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的“愤怒的青年”

张敬品　刘鹏娇

[摘要]艾伦·西利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愤怒的青年”的后期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改编成电影《浪子春潮》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以愤青亚瑟的经历不加修饰地再现了工人阶级面临的迷茫无助、恶劣浮躁的骨感现实，记录了他们所进行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反叛抗争，最终他们遭遇挫折，与现实妥协和解，舍弃了生而自由、快乐至上的丰满理想。镜头中真实自然的画面和清晰的故事发展主线令观众对“愤怒的青年”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愤怒的青年；《浪子春潮》；理想与现实；亚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坛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愤怒的青年”。面对二战后帝国衰落、阶级差异悬殊和对“福利国家”的失望，出身社会底层的“愤怒的青年”抛弃了英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也丧失了任何固定的信仰，对社会充满着批判愤懑的情绪。轰鸣脏乱的流水线与无处不在的失落感交织在“愤怒的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束缚了他们生而自由、快乐至上的丰满理想，留给了他们迷茫无助、恶劣浮躁的骨感现实，也激发了他们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反叛抗争。无论是这批青年作家本人，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表达出了他们对社会愤怒绝望的内心感受，艺术又不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替民众吐露了心中的不满与抗议，成为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出身工人阶级的艾伦·西利托（1928—2010）凭借长篇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一鸣惊人，成为“愤怒的青年”的后期领军人物，被誉为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继DH劳伦斯之后最伟大的工人阶级作家”[1]。1960年，由西利托和卡雷尔·赖兹改编的同名电影一经上映就取得不俗反响，成为伍德弗尔制片公司最为成功的商业电影，被称为将英国自由电影运动推向高潮的代表作。影片中文译名为《浪子春潮》，该片由赖兹导演，阿尔伯特·芬尼饰演男主角年轻的工人亚瑟·西顿。影片中的亚瑟教育水平不高，没有文化修养，面对着恶劣迷茫的骨感现实，他不甘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下意识地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叛抗争，去追求他自由欢乐的丰满理想，成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愤青，但最终规避现实走向妥协和解。本文将以电影《浪子春潮》的主人公亚瑟为切入点，从骨感现实、消极抗争、遭遇挫折、舍弃理想这一故事发展主线探究镜头中的“愤怒的青年”。

一、骨感现实——机器文明的束缚

影片以轰鸣嘈杂的制造车间为背景开端，芬尼饰演的亚瑟高大健壮，不修边幅，专注于机器车床上的活计，心无旁骛地埋头计数自己加工的零件，仿若吃苦耐劳的良好公民。但他年轻气盛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他的愤怒和不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亚瑟被日复一日地束缚在乏味的流水线上，辛勤工作的同时还要担心厂家提高定额、削减工资。繁重劳累的工作令他腰酸背痛，单调枯燥的流水线让他的生活压抑失落，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反叛性格。亚瑟对以工作和婚姻为人生重任的工友杰克嗤之以鼻，对肥头大耳、矫揉造作的车间工头抱有敌视态度，并以面不改色地戏耍他们为乐。亚瑟同情不幸受伤的工人，却只得到父亲事不关己的回应，心生不满的他立刻变脸讥讽父亲眼睛只会看无聊的电视剧。影片以亚瑟的视角展现了工厂与工人的对立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机器文明所伴随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极大地束缚了人，导致人的异化，但生活就像是一个怪圈，让人无法摆脱。[2]亚瑟陷入了机器文明的束缚之中，以此形成的政治、经济、道德规范令他窒息。为了逃离这张无形的大网，他想要反叛抗争但无力挣脱，于是他便绞尽脑汁戏弄工会干部，与工厂作对，以自己的方式玩世不恭地对待不公正的生活。

影片中的亚瑟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远大的抱负，过着得过且过的浪荡生活，但他仍有追求幸福的原始生存理想。亚瑟并非好吃懒做之徒，他想要努力赚钱实现欢乐享受的理想，但令人反感的福利制度和工人组织却将他拼命赚来的钱抽走，用来维护那些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的制度。辛苦的劳作并没有换来幸福的生活，连承担未来婚姻家庭都成为沉重的负担，现实骨感的生活令亚瑟内心积聚了巨大的愤怒与不满，扭曲了他的心态，使他不愿接受任何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我行我素，极端享乐，成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愤青。影片的开头不仅以简单的几个全景镜头勾勒出工人阶级脏乱轰鸣的工作环境，乏味快节奏的工作效率，冷漠无情的工作关系以及机器文明对人的禁锢，而且以亚瑟的咒骂抱怨展现出工人阶级既要受工厂主剥削，又要接受福利国家高税负双重压迫的窘迫困境，表达出小人物对英国当代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愤懑。

