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中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想象与身份建构
——以《蛇蝎女佣》为例分析

王淑华

菲斯克认为，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能生产出文化商品并同时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中流通。如果说在金融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是财富，那么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1]而作为大众消费文化之典型的影视剧，能带给大众以娱乐价值，然而其娱乐的意义不是简单的消遣和快乐，它不仅使我们能应付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还能使我们憧憬理想的世界，并对现状提出疑问和批评，同时使我们充满活力。[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影视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它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识形式超然于社会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其(部分)文化功能就是将社会现象呈现在虚构故事之中，并将该社会现象引起的争论从虚构故事推进现实的公共领域，[3]从而促使大众讨论和思考现实，并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

美剧成为中国观众认识美国社会和现状的一个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美国社会的面貌，同时也充满了对美国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像想象。本文分析的美剧文本《蛇蝎女佣》可以帮助观众管窥美国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身份建构，通过它对拉美裔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社会的真相。该电视剧文本向观众呈现了四位聪明、善良、勇敢、不屈不挠、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女佣形象。她们生活在美国最奢华的比弗利山庄，拥有底层人和女性双重身份，她们“洗着买不起的衣服，擦着永远用不起的餐具，给不屑记(她们)姓氏的人拖地板，但依然甘于幻想更好的生活”(台词)，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勇敢发声。本文试图以该剧中的女佣形象为研究样本，通过探究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代表权力方的雇主斗智斗勇的实践，来呈现美国拉美裔如何开展弱者的生存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身份，实现美国梦。

一、美国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想象

美国的拉美裔大多移民自墨西哥、古巴和巴西等地，作为移民种族，他们在美国面临新的生存环境，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时也面临作为不同于主流社会和主流民族文化的身份地位所产生的陌生的偏见。因此他们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使自己适应新策略，即与美国主流性别认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等相融合的新策略。[4]《蛇蝎女佣》呈现了编剧对美国拉美裔日常生活实践的想象。剧中拉美裔女佣与雇主的区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女佣被看成雇主的私有物，成为雇主彼此争夺的工具(台词：“偷别人的女佣是不可原谅的”)，雇主对她们充满阶级偏见(台词：“我从没听见过没有口音的女佣说话”)，同时种族歧视随处可见(一个女佣被杀害的消息被刊登到报纸的第43、44页，“如果她是白人的话，这条新闻肯定在头版”)，雇主不屑对女佣付出感情(台词：“富贵子弟，是不会爱上女佣的”)，只是把她们看成家政机器并加以规训，使之更好地为自己服务。然而拉美裔女佣面对作为权力方的雇主并非完全被动，她们利用各种策略，试图更好地生存，实现自己的梦想。

1.规训与偏见：区隔下的权力游戏

大部分雇主对女佣存在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拉美裔是白人富豪阶层选择佣人的标配(剧中还出现一名拉美裔男佣)，在他们看来，这些佣人是作为“他者”存在的，且是缺乏智慧的，只懂体力劳动，不诚实、贪婪、爱占便宜、容易惹麻烦。即使同处一个屋檐，却没有太多共同语言，“蛇蝎”成为她们的代名词，必须对其进行规训管理。而作为女佣来说，她们几乎是24小时都处于工作情境之中，规训无处不在，且深入、持久。比如有雇主对女佣有着装要求：女佣必须身穿女佣制服，不能随意着装。麦克卢汉指出，衣服是皮肤的延伸，能传递某些信息，女佣制服代表着明显的职业区分，是阶层和身份低等的标征。除此之外，女佣还必须接受行为举止方面的要求：如要符合女佣的基本礼仪，见到雇主及其朋友时要谦卑，说话必须轻声细语等。为便于掌控，一些雇主还在女佣房间安装摄像头，时刻监视她们的行为。福柯在提到规训个人的身体对于权力的作用时指出：权力触及个体的细胞，通过他们的身体，并将寓于他们的姿势、态度、话语、培训和日常生活之中。这样既增强了服从者的力量，也增强了驯服者的力量和效率。[5]通过对身体的矫正训练，人们试图增强其有用而顺从的力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将身体变成驯服的工具，通过定位、禁闭、监视，对行为进行管理来改造个体。[6]对拉美裔女佣的改造不仅表现在身体和行为上，还表现在更深层次的思想上，比如雇主规定女佣不能与自己家的客人搭讪，和雇主(和家人)谈恋爱更是禁忌，还要求女佣对自己绝对忠诚。这样雇主就隔断了女佣们社会关系流动的网络，将其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而只将她们看成服从命令、没有思想的家政工具。雇主通过这种对女佣“身体—行为—思想”的绝对控制，汲取到力量以及获得权力的满足感。

