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调查法在地方志事业运用的重要性

刘善泳

（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江西 石城 342700）

浅析社会调查法在地方志事业运用的重要性

刘善泳

（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江西 石城 342700）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志领域应当加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其一，社会调查是新时期修志的必要手段，是梳理线索、补充资料、确认史实的必要程序，是开展社会部类编写的必要环节，是志书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客观需要。其二，社会调查是提高地方志机构履职能力的有效方法，是地情研究的基础，是基层地方志机构的比较优势，建设服务型方志机构离不开调查。其三，社会调查是开拓地方志事业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延伸地方志工作的触角，促进地方志资料生成模式的转变，使做专题成为地方志工作新的生长点。

]社会调查法；地方志事业；运用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要求“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力拓展资料收（征）集范围和渠道，建立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机制”①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J］.中国地方志，2015（9）.。这是将社会调查首次写入事关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地方志领域如何运用好社会调查方法，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的空间都很大。笔者结合毛泽东《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文简称“《江村经济》”）等调查文献的学习和“走遍石城”等调查实践的体会，就社会调查在地方志领域的价值略陈己见。

一、社会调查是新时期修志的必要手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749.。地方志编纂是一项为时代立言，为地方存史的工作，通过开展调查取得一手资料本为题中之义。然而，真正将调查方法运用于志书编纂过程，虽然呼吁之声渐众，但因认识程度和人员力量等方面的原因，实施者甚少。笔者认为，开展社会调查应当成为地方志编修中的规定程序，并逐步成为常态。

（一）调查会是梳理线索、补充资料、确认史实的必要程序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在1930年撰写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亲自作序。在序中，毛称“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①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747；748.，并将“开调查会”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毛泽东当年作调查便是以“开调查会”作为主要形式。如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就和古柏、郭友梅等11人先后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在新时期修志活动中，有两个调查会是极为必要的。一是确立记述脉络的调查会。志书内容涉及地方各个领域，但编写人员不可能对每个领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对相关领域的历史过程更是难以系统把握。而一个对所记述事物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完全的门外汉”②毛泽东.寻乌调查［M］//寻乌县志·附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90.是很难把事物真正记述到位的。此时，“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办法”③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747；748.。在志书编纂分工基本确定以后，应当组织资深行业人士参加的调查会，帮助相关编辑了解相关领域的基本情况，理清事物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要节点和因果关系。二是以考究史实为主的审稿会。志书评审中存在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将重点置于文字而忽视史实本身的考究。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志稿的审查验收应当围绕资料来进行。尤其在志稿初审环节，在把好政治关的前提下，应将史实的再调查、再核实作为审查的主要方面，以期达到“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④地方志工作条例［J］.中国地方志，2006（6）.的目标。因此，初审人员除了保密、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应当重点安排熟悉各个领域的“行业通”参加，将初审会开成考究史实的调查会。

（二）社会调查是开展社会部类编写的必要环节

志书中社会部类内容的编写是新时期修志过程中的一个难题，资料问题是其症结。由于社会调查的缺席，社会部类内容单薄、记述生硬已成通病。以二轮志书人口部类为例，二轮修志所涉时段，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等原因，人口流动、婚姻家庭、职业选择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如农村人口向圩镇、城市流动，青年择偶观念更新、通婚半径加大，就业观念多元、外出务工成潮流……这些情况在什么时候因何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何渐成气候，在什么时候因何出现新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理所当然要在志书中得到反映。但是，由于这些情况往往都没有现存的文献资料，于是，我们看到的志书中相关内容的记述，大都是以起讫年份的统计数据加上两三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辅以简单的文字缀结而成，脉络不清，无血无肉，其中因果更是语焉不详。我们不妨以《江村经济》相关内容作一简单比较。众所周知，《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根据自己20世纪30年代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写成的。书里也有相关人口的内容，第三章《家》即是。本章分为《家，扩大的家庭》《“香火”绵续》《人口控制》《父母和子女》《教育》《婚姻》《家中的儿媳妇》《表亲婚姻与“小媳妇”》等8节⑤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62-63.。看其目录，就会明显感到比一般志书更接脉于社会。事实也是如此，如第8节对“小媳妇”现象的记述，既有对这种婚姻制度生成、维持乃至流行情况的描述，也有基本的数据统计，同时还有就这一婚姻制度对亲属结构影响的分析⑥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62-63.。1000字左右的篇幅，基本反映了“小媳妇”这一婚姻制度在开弦弓村的表现形态。社会是丰富、活泼且变化不居的，志书若要客观真实地加以反映，唯有以深入调查取得鲜活资料作为前提。

