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吏治思想解读
——以《盛世危言》为研究

王乃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郑观应吏治思想解读
——以《盛世危言》为研究

王乃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早期维新团体十分具有代表性。郑观应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但其日后在通商口岸的从商经历使其成为当时较早一批接触西方启蒙思想和先进器物的中国人。他在通商口岸的“买办”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频繁的外贸往来让他深入接触到西方的商业思想以及国家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向全世界扩展。郑观应感慨于中国的内忧外患，开始全方位系统考察西方国家业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于光绪二十年编成《盛世危言》，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本文将以《盛世危言》中的吏治思想为主要探讨内容，在系统总结郑观应吏治思想的同时，兼以比较不同阶层的士人对于吏治整顿的看法，讨论郑观应吏治思想在当时社会形态下的可操作性，同时突出了其对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发展的重要引导作用。

郑观应；吏治；维新思想

一、相关研究回顾

鉴于《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思想领域所发挥的启蒙作用，当代学者对于郑观应和《盛世危言》的研究硕果累累，侧重的是对于郑观应的人物史研究及“商战”思想研究，郑观应在近代洋务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他与清政府封疆大吏的私人关系使得很多学者往往忽视了对于《盛世危言》内容的研究，近些年来，关于郑观应在农业、教育、技艺、垦荒、治河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其吏治思想研究仍稍显薄弱。葛飞从宏观上指出郑观应在人才选拔和官吏整顿上所提出的创造性理论，对于整理郑观应的维新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①。朱作鑫则系统梳理了郑观应的吏治观念并探讨了其与君主立宪制的关系②，这对研究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潮流涌动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王奎赞认为提高官员的薪俸和政治素养；创立有效的司法职能部门则是郑观应吏治思想的核心观念③，对于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可操作性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以《盛世危言》中的吏治思想为核心内容兼以比较同时代的两部著作《邵氏危言》和《危言》，藉此从不同阶级的理论观念中提炼出近代中国在历史转型中吏治思想的变化，反映清末社会各阶层对于政治改良的强烈诉求。

二、郑观应吏治思想浅析

(一)时代背景

近代以前，封建王朝的吏治思想都是在君主集权制度的指导下为历代王朝统治者进行服务，监察机构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民意，适应了治理朝政的功能需求，因此吏治思想随着封建王朝的兴盛而逐渐得到完善。明清时期，伴随皇权专制思想达到顶峰，整饬吏治的思想和相关理论日臻成熟。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制度逐步衰落，在诸多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整饬吏治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由于战争赔款，加上法纪松弛，各级地方官对于民众的剥削压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破产农民大量增加，民不聊生。王韬曾就当时吏治腐败的情况进行了刻骨的描述：“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阁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飏而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④

(二)吏治整顿

鉴于近代吏治腐败的情况，针对性的吏治理论同样层出不穷，但基本没有摆脱君主专制的集权框架。郑观应认为吏治改良首当不拘一格降人才，用人对于地方吏治极为重要：“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中枢之与督抚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操用人行政之大权者也。”⑤各级官吏的选拔都与中央枢机的决策密切相关，如果中央和各级官员能够在人才的选拔上做到任人唯贤，则郡县、朝野皆可得到大治。但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地方政府的懈怠使得理想主义成为了泡影，可是他确切指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时期吏治出现的问题，同时比较了西方先进的人事任免制度。

郑观应指出了当时官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铨选之章……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不肖者咨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鄕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⑥可以看出当时在官场之上受制于陈规，能力突出的新科进士在官职和待遇上无法得到保证。官员轮替转换的滞缓和积累的财政旧账使得能力突出的官员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治理，限制了行政效率，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此外郑观应还看到在地方和朝野，官员为求自身的升迁，“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⑦且在当时廉能官吏受到排挤打压，“当官为民”在官场中竟成为了同僚揶揄的话题，晚清官场的畸形和官吏的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有鉴于此，郑观应为改良晚清病入膏肓的吏治情况，参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提炼出西方在官员的选拔、任免、整顿方面的成熟经验，希望在晚清的中国吏政治理方面起到一定作用。郑观应系统介绍了西方的人事选拔和任免制度，他指出西方有类似于清代六部的组织机构，“泰西官制与中国名异事同，惟户部之外有农部，专考树艺之经；外部之外有商部，专讲贸易之道；工部之外有邮政部……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不能调水师。”⑧郑观应认为西方的部署设置和中国自唐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西方的人事机构更加完备成熟，所属人员的专业素养由于很少受到派系之争和行政掣肘，因此能力更加突出。另

外他还考证了西方的官吏升迁制度，官员的任免完全对议院负责，议员可以根据民众意愿升迁官员且一旦为某方面的官员，终生不得变更职业，薪俸随官职的升迁及工龄的增长而不断提升。另外任用官吏多是了解民情的当地人，令出君主，政操民间，这种君民一心的政治体制让近代中国闻之耳目一新。