从这种模式化的管理可以看出，代表权力方的富豪雇主们潜意识中已将代表不同种族的女佣们区隔开来，把自己放在权力的操控端与其交往，享受着“权力的游戏”的优越感。他们身处同一个房间，雇主试图在和女佣相处时制造出“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的氛围，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剥削，提升女佣工作的熟练程度，维持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同时也希望女佣能产生对雇主家庭的忠诚感。[7]但雇主永远不会把女佣看成自己的家庭成员：非亲属关系、身份悬殊、种族差异，交织在一起的刻板印象让雇主对女佣产生伪装的善意，而当女佣被杀后，“我不关心什么照片，也不关心证据，我的女佣被谋杀了，谁来清理这些呢”的对白暴露了雇主的真实本性。这种区隔的认知来自多重因素：性别、种族和阶层，三者的交融使得偏见得以产生。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这种区隔源自习性的模式，即将最基本的关于社会世界的构建和评价原则，那些最直接地表达(阶级、年龄段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或统治劳动分工的原则，放入身体分工和与身体的关系之中……好像为了赋予它一种自然的表象。[8]这种分类方式一旦认为是“自然”的，那么全社会很容易达成共识，同时倾向于认同这种分类原则，并自觉遵守权力的游戏规则。

2.权且利用：底层与富豪的游击战

拉美裔女佣相对于比弗利山庄的富豪们，无疑位于权力的底层。然而即便在权力的游戏中不占优势，却并不能低估他们作为弱者的力量和智慧。他们设法在不平等的竞争中找到办法以求生存，甚至可能实现权力的反转。德塞图认为，在强者建造的空间践行权力的同时，弱者除了适应外，还能通过诸如改造、耍花招等游击战的方式，穿梭于这些场所之间，最终占领这些场所，从而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9]比弗利山庄的女佣各有各的性格：卡门独立、直率、漂亮，想当一名歌手；玛丽索高学历、知性、勇敢，充满正义感；佐伊拉勤劳、务实、面对富豪不卑不亢；罗茜甜美、聪明、执着、富有母爱。她们的共性在于：不甘于当弱者，她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娴熟的职业技能，不仅在工作上游刃有余，足以应付雇主的苛刻要求，还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位置向雇主代表的权力方“占便宜”，甚至不着痕迹地利用雇主助其达成愿望。她们善于运用各种花招，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德塞图所指的“权且利用”的战术，借助时空的便利改变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利用身边信手拈来的富豪们的资源，当作实现自己美国梦的资本。

她们实施的战术一是“以情感人”，女佣通过和雇主产生感情改变自己的身份。如玛丽索嫁给了富豪，晋升为上流社会人士；佐伊拉的女儿瓦伦蒂娜爱上雇主吉纳维夫的儿子雷米，想方设法制造各种机会接近雷米，最后两人成为情侣。她们都实现了地位的反转。二是“以假乱真”，暂时伪装自己的身份，实现地位的短暂反转。如佐伊拉趁雇主不在家，穿上雇主的名牌服装假冒雇主，参加各种晚宴，得到很多名贵的礼物。这种伪装让她收获了爱情，同时满足了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虚荣心。三是“搭便车”，利用雇主的社会资源实现自己的目的。如一心想当歌星的卡门通过雇主认识唱片公司制片人，后来她为了参加一个音乐秀，利用雇主侄子对她的爱慕之情，怂恿他帮自己谱写原创英文歌曲。四是“耍诡计”，欺骗雇主为自己服务。如当丈夫斯宾塞被怀疑杀害前妻入狱时，罗茜发现这起谋杀案可能和一个神秘的组织“圈子”有关，她怂恿雇主吉纳维芙加入“圈子”作内应，以便为自己丈夫平反。五是审时度势，基于个人利益与雇主协商(要价)。如罗茜想留下来照顾原雇主的孩子，就故意偷走孩子的长颈鹿，导致他一直吵闹，现任雇主相信只有她能哄住孩子，这使得罗茜能留下来继续工作。六是为了共同利益，女佣与雇主之间形成短暂的合谋。比如第一季中雇主夫妇杀死了杀害自家女佣的凶手，却告诉警方凶手是跳窗自杀的，女佣们明知真相但不揭穿；雇主鲍威尔发现女佣卡门和丹尼是母女关系，卡门发现鲍威尔假装残废，两人都为一己私利而约定保守彼此的秘密。

