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从江南小镇到“十里洋场”

陈仲丹

在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大门被英国军舰轰开，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根据条约文本，上海被列为首批对外通商的口岸。184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宣布上海港开埠通商。上海作为中国的东大门成了一个重要的对外交往口岸。

“洋场”初现

上海原本只是江南一个后起的古镇，明代末年为抵御倭寇袭扰开始修筑城墙，才有了城的概念。鸦片战争中，战火曾烧到上海城外，老将陈化成在吴淞炮台指挥守军力战英舰，不幸阵亡，上海县城落入英军手中。1843年，原参加侵华的英军军官巴富尔作为首任驻沪领事来到上海。当巴富尔带着行李进城时，他的住处就成了一个景点。开始几天，城里的居民川流不息地来参观，仔细观察洋人的日常生活。巴富尔不堪其扰，叫仆人关上大门，拒绝参观。在上海，他只用了十天就安置了领馆，宣布开埠。巴富尔还以“华洋分居可以避免纠纷”为由，要求得到一块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土地。经过多次洽谈，双方确定了《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在租地范围内，外商具有永租权，华人业主不能任意停租，界外华人不能在这里租地建房等。根据这个章程产生了中国第一块租界，即“英租界”。英租界位于县城东北，黄浦江边。到1846年，英租界面积达到1080亩，有侨民120人。

巴富尔承认，这块租界“的确相当宽敞，足以供用作住宅、花园、娱乐场所以及最重要的存货仓库”，而且在外侨“居留地的周围有宽广的伸缩余地和充分的行动自由”，那里“小路四通八达，河流纵横交错”，是外侨郊游的好去处。

随后在1848年又建立了美租界（后与英租界合为公共租界），1849年建立了法租界。这时太平军在附近一带作战，有不少人为避战乱而流入上海的租界居住，出现了“华洋杂处”的局面。在租界，华人在人数上占多数，但对租界的管理权始终掌握在人数不多的洋人手中。1856年，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决定在上海组建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到60年代，上海的租界相继划定界址，从此租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一市三治”的局面延续了近百年。到1915年外国在上海的租界面积与1848年时相比暴增了12倍，扩大到7万亩。

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最繁荣的通商巨埠，而中外商家林立、华洋客商云集的租界，也以“洋场”而闻名。上海商业繁荣甲天下的盛景，常使初到的人惊叹不已。如《上海新报》1871年刊登一署名“醒世子”的来稿，描述他所看到的上海洋场：“出延袤一二十里不知天日，由城东北而西折， 半属洋行。黄埔溶溶，环绕其旁。人杂五方，商通四域。洋货、杂货，丝客、茶客，相尚繁华，钩心斗角，挤挤焉，攘攘焉，蜂屯蚁聚，真不知其几多数目。”另一位1873年来上海的游客也是连连赞叹：“洋人租界地方，熙来攘往，击毂摩肩，商贾如云，繁盛甲于他处。”其时，还有人作竹枝词，咏叹上海租界的巨大变化：“四围马路各争开，英法花旗（美国）杂处来。怅触当年丛冢地，一时都变作楼台。”

开埠二三十年后，上海的租界已建造了不少西式房屋。街道两旁各式洋楼，二层三层，宽廊敞窗，样式各异，玻璃窗晶莹剔透。这些西式楼房最炫人眼目的是都装着西式的玻璃窗。时人记云：“租界中华堂大厦，茶室酒楼，无不以五色玻璃为窗牖。”有人题咏：“玻璃四面斗玲珑，铁柱中空气可通。玉镜银瓶相对设，恍疑身在水晶宫。”洋房林立，西洋的奇器异物让观者感到耳目一新，顿觉“开拓心胸恢眼界”。1874年有个来上海的文人，记述了他的感受：“西人之楼阁连云，火灯耀日。东西两洋之车往来于市，轮帆各种之舟排列于河。洋行所陈货物，百怪千奇。真是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如入波斯之国。”

各式马路

人口的大量涌入，一个近代城市在黄浦江畔成形。在租界的街区中景色最为壮观的是沿着江边伸展的外滩。外滩的道路比较宽敞，分为人行道和车行道，先用水泥铺设，后改为沥青路面。当时工部局主张把外滩建设成景观地带，在路边设置草坪、座椅、林荫道、煤气路灯，还在路边点缀一些雕塑和纪念碑。作为一处没有围墙的景观绿地，早期外滩的管理也遇到麻烦，由于座椅往往多被华人占用，有些外侨抱怨无座椅可用，向工部局询问可否到外滩自带座椅，还有人建议实行华洋分设专用座椅，但工部局除适当增加座椅外，没有采取限制措施。

