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态度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文学群体，他们以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和叶圣陶等为代表，其思想品格、道德规范、艺术追求等，相当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中国一部分文人作家的创作特质。这个文人群体生当政局十分动荡的时代，在风云突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始终秉持自己的本性，做心以为然的事，显现出十分独特的人生信仰与处世方式。在纷繁嘈杂的政治大背景中，他们始终拥有着恬淡的内心世界，远离利益争斗的社会政治体制，追寻并潜心于文化道德建树和探索之中，向世人展示着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以及人生态度。

关键词：白马湖作家群 处世哲学 人生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文学群体，他们以夏尊、丰子恺、朱自清和叶圣陶等为代表。生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时代风云瞬息骤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这个文学群体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艺术追求等，相当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中国一部分文人作家的创作特质。他们各自以独特的人生态度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处世方式。他们无意仕途，淡泊名利，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又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为旨归，以平和清醒的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不哀怨，不颓唐，不绝望，强调实干而不愿张扬，无论身处怎样动荡的社会时局，无论外界干扰如何巨大，他们始终能够秉持内心真实的本性，做心以为然的事。在纷繁嘈杂的政治大背景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宁静恬淡的内心世界，远离利益争斗的社会政治体制，追寻并潜心于文化道德建树和探索之中，向世人展示着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以及人生态度。

一、传统与现代意识相交织

这个群体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蜕变与大觉醒之中，中西文化也处在大交汇大碰撞之时。他们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一方面又受着“五四”思想解放、精神启蒙的时代浪潮的洗礼，成为传统与现代意识相交织的文人群体。

美国的莱斯利·怀特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曾经在作品《文化科学》中认为，文化遗传属于一种人类社会遗传的方式，它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统一体，是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世代传承的一系列显示出超生物和超肉体特质的事物或事件。人类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有着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中国文化，作用于大众心理深处的无形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往往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十分宝贵的人类遗传基因，甚至成为整个民族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在精神上与之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群文人早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接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受到过极为严格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丰子恺的父亲丰璜是清朝末科举人，六岁起丰子恺就在父亲设的私塾里读书；朱自清从小在私塾里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身下层封建官吏家庭的背景又使他拥有更为严肃、严格的家庭教育；夏尊十五岁中秀才，攻读《读通鉴论》《古文观止》等。俞平伯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家学最深厚的作家之一，他出身于江南声名显赫的诗书礼乐之家，曾祖父是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大师；父亲是清朝探花，也是一位文学家；母亲亦是名门才女，精通诗文，俞平伯儿时就由母亲启蒙读《大学》章句。这些都使他拥有了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古典爱好极浓；也使他拥有了相当严谨而纯粹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具有典型的士大夫文人特质。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这群文人的意识与潜意识里，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为人和创作。虽然这种影响有时不像西方文化对人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明显，但镌刻在人骨子里的品质却更为内在、持久和深刻，使得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和现代观念之后，依然难以挣脱这血肉相连的传统脐带。

中国儒家文化“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观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作家群，使得他们用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生活，自律自省，尤其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叶圣陶在散文《与佩弦》中曾对朱自清做事严谨认真有过十分精彩的描绘。朱自清也评价自己见了生人说不出话。有趣的是，叶圣陶留给朱自清的第一印象也是比较独特和内敛的，那朴实的服色、沉默的风度和苏州风流倜傥的少年文人形象不甚符合。叶圣陶自己也承认在人前难得开口，开口又不通畅，他的静默是这群人中有名的。匡互生也是不爱多说话，常常温暖而自然地微笑着。郑振铎评价夏尊没有心机，表里如一，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这群文人中，丰子恺的童心童趣和自然率真更是深得人们喜爱，他也认为自己对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内心始终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孩子。这群文人为人的认真和彼此的友情可见一斑。

