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
——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
——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李东阳是明代创作拟古乐府的代表诗人，其《拟古乐府》为乐府诗史上第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在明、清两朝影响深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内取达意，外求合律”，为李东阳拟古乐府理论的核心所在。时人与后人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二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后者的批评，违背了李东阳的创作宗旨与《拟古乐府》的咏史特性，因而乃不可取。

李东阳； 拟古乐府； 因人命题； 缘事立义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的影响①关于元末“古乐府运动”及创作实况等，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一节，第220—235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以及明太祖朱元璋对中原音乐文化的重视②朱元璋于明代开国之初，对中原音乐文化等方面的重视，拙作《朱权与太和正音谱》一文乃曾论述之，可参看。该文载《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5期，第7—12页。，由元入明后众多“铁崖乐府诗派”弟子及其后人的参与等，使得其于古乐府(拟古乐府)所获成就与特点，几乎与元末没有太大的区别③关于明初的乐府诗创作之况，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一节。。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古乐府创作在这一时期的蔚然成风，对于推动乐府诗在明代的繁荣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而与之关系密切的乐府诗批评，也即因此应运而生，且发展迅速，热闹非凡，如对李东阳拟古乐府(古乐府)的批评，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李东阳既是茶陵派的领袖人物，又是“前七子”之执牛耳者，因之，受当时复古思潮的影响，不仅以擅长古乐府而闻名海内，而且还开创了大型连章体咏史乐府之先河，并对明、清两代的咏史乐府产生了较为直接之影响。正因此，清人宗泽元(托名为“忏花主人”)在为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咏史乐府》所写的《跋》文中，即将李东阳与杨维桢、尤侗、洪亮吉并称，认为“咏史乐府自元明以来，于铁崖(杨维桢)、西涯(李东阳)、西堂(尤侗)外，可与三子卓然并峙者，唯洪稚存(洪亮吉)先生当之无愧”[1]。这虽然是在称许洪亮吉，但于李东阳的咏史乐府已是推崇备至。所以未久，宗泽元即将此四人的咏史乐府编为一集，并取名《四家咏史乐府》，以梓行天下④宗泽元所编之《四家咏史乐府》，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丛刊集成续编》第246册收入，共收录咏史乐府诗778首，其中，杨维桢365首、李东阳100首、尤侗100首、洪亮吉213首。。而被《四家咏史乐府》所收入的李东阳乐府，即为著名的《拟古乐府》。这是一组既受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影响较为明显，但却又与之大有区别的咏史乐府，而其区别之存在，即成为李东阳拟古乐府认识观的具体反映。

一、李东阳的乐府诗创作实况

李东阳(公元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今湖南茶陵人，是明代文学史上有“一代大宗”之称的著名文学家，有《怀麓堂集》100卷、《麓堂诗话》1卷等。李东阳在明代初、中期之际，与皇甫汸(公元1497—1582年)俱为“拟古派”诗人，但二人的古乐府却多有差异，其中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皇甫汸的古乐府所写全为今事、新事，如《乐府十二首》等，而李东阳的古乐府则是以旧事、史事为主的，如《拟古乐府》等。李东阳的这类古乐府，实际上就是一组大型咏史乐府，因而在当时影响很大。

