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商主义到后现代
——时代更替下英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变革

赵 羲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从重商主义到后现代
——时代更替下英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变革

赵 羲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18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重商主义时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成为欧洲各国的核心利益，彼时独立的苏格兰也不例外。然而达连殖民活动的失败以及英格兰的限制政策粉碎了苏格兰人的殖民梦想，最终以放弃国家主权换取贸易优惠的方法与英格兰联合。在后现代的今天，苏格兰人开始反思经济至上信条，以公投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文章通过分析1707年苏格兰英格兰合并到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时代精神变化，指出英国人民根据世界潮流的变化，采取不同方法应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重商主义；后现代精神；联合；权力下放

2014年“苏格兰公投”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英国的民族问题被推到世界政治舞台。英国政府通过和平有序的公投方式缓和民族矛盾，反映了后现代强调差异、多元的时代潮流。分析权力下放就必须理解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背景。

一、重商主义时代下的联合

1707年苏格兰、英格兰通过议会合并成为不列颠王国，结束了两个独立王国的状态。本文认为“两兰”合并应该放在殖民时代重商主义兴起的背景进行分析，合并是顺应当时重商精神的选择。正是顺应时代潮流，才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崛起、开始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重商主义刺激展国际贸易

地理大发现后，西欧主要国家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重商主义思想使人们相信，贸易能带来巨额财富，苏格兰迫切希望加入殖民扩张进程，从国际贸易中牟利，农产品生产的首要任务由满足当地需求转为为国际贸易服务。“1560年《爱丁堡条约》之前，苏格兰对外贸易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原木、兽皮、鱼类、方格布等。”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苏格兰一直强烈渴望能与由英格兰及英格兰殖民地组成的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实行自由贸易。

然而苏格兰的国际贸易发展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其尴尬的国际地位。1603年苏格兰英格兰实现了王位联合，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成为“两兰”共主，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然而苏格兰没有从这位北方出身的国王手中获得优势地位，王室转移造成了权力中心的南下，“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之前可能从未到过英格兰——更遑论富有多彩的伦敦。伦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詹姆斯六世所做的重大决策都基于英格兰的利益，“两兰”国力相差悬殊，苏格兰虽然仍保持独立，在詹姆斯六世及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已经沦为附属地位。“1603年与英格兰王位联合，苏格兰被置于有国无君的状态，在海外扩张事业出现纠纷时，其王国利益非但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反而服务于英格兰的利益。”

附属地位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苏格兰国际贸易的发展。首先，苏格兰被迫卷入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战争。“虽然爱丁堡枢密院保留了控制苏格兰国内经济事务的权力，但却对外交事务毫无办法，伦敦的决策动辄迫使苏格兰卷入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而战争对象则是苏格兰最紧密的贸易对象。”17世纪50-70年代，英格兰与荷兰爆发了三次战争，荷兰则是苏格兰重要的贸易伙伴，英格兰取代荷兰成为主要的船只运输国。威廉三世统治期间（1689-1702年），英法战争又沉重打击了苏格兰对法贸易，影响了苏格兰对法贸易特权。另外，英格兰议会通过控制王室，不断提升操控外交事务的能力，从而更加不在乎苏格兰的利益。

第二，由于苏格兰仍为独立国家，故无法享受英格兰殖民体系的便利。英格兰17世纪时已经开始迈入殖民强国之列，重商主义是当时的立国理念，即本国的经济利益优于其他群体、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其殖民区域必须为母国利益服务。英格兰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颁布一系列《航海条例》，1660年《航海条例》规定了货物应如何在母国、殖民地及外国流通，其中规定“只有英格兰及爱尔兰的船只……或者所有人为英国人并且船员中四分之三为英格兰人的船只才能够在英格兰国王统治下的领土内，包括位于亚洲、非洲、美洲的岛屿、种植园等开展进出口贸易；其他国家运输船一律禁止运送进口商品。”通过此项规定，英格兰旨在限制苏格兰向南方出口木材、羊毛制品等商品，将苏格兰排除在自己强大的殖民贸易体系之外。