二、消极抗争——酒吧里的纵情发泄

亚瑟不愿主动接受现有社会模式和社会现实，期望用挑战者的姿态对抗不公正的生活，但他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然对抗政府制度，只是在心中诅咒政府被烈性炸药炸个粉碎。亚瑟的抱怨和反抗是下意识的行为，他对自己的窘迫处境并没有清醒的、理性的认知，一味地以玩世不恭的姿态进行极端发泄，消极对抗不公的现实。星期六的晚上是亚瑟的狂欢时刻。镜头中的亚瑟一改在车间中穿着粗布格子衬衣的劳工形象，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换上整洁的西装衬衣，为酒吧的帅气出场做足了准备。亚瑟同杰克的妻子布伦达偷偷幽会，用一周劳累挣得的钱酗酒狂欢，将他积聚了一周的愤怒和不满完全爆发出来。影片着重拍摄了亚瑟与水手斗酒之后醉醺醺的状态，他仰仗醉酒的状态，故意把酒水洒在喋喋不休的女人的衣服上且拒不道歉，挑衅英国社会讲究的传统绅士风度，得意地独自下楼离开酒吧。当亚瑟站在楼梯口时，他醉眼蒙眬、面无表情，紧接着俯拍到他四仰八叉地滚下楼梯，躺在地上面带笑容。这一幕昭示着桀骜不驯的亚瑟在放纵自己、游戏人间的反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栽跟头，他摔倒在地却露出笑容不愿起身，暗示着他的灵魂无处安放，缺乏归属感，自嘲自己的消极反抗生活。

亚瑟对打破机器文明的束缚无能为力，他的反叛状态与社会规范不可调和，他没有找到合理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抗议。因而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希望通过惹是生非的消极反叛寻求恶劣生存环境中的心理平衡。亚瑟用气枪击中饶舌的邻居布尔太太，面对找上门来的警察面不改色地撒谎找乐。他宁可与已婚妇女私通也不愿意进入婚姻，因为这无须承担责任且更为刺激，他放纵的性行为冲击了传统的道德礼教观念。影片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亚瑟和布伦达多次偷情的过程，直观展现了亚瑟沉迷于冒险的肉欲享乐，习惯声色犬马的浪子生活。亚瑟借此纵情发泄，寻找解脱，展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反政府的倾向。但影片并未对亚瑟的放纵行为进行过多的谴责，反而理解小人物身处恶劣环境中的消极反抗，同情他们在放荡堕落中寻求的自我解脱。违背道德、我行我素的反抗行为使阿瑟成为非典型意义上的“英雄”。[3]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亚瑟这一反英雄的小人物形象，面对无力摆脱的愤懑迷茫以及深深的幻灭感，他愤世嫉俗地仇恨现行社会制度，洒脱地拈花惹草及时行乐，玩世不恭地对待社会道德责任，对毕恭毕敬接受现有社会模式的人不屑一顾，在极度个人化的胡作非为中寻求发泄解脱，成为英国社会道德崩溃的典型。

三、遭遇挫折——游乐场的惊魂反思

亚瑟一系列惹是生非、纵情发泄的行为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挫折。他原本以为与有夫之妇布伦达私通激情刺激又无需担责，但布伦达怀孕的事实将他拉回现实之中。面对布伦达的提醒，他首先想到否认自己是罪魁祸首，不愿承担抚养责任，最终一致达成堕胎的协议。镜头中的亚瑟轻描淡写地向舅妈寻求堕胎的方法，布伦达却满脸痛苦，怀孕事件成为亚瑟遭遇挫折的开端。亚瑟在酒吧偶遇了年轻的多琳，继而展开猛烈追求，并顺利地获得了多琳的青睐。他一边与布伦达鬼混，一边享受着多琳的爱情，看似十分潇洒快活。实际上多琳再三要求亚瑟给予她婚姻的承诺。亚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日子结束了，他不得不面对挫折回到现实，既要为布伦达怀孕负责，也应对多琳做出承诺，担负起成年人应负的责任。更大的挫折到来了，亚瑟得知了布伦达堕胎失败的消息，这时镜头的远处出现了两个身穿军装的士兵，再联系之前杰克提到的两个大兵兄弟归来度假的情节，暗示了亚瑟将被大兵暴打的发展走向。

