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的主体意识简论

摘要：新时期以来，在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主题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他们的作品中，少数民族作家的个体主体性日益彰显，作家不再满足于本民族的集体代言人，而从个人的独特经验出发，在多元文化中作出独特的个人选择。而他们的种种努力，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异彩纷呈的审美想象空间。

关键词：新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主体意识；小说

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性的内涵之一。主体是人，但人并非天生就是主体，人的能动实践使人成为主体，并具有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可分为个体主体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二者相互区别的根本之处就是前者仅仅囿于个人，若个体将自身主体意识中的我升华为社会，包括了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认识，那么个体的主体意识就升华为社会的主体意识，二者融为一体。从主体意识的角度去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小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众所周知，“十七年”的文化和文学深深地打上时代政治的印记，颂赞新社会新政权，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型文学成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学。在这个阶段，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他们在创作上主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从而与政治显示出高度一致的认同。此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小说在题材和风格上就呈现出一体化的色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冲天干劲”和“民族间的友爱团结”。而少数民族的风情与文化，只是阶级斗争故事展开的独特环境，是小说政治色彩的陪衬。

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1952年月在《人民文学》头条位置发表。小说讲述了一位蒙古族牧民女人萨仁高娃只身一个人与越狱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搏斗，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终于追捕回那名反革命分子。最后老村长阿木古郎感叹说：“过去蒋介石匪帮说我们蒙古人是野蛮人，然而这些野蛮人，今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和教养下，变成了新的人，先进的人，像钢铁般坚强”。老村长的话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彝族作家李乔的创作也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他的小说大都以凉山彝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斗争为题材，如短篇小说集《挣断锁链的奴隶》（1958）和儿童文学集《寄自小凉山》（1958）、《小凉山漫步》（1959）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凉山彝族人民的生活，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反映了彝族地区解放初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第一部《醒了的土地》（1956）描写的是凉山彝族解放初期的生活与斗争，第二部《早来的春天》（1962）描写的是凉山地区1956年的民主改革运动，展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呼啸的山风》（1965），描写的是彝族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残部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这三部小说都是李乔站在主流意识的高度对彝族人民的历史总结，高声歌唱了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和感激心理。从他们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在十七年小说中，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个体主体意识尚未觉醒，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主体意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小说成为主流政治小说的补充和注脚，也反映出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意识的高度认同。

究其原因，十七年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确认和正名，民族平等与团结等民族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大批少数民族族群有了归宿感，这种归宿感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把用文学来表现新中国共同的历史任务和历史境况。因此，这个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对政治文化的书写，与汉族作家相比，不仅仅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实际也是作家自身更为自觉向意识形态靠拢的过程。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偏向于表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与政治文化书写，那么此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偏向于追求民族特质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进入新时期后，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寻根文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开始了自我的追寻，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此时他们逐渐找到自己的民族表达方式与语言，开始从主流意识形态华语的控制下走出，摆脱政治书写模式，开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建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小说”。

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70年代末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这表现在他们不再按照政治文化的要求来建构民族文化生活，也不再满足于从现象上表现民族特色以迎合读者的兴趣，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历史和宗教中挖掘民族文化精神，重新确认民族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如满族作家朱春雨的《血菩提》；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回族作家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最后的土司》；彝族作家苏晓星《末代土司》；低族作家董秀英的《摄魂之地》《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白族作家张长的《太阳树》、杨亮才的《血盟》等等，他们摆脱了主流意识政治化的束缚，以现代人的历史意识和美学意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命运进行“文学寻根”，丰富了民族文化内涵。正如赵玫在《我的祖先》一文中所说：“在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时刻，我像悟出天机般悟出了满族女人的命运。差不多所有的皇家的格格，无论她们怎样的高贵、骄矜、颐指气使，甚至万人之上，到头来，都不会有完好的命运。或者，一生不幸于无声无息的民间；或者，刚烈地为爱情而死；也或者，如慈禧般遭世世代代的唾骂。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用这篇作品完成了我1991年对于民族的认识。”央珍1994年出版的《无性别的神》则通过讲述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的特殊经历，从侧面展现了20世纪初直至中叶西藏的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也因涉及到藏族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文化而被出版者誉为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一部西藏《红楼梦》。