第三，英格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苏格兰陷入困境时袖手旁观。17世纪末，苏格兰依然没有放弃扩展海外殖民地的尝试，80年代中期开始，以威廉·佩特森为首的一些苏格兰商人、银行家开始酝酿达连计划，希望在中美洲地峡建立殖民地，突破英格兰的限制，便于与亚洲进行贸易往来。然而计划本身具有诸多缺陷，其主要实施者——苏格兰非洲印度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也经验不足，没有详尽的计划，“即使到了最后阶段，仍没有任何具体的殖民贸易方案，贸易公司手中并没有可支配的船只”。

巴拿马地区一直是西班牙的领域，西班牙人认为苏格兰人侵犯了自身的利益。英格兰为了避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宣布“尊重西班牙对达连地区享有唯一主权，苏格兰的行为具有使国王（威廉三世）卷入与西班牙敌对的威胁。”西班牙殖民者达连地区的苏格兰人发动了进攻，威廉三世命令禁止所在地的英格兰殖民者提供援助。“疾病、西班牙的进攻和饥饿杀死了大多数殖民者，2000多人丧命，损失153631英镑——苏格兰全部流动资本的四分之一。”达连计划的惨败不仅沉重打击苏格兰殖民贸易的发展，而且给本就不景气的苏格兰经济带来巨大沉重负担，成为苏格兰政治家今后选择联合的重要原因。

在重商主义盛行、各国努力拓展殖民地攫取财富的背景下，苏格兰滞后的国际贸易发展助涨了联合主义思想的兴起。国际贸易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被苏格兰政治家视为当务之急，用国家独立换取经济发展的思想逐渐开始占据苏格兰主流政治思想。

（二）重商主义冲击以农为本的思想

直至1707年合并之前，苏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1603年詹姆斯六世离开苏格兰时，苏格兰“并不是富有的地方……其最繁华的地方依然位于东部海岸以及肥沃的中部山谷。其他地方，特别是高地地区农业十分落后。高地居民依然喜欢从邻近农场掠夺牛羊为生，厌恶种植作物”，“农作物生产和畜牧养殖与英格兰相比十分落后，直到十八世纪情况也没有改善”。自17世纪90年代开始，苏格兰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导致饥荒爆发，使苏格兰损失了15%的人口，加上达连计划的惨重损失，苏格兰的经济似乎处于崩溃边缘。

但是“这种悲观主义似乎被夸大了。饥荒属于短期社会问题，当粮食价格下降、农业生产恢复时，很快可以摆脱饥荒”。饥荒的发生对苏格兰经济造成了影响，但是在历史上饥荒并非没有发生过，人们有应对农业歉收的经验，封建农业有恢复生产的平衡机制。但是在重商主义时代，只有通过拓展海外贸易才能增加国家收入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信条，重商主义信条将海外贸易的困境提升到国民经济的困境，而忽视其他生产领域的重要性。

重商主义的潮流使商人逐渐掌握了权力，海外贸易的失利使这批掌握实权的政治家萌生了经济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的想法。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分离”，分离包括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重商主义时代下，苏格兰已经出现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趋向。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经济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的确有利于英国工业化的开展，符合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人们反思现代化的弊端、后现代的到来才使人们开始反思实利主义的信条，即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观点。

二、后现代下的放权与公投

（一）经济主义信条的破产

“自1707年合并至1900年期间，苏格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煤炭、钢铁及船只制造业取代棉花成为苏格兰基础工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此时，苏格兰人将经济繁荣归功于1707年的合并。”从1707年到1900年的200年间正是英国经历工业革命后，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厚物质成果的时期，英国逐渐迈入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可以描述为实利主义或者经济主义。“这一特征涉及这样一个假设，用路易斯·杜蒙特的话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杜蒙特接着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正如卡尔·波兰尼“嵌入”理论所言，“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发展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时，一旦经济发展受挫，社会运转就会出现问题，各种社会弊病就将纷纷涌现。

二战后，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开始衰弱，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再次沉重打击了苏格兰经济。英联邦失去世界霸主地位时，被经济增长掩盖的民族问题便爆发出来。

