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强国之路：以优胜劣汰助力产业升级

王聪

[摘 要]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大而不强，在“十三五”阶段如何实现由外贸大国到外贸强国的转变是急需应对的问题。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外贸易中发挥优胜劣汰效应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实现优胜劣汰面临的挑战，认为，对外贸易由大变强，可以帮助我国应对外部经济形势的不利局面，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而发挥优胜劣汰机制是帮助我国实现外贸强国的重要路径。未来我国需以对内改革保证我国的开放质量，从而保证优胜劣汰机制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贸易强国；优胜劣汰；对外贸易；对内改革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2-0046-06

一、引 言

开放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部门，对外贸易代表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汇集了我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对外贸易实力的不断强大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推动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迈向市场经济道路上的“风向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来看，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已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的货物贸易位列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规模也攀升到全球第二。然而，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长周期由繁荣转为震荡复苏，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因欧美国家以重振出口为目的提出的“工业回归”，由扩张转为收缩，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红利接近尾声，承接全球跨国转移的速度变慢，产业和订单出现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我国出现了出口乏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出口产品质量难以提升，服务贸易开放不足，经济增速放缓等现象。上述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大而不强”。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保持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使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这需要我国真正的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实力。可以预见，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制度之间的竞争，选择何种经济制度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和质量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问题，更加关系到我国劳动力在全球要素分工中的收入水平增长问题。本文认为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制度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以优胜劣汰作为经济制度基础，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的结构转换，促进我国外贸提质增效，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

二、优胜劣汰的重要性

优胜劣汰是以价格作为调节手段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决定资源如何配置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也可以称为“创造性毁灭”过程。这一机制的存在使得身处其中的企业可以相互竞争，从而为企业主动提高自身生产率，努力创新提供激励，同时，其所具有的市场选择机制，即通过淘汰落后企业和收缩在位企业规模，允许优秀企业进入市场和扩张现有企业，保证要素在企业乃至产业层面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机制，提高了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提升产业层面的总生产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的经济体制上缺乏必要的优胜劣汰机制，行业开放水平不足，经济效率低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持续发展的压力。以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市场竞争扭曲、投资驱动、工业主导和资本密集的特征，这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重量不重质，服务业发展滞后，创造就业能力低，进而使贫富差距拉大，国内消费增长缓慢等，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对资源和环境高度依赖等问题。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86位，与美国相比，我国钢铁消耗是美国的6.6倍，铜为4.1倍，二氧化碳排放1.4倍，而个人消费只是美国的20%，零售业规模只是美国的70%，要想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实现党的十八大设想的，到2020年我国完全建成小康社会，国民经济与2010年相比，GDP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的，就需要破除我国的经济体制上原有存在的缺陷，即我国的经济体制上缺乏必要的优胜劣汰机制。我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习惯于通过大量审批、准入限制、对市场参与者的差异政策、激励政策与直接投资挂钩、项目资金分配、产能调控、过度监管等形式，对微观经济介入过多过深，并且不能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基本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政府往往保护竞争者却不维持竞争过程的政策，压抑了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加之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具有明显的进口替代特征，我国制造业是美国的1.2倍，日本的5.3倍，韩国的21倍，但运行效率低下，服务业开放不足，缺乏竞争，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度只有67%，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其本国的市场竞争机制较为完善，近年来美国主导的TPP等自由贸易区协定，就是发达国家具有高标准的市场规则的表现。

优胜劣汰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强烈需求，经济学界对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通过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改善企业的绩效，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1]。与此同时，国际研究表明，市场中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即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3]，可见优胜劣汰对于生产率提高从而对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竞争所导致的优质企业取代劣质企业的淘汰效应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极其重要的动力，被淘汰的低效率企业所释放出的资源被高效率的企业创造性地利用，从而促进经济中企业构成质量的提高。过去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规模的投资和劳动者高强度、“艰苦”的工作，虽然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人均收入在世界只排名86位，劳动生产率排名82位，我国没有一个省份的GDP超过人口5 000万的韩国，要提高我国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必然选择，而优胜略汰对提高生产率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因而可以使我国朝着实现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目的，即提高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前进。国际研究经验也表明，发达国家大约1/5到1/2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市场发挥优胜劣汰机制贡献的[2-3]。在这方面，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要弥补。