传统文人的气质使这个群体形成了十分真诚的情感倾向、相当严谨的自我反省精神、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执着的社会责任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我们读这群文人的作品，会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渗透出浓厚的“穷者独善其身”的情绪。他清贫自守、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人格风范更唤起人们对中国士大夫“修身”传统的历史记忆。在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不无迂腐的“灰色的拒绝”实质上是“道德律”的胜利。他写“拒绝”后不可遏制的“听歌欲”：“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1}在《执政府大屠杀记》里有对“我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2}的自剖；《儿女》里更有评价自己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的尖锐而痛心的自叹自愧；他在多篇散文中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是个自私的人，显示出作者自身严格的道德追求。名篇《背影》写家道中落、车站离别，年迈的父亲蹒跚买橘的长袍马褂背影，融进了真挚、朴实而又沉重、辛酸的亲情。《给亡妇》写再婚之时，回顾发妻含辛茹苦、贫病交加的一生，更含有无尽的愧意，使人联想起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纸短意浓，倾尽了儒家传统文人的感受。我们读俞平伯早期散文如《雪》《清河坊》《绯桃下的轻阴》《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时，可以发现遣词造句生动幽美，空灵朦胧，充满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情趣。俞平伯向来对明朝小品文自然而富有情趣的特质心存偏爱，他认为世间一切皆不可着意，亦不可绝缘，反之则滞离，由此文心之妙也正在这不离不着之间，可见他的文学观念从骨子里讲仍是中国传统的。一位俞平伯的学生曾经评论他的文章描写对象是封建时代的书生心情，遣词造句所用的辞藻却袭用了古代旧诗词，而表达形式却又是现代的文学样式，散文中亦随处可见古朴闲适之中的苦涩。丰子恺散文描绘出一位空迹遁世的文人形象，明显受到传统佛教、道教以及晚明文人的影响。同时，这群文人十分注重情谊，他们之间互相纪念的文章很多，如夏尊的《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怀晚晴老人》，丰子恺的《怀李叔同先生》，郑振铎的《悼夏尊先生》，叶圣陶的《朱佩弦先生》《两法师》等，字里行间深厚的友谊令人动容。他们同题纪念朋友白采的散文，其中对亡友深沉的自责如出一辙。另外，他们都有怀旧和抒发故乡情结的散文，如叶圣陶的《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丰子恺的多篇怀念缘缘堂的随笔，以及《癞六伯》《王囡囡》等回忆家乡风土人情的文章，俞平伯的《清河坊》《城站》《打橘子》，朱自清的《冬天》等。故园之情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的思乡情怀一脉相承，反映出这群文人的文化归属感。抗战期间，丰子恺的《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夏尊的《钢铁假山》《整理好了的箱子》等，则明显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社会政治的黑暗与儒家的道德感、正义感相撞击，产生出传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激奋之情。

叶圣陶曾经这样写道：“既然做了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3}儒家文化穿越历史经过两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早已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底色，并且潜移默化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这群文人肯定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认为“必须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消化一番，遍布在血肉骨髓里，才是真正的受用”{4}。体现他们人生哲学、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散文创作，清淡隽永，纯净自然，同样是他们崇高人格的真实流露。

这群文人没有像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猛烈地抨击和反对传统，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传统，而是始终自觉地汲取和继承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使得他们相当丰富的情感经过了理性的节制和人格的过滤，变得平和、深沉，没有剧烈起伏的狂风波澜，没有情感的极端失控状态。他们为人处世既不入世太深，也不出世甚远。可以看到这群文人既不狂热激进，也不消极颓唐，不身不由己卷入政治的旋涡，也不丧失掉变革社会的理想和激情，在对立的两极中始终能够寻求调和。他们一生都表现出中国文人所特有的朴实、耿直、坦率、负责的气质与性格，因此，平凡的人、平常的事作为主观载体常常能进入他们的散文，形成清淡隽永的风格特色。传统文化已经水乳交融地存在于他们的为人和为文之中。

但这个文人群体毕竟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体内同时流淌着新思潮的血液，吐纳着新时代的气息，展现着与前时代文人作家们完全不同的现代意识。随着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西方多种新思潮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等先后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涤荡犹如狂风巨澜般强烈。这其中最重要的，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也许当属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把“人”从种种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创造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人类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醒悟、生命意义的深层寻觅、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与叩问，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主题。白马湖作家群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一样，从十分封闭的中国传统意识禁锢中超越解脱出来，他们发现了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自由、美好和幸福。他们憧憬着民主、光明的理想世界，在他们对未来的构想中，个人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相融合，爱国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思想相杂糅，这种对未来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皆有所体现。夏尊散文中的理想世界，人们彼此友爱，彼此同情，彼此理解；丰子恺散文中的理想世界，天下为一家，人们互亲互爱、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朱自清散文中的光明世界是单纯美好的，自由宁静，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叶圣陶散文中的理想世界充满了爱和美，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互相安慰，真诚了解。对现实社会动荡不安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期盼，使这个文人群体对理想世界有着几乎相同的构想和追求，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意识。

