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研究的理论局限与超越*

□文│黄建友

新闻生产研究近年来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1]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闻生产一词，国内最早出现在2002年。[2]随着一批博士论文聚焦于新闻生产，这一概念被迅速推广，加之随后被视为新闻生产社会学三部曲的《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中的媒介镜像》（吉特林著）、《做新闻》（塔奇曼著）、《什么在决定新闻》（甘斯著）分别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翻译出版，新闻生产越来越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而以人类学方法做新闻室研究也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正统。但也正如英国学者科特尔（Cottle）所言，过去数十年间新闻业（媒介集中与全球化、新的媒介形态涌现、受众分化）以及外部环境（传媒管制、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与重组，都需要我们反思这一正统，并针对处于剧变中的新闻生产场域以及日渐分化的新闻供应生态展开第二波民族志研究。[3]问题是如何反思？如何开展第二波新闻生产研究？这恐怕需要回到第一波研究当中，重新审视其理论脉络，特别是需要对其固有缺陷加以分析，以求得在第二波研究中实现超越与理论创新。

一、新闻生产的研究进路与限制

在美国新闻社会学家舒德森（Schudson）看来，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Weber）。从社会身份来看，他将新闻记者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但是，对新闻机构如何生产新闻产品的正式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研究方才开始。[4]把关人概念本来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提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怀特（White）将之运用到新闻研究当中。怀特通过对电报编辑工作研究发现，“新闻”的选择并不是依赖什么新闻价值，而是与编辑自身的经验、兴趣密切相关。[5]而美国新闻学者吉尔伯（Gieber）却并不赞同怀特的研究，他认为编辑们通常“考虑的是生产目标、行政惯例以及编辑部的人际关系”。[6]不过，在舒德森看来，无论是怀特还是吉尔伯，都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新闻生产。[7]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改变。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塔奇曼（Tuchman）出版《做新闻》；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出版《什么在决定新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全国广播公司（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Gitlin）出版《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同年，美国学者菲什曼（Fishman）出版《产制新闻》。连续三年，多部力作出版，一时掀起了一股新闻生产研究的热潮。菲什曼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些研究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体把关人，而是作为复杂建制的新闻机构，传统的研究关注的是新闻的选择性，而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新闻的创造性。[8]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知识论议题，摒弃了功能主义的遗产，转而关注生产与过程。[9]这一研究取向将新闻视为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而不是被发现的，由此开辟出一种全新的研究层面。[10]也自此开始，新闻室民族志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尽管这一取向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然而今天看来，这一研究取向也仍然存在“盲点”：一是由于过分注重组织约束，使得分析过于倚重新闻常规，导致对记者行动的忽视；二是广电时代的记者被描绘得相当同质化；三是过于关注官方信源的权力，而没有区分掌权者的多样化层级或其新闻处理的细微差别；四是没有探究记者的受众观；五是新闻室研究假设新闻是给公民传递信息的业务，而不是探究其在支持积极社会价值观中的角色；六是这些研究只是与研究者的时代一致，今天需要被重新考虑。[11]而且以塔奇曼的研究来说，如塔奇曼之意是对一个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做细致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但知道了新闻组织的这般建构又如何？除了证明是建构，在理论上又有何种建树？就这个角度看，塔奇曼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12]这样的研究旨趣与局限跟那个时代及其流行的理论观念密切相关。

二、新闻生产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

从哲学方法论的眼光来看，当人们正在思考某个问题或正打算提出某个问题时，他们总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域”内来思考问题或提出问题的。换言之，这些问题的逻辑可能性空间，正是由他置身于其中的问题域先入为主地加以划定的。[13]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研究都会受到问题域的限制，不可能超越自身。研究者的问题域总会受到其知识图式、社会背景、行动资源和激励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越战等社会运动中，电视等大众媒体担当了重要角色，引发社会学家们极大的研究兴趣。美国学者罗胥克（Roshco）在197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第一章中写道，“目前正是新闻社会学家大展身手的好时机”。[14]由此诞生了一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而这些研究均来自于社会学家。

这些社会学家利用自身的理论库存，展开对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媒体进行研究。美国学者斯通贝利（Stonbely）在分析新闻室研究时指出，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是其三大理论背景之一。[15]塔奇曼的《做新闻》最核心的理论发现在于：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16]塔奇曼自称，这一观点受到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的深刻影响，因此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专门将“现实的建构研究”（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作为副标题。也就是说，塔奇曼是将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作为社会建构理论的一个理论注脚来看待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建构理论？它对新闻生产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McQuail）指出，社会建构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提出的。[17]1966年，他们所著的《现实的社会构建》出版，这本书以现象学的方法探讨知识社会学问题，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ISA）邀请其455位会员每人推荐5本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在近千本被推荐著作中，该书位列第五。在该书中两位作者认为，人与社会是互为产品的，社会是人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就是主观现实/意义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现实，是一种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循环往复过程。

