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米切尔： 我写的书可不好说

曹晴

“上海外滩有多重面貌：往外突伸的滨水区，上面坐落着1930年代的建筑，间或穿插玩具城似的华丽浮夸布景；西方殖民者的傲慢象征；现代中国地位提升的象征；四线道龟速前进或根本停滞的车阵；黄浦江畔的加高滨江步道，上面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场面之壮观，比起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葬礼来也毫不逊色。”

在刚刚小说《骨钟》中，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这样描写上海，而他的灵感，来自于2012年8月的上海之行。

当时，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英国领事馆“艺术英国”项目、上海国际文学周的邀请，大卫·米切尔乘着高铁从北京来到上海。虽然驱车前往锦沧文华大酒店时遭遇了暴雨和堵车，却给了我们与米切尔交流的时间。他非常谦虚，完全没有大牌作家的架子。记得当时米切尔说，《绿野黑天鹅》离被影像化不远了，而《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已被两家电影公司看中（这是米切尔的原话，在专访中各位可以看到米切尔作品影视化的最新动态以及他对此的态度）。

与作家苏童以“怎样建造一幢虚构之屋”为题进行的对谈，是米切尔上海之行的重头戏。当天，会场座无虚席，很多观众是站着听完全场。苏童把写小说比喻成搭乐高积木，而米切尔则把写小说比喻成建造一所房子，“如果说要我列一个建筑材料的清单，我这个清单上面有五样东西：第一个是情节，就是故事；第二个是人物；第三个是结构，由小说章节所构成的系统；第四个是风格，或者可以说是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它决定了这幢房子或者这类建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日本、英国到处都有房子，但是各地房子的风格都是不同的；第五个是一个理念或者说一个主题，小说的主题。”

晚上，我们邀请米切尔夜游上海，亲眼看到他在田子坊给孩子买T恤，给妻子买项链，真真是一个顾家好男人。顺便提一句，米切尔在卖项链的店中被新西兰籍的店老板认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夜色迷人，我们又请他一起去喝上一杯……

离开上海后，米切尔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云图》《幽灵代笔》《绿野黑天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九号梦》之后，他的第六、第七部长篇小说《骨钟》和《斯雷德大宅》也相继推出中文简体版。而他，目前正在写一个背景设定在2040年代的电影剧本，“在电影中，由于气候变化，导致了文明的崩塌，就像《骨钟》结尾处描绘的那样”。

Q：《小说界》杂志

A：大卫·米切尔

我愿意相信将来依然有书籍、树木和森林，依然有出版业，有读者，有艺术项目

Q：2016年5月，你的第八本书《From Me Flows What You Call Time》。这部作品参与了“未来图书馆”计划。是什么让你决定把这本书尘封100年呢？

A：哇，你计算得真仔细。我同意加入“未来图书馆”计划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未来文明会毁灭。我愿意相信将来依然有书籍、树木和森林，依然有出版业，有读者，有艺术项目，并且有受众会去欣赏它们。通过在“未来图书馆”中放置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在力挺这样一份未来愿景。

Q：让我们把话题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谈一谈你已经出版的作品，比如《骨钟》。这本书的中文版将于2017年年初上市。这是你迄今为止篇幅最为宏大的一本书，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觉得它沿袭了你一贯的“米切尔式”文风。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疲乏？相比《幽灵代笔》和《云图》，这本书在结构和技巧上有哪些新颖之处？

A：用“疲乏”这个词不太恰切——相较于那些每天在高危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却拿着微薄工资的人来说，讲写作艰苦感觉是一种冒犯。当然啦，写部长篇是一种精神上的马拉松，但它也能刺激、振奋精神。当我写出了一个美妙的场景，或是一段对话，或是把某一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或是独创了一个人物形象，会感到非常愉悦。我哪一天不写点东西的话，感觉这一整天都荒废了。

