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广与供应链组织对农户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耿宇宁++郑少锋++王建华

摘要：基于陕西省357户猕猴桃种植户随机分层抽样调研数据，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对保护型生物防治技术与增强型生物防治技术的选择存在显著替代效应；户主种植经验、文化程度、技术评价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可得性是制约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重要供给因素；政府通过科技示范、技术培训、财政补贴促进了生物防治技术推广，但在生物农药示范推广与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供应链组织显著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但不同供应链组织模式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关键词：政府技术推广；供应链组织；生物防治；技术可得性

中图分类号：F30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116-07

收稿日期：20160720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6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Z1090214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690）

作者简介：耿宇宁（1982-），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营与管理。

*通讯作者

中国从2002年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消费国。农药的广泛应用在提高农业单产的同时，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平衡构成隐患[1]。为实现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目标，农业部积极地推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全面推广，并优先在园艺作物优势产区示范与推广。生物防治技术作为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重要组成，在减少农户化学农药使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物防治技术主要通过保护或人工释放害虫天敌的方式实现对害虫的有效控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环境友好型病虫害管理技术，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农业技术的终端需求者与最终采纳者，农户是否愿意接受并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直接决定着生物防治技术推广工作效率，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外关于农户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Brodt对美国杏仁种植者与葡萄种植者的研究表明：农户的信念、态度与目标对于生物防治技术采纳决策具有重要意义[2]。Moser对德国、以色列、意大利草莓种植者的研究表明：关于生物防治技术的媒体宣传、农户对生物防治技术有用性的认知及其草莓种植经验是影响农户采纳该技术的重要因素[3]。Abdollahzadeh对伊朗水稻种植者的研究表明：户主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农业劳动力充足、与技术推广人员联系密切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生物防治技术[4]。Goldberger对美国胡桃与梨种植者的研究表明：拥有有机农产品认证标识、将环境影响纳入虫害管理决策以及主要依赖行业刊物和大学作为信息来源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生物防治技术[5]。在国内研究方面，赵连阁等基于对安徽省稻农的调查，将生物防治技术视为IPM技术的一种子技术，发现户主非农就业、家庭农业劳力数与水稻种植收入占比对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具有重要影响[6]。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从技术需求主体，即农户微观层面探讨农户个体特征与环境认知、技术信息来源、家庭经营特征等因素对其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尽管有少数学者指出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农户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4，5]，但未能将农业技术供给主体细分，这导致对技术供给主体影响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机理分析不够深入。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技术供给主体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满明俊等指出农技部门与科研单位在推广公益型技术方面具备优势，而企业与合作社在推广商业型技术方面具备优势[7]。王静等将技术供给主体分为政府技术推广机构、涉农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种类型，认为不同技术供给主体的技术供给机理存在差异性[8]。本文借鉴Hayami and Ruttan的技术变迁理论[9]，将政府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技术推广模式视为强制型技术变迁，而将涉农企业与合作社统称为供应链组织，并将其主导的技术推广模式视为诱导型技术变迁。前者体现了政府的力量，后者体现了市场的力量。

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过程中，政府与供应链组织在技术推广动机、推广资金来源、推广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与农药、化肥等商业型技术相比，生物防治技术属于典型的公益型技术，其对环境的益处很难通过农产品市场价格方式得以补偿，因而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这使得政府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由于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买方市场，市场需求直接决定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决定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诱导因素[10]。

