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铁皮鼓》的叙述反讽艺术

摘 要：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逝世，但留下了享誉世界的小说《铁皮鼓》，该小说是叙述反讽艺术的杰作。本文从话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该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

关键词：铁皮鼓 君特·格拉斯 叙述反讽 荒诞 张力

反讽艺术不仅存在于诗歌中，也存在于小说中。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这种反讽艺术往往造就了荒诞和张力，因为“荒诞可以通过反讽、通过赋予哲理的论争或通过怪诞本身得以表达”；艾伦·退特认为，张力就出现在了这种终极内涵和终极外延之间的无限解读中。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黄擎在《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中总结出叙述反讽艺术的四个表现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从话语反讽、情景反讽（语调反讽、戏谑反讽和视点反讽）和戏剧反讽这三个方面，探讨小说《铁皮鼓》的叙述反讽艺术。

一、话语反讽

话语反讽是一种特别常见也特别重要的反讽类型，通过使用反语、语境误置、悖逆语词并置等手法，凸显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指之间的对照与矛盾。话语反讽并不是要掩盖真正的意思，而是揭示被这种被成规所掩盖的真实。因此，成功绝妙的话语反讽常常能刺激读者对既定的思维产生怀疑甚至否定。《铁皮鼓》中的话语反讽俯首可拾，大致包含这样三种情况。

（一）反语 反语，即说反话，就是人们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即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反语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为典型的话语反讽形式。《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以白漆栏杆病床为隐居地，坚持让人买来“清白”的纸。奥斯卡爱白色，白色象征清白，他因此爱洁白的护士服，爱穿洁白衣服的护士。但是在护士道罗泰娅被杀一案中，我们看到穿着最清白、最洁净的衣服，以救死扶伤为职业道德的护士，却无情地剥夺了另一个护士的生命，使自己洁白的衣服沾满了鲜血。看来，身着白衣的人未必清白，贴着“救死扶伤”标签的人也未必那么高尚。在这场残忍悲痛的谋杀案中，奥斯卡却假戏真做，将计就计，把自己伪装成杀人犯，后被逮捕。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奥斯卡却乐在其中。再者，奥斯卡出生之际，就知道自己是撒旦附体，不断策划着一幕幕荒诞的闹剧，被捕时还自称“耶稣”。在这个语境当中，“清白”“耶稣”等词的使用，是要刺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对荒唐现实的辛辣调侃，是对这些道貌岸然的人和事的无情鞭挞。

（二）语境误置 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场合使用的语言同这个语言环境不相符。这种不相符就造成了语言同语境的错位，继而产生了压力。《铁皮鼓》不乏这样的例子，如“飞蛾和灯泡”和“水晶夜”两节。成功分娩子嗣，充满了生命延续的希望，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读者却被牵离视线，观看一只飞蛾对自己放荡和作孽而向灯泡进行的忏悔；天主教徒无视纳粹党徒们丧心病狂的魔鬼行动，还在信誓旦旦地礼赞上帝，高唱有信有望有爱。面对纳粹发展的疯狂行动，小市民却依然麻木不仁，口口声声拯救人类的宗教俨然只是进行着诓哄和愚民。在这嬉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激烈恐怖的战争场合运用宁静庄严的宗教词语，这些词语显然处于不相符的语境。这种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言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言外之意，我们既定的信仰、价值、权威等被消除殆尽，从而使讽刺意味油然而生。

（三）悖逆语词并置 通过典型的反讽性语词组合，将语义相悖相逆的词语并置在一起、使语词之间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从而在酣畅淋漓的语言快感中扩大了语言的张力，也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空间。”在“飞蛾与灯泡”一节中，奥斯卡对于母亲的卧室是这样描写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读者看到此处，定会大吃一惊，原来奥斯卡眼中的母亲是一个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这是因为奥斯卡发现，母亲每次同其表哥扬幽会之后，就去教堂虔诚忏悔，然后下次再去激情幽会，这样不断地忏悔幽会。君特·格拉斯借用“一个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这一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相悖修辞，形成了文本的巨大张力——奥斯卡对于母亲的感情是爱与恨，怜与怒交织的，并且在这种爱与恨，怜与怒之间不断游离。当小奥斯卡明白并证实母亲去幽会时，爬上塔楼敲鼓尖叫，将剧院门廊的玻璃唱碎，这是一种对于母亲的摧毁性的愤怒、憎恨和反抗。但是，当母亲因幽会意外怀孕后，在恐惧和自责中暴食生鱼而死后，奥斯卡对于母亲是同情的，他想念自己可怜的、温柔的、浪漫的母亲。读者在这种语言的狂欢中不断释放奇特的想象力，验证合逻辑的判断力，乃至考验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二、情景反讽

（一）语调反讽 语调反讽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作者的真实表现意旨。《铁皮鼓》中的语调反讽可谓比比皆是。在“波兰邮局”和“空中楼阁”这两小节中，叙述者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着力讲述了大敌当前、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奥斯卡与他的表舅（即假想父亲扬）和另一个重伤战友在房中玩纸牌，以及后来扬捏着一张红心Q朝着儿子奥斯卡作最后的挥别的故事。这一情节，是悲惨的战争与滑稽的游戏的交融杂糅，是恐惧死亡与忘却恐惧的交替转换，是对游戏和人生的重新阐释和编码。

