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王佳佳

(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王佳佳

(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五四；争议；新传统；反传统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26

自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文学诞生不久时，学界关于五四的批判与争议就从未停止，焦点主要是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关于五四全盘西化的争论很多，说五四造成中国思想危机，甚至于社会的种种道德问题也归咎于反传统的恶性膨胀。随着“国学热”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怎样衡量五四也颇有争议。显然，这些观点并没有辩证认识到五四所产生的“新传统”在文化解放、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五四“新传统”一直有其深层的精神在波动，它就如同新旧文化的一座桥梁，使得我们中国文化现代性能够更好地发展。

一、历史下的策略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温文尔雅的，新事物的注入必然会惊扰原本平静的“死水”，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必然会遭受很多旧势力的抵抗。新旧传统之间的矛盾恰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在新旧传统交手之际理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去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五四运动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民国初年社会激烈动荡，且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而弃旧图新就是为了救国救民。语言、文学、思想、制度的僵死，在这些旧框框的笼罩下，中国是继续保持现状，停滞不前，亦或冲出束缚，大胆革新，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穷则变，变则通”。沉重的危机与困惑下，在康有为强附在“圣人之道”上的温和维新失败后，政治上依然是“尊孔复古”大潮流下的专制主义横行，禁锢着人们前进的脚步。这强烈地刺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思想解放、文学革命的愿望。他们热切盼望在老中国兴起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将愚昧的人民从落后的社会解放出来。李零对于这场启蒙运动持赞赏的态度，他对于有些人说中国人阻挡启蒙道路反驳道：“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是如此，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五四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在他看来，五四运动这场启蒙运动带给中国的好处远比其自身固有的缺点多得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需要的，“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1]

早在1957年，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蒋介石当时大骂五四，说它导致了中国的赤化。胡适就反驳道：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而非政治运动。至于它是否是纯文化运动日后需要进一步商榷，说导致赤化也不是全错的。但是五四的中心任务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它所蕴含的爱国和自由精神是不能因为一些缺点去简单否定的。它为了启蒙所采取的一些激进的态度也有其相应的局部合理性。

关于五四启蒙还有另一种说法，即80年代“文化热”下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现代中国历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其中的“救亡压倒启蒙”[2]说影响很大。这话放在当时的年代，就让人很不解了。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势，列强侵我国土，毁我家园，新文学运动者激烈的态度不妨看做是适应国情的需要，温柔敦厚的系列传统思想下人们的懦弱、奴性、麻木等劣根性是需要被敲打才会有所回音的。鲁迅自有拆屋子的巧妙揭示，为何新文化人总被人们认为是“偏执”或“不宽容”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3]“新传统”正是以这种决裂的态度诞生的，它是在对旧传统的质疑和批判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的。为了“新民”，为了“启蒙”，为了“新”社会的思想基础的建立，正是中国无数有识之士采取的一种策略，他们看到所有成功的变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温文尔雅的。他们这种自觉承担的勇气，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钱玄同和刘半农，以及支持文学革命的各种报刊、社团，革命先驱在这样的历史下，起而反抗，不应该简单判定说是挡了启蒙的道，应该回到历史特定环境下进一步判定。中国新文化运动者，及中国新文学，也必然是带着“国民性”的启蒙话语的思考，他们对时代的忧患意识，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切入国民心灵，剖析人们的劣根性及压抑处，给当代文学也是一种启示和思考。

五四在思想解放、民族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贡献。它在当时采取的策略确实有激进处，但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中去考量，它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并且中国当代社会至今仍享受着五四“新传统”的果实，无论其精神还是文学实绩。

二、五四“新传统”的“反传统”

人们对五四“新传统”的指责和否认应该要作慎重思考。五四的“新传统”和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大传统”肯定是有所区别的，“新传统”包括了民族思想、精神、新文学，对白话语言的贡献、关于“人”的发现，以及建立自由、科学、理性秩序的呼吁，都对中国古传统产生着冲击，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产物，始终渗透、影响着后人的生活与创作。这种”新传统”的丰硕成果至今犹然重要，比如现代文学语言就是以白话为基础产生的，而白话文也是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体白话也有它继承古代白话和近代白话的部分。胡适曾论述过，白话文学运动的因子，其中就有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譬如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白话曲子、白话小说等。我国五六百年前就出现与现白话文相似的白话文章《老乞大》。明清小说现在也很通行，因为和当代社会的语言相似，读来也无多大的阻碍。且五四初期很多文章所用的语言仔细读来与我们现在所用的也不大相同，写诗、写文杂糅的现象很普遍。所以这也说明了有些人把五四后的新体白话看做与传统语言的断裂是有失偏颇的。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新的思想新的事物的出现必然需要选择适合其表达的语言，适应着时代的白话文可谓应运而生，继而合理发展了中国语言，发展了中国文学。语言文学写得为当下大多数人所共鸣，而不再仅仅被当做庙堂之上的供奉，才是应了胡适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4]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继续加以完善。在如今，不只语言，“新传统”的很多观念也如同一种无意识，无形的围绕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或许身处其中并未明显察觉，但它却是存在的。新事物的出现必定带来旧事物的灭亡，“新传统”“反传统”必然是违反与它所抵触违背的旧传统，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封建文化，“新传统”反的对象就是统摄中国千年思想的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僵化的儒学。陈独秀说：“道德之为物,……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5]如果现代中国继续实行封建之道，而不作改进，就是违背20世纪的时代潮流。五四批判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儒学中的“三纲说”和家族本位制度的伦理道德的批判上。况且儒学也并非代表中国整个传统。“新传统”反对的这些旧传统中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已成为可怕的牢笼，吃人的工具，它们束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剥夺妇女、农民的权利，牵制人们的思维个性，必须加以剔除。中国家族制度从古代到现代得以新的转变，而五四对此贡献巨大。所以“新传统”并非是疯狂、不合理地全面反传统，而是对固有的糟粕予以剔除。事实上“打倒孔家店”这么激烈的言论也是无中生有的，它只是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的夸张性说法，后人误以为“口号”而已。五四新人士大都对包括孔教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有清醒意识的，在对旧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采取了新的评判态度，即“重估一切价值”。怎样去重估呢？就是充分发扬“新传统”的理性精神，倡导民主与科学、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主义及个性解放等。将旧传统放到利于民族现代化的位置去重新评估，那些禁锢人性的纲常伦理自然就站不住脚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用现代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去重新编写古代文学史，也是说明他们在做革新，而不是推翻。

