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GDP与汇率

魏枫凌

GDP已经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政策考量因素，环保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约束条件，雾霾对政策的影响也可能会逐渐体现。

雾霾经过最近几年的讨论已经不是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的新话题，但2017年元旦前后的雾霾其影响之所以有一些不一样，一是在于相比于前两年深冬季节显得更严重;二是在于随着国家执政理念的系统性变化，GDP已经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绝对优先地位的政策考量因素，环保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约束条件，这次雾霾对政策的影响也可能会逐渐体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章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2017年开始，环保有可能会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经济政策持续产生重要影响。

再回到短期，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速的变化仍由投资主导，尽管投资增速已经下降了不少，但是相比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投资规模依然庞大。与此同时，中国日益下降的投资回报率和严格的环保等综合成本，正在压缩庞大投资规模的空间，天量的存量资本无处可去，投向海外在更高的不确定性之中寻找机会是一个选择。随着资本在国际间重新配置，人民币汇率要维持稳定并不容易。

火电猛增，雾霾加深

关于雾霾颗粒物成分的构成研究有许多版本，但几无争议的是，燃煤产生的排放是最主要的污染物来源。环保部以及隶属国家气象局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都将燃煤列为雾霾的根本成因。至于燃煤的用途，最主要的是发电。

电力行业的动力煤消费量占到全国动力煤消费量的60%，发达国家占到更高，能到80%以上，根据官方的预计中国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未来也还会上升;另一方面，电力连接着下游的工商业和居民生活，代表着经济的活跃度，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研究机构都惯常将用电量作为观测经济冷暖的核心指标之一。

因此，电煤消费量就成为了观察经济活动冷暖对于造成雾霾的污染物影响程度的逻辑连接点。为了消除电厂自身的动力煤库存变动对产生实际排放的影响，可以进一步用火电的发电量作为观测指标，并且进行3个月的移动平均调整以过滤月度间波动观察趋势。对于雾霾的变化虽然尚没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全国性数据可以使用，但是大体上可以对应到一些关键的时间的变化（见图1）。

数据显示，调整后火电发电量的同比增速在2008年出现了历史低谷，这一阶段不仅是金融危机导致出口萧条，制造业企业主动停产，也是北京奥运会前后的华北地区工业企业被动限产，人们应当对当时华北地区上空一尘不染的天空有一些印象。接下来就是中国经济在2009-2010年的大规模刺激，当时强大的内需提振计划导致大大小小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这一阶段也是火电发电量增速的历史高峰，雾霾加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随后，火电发电量波动上升，但是增速趋势性下降，反映出虽然中国经济减速，但是总的污染物排放量还是在上升的，雾霾也越发严重。月度的火电发电量在2013年下半年创出历史新高，这也是最近几年来雾霾问题首次从单纯的环保问题上升成为一个关乎全民健康和公共政策话题的阶段。

从2014年开始，国家下决心“治霾”，同样在这一年，中央政府也放弃了前几年以7.5%作为GDP增速底线的政策思路。可以看到，这几年火电发电量是在显著下降的。特别是在2014年第三季度，由于中国承办APEC峰会，当时华北地区工业企业限产，这一期间火电发电量和增速都跌到了阶段低点，于是出现了广为人知的“APEC蓝”，但随后企业复产带来了火电发电量的另一个高峰，这一阶段恰好也是北方采暖季，大量燃煤再次带来了重度雾霾。

2016年下半年以来，火电发电量又一次冲上历史高峰，由于数据时滞原因，这一次的雾霾虽然尚未在已公布的数据中体现，但趋势上看有可能还是延续了火力发电和燃煤的高增长。

被低估的燃油，被高估的炼钢

除了火力发电燃煤之外，其他贡献雾霾的主要来源还包括交通工具的燃油排放，以及钢铁冶炼当中消耗煤炭产生的排放。

用同样的方法构建成品油的消费量和增速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的成品油消费量是在持续上升的。特别是在2016年，成品油消费量和前述火电发电量都处在历史高点。

一说到雾霾，矛盾原因往往被不少人在直觉上首先归于钢铁冶炼，但是这的确如此吗？

中国粗钢产量从2009年开始持续上升，并在2013年达到历史顶峰，2013年和2016年个别月份7000万吨的月产量相比于2008年下半年的低点翻了1倍（见图2）。华北地区的雾霾严重程度居于全国之首，中国的大量钢铁企业集中在河北，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烟囱林立，华北地区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如图2所示，这里值得考虑的一个数据现象是，中国炼焦煤的消费量顶峰是在2009年，月均消耗量接近7000万吨，但是后来粗钢产量虽然上升，炼焦煤的消费量却是显著下降的，2013年在每个月5300万吨左右，2016年则只有每月4600万吨左右。出现这种反差或许是因为，钢铁企业的产能整合导致高污染、技术落后的小型钢铁企业关闭，大型钢铁企业以更高的效率生产钢铁，实际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减小的。

基于上述数据，那么钢铁冶炼或许曾经是雾霾的重要原因，现在也有不少排放，但至少不是2013-2016年冬季雾霾严重的首要原因。而即使是冶金行业消耗的动力煤，2009年至今也不过从月均消耗700万吨左右上升至1200万吨左右，或许这里面有不同行业之间燃煤和炼焦煤质量差异的原因，但是如果仅从绝对规模来看，冶炼和火力发电用煤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将钢铁冶炼作为引发雾霾的元凶似乎证据并不充分。