李东阳现所存见的古乐府，主要由三种类型组成。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怀麓堂集》(第1250册)为例，这三种类型的古乐府分别为：(一)《古乐府》，凡2卷(即卷一、卷二)，101题101首。此两卷《古乐府》，中华书局2007版钱谦益《国朝诗集·丙集第一》题作《拟古乐府》，并于卷首附有《拟古乐府引》一文。同此题名者，另有岳麓书社版《李东阳集》等。(二)《拟古出塞》(卷四)，凡1题7首。(三)《古乐府》，凡1卷，9题9首，皆编入《怀麓堂集》卷五十一《诗后稿》。三者共计111题117首，其中，以《拟古乐府》101首最为著名。这三种类型的古乐府，就其制题而言，第三类最具元末“铁崖乐府诗派”的神韵与风采。“铁崖乐府诗派”之古乐府表现在制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古体诗之题毫无区别，而李东阳第三类古乐府之题，亦正属如此。为便于认识，兹将“铁崖乐府诗派”的代表人物杨维桢、李孝光与李东阳的古乐府，各举数题如下：《蔡君俊五世家庆图诗》《铁面郎美赵御史也》《禽演赠丁道人》(《四库全书》本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六)；《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黄民尚所藏王若水〈陶令归来图〉》《行则有车送李德章侍尊父入京师》(《四库全书》本李孝光《五峰集》卷二《古乐府骚》)；《示用儿效玉川子作》《慈母图》《孝子图》《铁拄杖行》《灵寿杖行》《华山图歌为乔太常寺作》《寄题惠山第二泉》(《四库全书》本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五十一《诗后稿·古乐府》)。这些诗题，或三字，或四字，或六字等，不仅应有尽有，而且完全属于一种自由式的古乐府题，是典型的不拘一格者，所以，其根本无规律性可言。此则表明，杨维桢、李孝光、李东阳三人的古乐府之题，就其形式来说，乃是完全相同的，即其与古体诗之题确属是没有区别的，如此，则李东阳古乐府受“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之大，也就不言而喻*关于李东阳乐府诗受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影响者，另可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二节，第283—298页。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

虽然如此，但李东阳的古乐府，又毕竟不同于杨维桢的古乐府，这从各自的代表作中即可准确获知。杨维桢的代表作为《铁崖古乐府》，其中既有旧题如《履霜操》《公无渡河》《乌夜啼》《梁甫吟》等，更多的则为《鸿门会》《李夫人》《道人一亩宅》《桂水五千里》等新题，而在题材内容方面，送别、题赠、游览、行旅、咏史、写实、放歌、山水、闺情等，几乎无所不包含。总之，形式的多变与题材的丰富，乃为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总的特点。李东阳的代表作即《拟古乐府》，凡101首，其虽然受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却又与其大不相同。《拟古乐府》的诗题，除卷二之末的《花将军歌》一诗为四字题外，其余的百首《拟古乐府》，不仅全部为三字题，极具整齐划一之特点，而且皆为李东阳所自创的新题，如《申生怨》《绵山怨》《屠兵来》《筑城怨》《避火行》等。这是一种全新样式的古乐府题，且又有百首之多，这在明代中期以前的乐府诗史上，实属前无古人，仅此，即可窥知李东阳之于古乐府革新所获成就之一斑。

而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整百首的《拟古乐府》，在题材内容方面，乃皆为咏史之作，且所咏之史又皆为旧事、史事，这在明代中期以前的乐府诗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以乐府咏史，唐代及其前的诗人虽已为之，但其真正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或师学者，则为杨维桢的古乐府，因为杨维桢不仅创作了如《鸿门会》等一系列优秀的咏史之作，而且据上引宗泽元《四家咏史古乐府》乃可知，其咏史古乐府至少有350首之多。虽然如此，但杨维桢的咏史古乐府却没有李东阳《拟古乐府》这样的大型连章体。而自李东阳《拟古乐府》始，以大型连章体进行咏史乐府的创作，即在明、清两朝成为一种时尚，对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八章第一节已有专门论述，此兹罢论。

《拟古乐府》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若综而观之，几乎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其大都为一些暴君与昏君，而李东阳则对这些君主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抨击与批判。李东阳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与其“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2]2699的政治家身份密切相关的，而其于《进历代通鉴纂要表》一文中所言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云云[3]卷六十九《文后稿》，又可为之佐证。由是而观，可知李东阳以拟古乐府进行咏史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以史为鉴。正因此，即如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开创了“开天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李东阳的笔下也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拟古乐府》中涉及唐玄宗的篇什，主要有《韩休知》《卿勿言》《腹中剑》《青岩山》《马嵬曲》《曳落河》等，在这些乐府诗中，李东阳对唐玄宗亲佞远贤、刚愎自用、养虎为患等所作所为，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判，且极具特点。如《韩休知》一诗：