（三）专题调查是志书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客观需要

时代和地方特色是志书编纂者普遍追求的目标，但似乎也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打工潮和居民进城就是两个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地方特色的新生事物，在第二轮修志中各地多有反映，但真正记述到位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也是因为编写时局限于文献资料，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对于此类调查的缺失，或又是源于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志书的记述关乎全面，而编纂者不太可能进行全面性的普查，于是干脆放弃了调查。事实上，志书的“全面系统”并不意味所实施的调查务必全面系统，抽样调查、解剖麻雀本身就是观察了解事物的基本方法，部分的、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调查同样可以达到反映事物的目的。当年毛泽东做寻乌调查，就是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①毛泽东.寻乌调查［M］//寻乌县志·附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90.。费孝通作江村调查，也是认为“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通过类似的调查研究，可以“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②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M］//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19.。就如上面提及的外出务工和居民进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如果没有全面性的资料，就可以选一个特定的村庄做一调查。这些基于调查的资料虽然达不到全面的要求，但其价值比全面而空洞的记述要强得多。即使编写前已经掌握了较为充分的资料，编写者如能参与一些相关的实地调查，对于把握事物本质、组织驾驭材料、提高志书质量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会调查是提高地方志机构履职能力的有效方法

修志编鉴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核心业务，但在修志战役已经完成、年鉴编纂已入正轨的情况下，地情研究服务成为地方志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此时，社会调查势必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一）地情调查是地情研究服务的基础

对地情的研究，显然不能局限于资料和文献，而应更多的付诸实地调查，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2012—2014年间，我们开展了“走遍石城”调查采风活动，深入全县131个行政村及其数以千计的大小村落，收集掌握了村落、宗祠、碑刻、寺庙、民俗、姓氏等大量资料及资料线索。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们切实感受到，地方是地方志工作的源泉，没有对地方的了解，地方志工作就成无源之水。反之，只要真正深入了地方，地情研究就有广阔的天地，地方志机构就有做不完的功课。就像村落、宗祠、碑刻这些专题，每一个都值得去展开，也都可以大有作为。同时，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真正深入了解地情，确实需要“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因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③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747-748.。地方志工作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兴趣和决心，则调查无以开展，“事情”无从“懂得”，研究更要落空，地情研究服务便也失却了基础。

（二）调查是基层地方志机构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在省、市、县三级志书之外，出现了较多的山水志、事件志等专门志和乡（镇）村志等层级较低的志书。中国名镇志和中国名村志作为两项文化工程被列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可见此类志书的编纂业已成为三级志书之外的重要补充。由于乡村一级特别是村一级，现成的文献资料较少，也没有多少可以对应的部门提供资料，资料的收集只能较多依靠调查和口述。于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往往成为了此类志书的重要特色。同时，专门志和乡村志一般不求大、不求全，有利于保存“具体而微”的史实，补正史、方志之所缺和所不能。县一级的地方志机构相对近乡野，组织、指导乡村志和特色专志的编纂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件。作为地方志工作者，如果能亲身参与其中，并深入田间地头多做些社会调查，定会和关门修志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收获。

（三）建设服务型方志机构离不开调查

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几个调查，针对性和目的性都很强。1930年做寻乌调查，是因为“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①毛泽东.寻乌调查［M］//寻乌县志·附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90.；1933年做长冈乡调查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②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中共兴国县委、兴国县人民政府2013年11月编印，第1-3页。。调查的目的性，其实就是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总体看来，修志编鉴本身通过历史传承、文化积累、地情集成来服务现实。以地方志资源为基点，通过调查将资源做细做深做大，是地方志机构将服务引向深入的基本途径。如笔者所在的江西省石城县于2015年拆除了位于县城中心地带的琴江大桥，拟改建一座明清风格并以桥为市的廊桥。查旧志，可知琴江大桥前身为“卧虹桥”，并有“构屋为市”的记载③《经制志·桥渡》，清乾隆四十六年《石城县志》点注本，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2014年12月内部印行，第130页。。以此记载为基点，通过调查将琴江大桥的“前世今生”记述清楚，就是地方志机构服务现实的实际表现。“方志文献+田野调查”，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温度，不失为地方志机构立足自身优势服务现实的明智选择。