该书如其副标题“知识社会学论著”所示，主要是在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域下面探讨的。伯格和卢克曼指出，知识社会学之前的研究一直都是在理论上侧重认识论问题，在经验上侧重思想史。但将思想史当作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可以说是一项错误的抉择。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从事理论与观念思考的人始终都只是一小群而已。现实的理论建构无法穷尽社会中的成员视为“真实”的事物。[18]因此，两位学者提出，知识社会学必须先把人们在生活中“所知”的当作“事实”（reality）来处理。换句话说，与“观念”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知识社会学必须集中研究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舒茨（Schutz）的现象学方法，将研究重心定位于对日常生活知识进行基本探讨。

在塔奇曼等研究者看来，新闻就属于这种日常生活知识。于是他们深入新闻机构内部，通过田野式观察去探究新闻是如何在日常新闻生产中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他们通过对新闻生产的时空结构、新闻从业者的互动关系以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提出新闻网络、新闻事实网以及新闻生产常规等概念，最终想要注解的是新闻作为日常生活知识，是被复杂机构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产物。可以说，社会建构理论为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了观察视角、理论框架和知识库存，而新闻生产研究则是社会建构理论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可能也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新闻生产研究的局限与社会建构理论的局限不无关系。

三、新闻生产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局限

美国传播学者哈特（Hardt）指出，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构建》一书没有考虑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因素，没有把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和语义、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联系起来，因而未能研究权力/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19]加拿大社会学者沃尔什（Walsh）认为，现实的社会构建是经验社会学而不是知识社会学，这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力量和影响更大的历史性问题在该书中没有被讨论。而就知识社会学研究而言，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清晰的或者起码是一个一致的概念。而且知识和社会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在回答社会主体的知识构建和社会构建中知识角色之间发生撕裂。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常常关注的是知识如何被社会构建问题，而忽略知识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变迁问题。[20]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在建构主义那里始终难以有一条互为贯通的桥梁。“由于它们把社会过程与心智内容联结在一起，甚至直接把社会过程化约为心智的内容，因而除了个体间的互动，它们一般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析的了”。[21]总的来说，社会建构论未能触及权力/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看不到社会结构，不能解释知识如何影响社会变迁问题。

这些缺陷落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中，就成了“什么被视为社会真实”是直接与权力分配有关的，它的影响甚至在日常社会生活本身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而在塔奇曼这里，这一切是看不到的，相反，她把读者对新闻的理解和生产者对于新闻的定义，全放在一个平面来讨论。[22]也就是说，在这一波新闻生产研究里，我们同样只看到作为知识的新闻如何被构建，而看不到权力/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新闻的构建，更看不到新闻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与变迁。

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现实的社会建构遵循如下进程：有机体活动的不断重复，形成惯习化，当各种类型的行动者惯习化行动典型化（定型化）时，制度化就开始出现。通过语言，制度被客观化和合法化，最终形成社会客观现实。由此，传统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被伯格和卢克曼转换为社会行动者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达成共享意义，建构类型化的知识，并以此去诠释社会现实、发展类型化行动的过程。[23]因此，伯格和卢克曼的研究将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变为对主体间交流的研究。在第一波新闻生产研究中，充满了对主体间互动的研究，新闻从业者之间、新闻从业者与信源等成为研究的核心部分。这固然丰富了我们对新闻生产常规的理解，但一旦这种洞识为人们所了解，再以这样的方法和视角揭示类似的发现，也就再无更多的启发意义了。在新一波新闻生产研究中，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新闻的社会建构？有没有一种可以结合社会建构与社会结构的综合性分析方法，以指导第二波新闻生产研究的开展？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开拓理论视野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四、新闻生产研究的新可能：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论的耦合

在第一波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中，可能是受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主体间的互动如何产制新闻问题，而忽视主体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那么在新一波的新闻生产研究中，有无可能引入新的理论资源，丰富研究视角，进而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样的创新何其艰难，至少就目前来看，在新二波新闻生产研究中，传承大于创新，比如兰顿（Langton）在对《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四家媒体的新闻图片生产进行考察后发现，图片不是一般现实的再现，而是诸多现实中某一个现实的解释与再现。[24]徐洛文（LokmanTsui）通过对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互联网许可多种不同的新闻室常规去理解潜在的声音，而在这之前被认为新闻是偏向机构和权威的声音。[25]宁静（JING NING）通过对CCTV9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研究发现，新闻生产团队通过利用西方视频新闻来源和瞄准英语观众，CCTV9对外国新闻的再现相当不同于央视国内频道。[26]这些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了新闻生产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仍延续第一波民族志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论，最终都只是描述性研究，尽管也增加了人们的认知，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如此的深层问题。