此外，各国租界还修筑了不少马路，比上海县城原有的路宽，并互相连贯，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便利。开埠前，老上海人讲究沿河而居，但租界里的人却喜欢沿马路建屋落户。19世纪末，坐马车逛马路一度成为上海人喜爱的游乐活动。造马路的材料先是碎石，后用沥青，比较特殊的材料是在南京路铺设的铁藜木，目的是为了减少电车行驶发出的噪声。

公共租界马路纵横，于是开始制定管理交通的马路法规。马和马车曾是城市交通的突出隐患，连南京路上都有马夫遛马，甚至有无人管的马在路上乱窜。工部局规定，在街上走失的牲口由巡捕房暂时扣留，直至失主付清罚款后才可释放。当时一些临时搭建的建筑也妨碍道路畅通，工部局又做出规定，住户搭临时芦席棚必须得到邻近住户的同意，席棚只能保留十天，并派巡捕在现场执勤，巡捕的费用由搭建者负担。1904年出台了《马路章程》，要点有：过往车轿必须靠马路左侧通行（靠左行驶为英式规则，与靠右行驶的美式规则不同）；车辆在驶近行人时，车夫应勒马转为漫步；制止租界内超速骑马或驾车等。马路边有不少水沟、水塘，既是居民的洗衣池，也是抛弃垃圾的场所，对公共卫生影响颇大。工部局则通知业主填平，或是派人填平。

在上海开埠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一种特殊的“马路”，即铁路。

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以黄浦江码头起卸货物不便为由，建议在上海和吴淞之间修一条铁路，遭到清政府拒绝。对此英方的对策是干脆不说先做。1872年以英商的怡和洋行为主成立了吴淞道路公司，由英国驻上海领事出面称要修“一条寻常马路”，实际是修铁路，向官府申请购买沿线土地。不明真相的上海道台欣然允许，公司随即征购土地。等到这条铁路建成，引起了官府的不安，道台抗议铁路切断了中国的官道，河道受到影响。1876年7月3日，沟通上海到江湾段的吴淞铁路举行通车典礼。火车徐徐启动时，人们蜂拥而来，争睹火车的风采，体验乘车的乐趣。在火车驶近江湾时，“汽筒复鸣，火车渐慢，又见两旁人立如堵墙”。《申报》记者实地查访了火车客运的情况：“上海至吴淞新筑之火车铁路，为向来所未有，诚一大观也。车辆往返每日六次，而客车皆拥挤无空处。城内终年几不出门外半步者，闻有此事亦必携家眷一游。铁路停车之旁素本冷寂，现在马车、小车往来不绝，竟变为热闹之区矣。予于初次开行之日登车往游，惟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坐者已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对此新鲜事也少不了有人作竹枝词：“轮随铁路与周旋，飞往吴淞客似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传陆地可行船。”有个外地人来上海，每日要去吴淞办事，最初都是坐独轮车，往来要一天，屁股还被硌得疼。有人劝他乘火车，他总是说，那是洋人骗钱的诡计。后来其弟硬拉着他去坐火车，“一经上车，不转瞬而轮动如飞，快然遄行，其价则较小车为廉，而其舒服不啻十倍，速则且不止十倍”。

但时隔不久，这条铁路上就发生了事故，有一路人不慎被压死，后又发生运石列车与载客列车相撞的事。事情惊动了洋务大员李鸿章，他决定与英方谈判，由中国买下这条铁路，在款未付清的一年中允许英方继续经营。在这段时间，这条铁路成了旅游热线，许多中国人为了“游铁路”而乘车。有人这样介绍“火轮车路”：“车用四轮，轮边中空外实，衔铁条以行，不致旁越。”“行时风驰电掣，瞬息往回较轮舟尤速。”在付清款项后，经福建巡抚兼台湾学政丁日昌奏准，吴淞铁路的铁轨、车厢被拆卸后装箱运到台湾，原计划在台北修复，但因缺乏资金被丢弃在海滩，长时间遭海水浸泡后锈烂不堪，只有机车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存放在台湾省的博物馆中。

到19世纪80年代，国人对铁路的看法大变，修铁路被清廷列为“自强”要策。1896年清廷批准修筑淞沪铁路，两年后完工，路线基本沿着原来那条铁路的走向。不久铁路又不断向西延伸，直至南京，是为沪宁铁路。人们搭乘新建铁路时，总会对当年吴淞铁路的遭遇留下一些感慨：“火车当年达吴淞，女伴遨游兴浓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又从容。”

洋楼与“石库门”

