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文学格局更有活力

2017-01-13 18:05喻向午
长江文艺·好小说 2017年1期
关键词:边缘化思潮后现代主义

喻向午

有读者在转载我们的微博上留言说:中国当下小说的创作是有问题的,同质化和去审美化倾向非常明显。也有学者感慨,现在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了兴趣。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严重缺位,很多作家受到消费文化观念的熏染与侵蚀。

这些言论,其实都是进入消费文化时代以来,严肃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后文学界释放出来的焦虑感。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繁荣,那时的大学校园,文学社团盛极一时,校园诗人成为宠儿,热爱文学是社会风尚。而一部像《乔厂长上任记》的小说就可能对经济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时过境迁,30年后,没有人怀疑文学已经从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退居边缘。不过,翻阅我们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处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并不是常态。况且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是“全球化”的问题,是大的趋势。甚至有论调说,2016年的“诺奖”颁给鲍勃·迪伦,是对欧洲文化和严肃文学被边缘化后所采取的“应急反应”。因为音乐,或者民谣,相较于严肃文学,更易于传播,受众更为普遍和广泛。“诺奖”不得不拓展自己的外延,捆绑鲍勃·迪伦以引起社会更多瞩目。

对于我们来说,边缘化并不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试图把被边缘化的“文学”做得更好,更有活力。有时候,活力就意味着新生,意味着希望。“开放、包容、坚持、尊重”是我们的办刊宗旨。坚持应该是第一位,再谈开放、包容和尊重。

开放、包容和尊重,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多元化。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80年代文学几乎可以与五四文学比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多元化,而且充满活力,新的思潮和理论在文坛受到欢迎和流行。胡适在其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改革计划,就是要在新语言、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文学典范。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内,鲁迅、废名、施蛰存、卞之琳等等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和诗人的重要作品陆续问世,小说、诗歌等文学门类,派别林立,蔚为大观,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文学再次迎来多元格局,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中国。现代,前卫,先锋,实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的关键词。卫慧、棉棉等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出现,让当时的文坛更是众声喧哗。与庄严性、纯粹性及个体性等现代主义价值相对立,后现代主义展现了一种新的随心所欲、新的玩世不恭和新的折衷主义,并因此受到诟病,但并没有影响这枝花朵在文学的大花园里绽放。

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的争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活跃了当时的文坛。1985年后关于“伪现代派”问题的论争,1994年开始的持续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1998年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等等,彼时的文坛热点都成为当年的公共文化话题,受到大众关注。整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富有挑战精神,充满了朝气,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

新世纪以来,随着消费文化的繁荣,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严肃文学的生存空间逐步受到挤压。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占据着最大的阅读市场。不过,即便如此又何妨,在旧上海,鸳鸯蝴蝶派不也是占据着最大的阅读市场,相比之下,鲁迅的作品集发行量也少得可怜。严肃文学需要一种气定神闲的姿态。

但面对消费文化的挑战,我们欢迎更新的思潮,更新的文学观念,更新的创作技巧。探索的人多了,当下文学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

2014年,李陀先生在深圳的一个题为“重新发明文学”的演讲上表示,我们要充满批判精神地去创造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学。我们想把熟悉的旧有的文学规律,做一个大胆的检讨和否定,然后考虑在21世纪,什么样的文学才能跟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相适应。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到了新的时期,文学应该有所改变。20世纪遗留下来的文学观念跟当时的情况相适应,到了21世纪还适用吗?很显然,李陀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处境心存忧虑,才喊出了“重新发明文学”的口号。

对我们来说,“重新发明文学”是一个务虚的话题,《长江文艺·好小说》的工作得务实,每期的杂志必须按时出版,若一篇小说以全新的面孔出现,我们会以开放、包容和尊重的姿态对待它。

关于文学作品的同质化的评论,如何应对?多元化应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上一期我们发出的小说中,就考虑了这些因素。面对扑面而来的刚刚出炉原创小说,我们有意转载了一些读起来别具一格的篇目。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色彩,在他的小说中,枪支也能说话,枪支也有愿望,它最后选择自杀来拯救人的性命。我们能够接受卡夫卡《变形记》里人变成甲壳虫,能够接受动画电影《变形金刚》里汽车变成可以说话的汽车人,当然可以接受一支枪能够开口说话,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同一期中,杨遥的中篇小说《流年》,我们也从文本上看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影子。小说文本与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形成互文关系,小说人物聂小倩与《重庆森林》中王菲饰演的速食店打工女孩同样构成互文关系。这两对繁复的互文关系又构成了一种意义呼应关系和结构关系。虽然这些篇目的出现,仅仅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繁盛时期某种思潮的回顾和再现,并不是新的动向,但对推动当下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当下的文学,不仅仅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也一直在我们身边不曾离开,它甚至依旧占据着文学审美的主导地位。本期转载的作品,似乎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基调,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受到了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张楚在本期“创作谈”中就坦言,他写《草莓冰山》是受到了莫迪亚诺的影响。

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逐步分化,面对宏大叙事的退潮,个人化写作的普及,在学界,比如丁帆等学者则表达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批评。他强调,文化可以多元,创作可以多元,价值却万万不可多元,否则我们将无法辨别人性活动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作家如果过分注重琐碎的日常生活题材,对社会事件、现象和思潮缺乏人文关怀,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就会下降,进而造成思想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退化,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作家作品对宏大现实问题发言的能力。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无论文学怎么发展,这些问题都无法回避。

文学界从来不缺乏问题,即便如此,面对目前不绝于耳的同质化的质疑和相对平静的文学界,我们更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呼唤新的思潮和文学新生力量,他们也许就是未来文学的希望所在。

我在1999年曾主持《长江文艺》的“第三种写作”栏目,用编者按里的一句话拿来结尾:“作为一本文学期刊,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土壤,我们呼唤新人,同时尊重传统,目的是让各种颜色的花儿都能在这片园地上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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