内家伎乐喧歌酒，外庭宰相还知否，语罢封章惊在手。君王对镜念苍生，一旦甘为韩休瘦。呜呼！曲江以后无此贤，梨园羯鼓声震天，何由再见开元时。[3]卷二《古乐府》

全诗共咏写了两位宰相，一为开元时的贤相韩休，一为天宝间的奸相李林甫，后者因不事图治，而使得唐玄宗放纵于声色犬马之中，最终则导致了安禄山的叛唐。将贤相与奸相进行对比，虽意在突出韩休的贤，但全诗所批判的重点，却为唐玄宗对李林甫的偏爱偏信，正因此，诗才以“梨园羯鼓声震天，何由再见开元时”作结，以旨在警醒当政者。此则表明，引古鉴今，以史为镜，即成为李东阳《拟古乐府》最为核心的本质特征。其他如《文成死》批判汉武帝宠信方士以求长生不老，《长江险》斥责陈后主倚仗长江天险而荒淫误国，《奸老革》揭露隋炀帝的荒淫无度与役使天下，《十六州》指斥石敬瑭对燕云十六州的出卖，《城下盟》非议宋真宗的赏罚不明，《夹攻误》讽刺宋徽宗与金人订盟攻辽，等等，亦皆与《韩休知》的思想内核相一致。除了对君主帝王的批判之外，李东阳还在《拟古乐府》中对历史上的一些误国权臣、奸佞小人等，也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讽刺与抨击，如斥责汉丞相丙吉置路旁死人不顾而问牛喘(《问喘词》)，讽刺李林甫口蜜腹剑而不得善终(《腹中剑》)，揭露秦桧陷害忠良与专权误国(《金字牌》《三字狱》)等，即皆为其例。

李东阳一方面对君主帝王中的暴君与昏君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则又对历代的一些正面人物进行热情颂扬，而使之成为《拟古乐府》中评价历史人物的正反两极。如在《避火行》《渐台水》《弄潮怨》《刘平妻》等诗中，李东阳所着力塑造的是一个个性格各异的节妇烈女形象；而于《昌国君》《牧羝曲》《严陵山》《汉寿侯》《五丈原》《令公来》《五斗粟》《闻鸡行》《金大将》《花将军》诸诗中，则对乐毅、苏武、李陵、关羽、诸葛亮、严子陵、陶渊明等人的精神品格、英雄气概、理想抱负等，分别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讴歌。所有这些，又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作为诗人的李东阳，对于历史上若干人物、若干事件的认识与褒贬。这其实也是李东阳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拟古乐府》中的一种具体反映，因为其所涉笔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与事件，无论是批判抑或颂扬，都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比观后之所获，即其笔下所咏写的虽然为古人、古事，实则是与明代初、中期之际的社会现实颇具关联的。正因此，《拟古乐府》之题材内容的丰富性、褒贬人物与事件的鲜明性以及表现在形式方面的创新性等，即皆成为时人与后人所称美的对象。

二、李东阳的拟古乐府理论

从乐府诗接受史与批评史的双重角度言，“拟古乐府”一词的大量出现，是在明代的初、中期之际，这首先表现在诗人们的乐府诗题(或诗序)之中，其次则为各种各类的诗话著作所载及。这是一种颇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之存在，既与受元末“宗唐复古”的影响颇具关联，更与崛起于当时的“复古诗派”关系密切。大约正是因此之故，对拟古乐府进行方方面面的讨论，即成为当时批评者们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如胡应麟《诗薮》之所言，即为其例。《诗薮》有云：

今欲拟乐府，当先辨其世代，核其体裁，《郊祀》不可为铙歌，《铙歌》不可为相和，《相和》不可为《清商》；拟汉不可涉魏，拟魏不可涉六朝，拟六朝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调相当。即于本题乖迕，然语不失为汉、魏、六朝，诗不失为乐府，自足传远。苟不能精其格调，幻其形神，即于题面无毫发遗憾，焉能有亡哉！[4]

在这段文字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为古乐府之“古”厘清了界线，即以汉魏六朝乐府为准，六朝以后的乐府诗既不能称为古乐府，也是不可拟作的。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了拟古乐府者虽然与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颇具关联，但二者却又是颇具区别的。其中的区别之一，即为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是将唐、宋人的新题也当作旧题的，而明代的拟古乐府者则不然，即其是以汉魏六朝乐府为准。其中的区别之二，是对“拟”的一些具体做法进行了规范，如“《郊祀》不可为《铙歌》，《铙歌》不可为《相和》，《相和》不可为《清商》；拟汉不可涉魏，拟魏不可涉六朝，拟六朝不可涉唐”等等。即在胡应麟看来，这些具体做法，是致使拟古乐府达到“形神酷肖”的重要保证，因而是从事拟古乐府创作的作者所必须遵循的。类此者，在明代的诗话类著作中尚有许多，恕不具引。