随着马路的修筑，路边出现了众多各式洋楼。先是在外滩建造了不少模仿希腊样式的新古典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并于1893年竣工的海关大楼是当时外滩最显眼的建筑。这是幢三层红砖西式建筑，楼内通过蒸汽管道供应暖气，窗户有两道，玻璃窗在外，内设百叶窗。中间有一座钟楼，钟楼的大钟是仿照伦敦议会大厦的大笨钟而铸，每隔15分钟就会发出悠扬的音乐声。当时人记载，这个大钟“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置针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它在行人眼中，“当街高矗自鸣钟，十二声敲度远风。忽听炮声齐举首，一轮红日正当中。”

1927年重建的8层高的海关大楼是新古典主义样式，“门楼是多立克风格，灵感来自雅典的帕特农神庙”。1901年动工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外墙以大理石贴面，内有彩色玻璃顶棚，立面是古典柱式和人像雕塑，地板用硬木拼花，装饰富丽堂皇。这是国内最早使用卫生设备和电梯的建筑。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开始建造高层建筑，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其中国际饭店高24层，是当时东亚最高的建筑。这时的建筑风格转为简洁明朗，注重功能，简化外形立面，以简单的横竖线条和大片的玻璃和墙面，追求高耸醒目，以加强建筑体形的效果，不仅省工省料，而且有触目的广告效果。在租界里还有一批中国人投资建的商业大楼，比如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聚集在一起竞争，各出奇招促销，竞相吸引顾客。

近代上海建筑的风格主要以仿欧美为基调，民居建筑也是如此，在外观装饰上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如门窗上用水泥砌出拱圈，外墙装饰用白水泥、碎石子，阳台围以栏杆，体现出糅合中西的建筑特色。

随着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人口的增加，在上海租界的街巷里出现了一种名为“石库门”的民居。这种民居大门有一圈石头的门框，被称作“石箍门”，宁波人发“箍”字音为“库”，故而得名。为了充分利用地皮，这种住宅采用欧洲联排住房的形式，高两到三层，布局紧凑。住宅内部又脱胎于中国的三合院住宅，前院有天井，后面是客堂和厢房，在建筑装修上则采用西方的装饰手法。后来出现一种简易的石库门住宅，单开间门面，取消天井，上下两层，给经济条件不富裕的职员、商贩住。而来上海打工的下层劳动者连简易的石库门也住不上，只能在棚户区栖身。上海的棚户区多分布在租界外的周边地区。棚户区阴暗、潮湿、破烂、拥挤、污臭，既缺少阳光又无新鲜空气，道路狭窄、用水困难。棚户区多在低洼地区，周围是臭水沟，又无下水道，污水蔓积，雨天更甚。据当时人描述，这种棚户建筑“其门高不及肩，察其外观，席草为盖，粪土为墙，支木为床，筑土为灶。空气污浊，黑暗无光。斗室之内，聚居者七八口”。这种被称为“滚地龙”的房屋盖成不久就东倒西歪，“一遇火灾，顷刻延燃”。

“不夜城”

上海开埠后，在市政建设方面有很多新东西传了进来。1865年以后，在租界街头树起了造型别致的煤气灯。煤气由铁管引出，点燃后向外喷火，燃烧为灯，用以照明，上海人称为“地火”。煤气灯“创办之初，谣诼纷纷，而其最可笑者，则云地火盛行，马路被灼”，人们不敢光着脚从煤气厂附近走过，怕地火“攻人心脾”。还有记载：“其时有人见西人掘地埋铁管者，争相诧异，不知用，竟有谓西人居心叵测，置地雷、火炮以陷上海者，闻知殊觉可笑。不意一年之后，地火通明，照耀六街几同白昼。”曾有人以“火树银花不夜天，行人如比梦游仙”来形容“租界中地火如林”的夜景。有人将点了煤气灯的上海称为“不夜城”，咏赞：“火树千株照水明，终宵如在月中行。地埋铁管通街市，真个销魂不夜城。”从此上海有了近百年“不夜城”的名声。而日本的第一盏煤气灯是1872年在横滨启用，比上海要晚。

在中国，用于照明的电灯最早也是出现在上海。1882年，电灯首次在上海投入使用，15盏弧光灯安装在楼房和公园内外，灯光齐放光明，“竟可夺目”，点缀着外滩的夜幕。

电灯只靠一根细铁线便可发光，比用铁管输气喷火的煤气灯更为神奇。相比之下，曾有“地火”和“赛月亮”之称的煤气灯显得黯然无光。电灯初来上海，居民对这一新事物还抱着惊奇和疑虑。有人认为电光就是火，甚至还举着旱烟斗凑近电灯借火。一时间夜观电灯称为上海市民的一件大事。有记载述及人们争相观赏电灯的热闹情景：“灯以电明，创制也。前岁始盛于外洋，今年已行于上海。其设于港之滨，路之侧，茶之寮，烟之室者，外则光彻通衢，内则辉生四壁，远近大小共计数十处。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有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另有题为“电灯公司”的竹枝词赞道：“电灯装设有公司，各式琉璃罩亦奇。制器广通传气线，一经开放火如丝。”