当现代散文将作家的思想爱好和生活习惯等活泼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作家个性率真的流露、自我坦然的舒张，成为现代意识鲜明的表现。新思潮纷至沓来，文人走向民间成为世俗的一分子，日常生活的烦恼和苦闷挥之不去，此时的散文“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私混，共游戏”{5}，那么在散文中涤清排遣，体悟人情物理，质问生活，发现自己，成为极其普遍的现象。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无形中推动了“人”的解放，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认可人性、人的本能和各种欲望，因此，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山水的怡情、哀乐无端的抒怀、趣味的游戏，都是长久被压抑的个性欲望的表达，是文人内心的自觉与生活环境相互碰撞的结果。丰子恺作品中有对个体生命的追问、对儿童生命的由衷礼赞、对艺术生活的热烈张扬；朱自清作品中有着十分浓烈的生命意识，在他眼里，春天是刚落地的娃娃，是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是健壮的青年， “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花枝招展”，“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6}，字里行间满溢着对生命、自然和美的富有想象力的激情赞颂；俞平伯也在惆怅的“忆之路”上“洞达明理，委屈述怀”，表达那“只缘曾系乌篷船，野水无情亦耐看”的生命感发和依恋。这些无不显示出他们尽最大的可能去展示内心自由而不受压抑的个性，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所达到的高度赋予了他们的散文深刻久远的生命内涵。

生命的觉醒也使得这群文人特别注重“立人”，从而宣传“爱的教育”。从“五四”到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他们几乎所有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都应和着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专注于人的健康成长的文化指向。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他们通过教育、出版和文学创作，自觉地担任着启蒙者的角色。

这群文人骨子里深深地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时代的浪潮中又执着地充当着现代文化的催醒者和建设者，他们传统与现代意识相互交织、水乳交融，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上风骨特立、独树一帜的一代文人群体。

二、以出世之态，做入世之事

白马湖作家群既是积极的人生派，又与当时的政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入世方式与对时世和社会革命有着浓厚兴趣、标榜积极参与的社会写实派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时代的风云变幻面前，他们秉持自己的本性，认真踏实地从事“于人生有益”的艺术创造，崇尚人格的独立和完善，兼有文人士大夫式的孤独和清高。但是，他们又与标榜超尘脱世的现代“名士”派很不一样，他们在尊崇宗教信仰的同时，又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并且期望能够有所作为，这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人生态度，显示出他们稳健而坚实、前进而不激进的特色。