优胜劣汰涉及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再分配，其可以通过竞争市场上高生产率企业取代低生产率企业，以及准入和培育新的潜在高生产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转型，居民消费端将更加多元化，且重视产品品质，未来这将引导我国企业的竞争格局，那些能适应国内消费端变化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存活下来，并且这为市场中潜在进入企业的成长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条件，从而为这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相应的将会淘汰一批低生产率企业。同时，随着构建对外开放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行，制造业企业将面对更多的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压力，内外部竞争压力下将会产生优胜劣汰的创造性毁灭效应。

三、中国实现优胜劣汰面临的挑战

上文分析了优胜劣汰的重要性。进一步，需要理解目前我国发挥优胜劣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表现出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转变的基本特征，包括国企改革、降低进入壁垒和引入国际竞争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内的基本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中国各部门各产业从国家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的转变（简泽，2011[4]），这种竞争性市场结构客观上要求有发挥“守夜人”功能的政府、自由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等，这也是市场实现优胜劣汰所必需的条件，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与此还存在差距。

首先，无序低效的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例，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纺织业，皮革及毛皮制品制造，木材加工，石油石化，医药制造，化纤制造等产业存在过量竞争，而在农副食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及记录媒介制造，文教及体育用品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塑料制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制造等产业则竞争不完全（简泽，2011[5]），这种竞争环境的差异性带来的是竞争的低效率，从而限制了优胜劣汰发挥作用的空间。再以我国的出口贸易为例。我国在外贸政策上表现出较强的进口替代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倾向。一方面，这一政策使得我国许多产业长期竞争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导向下我国出口的产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具有明显的依靠价格竞争的特点[6]，产品质欠优、价太廉，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企业过度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销售手段，从而导致对于价格竞争开拓市场的偏好，忽略了产品质量的改进，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倾向这种竞争模式[7]；二是以往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度强调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从而导致对产品质量忽视，举例来说，我国政策上倾向于鼓励诸如机电类产品的出口，因为这一类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更高，但是对于属于较低技术类别产品的诸如烟酒产品的出口却给与较少关注，这就导致较低技术产品的产品质量很难提升，从而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其次，政策性进入壁垒等非竞争性政策还较为普遍。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过去垄断专营思路的影响，因此，其潜意识里不仅想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其更想充当二十四小时看门人，由此，市场中存在政策性进入壁垒等非竞争性政策，其表现形式包括：通过对企业技术和规模设定标准催生的行业准入限制、中央地方政府对于不同企业给与差别性补贴、财政分权背景下导致地区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国有企业因自身所有制的特殊性获得的优先权与特殊社会责任并存的现象等。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还包括：我国已有的官员晋升机制催生的政绩观、作为转型国家在经济体制上对国有企业的认同、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等等。此外，我国实行的现有加工贸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政策性进入壁垒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一直是出口创汇的主力，然而，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市场过于隔绝，“圈养”式的贸易发展模式，使得加工贸易企业对本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有限，并且加工贸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口转内销”的市场运作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土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长期来看，这将不利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延伸加工贸易企业在国内的价值链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

再次，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存在一定不足。需要看到，尽管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在产品市场上的价格形成机制已经相对完善，但是在其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一些企业以控制价格、数量、市场或原材料为目的结成联盟或者行业中的价格领导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等非市场化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时有发生。此外，“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世界贸易中所天然具有的产品定价劣势，使得以转型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注重对本国出口部门的保护，这就导致贸易产品（包括最终品和中间品）的价格很难按照市场定价机制来形成。我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上述现象在我国的进口产品定价上表现尤为明显，我国过度鼓励中间品的进口，而对消费品和资本品实行高关税，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国进口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占总进口的比重不足10%。①不仅如此，由于存在一定的进口替代战略，我国往往对进口到我国的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导致进口产品进入我国所制定的销售价格远高于进口来源国本地市场价格，保护了我国同类型产品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企业免于竞争冲击缺乏提高生产率的激励。

