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北京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CGE模型分析

●史明霞 王宁

“营改增”对北京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CGE模型分析

●史明霞 王宁

随着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营改增”即将全面实施。北京作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进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城市，这项改革将对北京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面对“营改增”带来的影响，北京市政府和各产业部门又应当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应对？本文根据“营改增”行业差别税率或统一税率设置了三种模拟方案，选用CGE模型为政策模拟工具，分析了在不同方案下“营改增”对北京市产业发展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全面实施“营改增”给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设置6%和13%两档增值税税率，能够降低商品平均价格，改善北京市就业和投资状况，促进第二三产业的进出口，是对北京市最有利的改革方案。

“营改增” 产业发展 宏观经济 CGE 模型

一、引言

“营改增”税制改革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这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说明“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营改增”从2012年1月1日试点以来，试点地区由点扩面再到全国，试点行业由“1+6”陆续增加到“3+7”，直到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全面实施，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北京作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进行“营改增”的城市，这项改革对其三次产业发展以及财政经济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营改增”还有利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本文在兼顾“营改增”即将扩围到房地产、建筑、金融和生活服务等行业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CGE模型来研究“营改增”对北京市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章第二部分回顾与评述了关于“营改增”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第三部分构建税收CGE模型，并说明税收社会核算矩阵、数据来源和参数校准。第四部分描述模拟结果，即在三种不同情形下，分析“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宏观经济状况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尝试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后部分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营改增”作为近年来我国最为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国内学者对“营改增”的宏观经济效应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仅从理论上分析“营改增”实施的必要性和政策效果，不能深挖“营改增”的间接效应，同时也缺乏数据支持。贾康和施文泼（2010）通过分析两税并行的弊端，阐明了“营改增”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胡怡建（2013）认为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会对国家财政收入、企业税收负担、经济转型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和效果。

此外，学术界也尝试采用多种方法对“营改增”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但有些方法存在诸多缺陷。首先，部分学者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营改增”，但由于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影响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局部均衡分析会忽略许多重要税收间接和衍射效应的影响。其次，更多学者使用投入产出法来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胡怡建和李天祥（2011）、胡春（2013）运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模拟估算了营业税额和增值税额，并讨论了“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姜明耀（2011）、潘文轩(2012)利用投入产出表模拟测算了增值税扩围在不同税率下对工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理论税负的影响。郝其荣（2013）、何太明和王怀明等（2013）、任亚军和施勇（2014）、陈立和东伟等（2014）利用投入产出表对服务业的税负水平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影响服务业税负水平的关键要素是增值税税率和行业增值率。虽然，利用投入产出表可以估算产业税负变化，但投入产出法具有征管能力不足、数据不完整、测算结果与实际差异较大等缺陷，对评价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也并非最佳。

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CGE模型)，是以投入产出表和其他官方数据为数据来源，通过模拟国民经济政策的实施来预测和评价政策效果的分析工具，适用于评价税制改革对各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Hans Fehr（1995）使用CGE模型模拟了7个欧共体国家的增值税改革，认为税收政策在再分配领域的收入效应比替代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该更加关注财税政策的分配效应而不是关注其效率影响。Bye等（2003）和Emini（2004）分别使用CGE模型研究了喀麦隆和挪威的增值税改革，认为非标准增值税在长期会导致社会福利恶化。Go等（2005）构建了恰当的CGE模型分析南非销售税改为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发现税制改革弱化了整个税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并造成低收入者社会福利损失。以上国外学者通过分析使用CGE模型模拟各个国家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效果，为各国的税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方案选择和政策建议。

近年来国内也相继出现了使用CGE模型分析“营改增”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章。萧衍汾等(2005)、翟凡和何建武(2006)、王朝才等（2012）运用CGE模型研究中国间接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各种社会福利影响。王敬峰和樊明太（2012）论述了在标准CGE模型中使用相同的含增值税价格推导中间使用价格、最终使用价格，改进了相应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程。田志伟和胡怡建（2014）使用动态CGE模型，研究了增值税“1+7”扩围在不同阶段对包含45个部门的产业税负和宏观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

