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模式看奥斯丁的道德说教

陈金

摘 要：奥斯丁虽属于19世纪初期的作家，但她成长于18世纪末，深受18世纪小说的影响，十分看重道德的影响力。但奥斯丁并没有拘泥于18世纪道德小说过于直白的说教，她的道德宣传是通过文本策略与读者进行的伦理价值的交流。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奥斯丁不仅向读者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也成功地交流了自己的道德观。

关键词：道德说教 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 叙事交流 奥斯丁

18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经济地位，需要建立一套标榜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道德说教因而成为18世纪小说的一个特征。无论是开辟现代小说历史先河的笛福，还是促进现代小说兴起的理查逊（1689—1761），抑或是后来的女性小说家范妮·伯尼（1752—1840），其作品中无不弥漫着说教色彩。

奥斯丁（1775—1817）虽属于19世纪初期的作家，但她成长于18世纪末，深受18世纪小说的影响，十分看重道德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并没有拘泥于18世纪道德小说过于直白的说教，她的道德宣传是通过文本策略与读者进行的伦理价值的交流。本文将以《傲慢与偏见》与《爱玛》为例，阐明奥斯丁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实现这一交流的魅力。

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

奥斯丁十分崇尚道德。这从她对18世纪小说家理查逊及菲尔丁的态度上可见一斑。由于道德观点相近，奥斯丁喜欢理查逊，“尤其喜爱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1}，却不喜欢菲尔丁。亨利·奥斯丁在《奥斯丁略传》中写道：“她对于菲尔丁的任何一部作品，评价就不是那么高了。她毫不做作地避开一切粗鄙的东西。认为像这样低下的道德标准，即使写得真实、俏皮、幽默，也是无法补救的。”{2}在《诺桑觉寺》的第7章中，奥斯丁让纨绔子弟约翰·索普高度赞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用反讽手法表现了对菲尔丁的不满。这种用无知者的赞美表达抨击的手段本是“菲尔丁最擅长的”{3}，但写作手法上的相似并没有博得奥斯丁对菲尔丁的好感，其根本原因就是道德问题。那么奥斯丁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

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奥斯丁的六部作品体现了她不断向前发展的创作历程。裘因将这一发展归纳为思想上的发展，即从理性到浪漫的转变。指出《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让埃莉诺破镜重圆，而玛丽安却被她钟情的男子所抛弃，说明奥斯丁在这一时期提倡谨慎从事，反对感情用事。而在最后一部作品《劝导》中，安妮经历了八年的痛苦后由理智转向浪漫，说明奥斯丁此时“已经认识到那种体现理性思想的谨慎是扭曲人的本性的”{4}。

上述归纳似乎没有看清奥斯丁小说中“理智”与“情感”的本质。《理智与情感》于1811年出版，是奥斯丁第二部比较成熟的小说。在《理智与情感》中，埃利诺得知爱德华与露西订婚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但她用理智控制了感情，恪守诺言，没有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衷。玛莉安被威洛比抛弃后，完全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她将自己的情绪宣泄无遗，令全家人为她担心，这一行为不仅感情用事，也是无视他人的表现。在《劝导》中，安妮最初因拉塞尔夫人的劝导放弃了心上人温特沃斯，这种所谓的“理智”主要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担心温特沃斯没有前途，这是人自私本性的外露，与埃莉诺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影响他人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解除订婚后，安妮痛苦不已，“懊恼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她的心头”{5}，八年后她得知温特沃斯仍然爱着自己，于是与温特沃斯重归旧好。这虽是对自己情感的归顺，却不同于玛丽安的肆意宣泄感情，是八年来对自己的感情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一向被认为贯穿于奥斯丁小说中的“理智”与“情感”并不仅仅是现代读者所理解的“理性”与“浪漫”，只有站在18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这对矛盾所承载的深刻内涵。

18世纪末情感主义运动在英国风靡一时，情感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道德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6}。他们提倡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道德准则约束人的行为。玛丽安就是情感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但奥斯丁出身于牧师之家，深受基督教传统道德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人应该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7}，用理性压制欲望。她反对伤感主义小说，反对肆意宣泄感情，其根源就是对人本性的认识不同于情感主义者。因此奥斯丁所提倡的“理智”并不是反对情感或浪漫爱情，而是要压制人本性中的欲望，要用“理智”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要让无视他人感受的“情感”肆意流淌。在奥斯丁的六部作品中，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始终。《理智与情感》中的玛莉安，《傲慢与偏见》中的凯瑟琳夫人及柯林斯，还有《劝导》中的伊丽莎白都因为不同程度地无视他人感受而受到奥斯丁的“惩罚”。玛莉安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凯瑟琳夫人不仅未能如愿嫁女，还遭到身份地位“远低于她”的伊丽莎白的抢白；而柯林斯则被刻画成一名“小丑”，只要一出场便会令读者忍俊不禁。相反，《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及《爱玛》中的爱玛虽然有时也会缺少“理智”，爱玛甚至缺点诸多，却因本质上能用理智控制情感，重视他人感受而得到奥斯丁的认可。