而李东阳对于拟古乐府的认识，则以其《拟古乐府引》一文最具代表性。这篇引文，由于既涉及了李东阳创作《拟古乐府》的缘起与宗旨，又对自汉、魏以来的乐府诗进行了“史的观照，且就拟古乐府的创作亦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因而对建构明代乐府诗的理论体系，助推乐府诗批评的繁荣与发展，均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为便于具体把握与讨论，兹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予尝观汉、魏间乐府歌辞，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播之乡国，各有攸宜。嗣是以还，作者代出。然或重袭故常，或无复本义，支离散漫，莫知适归。纵有所发，亦不免曲终奏雅之诮。唐李太白才调虽高，而题与义多仍其旧，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于声与调或不暇恤。延至于今，此学之废盖亦久矣。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其或刚而近虐，简而似傲，乐而易失之淫，哀而不觉其伤者，知言君子有幸正我云。弘治甲子正月三日，西涯李东阳书。[2]2700-2701

这篇引文在内容上共由三部分组成，从开头到“各有攸宜”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李东阳以极简约的文字，对汉、魏乐府“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称许，并成为其古乐府认识观的核心所在。而这也是导致李东阳创作连章体组诗《拟古乐府》的关键性原因。由“嗣是以还”到“此学之废盖亦久矣”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着眼于“史”的角度，不仅对曹魏以后直至于元末(公元266—1367年)一千多年的乐府诗概况进行了勾勒，而且还重点对李白、张籍、王建、杨维桢的乐府诗进行了品评，指出李白等人的乐府诗，或旧题或新题，虽然各有其成就与特点，但却也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认为李白的乐府诗“题与义多仍其旧”，杨维桢的乐府诗“声与调或不暇恤”，等等。所以，在李东阳看来，由西晋至元末千年之间的乐府诗，从总的方面讲，是难以与汉、魏乐府并论的。

由“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到文末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既为引文的重点，也是李东阳拟乐府观的重点所在。说其为引文的重点，是因为李东阳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不仅介绍了其创作《拟古乐府》的缘由、动机等，而且还根据其艺术实践之所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拟古乐府的创作经验与理论认识。以前者言，其中的“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云云，即是李东阳创作《拟古乐府》的一股驱动力，即《拟古乐府》中所批判、所歌颂的人与事，乃皆为李东阳取于“史册”，因为“触之目而感之乎心”的缘故，才导致了《拟古乐府》这一大型咏史组诗的问世。而后者之所论，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因人命题，缘事立义”。汉、魏乐府的命题形式，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曲名为题，一为以辞名为题，而唐代的新乐府，则大都属于“首句标其目”，或者“因事立题”，或者“即事名篇”。李东阳则于这些命题形式之外，又首次提出了“因人命题”这一新的制题方式，从而使得乐府诗 “自创新题”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而《拟古乐府》中的《申生怨》《绵山怨》《韩休知》《腹中剑》《司农笏》等，即皆属于此种命题形式的实践性产物。至于“缘事立意”，实则是对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其所反映的，乃为李东阳对乐府诗所写之“事”的重视。而就《拟古乐府》以论，其“事”如上所言，乃皆为旧事、史事，但其因之所立之“义”，则又无不与现实相关，即如《韩休知》中的“一旦甘为韩休瘦”“何由再见开元时”之所写，亦无不如此。所以，这种“新题新意”的拟古乐府，实质上就是对“古题古意”或“古题新意”之古乐府的一种变革，或者说一种挑战。正因此，“因人命题，缘事立义”一经李东阳提出，即成为时人与后人创作拟古乐府所遵循与仿效者，而钱谦益于《国朝诗集》中之所以全文引录《拟古乐府序》一文者，其意即在于此。

