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淡出与个人想象的浓抹
——从《雌性的草地》到《床畔》

周春丽 杨涓涓

历史淡出与个人想象的浓抹
——从《雌性的草地》到《床畔》

周春丽 杨涓涓

深具女性反思意识的历史大叙事，是严歌苓一贯的大手笔。《床畔》接续《雌性的草地》的文革书写，跨越了文革后期、改革开放乃至21世纪三个历史时段。而历史中的主人公同样具有满怀希望、永不放弃信仰的品格 ，但又不免有为压抑人性的英雄主义殉道的况味。但是历史的空间从粗旷的大草原置换为川、滇交界的小城医院的病床前，变化的不仅是人性透视的方式，还有语言质地。表明的是作品的历史感的淡出与个人想象的膨胀的演化过程。

《雌性的草地》《床畔》 历史空间化 极致人性 语言

《雌性的草地》写于1988年,是严歌苓出国前的代表作。《雌性的草地》形式的先锋、可读的情节与奇特人物的结合使得作者充分放开思维,自如地与人物、受述者、读者进行交流,在雌性的草地上倾听着粗旷的草原味语言，散点透视着牧马班女子的青春，跟随着同性的眼光走进七个铁姑娘的牧马生活。思考着人物命运发生的1980年代。而在出国后，写于2015年的新作《床畔》中,严歌苓又再次从少年的从军经历中取材，讲述了发生在护士万红与军医以及植物人铁道兵之间的故事。故事空间从大草原回到温馨流动的床畔边，语言也变得更柔性同时又带有土洋混杂的气息。故事的历史也愈加稀释，淡出，只是成为故事发生的时间而已。同时作者采用传统手法隐身于故事之后,使读者深深吸引于人物的遭际命运及女主角与世俗大众微妙的对立。不再是人物众多的群像，而是采用焦点叙述，对护士万红进行放大描写，同性的注目转而为异性的凝视。唏嘘代替了思考,叙述者人性透视的差异与历史空间的转化表明的是作品历史感的淡出与个人想象的膨胀的演化过程。

一.草地、床畔与历史空间

列斐伏尔说：“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历史产物。”如果说《雌性的草地》是将1976年的“女子牧马班”知青生活置放在草地的空间的文革叙述，那么流动在《床畔》边的则是1975年越战、1976年的洪灾、1978年改革开放、2005年川滇地震等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张谷雨的容身之地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从特护病房到储藏室到破帐篷乃至家乡的土地。而护士万红始终坚守在张谷雨的床畔，试图跟人类的遗忘作斗争，最终也被人类所遗忘。空间既是人物在小说中展开故事的地点，又是对女性进行权力规训的工具，从而达到性别剥削与压迫的目的。同时，空间还是流动的，随着历史变化而流动。

严歌苓的新作《床畔》发表在《收获》2015年第2期时原名《护士万红》，而后改为《床畔》。“床畔”在《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以词语的形式出现。“床”的解释一为供人睡觉的家具，二为某些像床起承托作用的器具。“畔”的解释有二：一指田地的边界，二指江、河、路的边侧。通过解题来看，床畔隐喻着一个边缘的空间。具有温馨舒适气质的床畔与文本中的不断流动的时代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床畔边的万红以不变应万变。任时空变幻，万红始终惨淡经营着有英雄张谷雨的小窝，在这个小窝里的万红抱着“张谷雨终将会醒来的”的信念始终守在床畔，不离不弃，仿佛王葡萄以地母般的情怀在地窖里守护着孙二大般，以“一个顶万个”的决绝姿态反抗着世态炎凉，坚守着英雄主义价值观，孤独行舟。而万红自己也在这床畔边成为继“第九个寡妇”之后的“最后一个嬷嬷”。床畔既是万红为英雄主义起舞的舞台，又是将她送上理想主义的祭坛。“床畔”这一边缘的空间也因此有了权力属性。