《骨钟》里的主人公是位女性，名叫荷莉。我以前没有如此细致地描写过一个女人。这本书以荷莉的一生为线索，从1984年她还是个叛逆的工薪阶层少女写起，直到2040年代她成了照顾两个幼小孩子的祖母为止。

每当出租车司机发觉我是个作家，他们总是会问，“那你写的都是哪种书呢？”我的回答是：“我写的书可不太好说。”《骨钟》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但它在2015年也获得了“世界奇幻奖”。政治和奇幻是很劲爆的组合，在《骨钟》之前我没尝试过将这两种元素组合在一起。写得好不好也不是我说了算，但我的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这本书，所以我也就安心了。

Q：《斯雷德大宅》的中文简体版也将于2017年年初出版。它在情节结构和故事风格上与你其他的小说不太一样。当然，你的每一本书与前一本相比都是有变化的。当作者想进行一些变化和突破时——有时候风格转变得很剧烈——读者也许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因而新书要经历一个被慢慢接受的过程……

A：你说得很对。因为我一直尽力使自己的每部小说都有所不同，但每个读者可能对我的书喜爱程度不一。这没关系。如果你每次都想让所有的人开心，结果反而一个人都愉悦不了。再说，如果一个作家始终不思进取，把相同的故事重复一遍又一遍，不是更没劲吗？我不想在写作上原地踏步。我是幸运的，每当我转变风格，想要写出跟上一本面目大不一样的书时，有一群愿意陪伴我“走下去”的忠实读者。

“野心太大”总比“毫无野心”强一点。

Q：你在创作中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写作类型，甚至在《云图》“思路岔路口及之后所有”一章中创造了一种未来英语。你是如何积累此类语言和文学形式的，创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A：跟许多作家一样，我是个语言迷。我喜欢方言、口音和词汇。我对1930年代生人和十年前出生的孩子不同的讲话方式极度感兴趣。我对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同的讲话方式很感兴趣。我对在每个国家的语言中都存在的谚语和只存在于某一个国家的语言中的谚语很感兴趣。我对政客们怎么说话，农场主怎么说话，心理学家怎么说话，建筑工人怎么说话很感兴趣。我的笔记本里有一列列标题诸如“1960年代常用，但如今听着很过时的说法”的词句清单。

实际上，这对你的上两个问题都作了回答。因为我对语言和文学形式极度感兴趣，所以我积累各种词汇。我对语言的热爱解释了我努力使用并罗列语言的多种形式的原因。

Q：《九号梦》是你早期的重要作品。你曾说，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试验性的。小说中你多次使用了闪回的手法，使几乎所有的幻梦，甚至某些不能算是幻梦的事物，都得以重现。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安排情节，你想试验的是什么？

A：《九号梦》的隐秘结构是：八个部分与意识的八种机能一一对应，并且尽量按照那种机能的风格来写。所以，第一章是关于白日梦的，因此用了很多梦话来写。有个部分是关于记忆的，就用了很多闪回来写。有个部分是关于想象的，就用了一连串几乎没有对话的连篇浮想。有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拼贴，就从太平洋战争中截取了历史性事件来描绘。书里还有其他关于梦境、噩梦和幻觉的部分。我私下的野心是希望创造一部关于意识的“用户指南”。大概《九号梦》过于野心勃勃了，但“野心太大”总比“毫无野心”强一点。

Q：有读者评论《云图》是一项“篇至恢弘又超级精密”的工程。当你还是个老师时，你教工程学学生英文，这与你写出《云图》有关联吗？你跟学生之间的教学对话是否为你写《云图》提供了灵感？

A：你这个说法很有趣，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云图》的结构不同寻常，却并不复杂。如果要说灵感来源的话，可能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一个套一个的俄罗斯套娃。

