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经典文本的文化精神取向教育（一）

苏宁峰

《曹刿论战》：经典文本的文化精神取向教育（一）

苏宁峰

问难：不置于丘壑，如何见精神？

经典名篇《曹刿论战》进入到中学语文教材是在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其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241-244页。同书下引皆从此。且简称为《用书》）相应篇章一以贯之地从文章学的角度进行程序化的分析与教学指导。纵观全文，其分析要义与指导核心旨在于“褒曹贬庄”：编者以曹刿“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答语作为全文纲领，以“远谋”为全文关眼，此种成说（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评的《古文观止》中即执此说），可备参考。执此成说，逻辑演绎易于分别高下：曹刿层层皆“远谋”，庄公则处处衬之以“鄙”，主从、褒贬，眉目清晰也泾渭分明。为求此论密实，编者又增之以“史家笔法”说：

本文语言十分精炼，这跟所谓“史家笔法”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对鲁庄公，文中没有直接使用贬语；但从他前两次对曹刿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无能，从“将战”“将鼓”“将驰”可以看出他军事上无知妄动，这就叫做“唯书其事迹”和“因言语而可知”。

观点既是成说，又有历史认同；再加“史家笔法”，则更添隐然信任。以此为教，自然而然。可就是这“自然而然”的事，其教学反馈中却远非“自然”。总结反馈，师生疑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曹刿是谁？这疑问的具体描述是：曹刿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为何竟有资格直截觐见对话于鲁庄公？这种想见即见有问即答的方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真实？

二是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对于战争胜利有何作用？这问题其实包含两层疑问，两层疑问间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首先是，两人的对话与战争胜利之间有关联吗？如果有，那么，又怎么理解两人间的战略对话对于战争胜负起到的如此“速效”的决定作用？思想再深远一点，则可以由此思考：两人“三问三答”的战略对话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时代思想？

三是曹刿真的厉害吗？这疑问用学生在教学现场的直接表述就是：“齐国人怎么会傻到反复被骗三次的地步？”“曹刿这种战术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我也可以做到啊！”“古代打仗也太容易了吧！”学生进而追问：古代人是怎么打仗的？这句话理论化些，可表述为：春秋时代的作战思想与战争方式是怎样的？

这三问，第一问可谓不解；第二问可谓难解；第三问可谓解构——稍作细想即可感知：在第二问第三问中，其实深含着对于《用书》结论的颠覆性的力量。试想，《用书》的分析、设题都围绕着“褒曹刿贬庄公”的思路进行，其分析层层抬高曹刿，引用原话如下：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曹刿的答语正是全文的纲领，下文便一面写曹刿的“远谋”，一面写庄公之“鄙”。

第二层，写曹刿和庄公关于战前准备的对话，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这就初步显示了他的“远谋”。

第三段，写曹刿论述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这就进一步说明曹刿的确是一位有“远谋”的军事家。

自然，此论表里的另一方向问题是：贬庄公。此处引用《用书》的“问题研究”中的第二道题“怎样评价鲁庄公”的答案。原文如下：

鲁庄公是个平庸的国君，但不是一个昏君。他把战争的希望寄托在施行“小惠”和祈求神灵的保佑上，说明他政治上无能；他急切求战，又说明他军事上无知。但在曹刿的启发下终有所悟，在作战中听从曹刿正确指挥，说明他跟一般的昏君还是有区别的。

总之，《用书》中将曹刿与庄公作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处理后，其结论燥而易燃，刚则易折。第二问，学生不明其关系，自然不觉得曹刿有何高妙；第三问，则让他们直接怀疑曹刿了。交战太简易胜负太容易反倒不容易理解曹刿了。如此釜底抽薪的疑问，直接就将教材与教师已经建立的教学结论轰毁得摇摇欲坠。

由此可见《用书》疏解与实际教学的脱节以及教学重难点的疏漏。而要解答《曹刿论战》教学中的这三疑问，我们其实都得溯源到历史文化的时空之中。而这不免又涉及到《用书》中早就存在的一种显性现象：重文章而轻文化；重孤篇而轻联络。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还是具体引用《曹刿论战》教材（课本与教参）中的内容来说明。

人教版课本九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第六单元杂取先秦古诗文五篇，其中《曹刿论战》与《邹忌讽齐王纳谏》属于先秦历史散文。

在第六单元课本的“单元前言”中编者的教学要求主要是从艺术与文字的角度来论述的：

本单元所选的诗文是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篇。它们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政治信念、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学习时，要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品的艺术魅力。联系学过的文言诗文，对一些常用的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进行梳理和区分。①