“草地”与“床畔”同为空间符号，在《雌性的草地》中，具有荒凉原始气质的草地与文本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互相投射，形成了内在的契合。当具备自然属性的“草地”这一有形空间间接地干预了草地上七个牧马女子的人格和命运时，其自然属性的概念也随之转变，它不再指涉一种空间物，而是在修辞转换中转变成具有权力属性的无形空间的“草地”。草地的原始特征说明了存在的残酷性，特别是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年轻女孩放在这片地老天荒、与社会隔绝的草地上，就好像预先策划好的一场“自然”与“权力”的合谋。当然，草地作为合谋者，性质上属于被动承受，政治权力现实是始作俑者，草地只是恰逢其时地充当了“刽子手”。

在《雌性的草地》中，小说首先让故事的背景全然别于此前同为“女兵三部曲”的《绿血》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的传统军营环境，然后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主题上开始“越界”超越现实军旅题材写作仅仅回归人性的一般套路，从“性”这一更有现代性的角度和层面来思考荒诞时代中被压抑的人性，让生命最底层的原力得以在特殊的军旅传奇中以被摧毁的形式张扬出来。于是这里虽仍是“文革”的传奇，但显然又超越了向来居于主流的同样叙述“文革”的“伤痕”或“反思”文学，无意于去塑造英雄或者楷模，而是更多以一个女兵真实的生活体验在自述中自省、在回忆中反思，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感觉与细腻笔触发现每一个被集体所忽略的生命个体，思考那个特殊年代中人们蒙昧的赤诚与荒诞的庄严。从而完成了一种跨越“文革”与“军旅”文学的传奇叙事。《雌性的草地》无疑为中国的文革书写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也无外乎这是严歌苓本人最喜爱的一篇小说。

而在《床畔》中，需要承认严歌苓在文革后期乃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反思上个人想象的拓宽性以及在价值失落的当代重提英雄主义的价值。但是人性透视方式的转变，个人想象的无限夸张，历史淡出到极端，便会失衡，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床畔》中，严歌苓又走回了传统军旅题材回归人性的老路，把人性窄化为“她性”，把“她性”归结为坚忍，并且二三十年如一日地书写着这份坚忍，严歌苓的写作是模式化的、有章可循的，因而也是轻松的、痛痒不太相干的，这就像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哪像手工制作一样既贴心贴肺又呕心沥血？她的按章操作之“章”，就是把弱女子抛到正好能够引发他们的问题但是问题又绝对不能被引发的极致环境中去。就像把小渔抛进真男友与假丈夫的争夺，把多鹤抛进母亲不是母亲小姨不是小姨、妻子不是妻子情人不是情人的尴尬一样，又让万红陷入植物人英雄与军医之间的抉择，护士和情人的尴尬处境。在这种极致的环境中去求得人格的飞跃。人性的极致体现其实是瞬时性的、不可靠的，拉开一段距离，站在未来的某处浅滩回望历史长河，就会明白，去历史化的极致情境是抽象的，所有的人物其实是千人一面。因而也不能使人性得以真正提升。生活最终要归于日常的平庸，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现极致之美才是人性提升之道。

二.从散点透视到聚焦叙述

从《雌性的草地》到《床畔》，严歌苓将历史空间化，从粗放辽阔大草原到小小病房里的床畔，空间在缩小。历史的结构越发束之高阁。历史纵向的流程，事实背景和时间特征为空间化的历史结构、永恒的生存情态和人性构成所代替。事实上,无论是草地还是床畔，并不仅仅是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大环境而存在,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一点,还影响着小说中的人性透视的方式。