随着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日益提高，采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认证农产品由于农药残留量小，受到市场青睐，售价远高于普通农产品。农户通过加入供应链组织不仅可以获取认证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信息，而且可以获得农业标准化技术指导[11]。因此供应链组织可能会对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产生诱导作用。作为不同类型的技术供给主体，究竟哪类主体会对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影响？其影响方向与影响机理如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生物防治技术推广的有效路径，从而为制定生物防治技术推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是世界上猕猴桃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然而猕猴桃的出口量与出口单价却远不及意大利、新西兰等国，主要原因在于分散的小规模果农习惯采用以化学防治为主的传统病虫害管理技术，进而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和出口受阻。积极引导农户采纳以生物防治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病虫害管理技术对于促进猕猴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利用陕西省猕猴桃种植农户调研数据，深入分析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力图揭示政府技术推广力度与供应链组织模式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二、模型构建、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新古典技术选择理论为基础，假定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是否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行为决策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即当且仅当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效用大于传统病虫害管理技术的效用时，农户才会采纳新技术。在技术采用模型中，农户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Yi 为被解释变量，i代表不同类型的生物防治技术，Yi=1代表农户采纳了某项生物防治技术，Yi=0代表未采纳。借鉴Goldberger对生物防治技术的分类[5]，本文将生物防治技术（Biological control，简称BC技术）分为：保护型BC技术和增强型BC技术。保护型BC技术通过保护害虫天敌以实现对害虫的自然制衡，主要采用两种措施：（1）通过施用生物农药将对害虫天敌的伤害降至最低；（2）通过果园生草覆盖创造害虫天敌的栖息地；增强型BC技术通过人工释放害虫天敌的方式以扩充自然天敌数量。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影响农户技术采纳决策的因素分为技术需求主体因素（农户资源禀赋变量X、农户对技术的评价变量R）和技术供给主体因素（政府技术推广力度变量G、供应链组织模式变量S），后者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变量。孔祥智等指出农户是否采纳一项新技术，主要取决于新旧技术生产效果的比较[12]。假设生物防治技术的效用函数Ui 与传统病虫害管理技术的效用函数U0 均为凹函数，则技术选择效用函数为：

Ui （X，Ri，Si，Gi，εi）=αi+βi X+θi Ri+γi S+λi Gi+εi i=1，2，3（1）

U0 （X，R0，S0，G0，ε0）=α0+β0 X+θ0R0+γ0 S+λ0 G0+ε0（2）

式（1）中，i=1，2，3分别表示生物农药技术、果园生草技术、人工释放天敌技术三种生物防治子技术。当Ui>U0 时，农户偏好生物防治技术；当Ui=U0，农户对两项技术偏好无差异；当Ui

P（Yi=1）=P[Ui≥U0]=P{Δε≥-[Δα+ΔβX]+（θiRi-θ0R0）+ΔγS+（λiGi-λ0G0）]}（3）

式（3）中的Δ代表两个效用函数的各系数差。各变量的赋值与预期影响方向见表1。

（二）研究假说

假说1：农户资源禀赋对其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孔祥智认为：户主个体禀赋与家庭禀赋决定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态度与能力，并最终影响技术扩散效果[12]。本文选取户主文化程度与种植经验、农户与农技人员的联系频率、猕猴桃种植规模表征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与耕地资源禀赋，假定农户拥有的资源禀赋越多，越倾向于采纳新技术。

假说2：农户对技术易用性与有用性的评价正向影响其技术采纳行为。李后建指出知觉易用性与知觉有用性是驱动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关键心理因素[13]。农户对新技术可得性与学习难度的评价是知觉易用性的重要表征。农户认为生物防治技术工具越容易获取、技术越容易掌握，就越倾向于采纳该技术；农户对新技术病虫害防治效果与投入成本的评价是知觉有用性的重要表征。农户认为生物防治技术的病虫害防治效果越好，投入成本越低，就越有可能采纳该技术。

假说3：政府技术推广力度对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Wanner指出农户与农技推广员、农业专家之间形成的“农业生态合作关系”便利了成员间的“社会学习”，并进一步促进了农户技术采用[14]。政府通过科技示范有利于形成“农业生态合作关系”。褚彩虹等指出农业技术培训经历是影响农户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重要因素[15]。Chatzimichael指出新技术采用收益的不确定性是阻碍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财政补贴有利于克服这种不确定性[16]。本文从科技示范、技术培训、财政补贴三个维度测度政府技术推广力度，并假定科技示范、技术培训、财政补贴能够正向促进农户对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