最后，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比起产品市场，我国的要素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发育迟缓的金融系统远远落后于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大量的非国有企业需要以远高于国有企业的融资代价从金融系统中配置资本，带来的后果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非国有企业效率较高，但是融资却很困难，进一步限制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生产扩张。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中早就存在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劳动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去严重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市场供给。还有，我国对于资本的过渡管制，利率、汇率等长期由政府主导限制了境内外资本的有效配置。再有，中国土地流转不畅，农村土地长期无法顺利周转，土地使用权改革落后，限制了土地的供给。上述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要素在区域、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有效配置。

四、发挥优胜劣汰的政策建议：以对内改革促开放质量

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转变的转型国家来说，如何发挥好优胜劣汰效应需要考虑两个主要的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对内改革与对外改革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界定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未来发挥优胜劣汰效应的主体问题。事实上，作为转型国家，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双轨制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这避免了经济、社会的大幅波动，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中国目前的体制中保留了过多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彻底遗留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对政府自身定位不明确，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的问题。对内改革与对外改革的关系，是帮助我们明确对内改革和对外改革具有明显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对外改革可以倒逼对内改革，另一方面，正确的对内改革同样可以反过来影响对外改革的步伐。国际研究经验表明，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占一国企业总数的比重非常小[8-9]，这一现象表明，发挥优胜劣汰效应不仅是需要从影响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的制度上入手，更是需要政府从内部体制机制的改变入手，从影响全部企业的层面来加以辅助实现优胜劣汰。

（一）路径选择：政府与市场

优胜劣汰的开放竞争环境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我国目前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使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生产率增长，有两条路可选：一是依靠政府支持，二是靠市场上企业间的竞争，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并且许多制度和规则抑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过度的市场干预会导致扭曲的激励政策，使企业错误的认为其发展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结果导致企业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寻租和搭建关系网络，不正之风盛行，降低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前我国市场日益庞大，单靠政府制定支持性政策，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时就需要活跃于市场中的企业去探索产业发展的方向，此时，政府的作用应当适时地转变为建立优胜劣汰鼓励创新的开放竞争机制。经济学原理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市场竞争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最有效的工具，其中国际竞争最为关键，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向世界最先进的标准看齐，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积极创新。所以，我国新时期的改革路径应该以国际竞争为标杆，以竞争政策改革为中心。这就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作出调整。

一方面，为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应确保政府为企业提供正确的竞争激励机制，使企业感到可能被收购，特别是国外企业收购的压力，从而调动起千千万万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政府应在激励政策、促进转型的能力提升政策以及预留给企业变化调整空间三方面支持发挥优胜劣汰机制，而进口、引进外资、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资本账户兑现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五个重要领域，在这些方面，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同时，参照国际上自贸区安排所涉及的议题，推动国内体制改革，给国内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更大的竞争压力，加快国内行政程序改革，健全政府微观政策体系，推动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充分发挥优胜劣汰机制，达到深度开放竞争的环境。

另一方面，在营造优胜劣汰的开放竞争环境上，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市场体系的建立和监管规则的完善上。政府需主动转变政府职能定位，积极推动信息公开制度与公平竞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开公平的营商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监管规则。具体来说：为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可进一步加快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防止政府在市场发挥优胜劣汰机制时的过度干预；为保证公平制度的建立，可以进一步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在最大范围内对所有在华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给与相同的待遇，为民营企业营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深化国企改革，避免政企关联等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创造内外资协同发展的环境，这也是如TPP、TTIP等国际贸易新规则所强调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以应对国内发展以及国际新规则的挑战；为建立诚信守法便利和违法失信惩戒的机制，可以探索建立商务、海关、质检、工商等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外贸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进出口企业信用评价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信息不完全问题；为了促进企业积极创新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制度建设，完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机制，完善司法保护、行政监管、仲裁、第三方协调等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完善知识产权工作社会参与机制；为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需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仲裁规则，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

（二）政策工具：对内改革与对外改革

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是由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叠加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对外政策的制定也是建立在国内已有的对内政策的基础上的，因此，未来发挥优胜劣汰机制需首先着手对内改革，以此达到促进对外开放质量，实现产业升级，完成贸易强国之梦。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离不开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离不开优胜劣汰机制的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是产业升级的一扇窗户，也是实现优胜劣汰的重要途径，然而，仅关注对外贸易上的政策变化还远不够，还需要着手国内改革，从根本上充分发挥优胜劣汰，实现产业升级。具体来说：