女佣们以一种“弱者的抵抗”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空间，不仅部分消解了权利方对自身的控制，而且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策略的运用，攫取更多资本来争取自身的阶层流动，改变权力关系，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

二、美国拉美裔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

性别、种族和阶级意识相互交叉构建了美国当前“底层阶级”的含义。[10]美国底层阶级面临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声困难，成为受歧视的群体。对于拉美裔女佣来说，性别和种族这两者与阶级不是完全隔离的，这三条轴线相互交叉，其交叉方式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和身份认同。弗雷泽认为，性别和种族是双重的，同时暗含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之中，两者面临着“再分配—承认”难题。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反种族主义者既要追求政治经济上的矫正，也要追求文化评价上的矫正，以削弱差别和被固化的受歧视集体的特殊性。[11]这种偏见在社会已然固化，但打破成见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我们可以从《蛇蝎女佣》中看到这种努力，女佣们一方面寻求“共情”的情感依托，以抱团的方式寻求群体归属感，另一方面，利用“情感付出—回报”伦理和与权力方的策略性情感关系改变与雇主的权力结构，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更进一步，为得到社会认同，积极投身公共空间的活动，勇于在公共场合发声表意，为实现自我认同而努力。

1.寻求庇护，基于共情效应的群体归属感

很多人为实现心目中的“美国梦”，不惜背井离乡，努力奋斗。陌生的国度和城市使他们迫切需要寻求群体认同和归属感，但有时他们因缺乏社会资源，往往处于无依无靠的生活境地，以女佣为例，有调查显示，很多时候家政女佣往往是孤军奋战，哭诉无门，处于失语状态。[12]相比现实，《蛇蝎女佣》中的女佣却制造了美国拉美裔群体生活的理想状态。拉美裔、女性、佣人，这些相似的身份特征让比弗利山庄的女佣彼此产生共情效应。“共情”原指对另一个情绪状态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并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反应，[13]也被称为“移情”。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共情，因此也比男性更容易产生怜悯之心，更愿意向别人提供帮助。[14]女佣们因相似的生活处境而产生“共情”反应，彼此成为朋友并互相帮助，最终形成了坚实的群体，当一人权益受侵害时，其他人愿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共情”反应在女佣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她们在空余时间聚在咖啡吧闲聊生活近况，分享雇主八卦，这种信息的共享形成友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情感和行动上的互助。如剧情最开始讲述的是女佣玛丽索的故事，她本是大学教授，儿子被诬陷为杀人犯，为给儿子洗脱罪名，她伪装成女佣，潜伏到被害女佣的雇主家，借机展开调查。她融入其他女佣的八卦聚会，当她向大家坦白事实时，大家都对她的处境充满同情，产生“共情”心理，都竭尽所能帮助她。正是因为女佣们的帮助，真正的凶手最终被绳之以法，玛丽索儿子得以洗清罪名。

基于友谊的联盟不仅能帮助女佣摆脱孤独感，使之情有所依，而且能逐渐壮大群体力量，让相同处境的人们逐渐聚拢，形成抱团的保护层，这种保护层不仅是对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对底层群体尊严的保障。在第三季里玛丽索成立了一家家政中介公司，为比弗利山庄的富豪们介绍女佣，同时帮助女佣维权，协调其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公司如同保护伞，给比弗利山庄的女佣以群体安全感和归属感。