假说4：供应链组织对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食品质量所具有的信任品特性导致了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导致了农产品市场上“优质不优价”的“逆向选择”问题[17]。采用生物防治技术的“安全农产品”如果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方式得以补偿，则农户缺乏采纳新技术的内在激励。质量认证是解决食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式[18]。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涉农企业是申请认证农产品的主体。认证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的市场溢价是吸引农户加入供应链组织的主要诱因之一。通过供应链的导入，可以充分发挥供应链组织在质量安全认证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方面的优势，助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

（三）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研究假说构建农户采纳生物防治技术行为决策的实证模型。由于生物防治技术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一个包含多项子技术的技术包。农户对不同子技术的选择可能会受到一些共同因素驱使，进而导致农户对不同子技术的选择存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能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替代关系。如果分别对农户采纳不同子技术的行为决策进行Probit建模，可能会忽略这种关联性。鉴于Multivariate probit回归模型能够在分析不同技术采纳决策影响因素的同时，考察各项技术采纳决策之间的关联效应，本文采用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Yi*=αi+βi X+θiRi+riS+λiGi+εii=1，2，3，Yi=1（Yi*> 0）（4）

u～MVN（0，ψ）（5）

ψ=1ρ12ρ13

ρ211ρ23

ρ31ρ321（6）

式（4）中，因变量Y1 、Y2 、Y3是可观测的二元离散变量，分别表示农户对三项生物防治子技术的采纳行为。Y* 1、Y*2 、Y*3代表不可观测的二元潜变量。式（5）假定三个随机扰动项 ε1 、ε2 、ε3 服从零条件均值与变异值的多元正态分布MVN。其中，ψ代表协方差矩阵，具体形式见式（6）。如果式（6）中的所有ρ值均取0值，表明农户采纳不同子技术的行为决策是独立的，反之则意味着农户采纳不同子技术的决策存在关联性。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年5-6月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周至县和眉县进行的农户实地调研。陕西省是中国猕猴桃的最主要产区之一截至2015年底，陕西省的猕猴桃栽培面积与产量占到中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世界1/3以上。。同时也是率先进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试点和示范的省份之一，尤其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方面累积了丰富经验，因此选择陕西省作为调研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课题组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调研了周至县和眉县的8个乡镇16个行政村的384户猕猴桃种植户，剔除数据缺失与无效问卷，共获取有效问卷357份，有效率为92.97%。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农户特征来看，户主平均年龄为53.83岁，平均猕猴桃种植经验为13.92年，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74.23%），仅有1.96%的户主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说明样本户整体呈现老龄化状态且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58.82%的农户猕猴桃种植规模小于5亩，有5.32%的农户种植规模大于10亩，说明样本户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2015年与农技人员的平均联系次数为0.70次，最大联系次数为10次，说明样本户在信息资源获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来看，在357户样本户中，分别有55户、85户和26户农户采纳了生物农药技术、果园生草技术、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即采纳保护型BC技术和增强型BC技术的农户各占样本总数的39.22%（140户）和7.28%（26户），说明样本户更偏好保护型BC技术。从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来看，42.86%的农户表示政府在本村示范推广过生物防治技术，64.89%的农户接受过政府组织的生物防治技术培训，14.00%的农户获得过生物防治技术补贴（主要为实物补贴）；从农户供应链组织参与情况来看，22.40%的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15.68%的农户成为了涉农企业基地户。由此可知，样本户较多接受了来自政府的技术推广服务，而供应链组织参与程度总体偏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对Multivariate pr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模型整体适用性来看，对原假设“H0：ρ21=ρ31=ρ32=0”的chi2（3）检验显示，p值小于5%的临界值，说明农户对生物防治不同子技术的选择存在关联性。具体而言，由ρ21=-0.648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知，农户对生物农药技术与人工释放天敌技术的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关联性，揭示了保护型BC技术与增强型BC技术之间的替代效应。可能的原因是生物农药具有靶标选择性，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对害虫天敌的伤害，进而减少了人工释放天敌的必要性。从各变量的具体影响来看：