因此，要想超越当前新闻生产研究以描述性为主的境况，洞悉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与变迁，不仅需要关注新闻生产中的主体关系问题，而且还应该从新闻从业者的日常话语分析入手。比如是否可以具体分析一下新闻从业者之间，新闻从业者与信源、与受众之间的话语互动问题？比如当我们分析新闻从业者的日常话语和新闻中的知识构型时，是否可以对解释图式或框架（interpretative scheme or frame）、现象分类（classifications of phenomena）、现象结构（phenomenal structure）和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s）等加以分析？是否可以分析一个媒体机构的话语实践整体，以及媒体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谈到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论断，[27]这样的研究思路推进会触及话语背后的权力，但新一波新闻生产的研究显然不能满足于权力与社会结构的揭示，更应该去探索话语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的。只有将这一主旨弄清楚，才能使得我们不仅能够看清新闻如何被社会建构，更能通过对新闻从业者日常话语的分析，洞察新闻生产背后的权力支配体系，理清新闻为什么会被如此建构。

这事实上是一种话语与社会建构理论的理论勾连，而这种尝试已在德国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话语的知识社会学方法（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简称SKAD）在德语世界悄然流行。SKAD继承了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传统，同时勾连了符号互动论、解释学知识社会学和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一些概念。因此在知识的社会生产、传播与转换方面，它为话语建立了一个理论与方法统一的社会科学视角。[28]简单来说，SKAD主要借鉴了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但为弥补对符号秩序的制度化和转化过程的忽视，加入了福柯的思想和概念。SKAD主要涉及方法论问题和质化调查的方法，视角上接近后者。SKAD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建构论对知识背后权力/意识形态分析和对社会结构中知识作用分析的不足。SKAD提出了多个分析维度，包括知识构型（Knowledge Configuration）、话语生产（Discourse Production）、权力效果（Power-Effects）等。借助话语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我们或许不仅可以分析意义的主体间互动与生产，而且能分析话语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结构，进而探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变迁，以洞察新闻何以被社会性地建构的深层影响因素，进而有可能为新一波新闻生产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五、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开创了社会学研究传统，对于人们重新理解新闻极具启发意义。然而，随着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今天当我们重返新闻室开展民族志研究时，如果仍然惊叹于新闻为社会建构产物的话，恐怕就难以增进人们对于新闻的理解了。因此，第二波新闻生产的研究需要实现理论超越，需要反思第一波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局限。通过知识梳理与考古发现，第一波新闻生产研究深受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社会建构论定义了新闻生产研究逻辑起点、观察视角、问题框架和方法策略，因而社会建构论的理论短板也局限了新闻生产研究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方法，即忽视权力与社会结构问题，无法阐明作为知识的新闻何以被社会建构的影响因素，更无法触及社会变迁问题。如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增加话语分析，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第一波新闻生产研究的不足。比如在第二波新闻生产的研究中，除了承继第一波新闻生产研究的范式，关注新的媒介变迁和社会变迁中的新闻生产问题，可以进一步分析新闻生产的话语问题，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关注媒介及其从业者的日常会话，关注新闻话语，进而实现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理论的耦合，尝试建构出一种微观、中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完成舒德森所提出的将文化的、组织的与文本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任务，为新闻社会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研究天地。

注释：

[1]以“新闻生产”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发现，此主题的研究文章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4至2016十几年中，关于此主题的文章增长了近十倍

[2]陆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传媒研究——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汇编（上册）[C].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2:9

[3][11]Cottle S. New (s) times: Towards a‘second wave’ of news ethnography[J]. Communications, 2000, 25(1)

[4][7]Schudson M. The news media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5(1)

[5]White, D. M.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50，27(4)

[6]Gieber, W.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J].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1964:73-80

[8]Fishman, M. Manufacturing the new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143

[9]Tuchman, 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new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1991:79-92

[10][12][21][22]黄旦：《新闻与社会现实》，该文为塔奇曼《做新闻》的导读部分。详见[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3]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转引自徐桂权. 新闻：从意识形态宣传到公共知识—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研究及其理论意义[J].国际新闻界，2008(2)

[14]Roshco B. Newsmaking[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转引自李红涛. 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J].中国传媒报告，2013（4）

[15]另两大理论背景是社会组织理论和新闻专业主义批评。详见Stonbely S.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 “Newsroom Studies,” and the media sociology of today[J].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2): 259-274

[16][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73

[17][英]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1

[18][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M].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6

[19][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 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

[20]Walsh, P. Knowledg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Dead ends and ways forward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J].?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2013. 13(4)

[23]张梅.从社会建构主义到新闻建构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4]Langton L M. Editing reality: An ethnographic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photographic production at four major news publications[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 t Austin,1997.

[25]Lokman T. A journalism of hospitality[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 2010.

[26]Ning J. CCTV-9's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elevision news in China[M].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New Brunswick, 2013.

[27]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31

[28]Keller 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 (SKAD)[J]. Human Studies, 2011, 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