为孩子们开设自然探索、山水徒步和艺术课,为父母们讲解心理、自然和社科常识。平时书院的老师会到周边乡镇的家庭和学校做各类辅导。她发现当地有蜡染、刺绣等民族传统工艺,觉得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当地儿童未来往家居、服饰等产品设计方向发展,为他们在汽修、理发、烹饪、建筑工地小工、流水线工人之外开拓新的出路,“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可能。”

郝景芳的每一步设想都十分具体。为了能让项目可持续发展,她打算开通亲子游,并将收入完全补充给公益部分,让这个项目不依赖募捐、可持续,“其实是一个社会企业”,郝景芳说,她现在正在为这个书院招老师,打算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每月五六千工资,希望他们结束在那里两年的工作后,可以进入大城市的商业机构教授通识教育。

郝景芳明白,童行书院这个项目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作用实在有限。“最终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他们能在父母的工作地上学。而这涉及城镇化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必须由国家层面来做。”她已经计划好,2017年,自己的工作主要放在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影响财政收支预测。她希望能借此推动财政资源覆盖到流动人口,从而改变大量留守儿童的生活。

“只靠民间慈善组织是不行的。”郝景芳说,它需要有人影响并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这样,原本“折叠”起来、很难向上流动的空间,才能最终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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