扎西达娃明确的寻根倾向，正是其族群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20岁的扎西达娃在1979年以“伤痕”之作《沉默》初登文坛，当时的他对藏民族的理解依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后来在寻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1985年之后的扎西达娃终于在本民族文化之中找到了真正的文学的根。扎西达娃的作品可以说是藏民族文化历史的寓言，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来重新挖掘西藏的历史文化，探讨古老的西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在他的笔下，“一个神秘与真实、荒诞与庄严、癫狂与智慧、失望与希望并存的西藏，一个藏人自己眼中的西藏，一个民族的历程和光辉梦想”渐渐浮出历史表面。如小说《西藏，隐秘岁月》的标题就刻意突出了“西藏”两字，这不仅是地域名称，更主要的是表达了某种民族归属感，尤其是精神上的归属感。小说通过对一个偏僻山村四代藏族人命运的描写，概括了西藏社会从孤独走向开放的近现代历史变迁；《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则将神话和现实，宗教传统与现代文明揉合在一起，通过主人公“我”和琼以及塔贝寻找象征了已经消失的或者正在隐去的族群主体人间净土香巴拉，表达出对藏民族文化与宗教的重建热情，并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藏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生存忧虑。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扎西达娃始终坚持一面坦承西藏文化愚昧成分，一面虔诚地重建布满独特宗教气氛的西藏历史。扎西达娃的不懈努力和接触成就使得藏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觉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以及少数民族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发展地位等等因素，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个体主体性渐渐彰显，他们逐渐不再执着于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或者建构，不再满足做民族文化的集体代言人，他们更愿意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表达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此时作为主体的族群逐渐被富有个性的作者本人所替代。

如西海固作家了一容的作品就淡化了小说的民族文化背景，更多取材于个人经历与真实感受，讲述一些身份背景、个人遭遇不同的各类人物在面对贫瘠荒凉的特殊环境下的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如2009年发表的小说《一只花布包》讲述了一个带着一只用碎布片缝缀起来的花布包四处流浪的少年穆萨，被骗到巴颜喀拉山西端的一个金场子做金娃子，在目睹好友尔里死后，他带着一块捡来的金疙瘩开始逃亡，最后九死一生，终于得救，此时，他身边只剩下妈妈给他做的一只花布包。在作者颇见风骨的柔韧叙述中，小说犹如一幅幅生硬粗犷的黑白木刻版画，悲郁苍凉，一个逃亡少年的孤独与挣扎，跃然而出，这让小说超越了故事而成为一种对生命的思考：孤独的穆萨逃到山谷绝境后，开始了挣扎与思考：是不是该放弃那块金子？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最后，放弃了金子的穆萨获救了。没有人相信他的故事，这让小说犹如一个生命的寓言，也让小说中叙述的苦难、不公与死亡得到升华，指向了更为普遍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对于以了一容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群对西海固人民与苦难对抗的坚韧之美的描写，评论家贺绍俊敏锐地看出了他们小说的意义之所在，“他们更多的不是从社会层面去写苦难，而是从哲理层面去写苦难。宁夏文学的好处就是它追求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性，在普遍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欲望的时代，宁夏文学对人类的一些具有永恒性的精神起到了一种保鲜的作用。”

而阿来的小说《空山》讲述了一个村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历史命运。它用“随风飘散” “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五个板块（前五卷），从不同的侧面出发，呈现了机村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这里既有乡村的森林开发史、狩猎史、恋爱史，也有土地流转史、改革开放史，每一种历史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物质欲望被不断地刺激和鼓励。为了买电唱机猎杀猴子，为了发财盗伐珍稀林木，为了做生意而弃置土地等等，它最终使这个古老而充满神性的村庄，从形态到精神气质只保留在人的遥远的记忆中。所以，在第六卷空山中，阿来为机村建起了博物馆，算是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一种空洞的没有精神内涵和活力的总结。小说的副标题为“机村的传说”的寓意正在这里。阿来显然没有仅仅站在族群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对现代性的审视具有某种普遍性。机村既是藏族人的机村，也是汉人的机村，更是所有受到现代化侵袭的人的机村。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意识及其作品民族性的反叛与质疑，更明显的例子来自于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广西作家鬼子。“鬼子在进入文坛以来，一直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在他持续不断的小说创作中，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所属民族的特色，他对于自身的松佬族身份是持回避态度的”。他说：“说我早期的作品民族特色很浓，可能是因为当时还不懂得世界有多大吧。后来懂得世界是很大的，不应该站在一个地方。站在一个地方就相当于在（站在）牢里面。”为此，许多学者对少数民族作家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表示了焦虑，甚至有学者指出“许多作家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弱化的趋向，民族观念缺失，患上了民族精神`阳痉症'。”此外，阿来对其作品中民族性强调的反感，作家东西对民族身份的坦率表白：“我其实不是壮族，是汉族，但是在几个地方出现过，我没有机会去更正。”“挂一个少数民族，它能享受很多待遇。”等等作家创作姿态和文化身份的表述都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的逐渐淡化以及个体主体意识的逐渐增强。

可见，从建国以来我们的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种国家民族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作家此时的历史使命自觉被内化为从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去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和历史，这种少数民族生活的建构也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建构行为的一部分。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以来，此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意识表现在对国家主体意识的疏离和规避，转而对民族个体主体意识的发现和弘扬上。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主体意识的演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小说寻求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并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过程，从而我们对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多了一份别样的期许和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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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舒敏（1978—），四川南充人，原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新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