三、社会调查是开拓地方志事业的重要途径

纵观新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如果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作为分界线作个粗略的划分，之前多在求生存，之后多在求发展。所谓的发展，除了围绕修志编鉴进行改革创新，还有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思维惯性和固化套路的突破。毛泽东将社会调查的运用称作“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④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747.，社会调查对于今天的地方志事业寻求“研究问题的方法”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一）“开门”的意义

由于事业自身的特点，地方志领域确实存有相对封闭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惯性，正因为如此，上下倡导“开门修志”。调查对于地方志领域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开门”。因为要调查，必然要开门。而“开门”之难，难在第一次；调查之难，也难在第一回。笔者“走遍石城”搞调查之初，开口提问，取出小本子作记录，都感觉有几分羞怯。数次过后，慢慢成了自然。然后逐渐悟出了调查访问的一些门道，如切入的角度、设问的技巧、释疑的方法。在首届全国名镇论坛暨中国名镇志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王伟光评价名镇志文化工程“在组织模式、编纂形式、内容记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延伸了地方志工作的触角”，并由此提出了地方志事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⑤王伟光.以创新驱动地方志事业发展转型升级——在首届全国名镇论坛暨中国名镇志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M］.中国地方志，2016（6）.。笔者认为，方志工作触角要延伸，“开门”极为紧要，如果永远迈不出腿，张不开嘴，仍习惯于闭门造车，延伸和转型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即使从单纯的修志编鉴而言，如果没有调查，志书、年鉴要全面系统地反映这个时代恐怕也难免沦为一句空话。因此，社会调查即使未必算得上是地方志事业发展转型的关键，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资料生成方式的转变

从文献角度看，社会调查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第一手资料上。费孝通的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江村经济》时说：“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⑥布·马林诺夫斯基费.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地方志领域对待社会调查的态度，反映的就是对待第一手资料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其实，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问题，问题是现实的修志惯性，并未给第一手资料的生成以足够的空间。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工作体制下，两轮修志采取的都是“众手成志”的方法，修志人员很大程度上从事的是“来料加工”的工作。年鉴的编纂大体采用的也是这样的做法。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众手”生成恐怕是难免的甚至是必需的，但必须创新工作机制让“来料加工”少一点，让第一手资料多一点。换言之，就是要让调查成为地方志资料生成的重要模式。费孝通曾称自己所著《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①费孝通.忆小学乡土教育［M］.往事重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如果说它真是一部乡土志的话，其最具亮点的地方无疑是其导师所说的由调查而来的第一手资料。假设当年毛泽东是《寻乌县志》的一个编辑，其所作调查径入志书，可以想见，《寻乌调查》必定会成为志书的一个亮点。事实上，《寻乌调查》已经成为了反映20世纪30年代寻乌商业社会的重要史料。当然，如果真为修志而做调查，其立足点便不一定在“富民问题”和“商业状况”了。

（三）做专题的价值

20年一修的地方志书立足于“全面系统”，以一定时期力量的大动员作为保障。在修志间歇期，地方志机构不可能长期从事“全面系统”的工作，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专门的调查，可能成为地方志工作新的生长点。首先可以紧跟时代做一些记录性的调查，如汽车市场、快递业。可将项目融合在年鉴编纂当中，每年安排一两个专题，并将调查成果在年鉴上展示。其次可以开展文化类调查，如传统技艺、石刻碑刻。我们于2014年启动《石城民俗日志》编写工作，之后一两年间，我们根据时序对地方民俗进行了较为集中的专门调查。再次可以开展一些历史类调查，前文所述琴江大桥即为一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了“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②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J］.中国地方志，2015（9）.鼓励性条款，从调查做起，从小处做起，从专题做起，不失为渐入史域的务实之举。最后可以进行一些社会类的调查，如农村职业调查、农民婚姻状况调查。除了以上专题，还可以如寻乌调查、江村调查一般集中于一地开展某一方面或综合性的社会调查。从毛泽东十多天做出“寻乌调查”、费孝通一个多月做出“江村调查”，可见调查确实是反映社会的可行途径，并且是很有效益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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