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国宝同仁堂

长篇连载：国宝同仁堂

可是细料库怎么办？乐达义不愧当过警察厅督察处长，他想出了一个妙方，还是“偏方治大病”。从此，细料库没有了站岗的警察，却添了五把大锁，四大房各有一把，管库的另有一把，只有四大房和管库的同时来到，五把大锁同时打开，细料库的大门才能开启。同仁堂的账本上从此也变成了一片红，因为每一笔进出账目必须盖齐了四大房的图章才有效。这就是乐达义想出的“偏方”。

乐达义虽然长期担任京师警察署督察处长，但他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他曾经赴英国游历、考察，了解西方的现代化商业和产业；他又生长在乐家这个世代从事中药生产和销售的环境中，这都对他治理同仁堂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讲义气、重信用、乐善好施、与员工关系融洽的人。因此，在乐达义大刀阔斧的治理下，同仁堂又重现兴旺景象。那时乐达义觉得事业发展顺利，前途一片光明，在这种情况下，就想要给儿子乐松生办一场喜气洋洋，隆重体面的婚礼了。

乐松生是乐达义的独子，出生于1908年，那时许叶芬刚刚去世，老乐家正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而同仁堂的“供奉御药”，也因为清朝的迅速衰败越来越难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乐家更对这个男孩寄以了极大希望。

1928年，乐松生毕业于一所名校——北京汇文学校商科，以后又到天津，在天津甲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在达仁堂当了副经理，他不仅有了商业管理的理论知识，更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传统婚姻习俗和现代婚姻风尚共存的时期。按照传统，登门给乐松生提亲保媒的故旧亲朋不少，追着新潮向乐松生求爱示好的摩登女郎也不少。乐达义虽是出身于传统家庭，却并不坚持“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他给乐松生自己择偶的权力。而乐松生对保媒说亲的，虽然以礼相待，却对亲事一概婉拒。对那些主动追求他的女孩又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亲不疏。人们都弄不明白，乐松生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终生伴侣。

1931年，乐松生正是23岁的英俊年华，有位叫赵道生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妙龄女郎，她是赵道生的妻妹，芳名梁君谟。因为见的名媛闺秀太多了，乐松生本来没有在意，可是一见到梁君谟，他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像是漫步在绿荫下，突见一支红杏绽开在眼前；又像荡舟于平湖上，蓦见一只白鹭飞掠过身边……

而梁君谟第一眼见到乐松生，也突然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就像小鸟倦飞时，忽见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由自主地就想在那里栖息作巢；又像漂泊已久的旅人，突然靠近了港口，真想立刻系缆……

梁君谟可不是旧时锁在深闺中的小姐，她是当时有名的“摩登女郎”，工于绘画，有才女之称。她开朗、大方、活泼、即使面对陌生男子也从不发怵，倒是常让那些没有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男子陷于窘迫之中。可是这次不知为什么，她老想盯着乐松生看，看他的方脸，看他那别具特点的“乐家鼻子”。她的脸上竟闪过了一抹绯红……

这对现代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定下终身，准备择日举行婚礼。乐达义反复斟酌后，把吉日选定在1931年9月29日。他还有一个想法，此时离自己的寿诞已经不远，也借儿子的喜事为自己添几分欢乐。

要不是十几天前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乐松生和梁君谟的喜事，准保就是当时全中国最圆满的婚礼了。

这场婚礼在北京织云公所举行，当时这里和南城的正乙祠、江西会馆，都是著名的演堂会戏的地方。婚礼是中西合璧的形式，礼堂张灯结彩，饰满鲜花，中外来宾如云。可是在这本应是喜气洋洋的场面上，总有一种不和谐的阴影笼罩着……

良辰已到，婚礼开始，一切都顺利，圆满。只是在司仪的喊声和音乐偶然停顿时，远远地传来了喊口号的声音，像是有人游行。为什么会如此？许多参加婚礼的人都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愿意表露出来，为的是不给喜庆的婚礼“添堵”。

婚礼仪式结束，开台唱戏。表面上看，这场堂会唱得精彩热闹，乐达义请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戏班“富连成”。乐家几乎个个是戏迷、票友。有这个机会也都抓住机遇，粉墨登场，和富连成的名角儿一起登台献艺。乐元可演了一出《贺后骂殿》。行家评论说，他饰演的贺后，嗓音好，做工稳，真不愧为名票。

大轴戏是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以及他的岳父，著名净角李寿山合演的《奇双会》。

最有意思的是，乐家叔侄还同台演出了《青石山》。《青石山》本是一出神怪戏，大意是妖怪九尾玄狐占据青石山，她变成美女，专门诱骗美少年。王老道捉妖拿魔不成，反被女妖怪打伤，只好去请师父吕洞宾来降妖。吕洞宾请来了关云长，关云长遂命关平、周仓去青石山伏魔降妖。关平和周仓经过一场大战，终于降伏了妖怪，青石山又成了清平世界。按照当时的规矩，在喜庆的日子里，一般只演文戏和没有杀生内容的武戏，如降妖降魔的戏，《青石山》就属于这一类的戏，因此称为“吉祥戏”。

