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

李涵

摘 要：在当下文学语境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缺少一套稳定的批评准则和客观的价值立场，由于各种外在环境和条件，价值标准变得含混而游离，从而出现了各种吹捧性的评论文章，这会导致继续重写文学史，继续重新定位作家作品的怪圈。一名真正的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同时应该是一名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一名应该肩负起时代责任和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而现在，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文学价值立场的消隐和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重新确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具有现实意义和现实紧迫感。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重写文学史 价值立场 评价标准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其现代性的变化而与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从而也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不管是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伊始，还是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为起点，或以清末民初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于现代性的确认，对于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文学呈现。而对于当代文学有着较为一致的论断，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如今的文学，由此将中国20世纪文学切断成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1949年作为一个中国巨大变化的转折点，对于文学创作风格变化有着巨大影响是无须争辩的事实，但是更为复杂的事实是文学依然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审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如果仅仅以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年份作为文学边界划分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1978年以来的文学，至今仍然是以“新时期文学”这种即时性的名称命名，而缺乏更为实质性、指认性的内容，在今后必然又会有比新文学更“新”的文学的出现，那么“新时期文学”这一名称就会失去它的命名含义。近年来，学界对于这种完全以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作为文学分界线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对将短短百年文学史割裂的做法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出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等整体建构的命名方式。在对文学格局分界思考和审视的表层之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影响文学史构成的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文学经典化的努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文学史重新建构的实践是始终被关注的。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和重写文学史的价值何在？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而经典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与人类生活、生存以及世界之间的联系。经典文学在有形无形之中呈现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与此同时提出了各种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试图给出潜在的答案。此外，经典文学给读者提供一种共同经验，这种经验包括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这就是说文学研究与建构文学史是为了遴选出具有认知、情感、劝说、交际和协作、审美功能成规的文学经典，这里的成规具有普遍认同的确定性，从而也就构成了文学交往的稳定性基础。这些经典从大的方面而言，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是社会成规和社会交往基础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共识形成的方式之一；从小的方面而言则是培养个人审美能力、获得智识和陶冶情感的过程。其次，从重写文学史的原因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发展到一个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回顾文学史时，许多共性或者被遮蔽的东西又呈现出来了，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即时情况下，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挤压而偏离，现在需要重新进行确认。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中很多作家作品被边缘化甚至忽略，到现在才重新被挖掘、定位、评价的原因。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学语境中，文学作品呈现的领域更是即时性的，而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眼光和态度同样也是即时性的，是身处其中的。如何对这些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无法被超越性审视的文学作品进行更有效的定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一套稳定而客观的价值立场和批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当下文学语境中，恰恰是缺少这样的批判性立场，标准是含混而游离的，从而也出现了各种吹捧性的评论文章。而我们对于获得某个奖项的某些作家的作品，并没有以自身的阅读体验或者价值原则来进行客观性的评价，反而是随波逐流地吹捧，这就使得无法客观进行文学史的建构，甚至还会出现继续重写文学史，继续重新定位作家作品的怪圈。

二

文学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到底是如何的，是作品阅读过程、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始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经典，而另一部分又被边缘化；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被人们所喜爱，而有的作品因为晦涩不被理解；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什么又是有价值的作品？这就要首先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对于文学的定义实际上充斥着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和矛盾。有人可能会说文学是区别于我们日常的事实和“普通”语言本身而带给我们审美体验的作品。这种立场，评价标准便是含混的。比如一首诗歌，在有些人读来，它有诗性和可读性，它打破了惯常的语法规则和思维定式，呈现出了生疏化的美感；但同样是一首诗，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成了日常化语言，诗歌“语言暴力”是相对而言的，其他文体亦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感受、阅读经验以及个人经历都不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和评价自是不同。这样说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就是将读者联系于作品的一种方式，充斥了主观性和体验性，对文学作品完全客观的评论是不存在的。再回到文学本体来谈，文学作品是语言、叙述次序、语态、视角上的建构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回到文学本体意味着对文学作品中本身的形式和文学要素进行封闭性的关注，但是回到文学本体并非一直被视为检验一部作品的唯一要素。被载入文学史的作品有很多是匮乏这种审美体验的，但是仍然在文学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20世纪初白话新诗的出现，新诗的出现是革命化的实践，而现在读起来诗的美感荡然无存，但它的文学史价值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1}。因此，将文学看作是主观价值判断的分类是有偏见的，而将其看作是一种形式的、纯文学本体的也是有偏见的，这是割裂了与历史、现实、社会外在的联系，这样就有了远离人类历史的种种具体差异的普遍性层面的嫌疑。反之，如果将文学的外部因素看成重中之重，受到更多非审美性因素影响，甚至带有意识形态化印记，从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取的。文学应该联系它本体的形式以及历史变动中的价值判断来进行整体评价。

那么文学作品应该经过怎样的筛选进入中国文学史之中？陈思和在编写文学史时说过，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每一种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每一个新产生的文学流派，以及每一部新发表的优秀作品，把它们看作新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分析它们从哪些传统中发展而来，研究它们为新文学整体提供了哪些独创的因素，使对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与批评逐步成熟”{2}。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史意识，用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看待当前的文学作品，从而筛选经典。而丁帆也在编写新文学史时表明：“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3}这一点正体现了对于文学作品思想和审美的态度，尤其是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庞杂多元的创作现象，这样的文学史意识越来越体现出重要性。陈思和曾经提出了现当代文学中“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这两个概念，在这里是很好的例证。启蒙的文学偏重的是启蒙，在于其思想性；文学的启蒙在于文学，强调的是艺术性。而真正的经典恰恰是两者的结合。为人生的文学如果没有审美、艺术上的追求不能算作好的文学，同样，为艺术的文学如果放弃了对思想的审视和思考也算不得好作品。真正的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思索，同样也是思索的审美。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就是这种“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审美的高度结合。同样，《野草》也是两者的结合。两者之间总有偏重的一方，这是作家风格的驱使、追求的导向，但不变的是对这两者执着的追求。

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者和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不能丧失标准和遮住眼睛。一名真正的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同时应该是一名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一名应该肩负起时代责任和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而现在，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文学价值立场的消隐和退却是显而易见的。当下文学评论家、研究者对知识分子责任感弃之不顾，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史评价和文学研究的混乱和价值多元化，从而使得中国20世纪以来确立的“历史的艺术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受到破坏，因此，重新确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是有现实意义和现实紧迫感的。

{1} 特雷·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②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 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作 者：李 涵，南京师范大学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