《用书》的编者在本“单元说明”中就“古诗文阅读教学”特别提醒两项“注意”，这两项含混地涵括了文字、文章与文化的层面：

一是要努力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二是要运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从中汲取民族智慧；评价作品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以上两份引材可以说均有涉及文化背景，但又难称得上明显。到《用书》的“教学建议”一栏，编者又说：

适当讲讲时代背景。不仅要讲战争的背景，还要讲讲有关的文化常识。……讲背景的时间不宜过长，有些内容可以结合字词来讲。

到此倒很明显了，尽管上面表述中多少都有含糊地涉及到“文化”因素，但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是仅限于介绍层级的，为的是帮助课文基本情节的表面理解；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是依附于文章分析的，不是具足独立教学价值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教育。而且，通过时长的说明强调其教学地位以及教学目标上的附属性质。这种轻视历史文化背景价值的态度与认识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如上所述的《用书》中耽于表面情节解说而忽略内在历史文化逻辑联络，结果造成人物情节理解上的窒碍难通，其疑问内蕴着解构与颠覆定论的力量；二是对“历史文化”知识的介绍令人狐疑，举例为证。

《用书》“教学建议”栏目中所涉及到的一项历史文化知识。其辞：

当时没有常备军，有了战争，由国君任统帅，贵族任各级军官，而士兵则临时从奴隶中征集。曹刿说的“民弗从也”就是指这种征集工作来说的。

据这段话介绍：春秋时代存在“奴隶兵”；“奴隶兵”的概念等于“民弗从也”中的“民”的概念。就此问题，我们可以寻证于当今之研究方家，读者自可判断。

（1）李山在《先秦文化史讲义》中说：

据《周礼》记载，乡以外的野中之人是不出战的，只交纳相关的赋税。古代能够外出打仗的都是贵族，起码是士人以上，这在古代西方也是如此。②

（2）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中说：

春秋时，中国只有贵族兵，那里仅贵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装参加军队，平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军中勤务，如浚沟、筑垒、运输、做饭等工作。战国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步兵。那时大都是募兵制度，平民遂得正式当兵。③

《曹刿论战》事在齐桓公二年，当属春秋早中期，故曹刿时代当还未有“奴隶兵”制度。

一言以蔽之，《用书》的《曹刿论战》篇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其直接原因皆在于离断历史，轻薄文化，致其文字被斩断了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

因此，笔者以三个专题的形式对应分解其三个教学问题。

曹刿：隐没的“国人”与“国人”精神。

围绕曹刿有两个谜题：第一个是“曹刿是谁”；第二个是“谁是曹刿”。第一个是初识者之谜；第二个是研究者之谜。

先扫描第二个谜，只作简介，为的是使读者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左传》中，曹刿出现两次：首次出场是在《左传·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次在《左传·庄公二十三》的因鲁庄公要“如齐观社”，曹刿以为此举“非礼”，故谏之。与《左传》在史实记载上可互相参证的《国语·鲁语上》记载的曹刿事也是这两件，后人题拟的标题分别是“曹刿问战”与“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史记》中则未载曹刿，只有“曹沬”其人其事。

《史记·刺客列传》：“曹沬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史记·鲁周公世家》：“十三年，鲁庄公与曹会齐桓公于柯，曹沬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

《史记·管晏列传》：“……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沬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的李零先生认为《史记》中的“曹沬”即是曹刿。其文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沬是同一人——为读者释疑，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载于《读书》2004年第9期。李零先生从训诂与考古文献的角度来论证。但此论亦有反对声，他们从历史史实、人物性格等角度来分析驳难。有兴趣者自可索阅。

回来再细论第一个谜。

“长勺之战”是曹刿在历史舞台上的首秀。他像闯入历史似的，他从出场起，便处处是谜。

在教学中，学生总结出有关他的“三不解”：

一不解：曹刿凭什么想见就见？（见）

二不解：曹刿凭什么拥有与鲁庄公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与机会？（问）

三不解：曹刿凭什么拥有与鲁庄公一起指挥作战的权利？（战）

这“三不解”归结起来，便是“曹刿是谁”的问题。而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钥匙则在于一个不起眼的词：“乡人”。

“乡人”一词，人教版的课文未加注释。在人教版《用书》“译文”中将“其乡人”翻译成“他的同乡”；而在《用书》后附的孙绿怡的赏析文中，“乡人”一词也未作译释处理。正因为“不加注释”，学生与部分教师都直接将现代语境的“乡下人”一词当成“乡人”的默认值，于是“乡下人怎么说见就见到国王”的理解障碍即由此而起。

可事实上，“乡”“乡人”是历史词汇。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家王维堤撰写的《〈左传〉选评》中对此词就特别加注以释：

乡人：乡是周代各国国都和近郊设立的行政区域单位，所辖范围各国不尽相同。同属一个乡的人称为“乡人”。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根蟠在他的《“肉食者”解》一文也说：