其二为“长短丰约，唯其所止”。这是就拟古乐府的内容与篇幅而言。即李东阳认为，一首拟古乐府篇幅的大小，乃由其内容所决定，而不得如近体诗中的律诗与绝句那样，进行句数与字数的规定。“史册”中的人与事均数以百计，而这些人与事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之，对其进行必要的取舍，也就势所必然，而此，即是致使《拟古乐府》中篇幅各不相同的原因之所在。如《问喘词》一诗：“少阳用事春犹浅，道傍死人春不管，丞相停车问牛喘。君不见陈平辨，周勃免，谁曾问春浅深牛近远。”[3]卷一《左乐府》所写汉丞相丙吉置路旁死人不顾而问牛喘之事，因甚简约，故篇幅较短，只用了6句。而《花将军歌》一诗，由于是对花将军其人其事的称许与赞美，故乃以42句的篇幅而为，且长短句兼用，使之成为一篇极具人物传记特点的诗传。正因此，《四库全书》本《怀麓堂集》卷二《拟古乐府》于《花将军歌》之末，乃附“潘注”云：“此篇卓异奇绝，而园活流动，如珠走篮，非心得手应，断不至此。《木兰辞》后何可多见？司马迁每以奇事试笔力，予于此亦云。”[3]卷二《花将军歌附》所评甚高。

其三即“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这八个字的重点，主要在于“意”与“律”二字，“意”为主观，指作者的心意、意愿等，“律”为客观，属于形式的范畴，在内“达意”，于外“合律”，实际上就是指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拟古乐府中的和谐统一。这是李东阳针对拟古乐府创作所提出的又一项艺术主张，且其是在经过了《拟古乐府》的艺术实践之后而获得，因之，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检验拟古乐府的一个必备条件。即是说，在李东阳看来，一首好的拟古乐府，既要讲究“达意”，又要求“合律”，且二者还必须是有机结合，而《拟古乐府》中的101首拟古乐府，即皆属如此而为。正因此，其后乃有“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云云，由是而观，可知李东阳对《拟古乐府》中之“达意”与“合律”所做的处理，乃是相当自信的。

李东阳在《拟古乐府序》中所提出的上述艺术主张，从总的方面讲，主要是旨在加强对汉、魏乐府传统的恢复，并对“借古乐府以写时事”予以重新张扬，这无论是从拟古乐府的创作抑或拟古乐府的批评而言，都是极具助益的。

三、对李东阳乐府诗的批评

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序》其实就是一篇用以创作《拟古乐府》的指导大纲，因而其中之所获，乃皆与《序》之所言关系密切。而对于《拟古乐府》的评价，时人与后人的认识，不仅不一致，而且还存在着较大之争议，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肯定者认为，其“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批评者则指出，其“非诗之体也”，肯定者与批评者的认识，正好形成了批评上的正反两极。肯定者如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即为其例。朱彝尊《静居室诗话》卷八有云：“若其拟古乐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别裁机杼，方之杨廉夫(维桢)、李季和(孝光)辈，似远胜之。”[5]这是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充分肯定。类此之评者，尚有尤侗、王士禛、宗泽元等人之所言，因篇幅所限，兹不具引。

而对李东阳《拟古乐府》进行非议与批评者，据现所存见之材料言，乃首推王世贞与徐泰。王世贞在“年未四十”时所撰《艺苑卮言》一书中，曾明确指责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太涉议论，过尔剪抑”，因而认为其“十不得一”。既然是“十不得一”，就等于是对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进行了全盘否定。但当王世贞在晚年对李东阳《拟古乐府》予以重新评价时，不仅对其年少时之所言进行了悔恨式的检讨，而且还对101首《拟古乐府》进行了全面肯定。对于这种先贬而后褒的评价，王世贞在《书西涯古乐府后》一文中乃有专门的记载。其云：

余向者于李宾之(李东阳)先生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尔剪抑，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未可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字句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如是，则岂非西子之颦、邯郸之步哉！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麟(李攀龙)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狷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6]