不过，国内学者大都关注于“营改增”对全国财政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忽略了这一税制改革对不同区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营改增”税制改革；同时，一部分使用CGE模型研究“营改增”的都是选择新古典主义宏观闭合，他们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与中国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情况不符；还有一部分学者用凯恩斯宏观闭合设计模型，他们假设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也不符合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现状。因此，要正确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实际产出、就业、财政收支以及产业发展等宏观指标的影响，必须设置一个符合地方政府现实经济状况的CGE模型，从而为地方政府如何利用“营改增”税制改革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三、模型设置

（一）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选用包括三次产业、四个经济参与主体以及多种财政税种的多部门CGE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和模拟的工具。该模型分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分为42个产业部门（1个农业部门，22个工业部门，19个服务业部门），要素市场又分为劳动和资本两个市场；还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四个经济参与主体。模型中，生产者使用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生产产品，然后应用固定弹性转换函数在出口和国内销售之间进行分配；消费者通过购买由固定替代弹性函数得到的进口和国内产品的合成商品；投资由储蓄驱动，而总储蓄来源于居民、企业、政府以及国外部门。下面详细说明组成模型的各个方程及假设条件。其中下标i和j代表生产部门和产品，h和f分别代表居民类型和企业类型。

1、生产模块。生产活动使用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形成国内总产出，同时使用劳动和资本形成增加值。生产模块采用两层嵌套生产函数来描述整个生产过程。第一层嵌套描述的是总产出与增加值和中间投入的关系，体现了在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约束条件下，中间投入和增加值最优投入比例：

其中，QXi、QVA和QINT分别代表行业总产出数量、增加值数量和中间投入品数量，AXi和分别是行业规模系数和份额系数为中间投入和增加值的替代弹性参数。PVAi和PINTi分别表示增加值和中间投入总价格指数。

第二层嵌套描述增加值合成时，劳动和资本的使用选择问题及不同中间投入选择问题。劳动和资本通过固定替代弹性函数（以下简称CES函数）合成增加值，中间投入决策采用列昂惕夫固定系数函数。QVAi、QLi、QKi、PLi和PKi分别表示增加值数量、劳动使用数量、资本使用数量、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分别表示CES函数中的规模系数、份额系数和替代弹性系数。增加值函数、增加值成本函数和最优价格关系函数分别为：

2、居民。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要素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要素收入是指居民向要素市场提供劳动和资本获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来自于企业、政府和国外的转移支付。假设YL、YK、YLF、YKF、TRGHh和TRFHh分别代表劳动总收入、国内资本、劳动从国外获得收入、资本从国外获得收入、居民从政府和国外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lhh和khh表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占劳动总收入（资本总收入）的份额，是居民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PAi、QHi、MPC和SHRHi分别代表商品价格、居民消费、消费边际倾向和商品占居民消费总额的份额。效用函数、居民收入（YHh）及在收入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的居民消费支出函数分别为：

3、企业。企业在整个经济系统运行中，除了支付中间投入和要素成本之外，还会获得资本投资回报。这些企业收入一方面要向政府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会变成企业储蓄。用YENT和ESTSAV表示企业收入和企业储蓄，SHIFk表示居民占资本要素总回报的份额，QKSAGG和the分别表示资本供应量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收入和储蓄的表达式为：

YENT=SHIFk·PK·QKSAGG(9)

ESTSAV=(1-the)·YENT(10)

4、政府。政府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各类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及其他生产税。为了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产业发展的影响，模型虽然考虑了除营业税和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种，但假定其他税种的征收范围和税率都不发生变化。

其中，tbi和tpi分别表示行业的营业税率和其他税种税率，tvi和tvrj,i为商品的增值税销项税率和进项税率。QXi和PXi表示商品的实际产出和价格，TRFG表示以美元为单位的国外部门对政府的转移支付，EXR表示汇率。

财政支出通常由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对居民、企业和国外的转移支付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组成。假设QGi是每种商品的购买量，βiG为政府支出的份额参数，MPSG为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由模型内生，GSAV为财政盈余（赤字），TRGHh和TRGC分别表示政府对居民和企业的转移支付。