首先应当看到，这个群体的多数成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是文学“为人生”主张的热烈拥护者，毫无疑问应归属“人生派”之列。面对多难的人生，这群文人始终不曾放弃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参与。随着对“万方多难欲何之”的人生景象的深刻体认，这个作家群的散文也日益加重了艰难时世的忧患意识与对现实人生的参与精神。我们可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这便是与时俱进的态度。他们在早期散文中，就都有忧愤时局、为民呼号的篇什，而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此种精神自会得到更强烈的呈现。同样身处乱世，这群文人在这一点上，与当时的现代“名士”所宣扬的避世不仕和超尘脱世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认为，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做艺术家，因而多以鄙视的态度评说“名士”风。且不说叶圣陶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单看其评说现实、触及斗争的散文便同“名士派”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脚步集》展示的是同时代一起前进的“脚步”，而那一组写于“五卅”运动期间的散文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义愤。他们当中，就是一再表白政治上“落伍”的朱自清，也向来不以“名士”自许。时人因朱自清与俞平伯在散文创作中“合致”的原因，曾有“朱俞并称”之说，殊不知朱自清颇不满意于俞的，便是其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朱对其文以趣味为主、以洒脱为务的“名士”风很不以为然。后来朱自清参加《太白》的编务，与《论语》《人世间》对垒，直指“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为幽默而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使文坛上一片空虚，可见出其严肃的人生态度。正是基于此种严肃的人生态度，连向来性格平和敦厚的朱自清，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痛斥时弊的愤世之作，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批判和愤怒亦如一座座喷发怒焰的火山。1926年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彻底地揭露了当时政府犯下的流血暴行与无耻行径。他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从一个白人孩子的脸上读出了一部耻辱的中国外交史：“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7}《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则提出了对那个“人吃人”社会的强烈抗议。在逝世前，他还谆谆嘱咐夫人记住他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接受施舍，更可以看出他莲荷风骨的生命本质。至于夏尊和丰子恺，他们虽皈依佛门，笃信宗教，严格遵循佛教教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遁入空门，没有彻底忘记尘世，在入世行善、济世度人等教义上，儒佛有其相通之处。夏尊和丰子恺虽服膺佛教，可是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式的文化修养、处世规范和人生态度，因此，夏尊和丰子恺两位居士一辈子都没有真正遁入空门，没有偏离正常的生命轨道，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遭逢家国之难时，“居士”也会作“斗士”之态。“一·二八”之役后，夏尊愤然作《钢铁假山》，置敌军炸弹的碎片于案头，既以志耻，亦以明志。抗战期间的夏尊曾经被日军逮捕问罪，在严酷审讯时日军要求他用日文回答，威逼其屈服，但遭到了夏尊的严正拒绝，凛然正气，感天动地。丰子恺在回忆性散文《悼师》中对夏尊有着十分动情的描述：凡熟识夏尊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看见人世间的不真不善不美都要真心地忧愁和叹气。夏尊在平屋里挂有“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用以讽喻军阀统治下的混乱时政。抗战时期，丰子恺以《漫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使略识文字的人都了解这种野蛮。日军炮火焚毁“缘缘堂”，激起的是丰子恺的凛然气概。在《缘缘堂》中，他斥责肆意焚毁故居的日本侵略者为狗彘豺狼，申讨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并大义凛然地号召人们起来为公理、为正义、为人道、为维护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抗战。即使是当时早已经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也将他在厦门的居室题为“殉教堂”，且不因战火而撤离，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如此言行，均已不复居士的宁静心理，转而成为对救国图存的热烈呼号。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时时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歌，他们是积极的“人生派”。

然而，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生派”作家们对人生的诠释各个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派”去规范见解如此纷杂的作家群体。茅盾曾经将当时的文学研究会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但文学研究会并未有过这样的主张。当阶级分野日渐明朗之时，“人生派”作家间的差异也就日渐明显，后渐渐分化出两种基本态势：左翼作家强调人生的阶级内涵，因此与社会革命日渐靠近，政治味渐浓；而另一些作家则与政治旋涡日渐远离，如白马湖作家群。他们之中除丰子恺、朱自清无意中加入了“左联”外，其他人均不加入任何党派。叶圣陶很多优秀作品深得文坛好评，当时还有人评议叶圣陶为思想“左”倾，但由于他的作品描写底层百姓灰色生活的很多，因此“左联”作家们对他的作品是无情斥责的，冯乃超甚至评价叶圣陶为中华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遭到“左联”的严厉斥责，这个群体陷入了“赤者嫌其白，白者嫌其已赤”的尴尬境地。

这种受到左右夹击的处境，让这个作家群体在时代的夹缝中求生存。作为匡时救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的确有积极“入世”的一面，然而其性格修养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又使得其与同时代作家显著不同，尤其与左翼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现实变革的参与不可能有非常深的投入，更不会热烈地投入到政治革命运动中去；对革命他们至多是同情，比同情更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对他们来说都颇为难。正是这样的性格修养，使得他们的创作即使有社会批评的部分，也呈现出较为平和的特点，总是有意无意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这个文人群体也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民族解放的呼声远高于阶级斗争的呼声。

这群文人在“五卅”和抗战期间所作的文章，所显示的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精神写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并非是锋芒毕露、争锋相对的呼喊争斗，所以当直面波澜壮阔的国内重要政治革命或运动时，他们几乎都保持了相当的沉默和冷静。最明显的例证是：这一群作家在上海活动期间，恰恰是大革命前后阶级斗争十分猛烈的年头，但如此浓烈的革命氛围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政治动荡几乎都没有在这群文人的散文中留下什么痕迹，这显示的恰恰是这个文人群体在社会负担面前的独特选择。

