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领导修图

董悠悠

如何为领导恰当地修图？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做过不同的尝试。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幅画，在我看来，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幅。

首先，我们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804年12月2日，画家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被拿破仑邀请参加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加冕典礼。拿破仑的目的当然是想用一幅鸿篇巨制来彰显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因此他还请来了当时的教皇庇护七世。

在传统的加冕仪式中，被加冕者背对观众，面对祭坛跪着，教皇作为神权的代表，为帝王佩戴皇冠，以示君权神授。如画家鲁斯本所作《玛丽·德·美第奇的加冕礼》，虽然是给皇后加冕，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能看出在构图上，大卫受了鲁本斯这幅画的影响。

然而，在这次加冕仪式中，拿破仑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高于教会，他给自己戴上了王冠。并且与传统面对祭坛受冠不同，拿破仑是背对着祭坛戴上王冠。

我们的画家大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了这项棘手的工作，他一开始画的就是拿破仑给自己戴皇冠的场景。

即使是通过简单的素描，我们也能感受到拿破仑霸气又专横的气势。他拿起皇冠正准备给自己戴上，这样的姿势未免有些太浮夸了。为了让拿破仑看起来不那么自负高傲，大卫放弃了记录这个瞬间，转而选择了拿破仑正准备给皇后加冕的时刻：皇冠不仅被高高举起，成为所有人视线的焦点，而且最关键的是，象征皇权的皇冠被皇帝握在手中。这样的处理，顿时使拿破仑显得从容、优雅起来。

除此之外，对比草稿和成品，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细心的人一定注意到了，大卫为了表现拿破仑的高度，将教皇的帽子去掉了。那么，大卫是如何让贬低教会权力的拿破仑显示出合法性的呢？

在画面的正中央，是代表神权的十字架。从十字架、拿破仑、教皇由高到低的位置分布可以看出：拿破仑是主导人物，他跳过了代理神权的教会，直接实现了君权神授。

出生于1763年的约瑟芬皇后，1804年参加加冕仪式时，已经41岁了。可是，在这幅画中，皇后脸庞红润细腻，宛如少女。再看看拿破仑的身高。首先他处于高台，所以看起来高于画面左边的人群和跪着的皇后约瑟芬，而处于高台的神职人员则与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离他较近的教皇庇护七世被摘掉了帽子（素描中，教皇是戴着帽子的），这样就拔高了拿破仑的相对身高。另一方面，画家又通过画的尺寸，拔高了拿破仑的绝对身高——这幅图有6米多高，简单换算一下，画中的拿破仑至少有1.8米。

拿破仑的母亲莱蒂西亚位于画的左边，在加冕典礼举行的那一天，她正在罗马，而不是在巴黎圣母院。画家加上了拿破仑的母亲，显得执掌大权的拿破仑家族和睦又和谐。

站在教皇右边的是红衣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卡普拉拉，那天他正巧生病了，所以也未能出席加冕仪式。拿破仑执政期间，正是与他签订了政教协定，这是拿破仑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协定，加冕仪式又是宗教仪式，怎能缺了他？于是画家也加上了他。

拿破仑身后这位是我们熟悉的恺撒，恺撒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想来这是画家要将拿破仑比喻为恺撒！据说这是意外所得，是为了掩盖之前拿破仑戴冠的修改痕迹。

除此之外，还要巧妙地嵌入象征权力、财力、地位的标志。

首先，是代表拿破仑新皇朝的标志——鹰和蜜蜂。

鹰，在罗马神话中是天神朱庇特的象征，象征着胜利。处于画面最前端的财政大臣查尔斯-弗朗索瓦·勒布伦手中握着的正是顶端装饰有鹰的权杖。

蜜蜂，是拿破仑和皇后约瑟芬披风上的标志，形似之前的皇室标志鸢尾花。仔细观察，会发现不同。蜜蜂象征着不死与复活，被选为第一帝国的皇室标志，是想把法兰西第一帝国与法国的起源联系在一起。金色的蜜蜂其实是金色的蝉，于1653年发现于墨洛温王朝创始人希尔德里克一世的墓中（一般认为，法国真正被称为法国是从这个王朝开始的），所以金蝉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法国统治者的象征。

在图中左侧，人群中有人举着顶端装饰着查理曼大帝雕像的权杖，雕像中查理曼大帝左手持带十字的地球，右手拿权杖坐在他的御座上。他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不是国王。所以，带着他雕像的权杖象征法国皇权。同时，在图右侧贝尔蒂埃元帅手中也拿着一个顶端有十字架的球来强调拿破仑的皇权。

象征宗教权力的十字架处于画面的正中央，这也再次强调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重拾天主教教义。

别在拿破仑腰间的佩剑，画面右边拿破仑养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拿的佩剑，以及元帅权杖（在画面左侧的中士手中），都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在司法大臣冈巴塞雷斯手中，是顶端有只手的权杖，这是公正之手，象征司法权。

在如此多的人物中，为什么我们一眼就注意到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皇后？除了他们在画面中央，拿破仑处于高台外，大卫还略施手段，给主要人物打上了光——众人都身着红色衣服，但主角的红是亮红，如皇帝、皇后，而配角的红是暗红。在明暗色调的对比下，就突显了主角。

这么优秀的作品，作为旁观者的画家大卫自然不忘加上自己。

在这幅画中，画家大卫不仅呈现了加冕仪式的宏大与奢华，还准确地传达了执政者的政治意图。在绘制的过程中，大卫不断协调真实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尺度。

为了完成这幅罕见的巨幅群体肖像，尤其画中人还是当时的政要，大卫做这些调整被认为是必要的。拿破仑见到这幅画时的评价是：“多么逼真，多么真实。这不是画，我们可以在画上行走。”

大卫的这幅作品，虽然带有文献资料的特性，但它不仅仅起到了记录历史的作用。这是被画家组织和升华后的“真实”，以此来服务于王国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起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彰显了拿破仑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新政体的合法性。

（小 鸽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被误诊的艺术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