作者在“蚂蚁大道”一节讲述了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被射杀，寡妇格雷夫太太受到强暴的场面。特写了马策拉特短暂的死亡过程，整个场面简直就像一场闹剧，如吞下党徽以消灭证据，两眼圆睁，又哭又笑，手舞足蹈等。不过恐怖的死亡场面却像是被一架冷冰冰的自动观察仪记录下来似的，没有流露出丝毫同情抑或仇恨。但是读者却受到了更多的撞击，儿子奥斯卡递还父亲的纳粹党徽的行为疑似是一种致命报复，这可能是对父亲曾逼迫母亲吃鳗鱼，之后母亲又暴食生鱼而死的怨恨，这仅仅是我们的一种猜测。无论如何，这种冷漠无情、超然调侃的口吻和态度，使我们迷茫和恐慌，战争难道就是一场游戏和观赏？人性难道就是这般冷漠和荒诞？人生难道就是一种戏谑和嘲讽？主人公奥斯卡对其他在场妇女所受到的强暴的冷漠、调侃的态度，以荒诞、嘲讽的意味解构了战争的严肃、恐怖。

（二）视点反讽 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产生反讽意义，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是一个自残而成的侏儒。他既是拥有成人智力而自残的儿童，又是拥有正常情欲的男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常被别人欺辱的侏儒，也是获得超能力可以唱碎玻璃自卫并且搞破坏的撒旦。他既是非正常家庭和社会的宠儿，也是变态家庭和社会的弃儿。所以，他未出生便察觉到了命运的悲剧性，即使三岁自残来阻止悲剧命运的发生，但如同俄狄浦斯王无法摆脱命运的诅咒一样，主人公奥斯卡最终也无法逃离既定命运的安排。虽然不断躲在外祖母的裙子下寻找人生的庇护所，在护理院与世隔绝的房间里的白漆金属床上找寻净土，无奈世界如此喧闹和躁动，战争是如此疯狂和恐怖，生活是何等荒诞和迷茫，人性又是如此复杂和冷漠。从奥斯卡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便呈现了不一般的世界和人生感受，扩大了文本的张力。

（三）戏仿反讽 对传统前文本的戏拟，常常导致读者阅读期望的落空，于是造成文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主人公奥斯卡虽然三岁成为侏儒，不能再长高，但是智力从出生那刻便已经发育成熟了。这种反常规的生理、心理和智力的发育，是对传统教育小说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的戏拟和反叛，是对常规的人格发展的拒绝。还有小说开篇，奥斯卡的外祖父被两个人追捕，这么危险的场面却被描写得像是在玩游戏，做杂耍。更荒唐的是，身材矮小的外祖父躲在外祖母宽大的大黑裙子下，不但躲过敌人的追杀，还马上捕获了外祖母的爱情，与之缔结良缘，生下了女儿，即奥斯卡的母亲。所以说，道格拉斯没有按照传统前文本中的历险故事或者爱情、亲情故事的逻辑发展进程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是打破读者既定的思维和期待视野，并最终使读者失望和受到挑战，读者也在这种失望和挑战中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奥斯卡自残后如愿不再长个，同时还神奇地获得了具有远程效应的唱碎玻璃的能力，这种超能力恰恰戏拟了纳粹德国的神奇武器V-1和V-2飞弹。奥斯卡在复活节这天在圣心教堂把自己当成圣母玛利亚膝上的圣婴耶稣，并将自己的鼓挂在耶稣身上，擂鼓聚众以惩罚正在忏悔的母亲。耶稣是替人类受罪的，而奥斯卡已被撒旦附体，内心阴郁愤懑，击鼓发泄对不纯洁的母亲的恨。还有与圣母同名的奥斯卡母亲玛利亚，却不像圣母那样贞洁、伟大。以扬为代表的波兰抗战者，没有那些为祖国而英勇献身、热血奋战的高大光辉形象，而只是唯唯诺诺、贪生怕死的普通百姓，这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重构，重构战争的意义和生命个体的意义。所有这些嬉闹滑稽的戏仿对母本（被戏仿者）进行了解构和重新建构。荒诞不经的戏仿就是对传统、战争和人性的莫大讽刺和戏弄。讽刺和戏弄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刺激读者对既定的价值、历史乃至人性进行重新思考。

三、戏剧反讽

戏剧性反讽源于戏剧，其张力在台下的观众（读者）的全知全能与台上的剧中人的无知之间产生。小说中的主人公奥斯卡三岁时自残，如愿不再长大，成了侏儒，这一切都在他一手策划中，读者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局中人却毫不知情。于是，家中的所有人都认为是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因不关酒窖的门才致使三岁的儿子奥斯卡摔下去后不再长个，这使得他的父亲马策拉特永远生活在了愧疚之中，让他的母亲永远责备自己的丈夫。奥斯卡导演了一出谋杀护士道罗泰娅的闹剧，警察对此毫不知情，读者是心知肚明的。

《铁皮鼓》中的叙述反讽是该小说享受盛誉的重要原因之一。君特·格拉斯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这个侏儒形象，通过主人公的独特视角，叙述者驾轻就熟地使用叙述反讽技巧，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观众（读者）的全知全能与剧中人的无知之间的张力，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和荒诞艺术。叙述者对所谓的规范与秩序，价值和人生进行了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使读者感受和领悟了战争的残忍，人性的冷酷，生命的无常，让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历史乃至人性重新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1]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菲利普·汤姆森，论怪诞[M].孙乃修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3] 艾伦·退特.“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黄擎.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76-81.

[5]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作 者：王丽平，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