另外，考虑到电厂的燃煤的绝对量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东和华南工业发达的地区虽然钢厂不多，但是也有雾霾，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机动车保有量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火力发电厂的密度也较高。此外，在工业企业产成品的物流运送过程中，陆运和水运交通工具由于一般来说使用柴油，而且柴油机的排放标准低于汽油机，因此也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加重雾霾。对于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来说，消费品的物流运送产生污染物排放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单纯将矛头对准钢铁厂值得商榷。综合几项数据的趋势看，成品油燃烧产生雾霾主要成分的可能性比炼钢要大。当然，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政策取向上有选择性地对社会综合成本较低的领域进行严格控制则是另外一回事。

是否接受低一些的经济增速？

2016年底的重度雾霾是多种因素叠加到一起的结果，总需求走强引起2016年发电总量上升是更基本的因素，电力行业的能耗结构也是一方面原因。

截至2016年11月，火电累计发电量大约是4万亿千瓦时，接近于水电、核电、风电同期发电量总和的3倍。从趋势变化看，2016年二季度以来，火电发电量3个月移动平均同比增速从-2%上升至12%，其他方式发电量总和的3个月移动平均同比增速从19%下降至3%。这就意味着，随着总需求快速的增长，新增的用电需求主要还是通过火电来满足的。

2016年的GDP同比增长率保持了罕见的平稳，前三个季度均为6.7%，第四季度很可能也将接近于这个水平。另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基本上持平于6%-6.3%的区间。基于这些数据，总需求回升可能不会被很多人认同。

但要看到，统计局同时公布的季调后的GDP环比增长速度第一季度在1.2%，但第二和第三季度分别为1.9%和1.8%，四季度估计也不会太低，由此估算，二至四季度的环比增长折年率均应当在7%以上。和GDP环比增长率上升方向一致，季调后PPI环比涨幅也在大幅度上升。这些数据和发电量体现的总需求增长是一致的。

此外，已经发生的总需求回升是否具有必然性，应当和潜在增速进行对比。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在2017年尤为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认为，在把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给定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及其他变量，在经济活动较高水平和良好环境之间需要把握一个社会认可的合适的度，所以，潜在增长率是在这个适度和其他约束包括通胀平稳下的增长率。

“当然，人们希望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其他改革提高环境约束和其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或者使其不下降慢下降。但希望是希望，现实经常和希望有偏差。所以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还是从现实出发好，等到改革效果显现出来了再调整也不迟。”宋国青称。

过去的增长目标是在一些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分析估计认为，目前的增长率是一段时间的底部。但是各种分析估计都难以避免偏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对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宋国青认为，2016年虽然实际同比增长率平稳，环比还有上升，但是季调后PPI环比猛烈上升，这一情况说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继续下降。

“另外就是应当强调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两方面的平衡，目前显然应当更加重视环境改善。单纯从预测的角度考虑，联系到雾霾天气的严重程度和政府尊重民意的基本态度，2017年实际调低增长目标的可能性相当大。”宋国青称。

实际上，调低增长目标包括弱化增长目标的约束力，甚至将增长目标改为参考指标。另外，环境保护也可能会列为政府工作的突出重点，并且起到弱化增长目标的作用。这不只是2017年的事情，很可能是未来中长期增长的重要约束。

根据宋国青的估算，就2017年来说，由于上年的基数问题，即使达到一个比较低的环比增长率，对环境的压力较上年明显减轻，全年的同比增长率也会比较高，达到或接近6.5%的压力不大。“再往后就需要切实下调增长目标了。”

资本输出，量在价先

假设经济潜在增速确实在继续下降，并且导致实际增速跟随下行，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投资回报率还要继续下降。跨境资本投资于境内比境外的相对回报在下降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就如同注水的连通器在一端减压之后，水位需要调整以平衡新的气压。

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关于中国输出资本合理性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几年以来，随着房地产销售的增长及居民消费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在下降，对此国内也有很多研究。但是，储蓄率下降并不能成为阻止资本输出的原因，作为流量的储蓄虽然下降，存量资本已经很高并且还在快速上升。

按照固定资本形成减收入法GDP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计算净投资，然后按GDP价格指数调整再累加。中国每年的净投资额目前大约是美国的4.2倍（见图3）。如果再算累计存量，即使不考虑由于数据不可得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初值，2015年，中国资本存量已经超过美国约1.5万亿美元。

尽管2016年物价上升导致工业的投资回报率有所上升，但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仅仅是降幅减慢。这进一步印证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中国外汇储备2015年减少了5100亿美元，2016年减少了3200亿美元。实际上，这可以视为两年间830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到了境外资产。如果这些货币投向境内资产，还将大幅拉低境内的投资回报率。

目前，环保问题成为新的投资制约因素，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向外转移是趋势，这个过程也对应着中国资本输出，具有合理性，也难以避免。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来说，中国每个月资本输出的400亿美元是一个相当高的规模，将拉低全球的投资回报率。而在投资回报率达到新的稳定水平之前，中国巨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将轻松打破理论上的人民币均衡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