“所谓“乡”非同今日之农村，乃指当时作为诸侯国统治中心的城市及其近郊，即“国”中的行政区域。”⑤

关于“乡人”的政治身份、地位与权利问题，我们可以由熟悉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事谈起。

子产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善者，吾则行之；其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乡校”是学校，兼乡间公共聚会议事场所。乡人在此来往议论当权者，子产“闻而药之”以为治国之师。这固然反映子产之仁明，却也是春秋时代“乡人”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利的例证。但考诸史料，春秋时代的“乡人”（国人）其实拥有比这更大更广泛的政治权利，最著名的莫过于“三询”权。《周礼·秋官·小司寇》说：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这三权在《左传》中都可以找到不少例证。限于篇幅，我们各只拈出一例以为证。

一、询国危：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或面临重大抉择之时询问国人。

《左传·哀公元年》：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二、询国迁：

《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虽未询诸民，然全以民为卜迁虑。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三、询立君：事实上包括废立国君、出君、逐君等。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除了上述的政治权利外，国人还有相当程度的论政权、质政权，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甚至是核心的政治生活之中。阅读《左传》时，你会发现，“国人”一词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李根蟠在他的《“肉食者”解》中也说：“观之《左传》，‘国人’即‘乡人’在政治上的确是相当活跃的。”李山先生在他的《先秦文化史讲义》一书中甚至动用专章专论《“国人”的历史品格》，为我们揭示春秋时期“国人”这有过相当政治影响力的群体的历史真实，读之令人豁然。

由此进而再论作为“国人”的曹刿的政治身份与“国人”的文化精神。

“国人”既是受封贵族的宗亲与部众，其最初使命是到封地开国，面对“野人”，共同的威胁让他们有“共命运”的关系与意识，他们既是统治阶层，又是统治基础。他们的政治等级地位虽然各有高低，但他们的基本政治身份与政治权利还是明晰和受尊重的。台湾的龚鹏程教授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中分析“国人”的政治权力来源时说：

何以国人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宗法制在规定了人们上下等级关系的同时，也给予了人们按亲疏远近所要担负的义务与权利，此即师旷所谓“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傍、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代表家族参政的贵族可以监察君权，卿大夫可以“补察其政”，普通国人也可以发表政治见解，或动用舆论褒贬当政。用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式，来维持封建的政权。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根蟠在 《“肉食者”解》文中直接说解曹刿的身份：

……就拿这位曹刿说，他有晋见鲁君的资格并为之出谋划策，对齐鲁战争的胜败很关心，从其议论中可见他是有一定作战经验的（据《史记·刺客列传》等，曹刿似乎后来还当了鲁的大夫）。由此可见，曹刿及其乡人当属下层贵族的“士”无疑。⑦

由“乡人”而回溯至此，我们了解了曹刿的政治身份与政治权利。由此而明白曹刿出见鲁君与之对话与之同战并非突兀之事，而实是当时“国人”践履其正常权利的行为。后来，因着君权的膨胀，“国人”渐至消逝，隐没灭失于历史的天空。但如今我们在执行历史散文这样的“历史-文学”文本教学之时，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越过其曾有的历史文化的因素而随便教学的。而且，如果忽略了“国人”的身份，其实也是对于历史文化教学资源的很大浪费。下文试着就教学资源的开发问题稍作说明。

自新世纪来，我们越来越重视文化传统的价值教育。这体现在新课程标准里。2011年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里说：“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今若就《曹刿论战》的“曹刿”政治身份及政治行为而言，我们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开掘“国人”的文化精神内涵以为教学资源。

一是曹刿作为“乡人”的参政权利与参政意识。这种消逝于历史时空中的权利意识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公民社会、重建我们社会平等的政治、社会的参与意识与制度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的借鉴意义。

二是曹刿作为“乡人”自觉的爱国意识。只是要注意：此“国”是宗法意义的国家，非为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而国人与邦国的情感关系，是裹在血缘意识的胞衣之内的，就如同父亲与子女，家国意识与血亲意识无二，国家与家族和个体是一种天伦关系，有着共命运的家国一体感。国人对于邦国的情感，是无条件的、重情义的和不计得失的。正唯如此，我们能理解曹刿于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自觉热情，正是古老“血缘”的文化自觉与政治热忱所驱动的“爱族卫邦”“护卫宗国”和“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国人的这种热忱与责任感在《左传》中多有所见：秦晋殽之战前，秦人袭郑，郑商人弘高犒师救国之事；楚子围郑时，郑国占卜不吉，准备迁徙时，“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的事等。教学时或可拓展资以为用。

①《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②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6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④王维堤.《〈左传〉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⑤⑦李根蟠.《“肉食者” 解》.《平准学刊》.1983年第一辑。

⑥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作者通联：福建厦门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