这次演出由乐达仁饰关公，乐达明饰吕洞宾。当关平出场时，立刻搏得了满场的“碰头彩”，因为这位关平是新郎乐松生扮演的。新郎登台，兴高采烈的亲友和来宾自然激动不已，况且新郎本就是仪表堂堂，英俊帅气，再配上崭新的戏装，那扮相更是光彩照人，自然会搏得满堂的喝彩和掌声。可是不一会儿，满场观众突然又瞪大双眼，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原来，场上关平正在大战九尾玄狐，在密集的锣鼓点中，关平舞刀，九尾玄狐使枪，你来我往，杀得难分难解。很多人都知道新郎学过武生的功夫，可是不知道他还能登台对打，而且技艺精湛，待到关平战胜了九尾玄狐时，掌声和喝彩声如春雷般响起。

几位富连成的演员议论说，“就是杨小楼那么大的角儿去关平，也没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啊！”

“今儿这戏不一般。”

“这还用说，今儿是新郎登台，场面自然火爆了。”

“不是这意思。知道前些天出什么大事了吗？”

“大事？噢，您是说小日本占沈阳啊，那叫‘九一八事变’。要不现在街上尽是游行的，要求政府发兵收回东北呢！”

“您说，这个当口演这出戏就没有点儿意思？”

那人稍微想了想，就说：“嗯，小日本就好比是九尾玄狐，忠心保国的关公父子降妖伏魔，给中国人解恨！要是这么看，这戏是有点儿意思。”

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给这个本来喜庆，美满的婚礼笼罩了一片阴影。乐达义本来都想改日举行儿子的婚礼了，无奈织云公所和富连成戏班的定金已付，婚礼只好按时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乐家的叔侄同台演出这样一出降妖降魔的戏，当然有许多人会有这方面的联想了。

从这时开始，同仁堂一方面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影响，东北的老山参和鹿茸等贵重药材不容易进了，有些药因为受交通阻碍，又不好销了，经营上遇到了不少困难。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调集重兵进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意图进占冀东。当时的中国军队虽然奋起抗击，但最终冀东还是沦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战争最紧张的时刻，北平城内也可隐隐听到炮声。当时北平人心慌慌，有些富人已经开始带着金银细软逃难，市面也发生波动，同仁堂的经营自然也受到影响。

过了一年左右，时局从表面上看，稍稍稳定一些了，乐达义正在想着同仁堂怎么才能再往上走一步的时候，突然如晴天霹雳，乐达义又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乐达仁于1934年7月10日在天津去世了。乐达义和乐家四房的亲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只知道最近乐达仁的身体不大好，常感不适，但并没有听说患什么大病，因此，他的去世就让人感到十分突然。乐达仁的死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长期超负荷运作造成的过劳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可是另一方面又是外国资本拼命扼制中国民族资本的时期。

乐达仁在天津建立的渤海化学工业公司，发展势头本来不错。但是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外国资本不能眼看着中国幼小的化学工业，做大做强。它们一旦感受到压力，便会扯掉“公平竞争”的假面具，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市场的优势，全力打压。不只是乐达仁的企业有这样的遭遇，就连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范旭东的公司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在外国资本的打压和排挤下，渤海化学工业公司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达仁铁工厂虽然造出了小火轮，但是和技术力量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仍然落后，难以持久。

达仁堂虽然是中药企业，从表面看，和外国资本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随着西药的大量涌入，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以致乐达仁发出了“中药只能再经营二十年”的悲叹。

就在乐达仁的发展处处遭遇困难时，达仁堂似乎有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机遇，世界著名的德国拜耳药厂要和达仁堂商谈合作。乐达仁为此很兴奋，并寄以很大希望。谁知几轮谈判下来，乐达仁才看出来，拜耳药厂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乐达仁认为药厂应当以“达仁堂”为名，地址自然也应当选在天津。可是拜耳药厂却坚持放在青岛，名称必须用“拜耳”。双方在厂名、厂址等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协议。这已经不是平等合作，而是在争夺控制权了。乐达仁为此非常气愤。

乐达仁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为了达仁堂和所属企业的发展，他昼夜辛劳、四处奔波、不辞劳苦、甚至不顾身体不适，等到出现明显的病状时，一切都已无力挽回了。

乐达仁的死，使得乐达义痛惜不已，他恨“天不予时”，七哥的壮志未酬，竟撒手而去。乐达仁在许多领域都有探索和开拓，未能见到成效，大都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当时中国的国力不济，也就是说，并非是乐达仁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乐达义痛感，自己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手足兄弟，更失去了一位事业上的得力支持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