严歌苓善于在极致的环境中跨界书写复杂的人性。《雌性的草地》和《床畔》无疑都对人性进行了独特的观照。在《雌性的草地》中，就沈红霞而言，严歌苓首先是建构了一个神话人的形象。对于牧马生活的近乎病态的热爱，对她在草地上的青春故事给予尊重、崇拜、讴歌后消解。从沈红霞的结局来看，铁姑娘奉献了先是下肢，而后是嗓音和眼睛。在这样一个矛盾悖反的艺术世界感受到这神圣中的荒唐、严肃追求中的可笑、可悲。从而解构了为理想献身的沈红霞。在《床畔》中，对万红的塑造在消解的同时实则是在建构。万红始终在叙述者尊重、神圣的眼光中呈现出来的。从周围人对张谷雨英雄敬神般到视其为人体废墟的变化，而万红则始终不食人间烟火般无言的守护。万红对确认为“植物人”张谷雨的坚守是无意义的、荒诞的。而正是在这过程中建构出了万红的英雄形象。一个被送上英雄主义理想圣坛的贡品 摇身一变成了普通天使。如果说《雌性的草地》中解构了为理想献身的神话,也凸现了被政治力量扭曲的每个个体更真实的生命、命运、心理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文革”历史的真相,还原人性的真实。那么床畔中对极致状态人性的倾心描述，故事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在众星捧月中建构了一个光芒万丈的英雄形象万红。尚且不论植物人有性活力的科学性与否，吴医生自始至终是万红的跟班，即便是在订婚后也能跑回来对万红拥抱亲吻；从北京来的陈医生也是对万红倾慕，甚至要打败吴医生，让万红见识自己的厉害；就连张谷雨的儿子——花生，一个青少年都对万红言听计从，为了让张谷雨的妻子玉枝顺利地让渡妻子的职位，让万红护士情人的地位合法化，而给玉枝加上“道德背叛者”的帽子。就连兵痞胡护士也对万护士礼让三分。所有人物都是扁平化，沦为助万红人格飞跃的垫脚石。

从《雌性的草地》到《床畔》，体现了从人物在典型环境挤压下的产物到追求极致状态下人性的状态的转宕与变数。从草地空间上的一群人小点儿、沈红霞、柯丹等七个女子牧马班成员的青春到床畔边的万红则像是接过了沈红霞为革命理想信念献身的火炬继续前期，转为对一个人的放大聚焦描写。严歌苓不断加大人性善良的力度，来展现从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一个女兵到普通天使的进阶表演。当人性善的程度超越人民的日常想象，会让人感觉新奇。但是用力过猛，就会使人物失活，而只会让人觉得这是悬挂在历史天空之中的人性贩卖机。

三.从粗旷的草原味到混沌的土洋味儿

马丁·海德格尔曾经说：“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随刻从这家宅穿来穿去，以这种方式以达乎存在者。”语言，是人类一种普遍交流方式，拥有语言的通行证就可以自在地穿行于各式空间中。严歌苓无论是在高寒的藏地草原还是在川滇小城的56医院，冷静、华美乃其语言风格的内部依托,把对人性的开掘、历史的述写所达到的深度与小说诗性语言构成小说语言风格的外部形态，同时做到内外层面的有机融合。

正如“城市空间的碎片化成为意识流小说出现的一大诱因”一样,草原这一空间也是小说语言风格的一大诱因,雌性的草地带有粗粝的壮美，有股粗犷冷酷的气息。草地中的代表人物柯丹和“叔叔”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语言带着天然的草原味,大雨中的草原帐篷很容易坍塌,帐篷一旦塌掉,里面的人就乱嚷乱动起来,她就冲这些人喊:“不要拽人家被子!拽我干啥,滚你的蛋!……拱!拱你妈呀!帐篷一会拱漏,浇啪你龟儿!”这是对初来乍到的城里姑娘说的一番话,虽然本意是要热心助人,听起来仍然是粗野蛮横;又如叔叔回牧马班时,一条又丑又老的母狗一直尾随着,他就说:“快跑,把这只晦气的老货甩掉。”跑一段仍是甩不掉,他就拔出枪道:“日他八辈先人,硬是甩不脱你麽?!”纵观《雌性的草地》,我们会发现,柯丹的语言和“叔叔”以及当地牧工的语言非常相近,完全没有性别上的差异,那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种语言是草原上的语言,由草原这样的环境所塑造成形,正像江南水乡的语言多吴侬软语一样,广袤荒芜的草原只能产生这种粗犷蛮横的话语;毛娅、老杜等是地地道道从城里来的姑娘,在这样的环境呆久了,一张嘴也变得脏话满口。因为,粗糙坚硬的生命才能在这沙漠一样的环境里存在,柔弱的生命没有能力在草地存活,换句话说,只有将自己变得和草原一样恶劣才能生活在那里。