二、叙事手段与复杂人性的“巧合”

（一）对18世纪的超越

奥斯丁推崇理查逊，但是她塑造的伊丽莎白、爱玛及安妮并不像理查逊笔下的帕梅拉或格兰迪森一样，不是令人生疑，便让人感到乏味。《帕梅拉》出版后，一些读者曾对帕梅拉保持贞洁的目的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她并不是真的想保持贞操，而是以此为手段达到与主人结婚的目的。因为帕梅拉与主人结合前对贞洁的反复重申及一味追求体现出她性格的单一性，这让她在读者心中失去了真实性。奥斯丁深谙人性的复杂，也懂得人性的魅力。从《傲慢与偏见》开始，奥斯丁将展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视为刻画女主人公的重要手段。伊丽莎白虽然美丽、善良、睿智，却因为虚荣心蔑视达西并否定他的一切，反为韦汉所迷惑，轻信他的欺骗。爱玛的性格更为复杂，她势力，自以为是，控制欲强，但她也热情、好客、善良。她想控制海瑞尔特的婚姻不是出于私利，而是想帮助她跻身上层社会。她嫉妒菲尔菲克斯的优雅却又同情她的不幸。这种多层性格的人物增强了奥斯丁小说的立体感，让读者觉得真实并贴近生活。

但奥斯丁毕竟是19世纪初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她的人物无论多立体、鲜活、多面，也脱离不了道德传教的首要使命。既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真实又欣然接受其道德观便成为奥斯丁创作的关键。在《傲慢与偏见》与《爱玛》中，奥斯丁利用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一面与读者交流人性的复杂，一面成功传达了自己的道德思想。

（二）以《傲慢与偏见》为例

对于《傲慢与偏见》，奥斯丁在给姐姐凯桑德拉的信中曾提到它的语调过于“轻松，明亮，夺目闪光，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在这里或那里加上一大章严肃的东西”{8}。在奥斯丁的六部作品中，《傲慢与偏见》的确是最受读者青睐，最轻松易读的一部。然而正如理查德·威特利（Richard Whately）所说：“奥斯丁作品中的道德内容并不比玛利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少，只是她将它们处理得更好。”{9}故事开始不久，吉英和彬格莱就互生爱慕之意，吉英能否嫁给彬格莱成了班纳特家的头等大事，吉英与彬格莱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成为吸引读者阅读的最大动机。这一不稳定因素使知情的全知叙述者与不知情的读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然而前来缓解这一张力的既不是女当事人吉英，也不是男当事人彬格莱，而是吉英的妹妹伊丽莎白。这一安排使叙事的焦点渐渐转向伊丽莎白。从第八章开始，不稳定因素的发展状况皆通过透视伊丽莎白的内心活动由伊丽莎白告知。彬格莱离开尼日菲花园后，吉英饱尝相思之苦，深陷痛苦之中。看到姐姐幸福未卜，伊丽莎白极力宽慰吉英，开导吉英，劝吉英不要放弃自己的爱情。随着叙事向前推进，吉英所承受的一切变成了伊丽莎白“展现”自己善良本性的舞台。第二十四章中，彬格莱小姐的来信使吉英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绝望，然而被叙述者派去体会这绝望的不是吉英，仍是伊丽莎白。通过对伊丽莎白的内心透视，叙述者既让读者看到伊丽莎白对姐姐幸福的真切关注，又看到伊丽莎白对事态的理智分析。她认定彬格莱是爱吉英的，只是因为受到妹妹和达西的影响才离开尼日菲。这些都确立了伊丽莎白在读者心中善良、睿智的“理智”形象。

但叙述者也要读者知道伊丽莎白并不是完美的，她也有缺点。尽管伊丽莎白憎恨达西主要是因为他劝导彬格莱与吉英分手，但她最初对达西产生厌恶之情则是因为自己的虚荣，达西说她长得不够漂亮，使她在舞会上落了单。相反，她被韦汉表面的殷勤所迷惑，视达西为敌人。对于伊丽莎白的主观判断，叙述者仍通过透视伊丽莎白内心的方式，让读者从伊丽莎白的立场考虑问题，同伊丽莎白一起犯错误，在看到达西的信之前对达西和韦汉的真实面貌一无所知。真相大白时，读者已与伊丽莎白一路走来，尽管他们会原谅达西，唾弃韦汉，却因为早已接受伊丽莎白的“理智”而原谅她的“情感”判断。更何况读完达西的信后，伊丽莎白深感内疚，长达六页的自我反省及自我谴责使读者认识到尽管伊丽莎白对人的判断的确存在问题，但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且很深刻，因此能够原谅她。这正是奥斯丁所希望的。奥斯丁没有将一个道德范本强加给读者，她的伊丽莎白好像生活中的某个人，一个不完美的人。通过见证这个不完美的人的成长，读者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奥斯丁的道德观。

