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摘 要：严歌苓的《老人鱼》是一篇“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小说，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对“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主题。这个“一般社会”既包括时代、历史、社会等宏大叙事，也包括任何个体都在内的芸芸众生。不过由于在“大悲剧”穿插“小喜剧”的写法，全文虽一地悲凉，让人读来却不觉得沉闷、压抑、苦涩、单调。

关键词：《老人鱼》 文化反思 人性审视

《老人鱼》是严歌苓2002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作为首篇收录于系列小说集《穗子物语》中。严歌苓一般不喜欢写谈论自己的创作的文字，却专门为《老人鱼》写了一篇创作谈：《我写〈老人鱼〉》。这似乎可以从某一个侧面表明作家本人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和喜爱。对于《老人鱼》的主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恐怕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句话本来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概括，我把它借来解读《老人鱼》，并没有什么深层考虑，纯粹出于评论的方便。

一、宏大叙事中的“石子”

《老人鱼》中的“苦人”，是穗子的老外公，也是整篇小说的主人公。他无名无姓，小说提到他时或者写成“外公”，或者写成“老头儿”。外公是个退伍老兵，六十来岁，残疾。“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此外，“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脚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外公无亲无故，与穗子和穗子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政府出面把守寡多年的穗子外婆与他撮合在了一起。

说外公是一个“苦人”，是因为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零余者”，而且每一方面都被“凉薄”地对待。

先从历史、时代、社会等宏大叙事方面来看。

外公自称是个老革命，然而连年幼的穗子都觉得可笑的是，他打了几十年的仗，“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也就是说，外公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属于宏大叙事的人，他对宏大根本就没有概念。小说没有写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军的，但无论如何，自参军之日起，这个无意参与宏大叙事的人却被卷入了宏大叙事之中。这注定是一个悲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一个大齿轮的话，那么外公就与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一样，“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1}，被轧几下之后必然要被抛弃。表面看来，作为一个老兵，外公在革命胜利后享受到了革命红利，“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能买到肉和粮食”。外公搜集了很多战争纪念章，碰到别人跟他“过不去”，就把这些纪念章作为军功章吓唬对方。外公把所有纪念章都戴在胸前，问一声“你晓得我是谁吗？”“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即便偶尔碰到个别胆大之徒，只要再说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对方也就服服帖帖了。总之，依靠此类手段，外公在众人面前树立了一个“战功赫赫的老英雄”的形象，也基本能够得到他所期待的那种敬和畏。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巨大隐患：人们敬和畏的，是作为“老英雄”的外公，而不是作为“老人”的外公，更不是作为“人”的外公。也就是说，必须是宏大叙事依据自己的逻辑把外公定性为“英雄”和“好人”，外公才能以这种被认定的资格慑服他人。至于那些乌合之众，则不过像回声一样，亦步亦趋于宏大叙事对外公的定性。很显然，在这里，无论是外公还是他人，都被宏大叙事所牢牢控制。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宏大叙事往往如白云苍狗般变幻无常，“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在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闹剧中，今日的“英雄”和“好人”恐怕就是明日的“狗熊”和“坏人”，“文革”期间的那些被打倒者，不都是这样吗？外公的命运也是如此。“文革”一起，立即就被打成了“伪装成老英雄的敌人”“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一切待遇一切敬畏，自然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像外公这样一个年过花甲“坏脾气、好心眼”的残疾者，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化身，他本来就应该以“人”或“老人”的资格自然而然地拥有尊严。但在“英雄”资格被剥除后，却是残废津贴被停、薪水被扣、医药费不能报销，甚至被赶到一间“漏得厉害”的旧房子里，可谓典型的老无所依。在这种情况下，外公只能依靠吹嘘外孙女穗子的威力来威吓他人。比如，“说他的外孙女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信去打听打听，她就在某大首长手下，跟某大首长一打招呼，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就得拉出去毙掉”。或许外公不知道，即便“某大首长”确实如此气吞山河，即便穗子也确实与“某大首长”关系如此亲近，但他的处境恐怕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因为如同今日的“英雄”明日就成了“白匪”一样，谁又敢保证今日的“大首长”明日不会变成阶下囚呢？如果“人”的命运、尊严等等总是“挂靠”在由本就不可靠的宏大叙事所认定的“英雄”首长”等等之上，那么“人”将永远不具备“人”的资格。

借用北岛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老人鱼》则接过这句呐喊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一个人”与做一个“英雄”拥有了同等的权利和尊严，外公的凄惨遭遇才能避免，这个社会才不是一个“凉薄”的社会。而外公不仅是外公，他是你，是我，是所有人。

二、世俗生活中的“多余人”

说《老人鱼》写出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里的“社会”并不仅仅指历史、时代等宏大叙事，还包括环绕在外公周围甚至与外公同命运的那些芸芸众生。如果说宏大叙事“对于苦人的凉薄”是我们难以控制的话，芸芸众生“对于苦人的凉薄”则是我们的自作孽，而且更令人痛心。前者是社会批判，后者是人性批判。严歌苓多数作品的重点，往往也是后者，“我在我的所有小说中对人性有最多的关注”{2}。在一个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外公渴望在世俗生活中寻求慰藉，却连这一卑微的愿望也难以满足，甚至最亲的身边人，也将这“苦人”视为“多余者”，尽行“凉薄”之事。