2.利用“情感付出—回报”伦理和策略性情感关系改变权力结构，实现自我身份建构

剧中的女佣在与权力方交往时，善于利用“性别”的特殊性，用情感来武装自己，一方面利用“情感付出—回报”伦理获取权力，另一方面，利用与权力方的策略性情感关系，强化自己作为“弱女子”的身份建构，伺机在关系网中扭转局势，获取利益。对女佣们来说，她们服务于雇主的家庭，同时居住于此，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既是前台(工作空间)，也是后台(生活空间)，女佣成为家庭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李霞在研究中国社会亲属关系中女性地位时指出，家庭内权力平衡是在情感与其他因素如经济力量、等级规范等的相较中达到的，其中情感在其权力结构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家庭日常运作中由妇女的日常操持所构成的过程性权力；另一方面源自情感付出—回报的伦理。她称其为女性的后台影响力。[15]虽然女佣并不从属于雇主家庭关系，但仍能通过“情感付出—回报”伦理获取一定的权力，这种回报不仅可以是金钱方面的(涨薪水)，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如在有困难时要求雇主予以援手、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等)。比如女佣佐伊拉在雇主吉纳维夫夫人家生活了很多年，吉纳维夫夫人不知不觉对佐伊拉产生依赖感，这使佐伊拉看起来成为两人中强势的一方，在这个家俨然一副女主人架势，说话肆无忌惮，甚至偶尔对吉纳维夫夫人指手画脚。佐伊拉认为，在雇主多次离婚后只有自己对她不离不弃，这种情感付出使自己有资格成为雇主的“闺蜜”，能与之平等相处，甚至能为雇主的生活做决定。“情感付出—回报”伦理让雇主与女佣之间出现了关系倒置和权力反转的情况。

与此同时，女佣通过与雇主发展策略性的情感关系，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蓝佩嘉在调查台湾中产阶级的东南亚帮佣时指出，东南亚帮佣会试图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通过技巧性地利用情绪的表演，来引发雇主的阶级内疚感，寻求恩庇。[16]所谓的阶级内疚感原指中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17]他们认为底层阶级的贫穷和痛苦皆因自己而起，对其滋生愧疚感。一旦有阶级差异存在，这种愧疚感会随之产生。在《蛇蝎女佣》中，女佣善于将富豪的阶级优越感转化为阶级内疚感，为己所用。她们绘声绘色地向雇主讲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声泪俱下地表演关于自己的不幸的故事，以此博取雇主的同情，增加其为自己加薪和提供帮助的机会。如卡门和雇主大谈自己的音乐梦想，得到了面试的机会。罗茜通过不停上演苦情戏，使雇主渐渐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儿子，最终解决儿子的移民问题。和台湾的东南亚帮佣不同的是，《蛇蝎女佣》中的女佣并非只是短暂停留在美国，而是她们都有美国身份，希望通过雇主的社会网络和资源，获取在美国扎根和发展的机会。

3.积极投身次反公共领域发声表意，寻求自我和认同

女佣常常被看成是被忽视的人群，毫无存在感的他者。然而《蛇蝎女佣》通过刻画拉美裔女佣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将这群他者从隐蔽的城市深处搬至台前，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让观众看到来自美国拉美裔如何为追求美国梦而摇旗呐喊。女佣们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卡门坚持音乐梦想、玛丽索宣称自己的儿子没有杀害女佣、罗茜坦白承认和雇主丈夫的感情、佐伊拉勇敢地和雇主说“你害死了我的孩子，我不会原谅你”。剧中作为拉美裔的女佣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不需要别人代言。多元表意是弗雷泽所提出的次反公共领域的特点，弗雷泽认为，为了保护包括女性、工人、有色人种等在内的从属社会群体的权利，就需要建立次反公共领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让这些群体成员以此为平台创造和传播反话语，以容许他们就其身份、利益和需要提出对抗性解释。[18]女佣们所追求和参与的正是这种多元的公共领域，它有助于扩大话语空间，促进了文化的交往和协商，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不平等。