5、商品市场均衡。国内商品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总供给（QQi）是国内生产供给国内市场加上进口商品的CESi合成。总需求由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组成。用QHi和QGi表示对商品的消费量和购买量，QINVi表示对商品的投资需求，QAi,j表示对商品的中间投入量。商品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是：

6、国外账户均衡。国外储蓄(FSAV)是国外部门从国内取得的收入与其在国内支出之间的差额。QMi、PWMi、QMIVi,j、TRFH分别代表商品的进口量、世界进口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量、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国外账户的收支平衡关系表达式为：

7、投资-储蓄均衡。模型中，总投资与总储蓄相等，总投资包括经济系统内各个部门的所有投资，总储蓄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CSAV）、政府储蓄和国外储蓄组成。kc表示企业资本收入占资本总收入的份额，假设kc=0.5。MPSH和MPSG分别表示居民和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VBIS为虚拟变量，若模型正确，应为零。

8、宏观闭合。在CGE模型中包含三种宏观账户均衡关系：政府收支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投资-储蓄均衡。如何决定这些宏观均衡就形成了CGE模型的宏观闭合。一次CGE模拟分析一般只能选择一种宏观闭合，这样本文就要不可避免地做某些特殊假设，并担心不同闭合会对模拟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选择一个符合国情、稳定中性的闭合对模型至关重要。常用的宏观闭合方式有三种，新古典主义闭合的前提假设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都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永远没有失业，因而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就业量没有影响，仅仅造成各生产部门的产量和劳动需求之间的组合变化，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发生移动。这种假设过于理想化，在实证研究中只能作为对照组，模拟税制改革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具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凯恩斯闭合假设中，劳动力要素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这一假设与我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符合，但该闭合假设宏观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内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资本供应量充足而不受限制，这与我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良好、企业融资困难以及政府行为对投资影响较大的现状不符。因此，现阶段这两种宏观闭合方式在我国并不十分适用。

本研究考虑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具备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资本要素相对短缺同时存在的状况，设置了一个路易斯闭合的要素市场模型框架。其特点是：劳动要素供应量不受限制且由要素需求量决定；资本短缺；资本价格弹性为内生变量；税制改革能够调节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政府开支为外生变量。这样的设置更加符合北京市劳动力剩余、企业融资较为困难的现状，能更好地模拟出“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就业量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按照路易斯理论，要素价格粘性，劳动价格是外生变量，因此劳动力供应量由市场对劳动要素的需求决定，QLDi和QLS分别代表一个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以及全社会实际就业量；资本充分利用，资本供应量（QKS）等于市场资本需求。路易斯闭合的表达式写成：

除此之外，路易斯闭合还需要一个价格基准等式，否则劳动要素价格就会被程序默认为模型的基准价格，从而扭曲CGE模型结果。所以，本文增加了方程（23），其左边代表各经济部门汇总的劳动力需求，右边代表整个社会的就业量；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模型其他未列出的等式与标准CGE模型一致，不再重复①。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校准

求解CGE模型通常需要编制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本文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要编制北京市税收社会核算矩阵（TSAM），它是以2012年为基准年编制的，主要初始数据来源于《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2013年中国税务年鉴》、《201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2012年市级决算和201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等，并用直接交叉熵法调平。由于SAM所需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投入产出表，北京市的数据只更新到了2012年，因此本文也就不更新SAM中2012年以后的已知数据，这样整个模型的数据年份保持统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差。模型中的规模参数和份额参数都是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校准得到的②，CES生产函数和CET函数的替代弹性参考王直（1994）和郑玉歆、樊明太（1999）的方法推算而来。

四、“营改增”CGE模拟结果分析

（一）模拟方案设计

“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不同区域宏观经济影响是不同的，相较于三次产业的比重为0.7:21.4:77.9的北京市③，“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对其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的基准方案为现行的“营改增”行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三个大行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七个现代服务业。基准方案中，各行业的税率都是给定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增值税税率是否统一设计了三种模拟方案（见表1）。

表1 “营改增”模拟方案

（二）模拟结果分析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宏观经济状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按照由差别税率到统一税率的研究思路，将“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分成三种模拟方案，经济系统在不同方案下，形成新的一般均衡状态，将其与基期状态相比，可以看到改革对经济系统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如对中间投入、消费、投资、进出口额和价格的影响（具体模拟结果见表2）。从而得出不同方案对整个北京宏观经济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造成这些影响的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下面是针对不同的模拟结果进行的分析：