由于外婆早逝，外公的亲人只有穗子及其父母三人。穗子爸是一个文人，“文革”期间被打成了“反动文人”，“给人斗争、游街”，还被下放到劳改场“干牛马活”。然而在这个患难之家却丝毫不见所谓的相濡以沫。虽然外公给予了穗子无尽的温爱，但得知外公的特殊食品供应中断之后，父母还是决定领走女儿，理由则冠冕堂皇：“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至高无上。他们说长期以来他们被迫跟女儿骨肉分离，穗子和他们一样，感情上的损失很大。现在是弥补这些损失的时候了。”为了让穗子亲口对外公说“我想去和爸妈一块生活”，父母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离间祖孙俩的关系，让穗子明白外公与她没有血缘关系，让穗子知道外公“历史不清不白”，让穗子认清“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等等。连外公与穗子之间相依为命的爱，在他们那里也成了罪过，他们痛心穗子“一举一止都带着那老头的毛病”，嘲笑祖孙俩以吃表达亲情，那“只证明他们的原始、土气、愚昧，以及那蠢里蠢气的亲密之情。再有，就是穷气”。因此，外公指责穗子父母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们良心喂了狗”，实在不仅仅是愤激之词。而把穗子领走后，外公也终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不过，穗子父母对于外公的“凉薄”还不是最令人痛心之处，最令人痛心的是穗子对外公的“凉薄”。那么，外公之于童年穗子意味着什么？“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坐骑，是一个暖水袋”。是“靠山”和“胆子”，是因为每当穗子在学校受了气，外公都要跑到学校以“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的架势为穗子讨取公道；是“坐骑”，是因为外公每天都背着穗子去上学；是“暖水袋”，是因为每到冬天外公就用体温为穗子暖被窝。所谓“靠山”“坐骑”“暖水袋”，其实都是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的文学手法。实际上，小说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外公为穗子带来的关爱，这种关爱连一向嫌弃外公的穗子父母看了都有些嫉妒。然而对于这么一个不求回报的“靠山”“坐骑”“暖水袋”，穗子最终却选择了背叛。她与父母的关系原本很紧张，但外公刚被打成“老白匪”，她就给父母写信“说她非常想他们”，并向他们道歉，而且在信里“一个字都不提外公”。虽然在与外公分别时，穗子表现出的依依不舍令人心酸，但真正分别之后，竟然发现自己很少想起外公，即便想起，想起也都是他的愚昧、可笑、土气、不伦不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从来不把外公作为亲属填上。最后，即便外公病入膏肓，穗子也没去探望。外公去世后，“他的亲属栏只填了一个人名字，当然是穗子”，虽然老人至死也没能见上“小穗子我的伢”。

《老人鱼》在写宏大叙事和穗子父母的“凉薄”时，充满了批判，在写穗子对外公的“凉薄”时，充满了忏悔。“穗子系列”小说中的穗子不是严歌苓，但不妨看作严歌苓的化身。在创作谈《我写〈老人鱼〉》中，严歌苓回忆了自己的外公，其中的外公也确实如《老人鱼》中的外公一样，是一个温厚然而卑微的老人。至于童年的严歌苓有没有对外公“凉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忏悔之心，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弥足珍贵。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悲怆呐喊，八十多年后，严歌苓在《老人鱼》让人看到，孩子竟然依旧在有意无意地“吃人”（伤害外公）。像鲁迅一样，严歌苓也是“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话题虽然残酷，命题虽然沉重，然而这恐怕才是真正的“睁了眼看”的文学！

三、“大悲剧中小喜剧”

可喜的是，对时代的深刻批判、对人性的无情审视、对自我的真诚忏悔，所有这些，都未使《老人鱼》流于沉闷、压抑、苦涩、单调。这是严歌苓有意追求的风格：“对‘文革，创作《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3}说“穗子系列”小说“全是嘻嘻哈哈讲的”当然不确切，确切说来，是每部小说在整体上都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而在细节上，却又都是幽默之笔随处可见。如果对这种风格做一个概括，可以说是“大悲剧中充满小喜剧”。

具体到《老人鱼》，其幽默性或喜剧性的来源，是童趣。这篇小说中的穗子是一个懵懂未开的孩童，她与同伴、父母、外公之间的许多事，都体现了“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纯真。这种充满童趣的故事，应该是很多读者都经历过的，因之读了之后才会让人觉得“亲”。也可以说，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充满了一种怀旧情调，虽然这并不是严歌苓的本意。

随便举两个例子：

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

这是穗子向外公诉说她在学校被人欺负的细节，类似的事，恐怕每个女孩在童年时代都经历过，在当时，也都像穗子一样以为是“受了气”的大事，然而随着时光飞逝，再回首时，充满的应该都是会心一笑的温馨。而为了给穗子出气，外公到了学校是“壮烈、嘶哑”地咆哮：“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一边是微不足道的“小欺负”，一边是杀气腾腾的“大咆哮”。当时的“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好娱乐了一回”，现在的读者读到这里，也是忍俊不禁吧。

外公一声不响地领着女孩们往竹林外面走……她们开始甜言蜜语，说外公你真威风，戴那么多勋章天下无敌了！……所有女孩都说任外公罚：罚站、罚跪、罚搬煤饼，随便，外公的背也会笑的，外公的背影在笑她们徒劳，笑她们这群马屁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是穗子和同伴去偷竹笋被逮住，外公把她们领回来之后的场景。女孩们都怕外公把事情告诉自己父母，于是都开始讨好外公，而在不久前，她们还在骂外公“老土匪”。看到孩子们故作聪明的伎俩，读者一定也会像外公一样，连背影都在笑这群小马屁精的拙劣、真诚！

按昆德拉的说法，“幽默并不是人类的一项远古实践，它是与小说的诞生相联系的一项发明”{5}。由于在“大悲剧”中加入了“小喜剧”，严歌苓的《老人鱼》终于没有像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样，沦为“将一个可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

{1} 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② 严歌苓：《严歌苓谈人生与写作》，《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

{3}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

{4}⑤ [法]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第235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80年代以来欧美“新移民作家”的中国叙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CWX001

作 者：李玉杰，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乡土叙事。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