Q：你的前七部作品之间形成互文关系，人物、地点和事件彼此穿插。这么做有何特殊用意？你对自己未来的作品是否有更重大的打算？

A：我在自己的各本书中让线索交织互见是因为——

1， 这给作家带来乐趣，并因为辨别出了更多忠实读者而受到激励；

2， 因为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把有用的“包袱”带到另外一部小说里；

3， 因为我从来不用被迫和自己的任何一个人物永久性告别，即便他们死了；

4，因为这种方法让我既能专心于让小说依靠自身独特、独立的魅力吸引人，又满足了我孩提时代的梦想——创造一个苍穹般宽广、山峦般巍峨、海洋般深邃的虚构世界；

5，因为我们的人生也是交织互见的。人物，地点和事件——还有物件和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淡出，又在不曾预料的时刻重新出现。

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文学中第二纯粹的文学形式

Q：你在日本生活了八年，并在《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幽灵代笔》和《九号梦》中分别描绘了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谈谈你在日本的生活吗？

A：八年呢，我有很多经历可以告诉你们。我是1994年去的日本，在那儿教英语，也学习语言，乘在公交车上看着手写卡片记住了第一个中文汉字；在城市中迷路，也在山间迷途；读了很多，很多书；理解了身为一个外国人到底是怎样的含义；跟1001个各年龄段的日本人聊天，也跟和我一样的其他外国人聊天；明白了“外国人”这个词是主观性的、政治性的词汇；结识了几个我们彼此用日语交谈的中国朋友，这酷极了；接受了日本食物的味道；发现了卡拉OK的乐趣；用录像机看了很多电影；观察萤火虫；观察蛇；观察城市公园里无家可归的人们用纸板和塑料布建造的小而整洁的栖息之所；体验了多雨的季节、好多场地震以及几次台风的来袭；在假日里到韩国、中国旅行；希望自己的自私能少一点；希望自己变得比以往更好；希望自己更善于倾听而少下判断。我和妻子是2001年结婚的，在那之后不久，我们就察觉到了她腹中胎儿的拳打脚踢，最后我们在2002年3月的一个早晨离开了日本。之后我们回去过几次，但都是旅行，没有常住。说这些够不够？

Q：在《幽灵代笔》的“圣山”一章中，你令人惊讶而又恰切地描绘了中国的现状。你有没有去过四川？为了了解中国，你读过哪些书和材料？

A：谢谢你的评价。在书里我肯定犯过一些事实性和文化性的错误，但我写《幽灵代笔》的时候只有28岁，所以算是情有可原吧。

是的，我去了四川，跟一个讲普通话的朋友一起花了几天时间爬峨眉山。我们在一间茶棚逗留，有位老太太跟我们讲起她的一棵神奇的树，上面还同时生长了五种不同的树。她说，全国各地的学者都来做过研究。随后她希望我们再多花点钱跟这棵“植物学奇迹”合影。

如果我自称“了解”中国就太狂妄愚蠢了——你们国家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而我在这个国家待的时间不足50天。但是，我读了一些历史书籍，也读了各类毛主席和邓小平传记。要理解日本，先理解中国是必须的，就像你不可能在不去研究邻国的前提下理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如在真空中般孤立存在。同样，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BBC放了一部日本版的《水浒传》，英语将它翻成《水泊》。我不知道这个标题的可信度多大，但那个节目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Q：你写了将近二十部短篇小说。你如何看待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写作上的差别？在你读过的短篇小说中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吗？

A：我从没数过自己写了多少短篇，所以我很惊讶居然有这么多！其实，我不过是出于乐趣而写——因为我是个写长篇的，所以写短篇就像个假日调剂。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文学中第二纯粹的文学形式，仅次于诗歌而高于戏剧（长篇小说只能可怜兮兮排第四——拿不上金银铜牌呢）。如果一首诗写得不完美，就算失败了。如果一个短篇小说没有几近完美，那就只是个平庸的故事。但与之相反，长篇小说即便有几处很严重的缺陷，仍然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写出完美的短篇小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神奇的事情。不过很幸运，世上有一些极其出色的短篇小说作家。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美国作家约翰？契弗，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澳大利亚作家戴维·马洛夫，新西兰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专攻短篇小说的安东·契诃夫。