1、“营改增”对北京市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影响。“营改增”通过改变不同产业的规模以及要素需求状况对居民的收入产生影响，其减税产业更多放任集中于电信、邮政和金融等高福利的产业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使居民收入也在税制改革中有所增加；同时，税制改革会鼓励企业走专业化经营和细化产业分工的道路，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形成更多的抵扣项目会改变企业的组织构架，将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减少缴纳增值税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因此，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和税率的调低，“营改增”的减税效应逐步体现，从方案一到方案三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都呈上升趋势，最终分别比基准方案增加0.57%、0.64%、0.50%和1.91%、0.36%、0.04%。

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在“营改增”实施后取得的税收收入仍归地方政府的假设前提下，相关企业“营改增”后，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可获得较以前更多的进项税抵扣，政府增值税税收减少，进而财政收入减少，同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作为流转税的附税，其收入也会因为“营改增”而降低；而对于税负增加的企业，地方政府会利用财政补贴或者设立专项资金等方式缓解相关企业的税负压力。但财政补贴又加重了财政负担，使财政支出增加，进而造成了减收增支的财政困局。从三种方案的模拟结果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方案二和方案三财政收入下降高达-1.78%和-1.02%；反观财政支出，下降幅度保持在-0.5%左右，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依旧很大。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营改增”产生的价格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而这种替代效应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商品价格改变会使经济人改变对该商品的消费量，“营改增”相关服务会形成更多进项抵扣降低行业的有效税率进而使得商品价格下降，与此同时，部分行业的有效税率直接税改变也会影响商品价格；二是假定消费者将其收入固定进行消费和储蓄两种行为，商品价格提高时，促使居民将原本用于消费部分收入转变为储蓄，或者价格降低时将原本用于储蓄部分收入转变为消费，即消费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从模拟结果分析，居民的消费量随着商品平均价格的下降不断增加，消费量与价格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消费量增长率维持在0.5%左右，说明“营改增”对消费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2、“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是对生产的影响。方案一模拟了“营改增”全面实施差别税率，该方案对第二、三产业的减税效应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分别增加0.59%和1.69%，资本需求量也随之增加0.04%和0.24%，符合税负下降会充实税基的经济学原理。方案二和方案三模拟增值税全面实施统一税率，结果显示，无论是中间投入还是劳动和资本需求量都是增加的，反映了全面实施“营改增”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对就业和GDP的影响。增值税改革一方面通过调整税率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导致就业量的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存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资本投入增加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对比三种模拟方案，方案二保持其他行业增值税率不变，统一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为6%对服务业的就业状况改善最多为1.86%，但也会恶化制造业就业（-0.27%）；方案三将工业增值税税率统一为13%，服务业增值税税率统一为6%，对北京市就业状况的改善最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量分别增长1.10%和1.39%，约为2.30万人和12.39万人。而对GDP的影响，三种模拟方案都是负向的，体现了“营改增”短期内不利于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

三是对进出口的影响。在我国，对进口商品的增值额征收增值税，对出口商品一律先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征税率征税，然后对征收增值税的商品退税。而征收营业税的商品或服务出口不退税，进口不征税。税制改革导致商品和服务在进出口活动中产生税收扭曲和效率损失。方案一、二、三中服务业的出口量分别增长了0.57%、1.66%、0.83%，这可能与增值税对服务业采用低税率而增加中间投入服务品的出口退税有关，总体看来税制改革减轻了服务业的税负，促进了服务业的进出口；相反，方案一、二、三中制造业的出口量分别下降-0.87%、-2.51%、-1.28%，这与投入到制造业的服务品数量下滑有关，税制改革对制造业的减税效应不理想。

四是对投资的影响。增值税改革对投资总量影响不大，但有助于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方案二对投资增长效果最佳，由于中间投入量增加、价格下降、居民收入和商品消费量增加，导致北京市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出现增长，投资增长率为1.17%。