1883年，上海租界开始供应自来水。英商在租界铺设水管，水管埋于地下，“又于沿街每数十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机括。用时将机括拈开，水自激射而上”。水厂建成后，邀请李鸿章来参观，并由他开启引入黄浦江水的阀门，宣告了近代中国的城市供水系统在上海诞生。

“自来水”这个名称就是上海人首先叫起的。他们觉得水经地下水管源源不断地流来，“奇哉水蛇地中行”，而且还能“黑龙倒吸沪江水”，让水沿管道直上高楼，“能使高飘最上楼”，颇为神奇。

晚清还从国外传来了西式马车，用材上乘，做工考究，其式样“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式样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在竹枝词中，这一西洋奇巧也被提及：“转轮聒耳隐如雷，电掣云飞日几回。车上有人高举手，玉鞭群听指挥来。”

租界的终结

上海的物质文明景象，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趋新之人到此一游，得以亲闻亲见这座城市的新奇变化。1888年有个外地人来上海，他写的《洋场述见篇》表露了其因所见所闻而导致的心理变化，以前他看《申报》，“每见其洋场之胜景，不禁神为之往，意为之转，然其所谓电灯如月，可以不夜；清水自来，可以不涸；德律风（电话）传语，可以代面，虽远隔而如见；电线递信，速于置邮，虽万里如一瞬。此等语，辄目之为海外奇谈，疑信者半。因思亲至其地一扩眼界，以征报上所言之虚实。今年有友人经营来沪，仆与俱来，舍于洋场者逾月。终日无事，蹀躞街头，见列柱如林，布线如蛛丝，知为电线，而传报之速不获见也。一日友人有事传电伦敦，未顿饭时而回电已至，友人告仆曰：此即电报灵速之征也。伦敦去此六七万里，而来去消息至于如此之速，不禁为之舌挢不下。”亲眼所见的事实使他由以前的疑信参半变为此时的确信不疑，并发出由衷的赞叹，表示“直欲终老此乡”，对上海产生了真切的好感。

在租界内有一个花园很有名，这就是张园。它本是英商和记洋行经理格龙建造的花园，后于1882年由张叔和购得，建成私人住宅，俗称张园。园主张叔和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经营张园最大的特色是融中西园林风格于一处，供中外人士共享。张园几度扩展，最大时面积有60多亩，园内建洋楼、草坪、荷池、戏园、茶室等，向公众开放，供公私各界租用。清末，一些新奇的活动在张园举办。1903年，外商以月租银1000两租赁张园，引进魔术、幻术馆、西菜馆、骑自行车、拳击赛等。不久，租地演戏、慈善义卖、集会演说、游园会等相继在这里亮相，使张园成为租界中心区人流汇集的场所，热闹非凡。

上海的开埠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既对“洋场”的繁华给以赞叹，也对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慨。比如租界的有些公园不对中国人开放，有的甚至在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比如，186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黄浦江西岸和苏州河交汇的一处滩地建造了一座公园，名为“公共花园”，供人游玩娱乐。自建成后却一直只许外国人进去游玩，不准华人入内。理由是华人当中“下等人”太多，而公园又太小，如允许他们进去会造成“不便”，如只让“衣冠中人入内而下等人概屏门外”，又多“窒碍”，只好一概禁止华人入内。但该公园的建造费用来自中外商人的捐税，华人提供了其中的大半，却被关在公园的大门之外，极不合理。1885年，唐廷枢等八位粤商名人写信给工部局，要求准许华人入内游览，工部局这才解除了园禁。

直到20世纪20年代，租界中外国人管理的大楼仍有写着“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指示牌。1904年在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洋人对华人行凶的严重事件。这年12月25日，俄国两名水兵在上海外滩用斧头砍死华人周生有。上海道台要求俄国领事交出凶犯，由中国官府审断。俄国驻华公使只同意由俄方按军法处置。几经商谈才由俄方判处凶犯八年监禁了事。这件事的处理不公引起了上海全社会的关注，风潮持续了三个月才平息。

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两国分别签订了《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新约中规定英国和美国将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交还中国，这才消除了自上海开埠以来西方国家割据租界形成的“国中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