同粗粝的草原味相媲美，在川滇小城也演绎着一股辛辣的川滇土味。在《床畔》中，生活在川滇边界小城的人民特别是胡护士、张谷雨、村支书的四川、云南方言有种天然辛辣的感觉，在这里使用显示了方言土语在小说语言中的魅力，让小说人物的对话更加自然，也容易营造浓厚的乡土氛围和冲突感。女兵痞胡护士第一次见到小万时的问话：“小万，你耍得朋友没得？”这是典型的四川方言，容易拉近距离。当万红第一次接触到张谷雨的裸体时，胡护士说“那有啥子哟，人家长啥子，英雄也要长嘛！未必马克思就不屙屎了哟！”民间口语化的表达，消解英雄的神圣性。而在张谷雨的追悼会上，村支书的语言：“谷米子，从你在我家自留地竹园里偷竹笋那天，我就晓得你长大不是大英雄就是大土匪：我怎么揍你，你就是不吐口同你作案的娃娃是哪家的…”带有戏谑的口吻，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除了地域方言，还有一些詈骂语让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张连长大吼：“日你先人，哑了一炮你们没听见？！”一个耿直伟岸的连长形象仿佛站在面前。胡护士的言语：“你龟儿又不睡午觉！跑嘛，我一会儿就来抓你壮丁！”一个女兵痞的形象活灵活现。此外还有一些俚语可以使得对话变得生动、有趣味。胡护士说“吴医生就不是那种骚花公”丙种兵:“周副连长这龟儿你肯定晓得嘛，恶的很！他说：‘你们腿当间的盒子炮想走火呀？！老子下了它！”充满了民间语言的喜剧性。

总之，《雌性的草地》与《床畔》的人物语言,与挖掘人性和历史叙述的主题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散发着不同的审美魅力。而这不同的语言质地除了受小说不同空间的影响，与严歌苓个人的审美追求、身份的转变也不无联系。严歌苓曾说：“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只是我所写的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当历史成为人物画册上的底色，去历史化抽象出人性，秉承着抽象人性的人物是面目雷同的，特别是在严歌苓强烈的夸张叙事、流水线生产下的人物缺少鲜活的生命，则只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严歌苓对这段苦难始终坚持不懈地观照并保持着高度的创作热情,其早期作品几乎都是以“文革”为背景而作。《雌性的草地》可堪称其出国前的代表作。九十年代初,严歌苓移民海外,随着作家角色的变化,其叙事视角和生命体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跳脱出繁重的政治枷锁,再次回望故国历史,以人性的目光拨解真相,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直指时代的荒诞本质。从《雌性的草地》到《床畔》，严歌苓经历了身份视点的边缘性以及跨文化的视野的转变，使其在身处彼岸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思索中，通过大洋彼岸绚丽光彩的外表潜入文化的深层导致价值理想的世俗化而与传统文化脱节而且其职业性写作与市场的合谋，让她在夸张中形成的强烈叙事，当历史淡化成为墙上的斑点，个人想象的膨胀使人物成为钉在墙上的人性标本，陷入重复书写的窠臼。

[1]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6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11][12][22][23][24]严歌苓:《雌性的草地》,春风文艺出版社，第126页、第4页、第51页、第1页、第160页、第77页1998年版

[2][4][5][6][7][8][13][14][15][16] [17][18][19][20][21][25][26][27]严歌苓：《床畔》第10页、第4页、第16页、第76页、第107页、第268页、第5页、第9页、第253页、第8页、第5页、第35页、第33页、第258页、第236页、第10页、第9页、第2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9](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第4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0]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72页，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8]严歌苓等：《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周春丽，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人事处，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涓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