Q：对很多即便卓有天赋的小说家来说，写作仍是艰巨甚至痛苦的事情。可也有很多作家觉得自己对写作上瘾。你属于哪种？还是两种都算？

A：两种都算。会对某些很困难的事情上瘾是有可能的。慢跑很难，但慢跑的人依然乐此不疲。诚然，我对写作上瘾——我喜爱写作，它给予我生活的意义——但有时候写得不顺手，我会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一天。但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也很难说我的工作“艰辛”。在广州的皮革加工厂一天工作14个小时才叫艰辛。一个在阿拉伯人家中全天候操持家务却拿不到报酬和护照的菲律宾家奴才叫艰辛。在阿勒颇的叙利亚人，被自己的政府试图用毒气杀死，并且遭受俄罗斯战斗机向自己的家中投掷炸弹，那才叫艰辛。不断抱怨自己工作艰辛的作家们忘记了他们是多么幸运。反正我不觉得自己艰辛。

Q：有报道说你受到过一些作家的影响，像伊塔洛？卡尔维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村上春树、缪丽尔？斯帕克、约翰？班维尔、厄休拉？勒古恩等等。除了上述作家，你还读过什么出色至极、甚至能影响到你未来写作的作品？如果你去某一个荒岛，只能带五本书，你会选哪五本？

A：每一本好书都会影响我，因为我能从中汲取营养，它们也提醒我不断改进自己的创作。有些低劣的书也会影响我，因为我能从中吸取教训。不过，当我年纪渐长，慢慢意识到自己时间有限，所以我尽量只读好书。很幸运，我们分享着一个满是好书的世界。我想提五本你们可能不太熟悉，但也许有中文版的书：冰岛著名作家哈多尔·拉克斯内斯的《独立的人们》，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唯一一本我会带去荒岛的书应该会是《如何荒岛逃生》吧。说正经的，如果我真去了一座荒岛，我想带一图书馆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因为我将有大把平和静谧的时光来专心研读它们。

Q：这个问题可能你已经被问过上百遍了，但还是想再问一次。你对电影版《云图》评价如何？你的其他作品有没有拍摄成影视剧的计划？

A：是的，我很喜欢《云图》电影版，也很敬重电影制作人，他们为拍摄这部电影倾注了心血和灵魂，还有三年的生命。我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被影视公司选中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从签署合同到电影上映、电视播出，当中要经历漫长的等待，而且充满了坎坷和风险。大多数作品最终没法影视化。但是没关系，我是个小说家，不是编剧。

Q：2016年3月，人工智能Alpha Go 在围棋上击败了李世石，这让许多人开始谈论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写出高质量的小说。有些人认为，当人工智能足够聪明，它们写出来的小说可能和你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对此你怎么看？

A：下围棋是一码事，因为围棋规则可以简化成电脑代码，但写小说就是另一码事了。好句子的标准是什么？你如何把一个鲜活的比喻用电脑代码生成出来？一个你从第1页关心到第500页的难忘的人物形象，它的算法是怎样的？再说，到底什么叫“智能”？什么叫创造力？什么叫幽默？什么叫原创性？为什么伟大的作品令你的灵魂生机勃勃而低俗的作品让人辗转反侧几欲求死？这些都不是二进制数学题：它们是关于思维的本质的问题，而距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还隔着五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三个斯蒂芬？霍金和一个莎士比亚呢！

大卫·米切尔

大卫·米切尔，英国著名作家，1969年生于英格兰伍斯特郡，于肯特大学主修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曾在日本广岛担任工程系学生的英文教师八年。1999年，他以处女作《幽灵代笔》轰动欧美文学界，荣获莱斯文学奖；2001年，他凭借《九号梦》被评为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他的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云图》（2004）、《绿野黑天鹅》（2006）、《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2010）、《骨钟》（2014）、《斯雷德大宅》（2015），并著有多部短篇小说以及杂文随笔。

米切尔的小说原创性十足，为二十一世纪英语小说开启了全新的模式与风貌。2007年，他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