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于 1934年，政治目标是权力下放，恢复苏格兰地区议会。20世纪60年代末，保守党和工党开始陆续设立委员会，研究苏格兰地区议会和放权问题。“1979年，工党提出法案，要求设立苏格兰议会，给予它一定的自治权，包括一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但保守党政府态度恰恰相反，“撒切尔政府明确反对立法放权。撒切尔的继任者梅杰的政策与其前任无本质区别，反对放权是他们的共同底线”。撒切尔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者，采取“减少国家干预、经济部门的重新私有化、缩减福利开支等货币主义政策，都强化了社会政策的全国性特征，虽然整体上有利于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依赖重工业的苏格兰却很不利”。同时，撒切尔决定率先在苏格兰试点征收人头税也激起了苏格兰人的不满，“他们公开声称，既然苏格兰不能从中央政府得到好处，而且还要上贡，那么就应自立门户，自力更生，发展自己”。

此时，英国衰弱的经济已经证明不可能无限发展，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戳破了自启蒙时期建立的人作为理性主体通过征服自然客体使社会不断进步的神话。当物质生产不能无限扩大时，英国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察觉到尊重多元、包容差异的重要性，开始从政治制度入手缓和民族矛盾。

（二）后现代政治思潮的兴起

“后”（post）一词被用来形容新的形势，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迈入后工业时代，同时“由于启蒙的基本观念愈加受到质疑，于是，人们也可以把这一新的文化知识的发展称为后启蒙时代；……由于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新的全球化社会与上一两个世纪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 如同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差异一样。我们再也不是生活在一个所谓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设想及其模式之中。我们的世界是后现代的。”差异政治成为后现代思潮中政治哲学领域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思。

“差异政治， 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学理论的一种理解方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多元的‘小叙事’及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主张多元政治、差异政治等”。

1994年10月，布莱尔在工党年会上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新工党的理论基础就是“第三条道路”思想，政府放权是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政治学强调权力的总体性、统一性，但后现代政治哲学认为文化差异造就了对权力理解的差异。文化差异造就了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对政治权力的不同理解，原本被压制的苏格兰“异议”逐渐发声，放权于地方才能使英国政治制度适应差异、多元的政治潮流。英国人认为“地方自治团体分解了国家部分事务，有助于防止中央权力过大造成脑充血，地方无权造成贫血的状态”。因此，权力下放既符合英国自治的历史传统，又结合了后现代的政治潮流，成为大势所趋。

（三）公投与权力下放

1997年9月11日，苏格兰人就权力下放举行公投，74.3%的选民投赞成票，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苏格兰法案》，规定“全国议会和英国政府所保留的种种权力， 诸如宪法、外交、防卫和国家安全、宏观经济、金融和财政政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这些方面称为‘保留事项’(reserved matters)。‘保留事项’之外的一切领域， 均属于苏格兰议会的立法范围”。

2014年公投应看做权力下放过程的延续，公投结束后，各党派就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达成了协议，不能将公投仅仅看作英国民族问题尖锐化的表现，应该将其视为苏格兰人合法争取权利的政治手段，是英国人用和平的方式缓和民族矛盾、适应差异政治新潮流的创新之举。公投还促进英国政治改革，权力下放不仅适用于苏格兰，在卡梅伦在连任竞选中，提出了“英格兰人给英格兰法律投票（English votes for English laws)”，承诺推动英格兰地区自治，以此满足英格兰对地区事务治理的需求，平衡苏格兰、英格兰的权力资源配置，这对于今后英国解决北爱尔兰独立问题也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前文分析了英国政治在重商主义背景下实现权力集中、又在后现代的潮流下走向权力下放的过程，在这个转变中英国人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包容差异、尊重多元已经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公投能够弥补代议制的不足，以直接参与的简便方式促使民众参与重大决定，也是公众表达意见、缓和社会矛盾的安全阀。苏格兰无论是选择加入大英帝国，还是争取权力下放，都是努力与时代接轨的创新之举，按照法律规定以和平的方式开展制度改革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

[1]Begg，H.M. & Stewart， J.A.“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Scot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6， no. 1，(1971)， pp. 135-152.

[2]Danby Pickering (ed.)，The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Magna Charta，46vols. (Cambridge: J. Bertham， 1762-1807)，7:452ff.

[3]Peter and Fiona Somerset Fry， The History of Scotlan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4]J.Robertson(ed.)，A Union for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170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0.

[5]Smout， T.C.， “The Anglo-Scottish Union of 1707. I.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6， no.3 (1964)， pp. 455-467.

K561.4

A

赵羲（1988-），女，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014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