1.农户资源禀赋变量的影响。户主种植经验和文化程度分别显著负向影响人工释放天敌技术采纳行为和果园生草技术采纳行为。户主种植经验越丰富，就越容易形成对传统病虫害管理技术的“路径依赖”，进而减少了对增强型BC技术的需求；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其从事猕猴桃种植的机会成本越高，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低，进而减少了对劳动力密集型的果园生草技术的需求。

2.技术评价变量的影响。从整体来看，农户对技术易用性与技术有用性的评价正向影响其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农户认为技术工具越容易获取，新技术病虫害防治效果越好，技术投入成本越低，就越倾向于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农户认为技术学习难度越低，就越倾向于采纳生物农药技术和果园生草技术。调研发现：技术可得性差是阻碍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重要供给因素。目前，我国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的猕猴桃害虫天敌主要为捕食螨，它能够有效减少红蜘蛛等虫害的发生。然而，由于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导致捕食螨难以在农资市场上买到。样本农户使用的捕食螨全部来自于政府的免费投放。此外，通过走访村镇农资店，发现村镇一级的农资店以销售化学农药为主，几乎很少销售微生物制剂或植物源农药，这既与生物农药价位偏高（大约超出化学农药价格20%～30%左右）有关，同时也与生物农药病虫害防治效果缓慢，不易被农户接受有关。

3.政府技术推广力度变量的影响。从整体来看，政府技术推广力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其中，科技示范与财政补贴正向促进了农户对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纳；技术培训正向促进了农户对生物农药技术和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纳。政府通过设立示范基地、培育科技示范户等方式有助于在农村社区内部形成技术的学习效应、追赶效应与邻近效应，缓解农户学习新技术的信息约束；政府通过开展生物防治技术培训，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认知水平与实践操作能力。调研发现，生物防治技术培训侧重于讲解生物农药知识与果园生草技术，很少涉及人工释放天敌技术，这可能是技术培训变量未对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阶段，通过向农户发放专项补贴有利于降低农户技术采用成本，提高技术采用收益。在实践中，当地政府主要通过实物补贴方式鼓励新技术推广，例如眉县政府在猕猴桃专业示范村免费向农户发放捕食螨；两县园艺站免费向农户发放三叶草、毛苕子等适宜生草技术的优质草种。然而，目前政府在生物农药示范推广与补贴政策方面尚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这可能是示范推广与财政补贴变量未对农户采纳生物农药技术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