在《蛇蝎女佣》中，拉美裔女佣们为争取在次反公共领域中表意的平等性、公平性和正当性而行动，既是为了自我认同，也是为了社会认同。她们在多次谋杀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们不但是女佣，还是侦探，她们的活动范围从房间、家庭延伸至警察局等公共场所，她们为抓取事实真相、维护公共安全而行动。比如第一季中女佣们利用派对的混乱，设计将杀害女佣芙罗拉的凶手引至卧室，并录下了他的罪证；第三季揭穿了杀害路易·贝克和女佣布兰卡的凶手；第四季把凶手骗到书房，诱使她承认自己杀人的罪行。女佣们的智慧、勇敢、团结让人佩服，也让雇主和警方刮目相看。她们的行为打破了公共活动中社会差别带来的局限，是公共领域中拉美裔女性平等权力的价值观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话语权的边缘地位和从属群体身份，同时也是对自我能力、角色定位和社会身份的肯定和认同。

三、《蛇蝎女佣》塑造的拉美裔群体的美国梦及其社会边界

美国梦作为美国文化的缩影，成为美剧的核心主题之一，也赋予无数为实现梦想而勤奋努力的美国种族少数派以力量。《蛇蝎女佣》为美国拉美裔追求美国梦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身份建构制造了一个优秀范本。编剧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拉美裔的形象：勤劳、勇敢、自由、平等、独立、个性，怀揣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自己的价值，而这些正是美国梦的中心主旨，也是《蛇蝎女佣》的文化意蕴。这能给生活在美国种族少数派的人群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其为实现美国梦而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美剧塑造的拉美裔群体追逐美国梦的影像想象有其社会边界。《蛇蝎女佣》中美国拉美裔群体强势出击，由弱者变为强者，角色塑造对于相对保守的电视剧行业来说是惊喜的突破。而且除《蛇蝎女佣》外，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美剧开始启用拉美裔等少数族裔演员，如《丑女贝蒂》《摩登家庭》《女子监狱》《犯罪现场调查》《越狱》《绝命毒师》等美剧中均出现不同身份的拉美裔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改变拉美裔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无论在影视剧中还是现实中都是如此。一方面，虽然美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拉美裔身影，且拉美裔角色的想象呈现多元化趋势，但这与其说是美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毋宁说是因为拉美裔族群在美国人中的比重增大，美国影视产业基于商业主义的需求，为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而采取的顺势而为的多样性改变，[19]美国主流族裔(白人)处于美剧的核心位置并未改变。另一方面，美剧呈现的拉美裔想象仍无法摆脱刻板印象的窠臼，如作为拉美裔身份的《丑女贝蒂》中的贝蒂和《摩登家庭》中的尼曼的父亲均为生活拮据的非法移民，而对于拉美移民，美国人总能够将他们与“偷渡”、“非法移民”、“犯罪”联系起来；[20]又如《绝望主妇》中加布丽尔·索利斯一家和《妙警贼探》中男主角尼尔·卡夫瑞的女房东虽是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拉美裔角色，但仍给观众以暴发户和黑社会人士的印象。长期以来，伴随着肤色、语言和文化等带来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差别，拉美裔美国人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拉美裔作为“美国人”身份的问题上，拉美裔及其后代首先被所谓的“真正的美国人”(白人群体)看做是“移民”，其次才是“美国人”，[21]因此在其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他们无法真正摆脱拉美裔的标签，无法摆脱是否是“真正的美国人”的身份困惑，这些社会现实成为美剧所塑造的美国拉美裔想象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哪怕是作为优秀范本的《蛇蝎女佣》本身，也难以解决拉美裔女佣在追求美国梦过程中面临的社会边界问题。虽然《蛇蝎女佣》以美国拉美裔女佣群体为角色主体并对其大唱赞歌，但事实上，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外籍劳工的种族化、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以及家(home)和家庭(family)之间的断裂[14](309)，这些社会边界的要素在本剧中被刻意模糊了，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模糊显然已经变成一种既定事实或社会规则，种族话、性别化和阶层化成为了“常识化”，既存在于该剧之中，也潜移默化地植入了观众的认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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