表2 “营改增”对北京市产业发展影响的模拟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2年起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制改革，决策目标是消除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和三次产业融合，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学界在新古典主义理论或者凯恩斯理论的框架下，从全国视角研究“营改增”的文献都试图证明这一目标。但具体到“营改增”对某个省市的宏观经济影响却鲜有研究，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了CGE模型，以此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北京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研究过程中根据增值税试点行业的不同税率设置了三种模拟情形，模拟结果显示，“营改增”全面实施有利于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但对财政收入有抑制作用；试点行业采用低税率对产业发展与融合的促进作用大于采用高税率的情况；保持其他产业税率不变，统一服务业税率为6%，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造成制造业劳动需求量、中间投入量和出口的下降，不利于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改造与升级，也阻碍了产业融合的进程；仅设置6%和13%两档增值税税率，能降低商品价格，改善北京市就业和投资状况，促进第二三产业的进出口，这证明方案三是对北京市最有利的改革方案。

从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在“营改增”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过快、部分行业税负上升、产业融合困难和企业经营管理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地方财政问题对策分析。随着“营改增”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减税效应逐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开源节流”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开源”指培植新税源，北京市政府应依托海淀区优质的教育和科研资源，加快中关村创业园区的建设，积极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清理规范对民营企业的乱收费项目，培育更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民营企业，如动漫产业、创意产品以及创意服务等。“节流”指提高税收部门的征管水平，要建立健全税务与国土资源、海关、统计以及工商管理等部门的纳税人信息交换平台，加强对纳税人的监管，防止偷逃税的发生。推进税源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对重点税源、一般税源、临时税源进行分类管理，积极利用计算机网络优势，理顺重点税源的管理流程，将监控范围内的重点税源大户和重点税源项目管深管细。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企业虚开发票、骗税逃税等行为，减少税收流失。

2、行业税负问题对策分析。“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全行业平均税负水平将有所降低，但部分现代服务业税负略有增加。例如，因为存在不可抵扣进项税支出、部分供应商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原因，交通运输业实行“营改增”后税负不降反升。对于税负增加行业，可以借鉴上海采取的办法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具体做法为对季度累计税负增加4.5万元，即月平均税负增加1.5万元以上的企业，预拨财政扶持资金或设立专项资金，有效地减轻企业税负；也可以借鉴厦门市的办法，在一定期限内税负升高累计超过3万元，可向财政部门提出预拨财政扶持资金的申请，财政部门审核确定后，按企业累计升高税负的70%预拨给企业，企业无需每个月都提交申请，而是当税负升高累计较多时再申请；还可以借鉴1994年实行的期初存货抵扣方法，在“营改增”实施五年内购置的机器设备，进项税额可分期进行抵扣。另外，对于无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如过路费、过桥费、过境费等)，应按照行业平均水平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这样适当增加了进项抵扣范围，减轻了税负增加行业的税负。

3、产业分工与融合问题对策分析。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工业生产的复杂和多样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最终促使生产服务从制造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实行“营改增”后，进项增值税可以抵扣，企业税负下降促使产品价值链的分解，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对解决企业长期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营改增”还增强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联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入生产环节，加速了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因此，北京市应以消除商品和劳务流通中的重复征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引导产业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的不断融合。

4、企业经营管理对策分析。从企业层面看，“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业务经营模式、企业会计核算以及发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由于“营改增”改变了企业上下游合作方的税收负担，因此，企业在选择原料供应商、外购方式和产品定价等方面应当进行测算和分析，重视税收筹划，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合作方；二是“营改增”后企业会计核算涉及的会计科目有所增加，因此，企业须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确保核算的规范准确；三是“营改增”对发票管理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企业需由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税控机和专用发票，严格遵守《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

运用CGE模型模拟“营改增”对北京市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为分析“营改增”的经济效应提供了一种方法，为地方政府应对“营改增”税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为讨论税制改革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税制改革对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JGB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到北京工商大学2015年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①标准CGE模型详见Nobuhiro,Kenji等2004年编著的《Textbook of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或中文译本《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导论》（2014）第六章。

②参数校准方法详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原理与编程》（张欣，2010）。

③数据来源于《北京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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