(三)用人原则

以上是从人事制度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弊端和西方的可取之处，除此之外，郑观应对于用人问题则从地方行政首脑的选拔上展开了论述。他认为督、抚为国家之栋梁，拔擢为督、抚一类的朝廷大员是左右官场吏治的重要因素，吏治的关键因素依然是用人。“然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一有偏私，则所贤所否者皆不当矣。”⑨

郑观应指出晚清的督、抚大多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因此对于地方大员必须以甄别的眼光来看待。他认为平素有真知灼见者为一类；廉明诚静者为一类；贤能出众，可理烦难之地者为一类。因人而异，根据地方督、抚才能的不同而将其派往不同的区域，争取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竞奋。吏治转移或在于此……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⑩

综合理解，郑观应在整饬吏治方面结合西方先进经验，总结出了其在整顿吏治方面的思想，这无疑对于当时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郑观应的先进思想独树一帜，《盛世危言》对于后来康梁甚至孙文、毛泽东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郑观应吏治思想的比较

鉴于郑观应与外商有诸多贸易往来，因此他对于西方思想制度的考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出生于受西方风化影响之先的广东，在少年时期曾“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伴随西方思潮席卷中国大地，郑观应开始走上“买办”的道路，虽然当时“买办”是一种“时髦”的职业，但仍遭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鄙夷。郑观应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开始自己的买办生涯，后来又曾在洋行、商行担任职务，后与李鸿章结识，成为其人生转折点，开启了他官商的道路。

类似郑观应一类较早接受西方思想，通晓外文并与朝廷官吏有着重要联系的人物，邹振环先生称之为“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郑观应系统考察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于光绪二十年编成了《盛世危言》，与其同时代的汤震和邵作舟也著有《危言》、《邵氏危言》，同样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吏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他们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诉求。

汤震比郑观应年少十四岁，后更名为汤寿潜，虽然他出身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但他对于时务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对于古籍文献中的内容有着独到的见解。后考中进士，曾任两淮盐运使，保路运动时期贡献颇多，晚年寓居上海，组织过预备立宪公会，其维新思想更多代表了江南文化士绅群体的诉求。

邵作舟的生平资料十分有限，“他幼随附居甘肃任所，读父书，有枕戈待旦之志，曾遍读唐宋大家，后再攻六经诸子、秦汉之文。”但邵作舟不满于蛰居边陲，尝求学于杭州，与赵之谦、程普荪等结为学友，虽如此，但邵作舟在科场却屡试不第，与功名无缘。1882年任职于天津支应局，他“游学津门，在前北洋大臣幕府十余载，办理交涉事件，于中西时务遇事留心。”后作成《邵氏危言》。可以说他代表着没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士子的声音。

郑观应、汤震、邵作舟代表着当时不同的三个阶层，比较他们三人在各自著作中的吏治思想，各有千秋。

汤震在《危言》中提出的吏治思想更多的表现在如何解决朝廷冗员的问题，并提出了限仕的主张，他认为自古以来冗员的现象便存在于吏治之中并且很难彻底治理，汤震认为：“思之思之，尚有至简而至亟之策在。一日限年。古者四十强而仕，非特以深其历练，亦以抑躁竞也……一日致仕……命文武年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顺治时，令三品以上得自陈求罢退。”汤震更多的从古代典籍文献和法令制度中寻找先贤的经验，并没有借鉴西方的吏治思想，他对于古籍的钻研和先贤的敬佩可见一斑。

邵作舟则在《邵氏危言》中指出了他独特的吏治思想，他更多的侧重在用人方面，他认为当今天下并不缺乏英雄豪杰，而缺乏发现其才能的官员，官场之中利益交错复杂，派系林立阻碍了贤能之士的晋升。“以利交者，利尽而离；以势交者，势去而涣。盖有国危城破，临朝涕泣而鸣钟召百官而无一至者。”邵作舟更侧重感慨于时局艰险而英雄没落，唯有广开言路，洞察是非，革除官场弊病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四、郑观应吏治思想评价

《盛世危言》作为晚清时期思想界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重点介绍了西方的商战思想，其吏治思想虽然所占篇幅不大，但应看到无论是在哪一种制度下都必然会涉及人事任免，关键部门的人员调配正是吏治的精华所在。议院、公民、君主上下一心，使得西方的吏治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在当时东方传统士大夫眼中却没有引起重视。开明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却看到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未来中国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晚清吏治的分析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这对于当代学者在今后研究晚清思想史和早期维新派的核心思想方面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 注 释 ]

①葛飞.论郑观应的吏治思想[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3)：102-106.

②朱作鑫.论郑观应的监察吏治思想[J].岭南文史，2007(3)：3-5.

③王奎赞.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J].西安社会科学，2010(12)：99-100.

④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36.

⑤[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上》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⑥[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上》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⑦[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上》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⑧[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上》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⑨[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下》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⑩[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吏治下》卷二，富国二，光绪二十三年成都刻本.

王乃千(1990-)，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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