4.供应链组织模式变量的影响。从整体来看，供应链组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其中，“农户+合作社”模式正向促进了农户对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纳，这主要与近年来合作社大力推广果园生草技术等农业标准化技术有关；“农户+涉农企业”模式正向促进了农户对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采纳。与合作社相比，涉农企业的商业导向型更强，纵向一体化程度更深，形成了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更容易被追溯，这导致涉农企业在与农户合作时多要求农户采纳农药替代型技术，以最大限度保障猕猴桃质量安全；农户对猕猴桃价格的满意度正向促进农户对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采纳，揭示了市场需求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诱导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357户猕猴桃种植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与增强型BC技术相比，农户更偏好保护型BC技术。农户对保护型BC技术与增强型BC技术的选择存在显著替代效应。（2）户主种植经验、文化程度、技术评价对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可得性是制约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重要供给因素。（3）农户较多接受了来自政府的技术推广服务，而供应链组织参与程度总体偏低。（4）政府通过科技示范、技术培训、财政补贴促进了生物防治技术推广，但在生物农药示范推广与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5）供应链组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物防治技术采纳行为，但不同供应链组织模式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农户+合作社”模式促进了农户对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纳，“农户+涉农企业”模式促进了农户对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采纳。市场需求是诱导农户采纳人工释放天敌技术和生物农药技术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积极引导并扶持农资企业研发并生产实用性强的生物农药与天敌昆虫产品，同时增加村镇一级的生物农药专营点，解决生物防治技术工具可得性差的难题；（2）以生物农药技术为重点，进一步加大生物防治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在技术推广初期，可以通过现金补贴、实物补贴等方式，降低农民采纳生物防治技术的成本，激发农民采纳新技术的热情；（3）进一步加强生物防治技术宣传培训力度，在培训方式上，通过设立农民田间学校，培育乡土专家，专家讲座与地头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农民、农技推广员、农业专家之间的“农业生态合作关系”；在培训内容上，通过向农民讲解猕猴桃害虫天敌、生物农药、果园生草等相关知识，引导农民转变“见虫就打药”的观念，帮助农民掌握包括生物防治在内的多种病虫害防治手段；（4）进一步完善生物防治技术的多元推广体系，借助涉农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生物防治技术，通过质量认证、品牌创建等方式，提高猕猴桃的附加值，依靠“优质优价”促进生物防治技术的可持续推广。同时，要注意加强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技术交流，全面推广生物防治技术的各项子技术。

参考文献：

[1] 王建华，刘茁，李俏.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政府行为选择及其路径优化[J].中国农村经济，2015（11）：5462.

[2]Brodt S，Klonsky K，Tourte L.Farmer Goals and Management Styles：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Biologically Based Agriculture[J].Agricultural Systems，2006（89）：95105.

[3]Moser R，Pertot I， Elad Y，et al.Farm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Use of Biocontrol Agents in IPM Strawberry Production in Three Countries[J].Biological Control，2008（47）：125132.

[4]Abdollahzadeh G， Sharifzadeh M S，Damalas C A.Perceptions of the Beneficial and Harmful Effects of Pesticides Among Iranian Rice Farmers Influence the Adoption of Biological Control[J].Crop Protection， 2015（75）：124131.

[5]Goldberger J R，Lehrer N.Biological Control Adoption in Western U.S.Orchard Systems： Results From Grower Surveys[J].Biological Control，2015（9）：111.

[6]赵连阁，蔡书凯.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3）：5056.

[7]满明俊，周民良，李同昇.技术推广主体多元化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1（6）：100103.

[8]王静，霍学喜.交易成本对农户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2）：2032.

[9]Hayami Y， Ruttan V 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85.

[10]贺梅英，庄丽娟.市场需求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诱导——来自荔枝主产区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4（2）：3341.

[11]华红娟，常向阳.供应链模式对农户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葡萄主产区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1（9）：108117.

[12]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8595.

[13]李后建.农户对循环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2836.

[14]Warner K D. Agroecology in Action： Extending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Through Social Networks[M].Cambridge，MA：MIT Press，2007.

[15]褚彩虹，冯淑怡，张蔚文.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3）：6876.

[16]Chatzimichasel K， Genius M， Tzouvelekas V. Informational Cascade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Greek and German Organic growers[J].Food Policy， 2014（49）：186195.

[17]李功奎，应瑞瑶.“柠檬市场”与制度安排——一个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分析框架[J].农业技术经济，2004（3）：1520.

[18]周洁红，幸家刚，虞轶俊.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5565.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on Farmers Biological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GENG Yuning1， ZHENG Shaofeng1*， WANG Jianhua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survey of 357 kiwi fruit growers in Shaanxi province， using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armers bi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It finds that the technologies of conservation BC and augmentative BC technology display a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householders growing experience， education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The availability of technology tool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onstrains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of pest enemies releasing and biological pesticide.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spread of bi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y by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training and subsid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nd subsidy polices about biological pesticide are not enough. The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However， the modes of the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Key words：governments technology promotion；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bi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y avail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