三、平民立场的代言人

这个作家群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平民阶层，有着天然而浓厚的平民气息。夏尊将自己生活的平房起名为“平屋”，非常清晰地显露出他的平民意识以及平民志向。叶圣陶的作品里随处可见下层百姓的土气汗气，在那些低俗粗野甚至猥亵的青布衫黑棉袄中间，袒露着最为质朴的百姓生活原生态。{8}丰子恺的散文满含着人世间最柔情的温暖，在对日常琐事的描述中，自然流露出对百姓艰难生活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对于骄奢浮夸的贵族式生活的尖锐讽刺和抨击。他曾由一把旧货摊上买的调色刀联想到：这把刀也可能在某位名贵画家指挥下调配过各色画料，博得过令人骄傲的荣誉，而如今却叫它切芋艿，削萝卜！丰子恺出人意料地感慨到：也许芋艿、萝卜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比名贵的油画更为丰富吧。{9}不经意间对人生况味产生了精妙的富有哲理的思考，作品因而充满了人间情味。“白屋诗人”刘大白也曾经清晰地表明了自己以平民自许自期的意愿，他曾治印一方，上面镌刻着“江南布衣”四个字。这个文人群体与平民百姓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相融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默契。

他们的平民立场首先表现在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向来非常特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他们凭借知识与学问可以做官，享受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仕途若不顺，则往往失意寡欢哀叹不已。20世纪初这个大转折的时期，知识阶层的特权不再，他们成为与一般平民无异的群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变革面前，领悟到自己并不比拿犁耙的更为高尚，这种主观意识上的自觉转变，也使这个散文作家群体清醒地站在平民的立场，并且企图摆脱政治的控制，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他们在偏僻的乡野建立纯净的春晖中学，希望使听得到春晖中学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在喧闹的上海建立理想的立达学园，就足以看出他们鲜明的平民立场。朱光潜有一封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号召青年学生把架子丢开，到民间去。俞平伯认为要成为平民的诗人，首先要实现平民的生活。

叶圣陶认为大哲以外还必定有所谓“常人”，而常人自有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原则，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从普通大众入手，真实地叙述百姓的生活状态，而把所谓的神圣大哲搁置一边，这对于现代人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颇有用处。这群文人平常做的就是这种普通“常人”的工作，从浙江的春晖办学到上海的立达学园，再到后来开明书店的纯正出版，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致力于教育事业、文艺创作、文学出版工作，坚持着朴实的平民立场，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推广工作。这群文人来自民间，走向民间，坚守一方净土，默默耕耘，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至今仍值得深思的道路。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这是许多文人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的必然性抉择：以平民的身份而不是时代主宰者的身份去参与现实，以自己的所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于人生有益的事。因此，这一派散文作家在“入世”方式上也是相当独特的，他们坚持平民文化的精神取向，抒发平民的感兴、平民的襟怀，呈现着十分鲜明的平民化倾向。

“入世”方式的平民化倾向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散文作品常常将抒发平民的不平和悲怆结合在一起，使得知识分子与平民阶级在情感沟通上保持畅通，从而实现了人生态度与平民精神的高度一致，也使他们成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在这一特点上，他们颇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入世”型作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常常自感无力回天的慈悲情怀，又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遂既有自身凄凉境遇的慨叹，又时时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歌，在平民的立场上向艰难时世做曲折的抗争。这个散文作家群生当乱世，其生活遭遇、社会地位与平民无异，因而很容易实现同平民阶级的心灵沟通，对其自身遭际的倾诉已同对平民的感叹处在同一个意识层面上，而且，他们在倾诉自身时每每作“忧黎元”的“叹息”，遂使其在平民的立场上表现对人生不平、世道不公的批评。