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拟古乐府》认识，反映了晚年的王世贞对于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求新求变，乃是非常首肯与赞同的，所以，其不仅认为《拟古乐府》具有“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等特点，而且还将早年的错误之评，“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王世贞的这一举措，实则如钱谦益之所言，乃是对李东阳的“西涯乐府，三致意焉”。此外，王世贞于其中还明确指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与那些类似于“西子之颦”“邯郸之步”的模仿，均是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这既是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称美，也是对当时“西子之颦”等模仿现象的一种批评。

徐泰(公元1429—1479年)，字子元，又字士亨，号生白，今江苏江阴人，有《生白诗集》《诗谈》等行世。徐泰之于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主要见于《诗谈》，其文为：“长沙李东阳，大韶一奏，俗乐俱废，中兴宗匠，邈焉寡俦。独拟古乐府，乃杨铁崖之史断，此体出而古乐府之意微矣。”[7]所谓“乃杨铁崖之史断，此体出而古乐府之意微矣”云云，实际上是说杨维桢的“咏史古乐府”与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均忽视了乐府诗“缘事而发”的传统，即认为其没有对社会现实予以关注。其实，徐泰的这种说法，乃是对杨、李二人古乐府的一种误读，因为无论是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抑或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其都是具有以古喻今、讽今等特点的。

徐泰之后，对李东阳《拟古乐府》进行斥责者，可以清代的冯班、钱良择为代表。如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即如是认为：

李西涯作诗三卷(指《怀麓堂集》之《拟古乐府》二卷与《诗稿后》之《古乐府》一卷——引者注)，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为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西涯之词，引绳切墨，议论太重，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8]

在这段文字中，冯班既称“不应附于乐府”，又说“不应曰乐府”，且认为“引绳切墨，议论太重，文无比兴”，实际上是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全盘否定，且较之王世贞年轻时的那种全盘否定，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否定，如上所言，主要是认为其“太涉议论，过尔剪抑，以为十不得一”，而冯班的否定，除了“议论太重”外，还认为其“直是有韵史论”“非诗之体也”，即不仅认为其不是乐府，而且连“诗之体”也不是。仅此，即可窥知冯班与李东阳乐府观不同之一斑。钱良择，生卒年不详，字玉友，号木庵，今江苏常熟人，有《抚云集》《唐音审体》等行世。钱良择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其《唐音审体》之中，如其认为：“有明之世，李茶陵以咏史诗为乐府，文极奇而体则谬。”[9]所谓“体谬”，就是对李东阳《拟古乐府》诗体形式的否定，即认为其并非为拟古乐府，而是一组大型的咏史古诗。

综上所述，可知明、清两朝之于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文无比兴”；二则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此二者，一为王世贞提出，一为冯班提出。就前者言，《拟古乐府》“太涉议论”乃为事实，对此，只要将李东阳《拟古乐府》与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略作比较，即略可获知*关于李东阳《拟古乐府》与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比较，可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二节，第297页。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王世贞晚年在《书西涯古乐府后》一文中，只言《拟古乐府》之优长而不及“太涉议论”者，实有有意护其短之嫌。至于冯班指责李东阳《拟古乐府》“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为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云云，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在这段文字中，冯班的本意是说，李东阳既然拟古乐府，就应以古题而为，而不得自创新题。而实际上，冯班的这一批评，乃完全违背了李东阳主张拟古乐府应“力去陈俗”与“因人命题，缘事立义”的创作宗旨，以及其“间取史册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的咏史乐府的特性。更何况，如上所言，李东阳创作《拟古乐府》的目的，乃是重在引古鉴今，以史为镜，其虽“不咏时事”，其实是与时事密切关联的。所以，冯班对李东阳《拟古乐府》“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的批评，实不可取。

[1]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1:327.

[2]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李东阳.怀麓堂集[M].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胡应麟.胡应麟诗话：诗薮内编卷一[M].明诗话全编本: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5448.

[5]朱彝尊.静居室诗话:卷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王世贞.书西涯古乐府后[M]//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丙集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2701.

[7]徐泰.徐泰诗话[M]//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本：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1393.

[8]冯班.钝吟杂录[M]//丁福保,编.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9.

[9]钱良择.唐音审体[M]//丁福保,编.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80.

[责任编辑：李法惠]

2016-10-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项目编号：11BZW072。

王辉斌(1947— )，男，湖北省天门市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乐府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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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320(2017)01-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