亚瑟与多琳在游乐场尽情玩耍时撞见布伦达一家，他借机与布伦达见面，询问孩子的事情。不幸的是，杰克很快发现妻子消失了，便发动两个大兵兄弟一起寻找。慌乱的两人跳进了旋转车中躲避杰克三人的搜寻，但很快他们便看到了站在旋转车外张望搜寻他们的大兵。镜头中两人脸上的光线随着旋转车的快速转动忽明忽暗，头顶上的闪光灯时有时无，运行中的旋转车忽高忽低，两人紧张的面部特写与大兵张望的神情交错剪辑，配上人群发出的刺耳尖叫声，成功烘托出两人内心的忐忑不安。镜头在旋转车与两人近景中的转换越来越快，凸显出他们越来越惊慌失措。接着亚瑟趁乱跳出旋转车逃走，他与布伦达的婚外情败露，亚瑟没能逃脱一顿暴打。影片先用远景展现两个大兵对亚瑟的凶狠惩罚，接着近景展现他沾满鲜血的脸庞。挨了揍的亚瑟痛苦不堪地攀附着砖墙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走到水龙头前，哆哆嗦嗦地捧水洗掉脸上的血迹，接着摇摇晃晃地一头栽倒在地，与之前纵情酒吧的潇洒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苏醒过来的亚瑟躺在床上，反思被打的遭遇，还自嘲这不是自己第一次输掉打架。这成为亚瑟生活的转折点，愤青亚瑟由此开始逐步接受现实生活。

四、舍弃理想——小河边的妥协和解

星期六的晚上是亚瑟酒吧纵情、歌舞升平的宣泄时光，而星期天的早上则是亚瑟河边垂钓、静心聊天的反思时间。影片中多次穿插了亚瑟与好友伯特在小河边垂钓的平静时光，两人隐喻式的语言交流展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好友伯特多次提醒亚瑟偷欢的危险，想让他早日摆脱放浪形骸的生活。两人还曾一起协助一位意图偷拿骨灰盒埋葬死去母亲的潦倒男子逃跑。亚瑟破口大骂紧拽男子不放的妇女们，但协助没能成功，面对警察的到来，两人选择了默然离开。相较于小说，影片让多琳提前出现在了亚瑟的视野中。年轻的多琳看望被打的亚瑟，反思之后的亚瑟似乎有所醒悟，在病床上表达了想与多琳共结连理的想法，多琳十分高兴。影片中的愤青似乎有了浪子回头的打算，不再纵情酒吧且切断了与布伦达的联系，更是一本正经地拜访多琳的母亲，有了安家结婚的意愿。

接着镜头切换到平静的小河边，伯特苦心劝说他不要再反叛生活，要像父辈一样接受现实生活，反抗斗争得不到任何好处。迷茫的亚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但嘴上依然不愿屈服骨感的现实，希望继续坚持他争取自由的生存理想。实践表明人的存在是一种二重化的存在。人们只能生活在现实中，却天天在为理想奋斗。[4]在故事的末尾，亚瑟与多琳在草坪斜坡上谈论未来婚后的生活，多琳希望不远处的建筑群里能有他们的一幢新房子，亚瑟并不介意住破旧的房子，并将他手中的一块石子投向那一片建筑群。尽管亚瑟平静地表示那不是他要扔的最后一块石头，但观众仍能感受到他反叛抗争的挫败和对现实生活的妥协。最后他们手牵手走下斜坡，走向建筑群。结局不仅令观众感慨愤青亚瑟终将被骨感的现实驯服的发展趋势，也给观众带来审视机器文明、现行社会体制的反思体验。

五、结语

电影《浪子春潮》以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再现了一个英国底层社会的浪子形象。影片中的亚瑟从工作日车间里辛苦劳作的工人转换到周末酒吧里玩世不恭的浪子，再从遭遇挫折被暴打后的慌张潦倒切换到小河边舍弃理想的妥协和解，亚瑟最终不得不向骨感的现实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回归到家庭婚姻生活。强烈的对比画面呈现出了“愤怒的青年”充满矛盾、为生存理想不断抗争又最终妥协和解的心路历程，为观众展现出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窘迫的生存现状。

[参考文献]

[1] Peter·K·Tyson.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1950s[M].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1987.

[2] 项晓敏.现实展示与愤怒宣泄——读西利托《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J].名作欣赏，2007（03）.

[3] 贺红艳.解读艾伦·西利托笔下的愤青形象[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01）.

[4] 朱德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反思[J].学术研究，2011（04）.

[作者简介] 张敬品（1965—），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刘鹏娇（1991—），女，山东日照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1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史、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