他们的散文颇多慨叹知识分子自身处境悲凉之作。夏尊一生悲天悯人，在贫病交加即将离世的前一刻，还在拼尽全力痛心疾首地叩问“这样的社会变革到底是啥人胜利”。他的文章看似超脱，实则更为深沉。他的散文《猫》，写了自己在白马湖居室中养的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猫的惨死，用以隐喻世道的艰难，因为这小猫的悲惨命运里包含着家道中落的惆怅情绪。这种描写家道中落、生计艰难等伤感情怀的作品与朱自清的经典名篇《背影》以及《给亡妇》如出一辙。这群文人之间友情深厚，彼此留下了一些描述友人生活艰难的散文作品，与他们自身处境的艰辛以及身世的飘零遥相呼应。譬如，诗人和小说家白采是这群文人在立达学园相处过的同事兼朋友，白采不幸英年早逝，丰子恺、夏尊、朱自清、叶圣陶同时在刊物《一般》上作同题散文《白采》，以志悼念。四篇追怀故人的散文虽然角度不同，各写各的感想，但都抒发了对友人的真挚怀念和愧疚之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生前冷落，死后萧条”的感慨。这类散文描写身边琐事，袒露内心真挚饱满的情感，豪华落尽，朴素真挚。他们散文作品中所描写的文人生活以及文人心态，是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情息息相通的，因而非常容易引发普遍的心理共鸣。尽管此类文字多以“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笔墨写之，但由于作家们的笔下浸透着浓烈、深沉的情感，哀怨凄切之声无形中构成对不公社会的抗争，这些情感的流淌最是动人心魄。至于直接描述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作品，平民化的情感就越发明显和浓烈。比如丰子恺的散文《劳者自歌》，有对卖苦力者、衣衫褴褛者，以及穷困的乞丐等艰难谋生的真实感慨。朱自清散文《哀韦杰三君》、叶圣陶散文《一个中学生的父亲的自杀》，以及夏尊散文《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等皆取材于他们非常熟悉的教育界，那些对校园悲剧的悲愤记述，折射了普通平民入学的艰辛，对改革教育现状有切中肯綮的评论。

诚然，以倾诉平民阶层的悲愤情绪为底色和基调，坚持平民立场的精神文化取向，也势必使这一派散文显示出平和的色彩和社会负担的失重感。这群文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治团体，也从未介入到任何文坛争斗，仿佛置身于时代风潮之外，不事声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始终保持相对低调和看似超脱的作风。但是作为常怀济世之心又不乏救世之念的“入世”型文人，这个散文作家群是试图用文学为武器改革社会、改良世道人心的。不过，由于平民立场和平民眼光的局囿，以及自身的性格、审美情趣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在介入社会行使文学的批评职能时，仅止于为平民的不平而呼号，且多以“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笔墨出之，就不及“社会化”作家行文不忘社会、无情揭破现实的气势与力度。我们能够看到，当社会黑暗过于深浓之时，他们的散文就会流露出激烈之态，如夏尊痛感文人家贫的散文《“无奈”》，曾愤而发出铿锵之声，认为与其畏缩苦闷地过日子，不如堂堂正正起来奋斗，在绝望中拼死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然而，最后还是未见有更强有力的声音和行为，不过亦是作为文人一时的愤激之词而已。

这个群体对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这一态度限制了他们有更开阔的视野，而平民立场决定了他们始终站在时代激流的圈子之外，至多表现出对平民的同情，不可能有更多的抗争意识。试比较丰子恺与茅盾的散文，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写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故乡，丰子恺的《肉腿》将故乡运河两岸百姓们忙着踏水抗旱的“肉腿”与都市舞场里笙歌燕舞的“肉腿”做了鲜明的对比，对农人艰辛的谋生倾注了同情与关心，同时也表达了对奢靡浮华世风的愤慨之情；茅盾的《故乡杂记》则更贴近时代做精细的社会分析，追索农民贫困的根源并予以犀利的批判。对比可知，两者在社会含量的倾向上显然有轻重之分。对平民精神文化弱质的解剖，也曾经是这个文人群体创作的重要内容。如朱自清的《谈抽烟》，丰子恺的《吃瓜子》《车厢社会》，夏尊的《谈吃》，叶圣陶的《骨牌声》，皆入木三分地批判传统陋习。此类散文贴近平民生活，注重平民文化心态的剖析，不妨说也有对人生世相的真切关照与批评。但同样地，由于平民眼光的局限，他们的批评仅限于现象的平面描述，缺少对社会问题的深层透视，因而就不可能像鲁迅那样，在批判国民的心理病态时做刨祖坟、挖老根式的批评，使作品缺少深沉的历史透视力。

{1}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见《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② 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3}{4} 叶圣陶：《深入》，见《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第278页。

{5} 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6} 朱自清：《春》，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7} 朱自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见《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8}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9} 丰子恺、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散文全编·上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作 者：唐惠华，硕士，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