李大钊就特别声明“余之抨击孔子，并非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抨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和“专制之灵魂”。[6]在陈独秀揭起文学革命旗帜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论他全面推倒传统文学也是不对的。首先他的“三大主义”[5]仔细一看是互为对仗的，他的推倒古典文学其实是古典主义文学，这样就与写实文学相对应了，就是推倒仿古文学。事实上在文中，他对国风、楚辞、汉魏后的五言诗、古文运动、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优秀传统文学是持赞美之词的。所以作为发起人的陈独秀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

革命先驱们“扎硬寨，打死战”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在这种特定的历史中是很珍贵的，他们从旧传统中走来，反对其中的糟粕，这种敢为人先的突破态度，在实际与旧传统决裂的操作中，也是海纳百川、自觉改正的过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八不”理论，最早向旧传统发难。有人认为这个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断言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胡适后来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理论，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文学革命做了更为详实的理论介绍。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公安派、竟陵派与新文化运动的紧密联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受其很大影响产生的。除了这些内部逐渐深化的自我认识，早在五四之前，作为先驱人士的鲁迅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就有了对民族传统的思考，“外之既不后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7]这些先驱者心中深厚的传统涵养促使他们对中西文化有自己的选择意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为了现实所需，才出现了对旧传统的猛烈批判的姿态。他们带着对文学疗救社会的自信与果敢，对青年一代的欣赏与培养，将“新传统”提高到相当的高度，这是时代大转折大反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现代文学家看来，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注重建立人的文学，要求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间、自我的关注，倡导科学、知识、理性的力量，思想启蒙，社会变革，各种流派、报刊的通行，以北大为首的教育精神的确立，新旧派之间的自由论争等活动的开展，都属于是一场场的思想大解放活动，这些思想活动中蕴育的五四“新传统”理应得到它应有的重视。处在中外古今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中国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自觉扛起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的重任，重新评价五四“新传统”这个意义。而把现今社会出现的系列文化、道德问题归咎于五四，未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比如有人说五四时期不讲“孝道”，故造成这一美德的失落和断裂，这种结论太断然了。其一，思想的继承并非系统性的，当时五四人宣传的不是“不孝”乃至“不养”、殴打父母等，而是对家族制度、专制制度的批判，倡导冲破束缚，张扬个性，树立独立思想的正面作用。其二，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五四带来的，五四的影响当时并未如此深刻长久，如果一味的归咎于此，而不从自身找原因，这种借口显然是对自我探究的逃避，对时代弊病缺乏认知的错误行径。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认为，将80年代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以五四思想进行新的启蒙。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文学思潮被表述为以五四精神为主潮的新时期，将五四看做中国“现代”的开端。这种80年代对五四的复归并非是对五四“新传统”精神的抄袭与照搬，而是经过漫长的现代化过程所逐渐筛选过来的。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道主义话语，延续五四“新传统”关于“人”的批判逻辑，更多是对人性、自由、平等的反思，甚至于将新时期文学看做类似五四时代的“文学复兴”。五四一直都在被重提，新时期与五四新传统是一种扯不开的关系，何谈断裂？洪子诚说道，“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中，也应将其置于五四、左翼、延安文学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考察”。“50至70年代从总体性质上来看仍属于新文学的范畴。与五四新文学精神具有深层的延续，所以看法称与五四文学传统发生断裂并不存在。”[8]五四“新传统”一直有其深层的精神在波动，而它就如同新旧文化的一座桥梁，自觉接受着外来文化影响，但又自发地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所取得的“新传统”意义都不应被看轻，或者回避。

陈平原在《走出五四》的专题导言中提到：“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20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但另一方面，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9]对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决定性时刻，需要放在那个时代去了解它承前启后的意义，去体会在它那个时代的特殊含义，以及不能被掩盖的历史作用。理解五四“新传统”在文化现代性发展中的铺路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大发展，才能更好地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传统。

[1] 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6-97.

[2] 李泽厚.李泽厚话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0-124.

[3] 鲁迅.鲁迅杂文全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8-51.

[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N].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391.

[5]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2-204.

[6]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0-83.

[7] 鲁迅.鲁迅杂文精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270-272.

[8] 洪子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5.

[9]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69.

[责任编辑 朱毅然]

Re-rea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Anti-tradition” and “New Tradition” about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NGJia-jia

(CollegeofLiberalarts,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Fo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ti-traditional" legitimacy which caused the "cultural break" issue, academia always has different opinions.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e need to come back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dtween the "anti-tradition" and the heritage of May Fourth "new tradi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y Fourth Movement’s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and "new tradition".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istory of a particular stage, the May Fourth should not be forgot.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Fourth legacy can help to reconstruct contemporary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research into deeper develop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controversy; new tradition; anti-traditional

2016-05-12;

2016-06-30

王佳佳,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学·艺术研究

G112

A

2095-770X(2016)12-01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