（三）以《爱玛》为例

伊丽莎白的优点明显多于缺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读者接受她的缺点似乎并不太难。然而要让读者接受爱玛这样一个自以为是、控制欲超强的富家小姐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然而奥斯丁是肯定爱玛的，这从爱玛最终完美的婚姻便可看出。奥斯丁肯定爱玛的根源依然是道德。从本质上来说，爱玛也是一个能用“理智”控制“情感”的人。一方面让读者认识到爱玛的种种缺点，另一方面又让读者看清爱玛的道德本质，使《爱玛》成为奥斯丁最为复杂的一部小说。

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就从家庭背景上为爱玛自以为是的性格铺垫各种原因。母亲去世的早，父亲过于溺爱；在泰勒小姐看来，姐姐伊萨贝拉与爱玛比起来相形见绌，因此对爱玛偏爱有加，导致爱玛盲目自信；伊莎贝拉出嫁后爱玛年少管家，海特菲尔德在海伯里的首屈一指使爱玛高高在上，不能认清自己。然而爱玛的不自知并不是要刻意去伤害他人，她有足够的“理智”支持她认为美好的事情。为了让读者看清爱玛的本质，叙述者依然采用全知视角选择性透视透视爱玛的内心。泰勒小姐结婚后，爱玛感到寂寞又不适应，但她没有像父亲一样认为泰特小姐不应该结婚，而是设法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面对刻板又保守的父亲，爱玛并不任性，她想尽办法让父亲过得舒服。即使是对海瑞尔特这个她想控制驾驭的“小朋友”，叙述者依然通过选择性透视让读者知道不管爱玛如何霸道，她首先是想帮助海瑞尔特的。爱玛认为对于这个朋友来说，自己“可能是有用的”。觉察到马丁对海瑞尔特的特殊情感后，爱玛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拔刀相助，她“可怜的小朋友”将就此“沉沦”{10}。第四章结尾处，爱玛自以为是地分析了与埃尔顿结合将带给海瑞尔特的种种有利之处，使读者看到在海瑞尔特的婚姻问题上，爱玛绝没有想为自己谋半点好处。发现自己牵错线后，爱玛极度自责，表达了对海瑞尔特的深切歉意。还有那个喋喋不休让爱玛无法忍受的贝茨小姐，当爱玛意识到自己伤害了她之后，心中焦灼不安，毅然屈尊登门拜访贝茨一家以表歉意。通过这些，叙述者告诉读者爱玛在本质上并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肆意流淌的“情感”人物，她是有“理智”的。

爱玛最大的错在于她自以为是，不能认清自己。她认为埃尔顿夫妇的结合是她一手促成的；她为自己巧妙看穿菲尔菲克斯小姐的“隐私”自鸣得意；她甚至觉得丘吉尔爱上了自己并急于表白。即使发现自己的误会后，爱玛依然无法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根源。第16章，爱玛一面忏悔是自己使海瑞尔特爱上了埃尔顿，一面说：“啊，要是我满足于说服她拒绝小马丁就好了。在那一点上，我是完全正确的……”{11}她无法看清自己对别人的干涉才是最根本的错。爱玛就好比柏拉图“洞穴”比喻中被铁链锁住的人，从小缺乏管教，得父亲溺爱，被泰勒小姐纵容，这些都是束缚她的“铁链”。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爱玛无法看到洞外的阳光。虽然有奈特利先生的提醒，可爱玛始终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她只能在这个“洞穴”中一面忏悔，一面继续犯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当读者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看清爱玛错的根源后，不仅感觉不到与爱玛的疏远，反而找到一种认同感。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一条“铁链”，大多数情况下这“铁链”都不会被发觉，即使发觉了想完全摆脱也是不容易的。何况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为爱玛的这条“铁链”找到各种客观原因，加上爱玛每次意识到自己错误后的深深自责，读者心中的天平自然就倾向了爱玛“理智”的一面。

三、结语

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奥斯丁巧妙地向读者传达了她用“理智”战胜“情感”的道德观。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奥斯丁作品的魅力时说“奥斯丁的作品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12}。这独特的叙事模式之所以能产生神秘的力量，正是因为奥斯丁“了解人性奥秘，懂得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13}。她将二者巧妙结合，在“二寸象牙”上创造出不朽。

{1}{3}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第53页。

② 朱虹选编：《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页。

{4} 裘因：《从〈劝导〉看简·奥斯丁创作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50-54页。

{5} Jane Austen. Persuasion. Wordsworth Classics， 1992. {6}{7}{8}{9} Marilyn Butler.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M].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5： 9，40，197，162.

{10}{11} Jane Austen. Emma.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7-18，102.

{12}{13} [美]苏珊娜·卡森编：《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王丽亚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第22页。

作 者：陈 金，文学硕士，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