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建立政府职责清单，培育市场竞争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是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优胜劣汰的动态过程。政府在其中的优势不在于规定产业发展的方向，更不在于规定哪个产业、什么类型的企业能在市场上胜出，政府的职责和优势关键在于能够创造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让各类企业和创新活动得到充分的竞争（李义平，2015[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改革逐渐在朝着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产业划分越来越精细，产业间，企业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活跃于产业中的企业去探索产业发展的方向。此时，政府的作用应当适时的转变为，建立优胜劣汰鼓励创新的机制，产业政策应当偏向于竞争，同时不应当具体规定企业要做什么，因此，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在发挥优胜劣汰效应过程中的职能，建立起政府的职责清单，以此来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政府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责，在市场上建立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培育进出口企业间的竞争环境而言，我国政府应当更加关注降低甚至取消政策性进入壁垒、改革加工贸易制度、削减关税、限制反倾销、合理化补贴、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从而使企业更加专注于努力发展提高生产率。

其次，促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只有通过对内的要素市场改革，才能提高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质量，中国企业才能更好地接受全球市场的挑战，从而在优胜劣汰机制下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类要素的市场化是当前制约我国要素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上，除了已有的限制劳动力流动和发展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外，还存在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出对于高等教育的偏好远高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对于劳动者在非正规教育之外的能力和经验积累不够重视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初次就业普遍存在强烈的“唯学历”倾向；正规部门特别是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工资调整和职称晋升存在“唯文凭”倾向；在企业内部高学历者通常被安排进入到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低学历者被安排从事简单的重复体力劳动；受教育程度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及其考核业务能力和水平的依据；由于受大学扩招的影响，职业的过度教育现象越来越普遍。资本市场上，利率非市场化问题亟待解决，长期存在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无法清晰划分存款保险的范围，模糊了政府信用在金融市场中的边界，投资者无法明确判断风险，资产定价出现偏差，并且，这将不利于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道德风险，减弱了金融系统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混淆了个体金融风险和系统金融风险；非市场化融资主体的大量存在，如城投公司（由地方政府发起设立，主要承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用事业项目投融资的公司），使得“收益率倒挂”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兜底的制度将城投公司置于严重预算软约束下，使得城投公司在与民营企业等市场化融资主体竞争资金时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扰乱了国内金融市场秩序，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姚洋，2015[11]）。此外，以金融系统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和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产品市场的竞争，如以国有企业为主的金融系统过多的将信贷资本配置给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将资本配置给规模较大的企业，那些效率较高创新型或规模较小的企业则很难在资本市场融资，从而间接的限制了非国企和小规模创新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阻碍了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还有，考虑到“不可能三角”的外汇市场干预等问题长期阻碍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开放，不利于优胜劣汰机制的正常发挥，需要进一步的加以关注。土地市场上，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过度重视土地出让带来的预算外收入，使得土地价格虚高，同时，农村土地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流转，限制了土地的正常供给，需进一步改革。

最后，进一步完善产品市场，限制垄断行为，深化国企改革，合理运用政策组合。进一步完善产品市场运行机制，严格限制一些企业以控制价格、数量、市场或原材料为目的结成联盟或者行业中的价格领导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等非市场化行为；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落实“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等交叉持股，互相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进程，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适度引入“竞争中立”原则，增强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对于处于不同竞争环境的产业中的企业，政策落脚点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存在过量竞争的行业，如纺织业，皮革及毛皮制品制造，木材加工，石油石化，医药制造，化纤制造等，应侧重于鼓励和支持企业基于公平竞争的兼并重组，而在缺乏竞争的行业，如农副食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及记录媒介制造，文教及体育用品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塑料制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制造等，应侧重于降低企业进入门槛，消减进入和退出壁垒，增强企业间的竞争，同时，完善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避免在优胜劣汰过程中，企业创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成本高于收益，缺乏创新激励。此外，市场在发挥优胜劣汰机制时，许多传统优势产业中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压力，对于这些企业，政府一方面要支持其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如更新原有的工艺、生产环节等，或者研发新技术等。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淘汰的企业的失业人员，首先，政府应健全对于这类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需要为这些失业工人提供进一步接受培训掌握新技能的机会；同时，搭建平台为失业工人提供有效就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